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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客栈只是一间木屋，屋内有两层“统舱”式的榻榻米床铺，足可容纳几十人。我看见屋内负责照料的是几个年轻人，而且都会说几句英语，就放心住下了。
吃完了午餐剩下来的干面包，也只是晚上７时左右，天色已暗，山上的寒风吹进门来，冷得有点令人发抖。我原想借一床被子裹在身上，在灯下看小说，向一位青年管理员交涉时，却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不准借被子看书，只准领一床被子睡觉，而且管理员的语气是命令式的，我只好息事宁人，忍着心头的怒火到屋里睡觉。然而越怒越无法成眠，睁着眼等到１０点多钟，有一批日本游客进来了，个个年轻力壮。我睡的那个角落，也不过只有两三个床位的面积，却突然挤进了五六条大汉，而对面的床位却空空如也，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大家要挤在一起，像军营一样？用英语向管理员询问，讲了不到两句，却被管理员猛喝一声：“Shutup！”（住口！）我怒上加怒，一夜不能安眠，而旁边的几条大汉却是鼾声如雷，到了深夜３时，管理员突然把众人叫醒，游客们在黑暗中整理行装，乱作一团，我不禁想起十几年前受军训时的午夜紧急集合。原来照日本人的规矩，如在山上过夜，第二天一定要看日出，而看日出一定要攀登“圣山”的顶峰，所以这些游客必须提早起床，在清晨５时日出前赶到山顶。
我疲惫不堪，无心随众人上山顶，而且小客栈人去楼空之后，我正可以趁机寻梦，可睡了不到三个小时，管理员又来催了，太阳已升，该起床了。
我从客栈中蹒跚地走出来，山上的冷风仍然有点刺骨。爬了一个多钟头，山顶已经近在眼前，阳光照在黑黝黝的山脊上，却见千千万万个小白点，闪闪发光，我注目细看，原来都是些用完的食物罐头和饮料瓶！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厌恶感。据说富士山是秀丽的，冬天山顶的白雪更给它增添了一层庄严和肃穆，但这些都是我以前在观光照片上得来的印象，现在我才恍然大悟，富士山只能远看，不能近观；它的美是表面的神话，而不是内在的含蕴。也许很多年以前火山爆发时，熔岩如潮涌，惊天动地，自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壮烈景象，但如今烈火已熄，熔岩已成灰烬，所能发光的，也只剩下一些“物质文明”的残渣——啤酒和可乐的空瓶、冰冻食物罐、包水果的玻璃纸……
富士山岂不正是今日日本的象征？
我无心再爬，因为我突然感到征服富士山实在毫无意义。在回程中，我知道自己对日本的偏见更深了。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美国的“中国城”（1）
美国的“中国城”
——唐人街随笔
记得十几年前家住新竹的时候，每月必会到台北去“朝圣”一次，星期天一早搭车去，看一两场外国电影，吃一两顿小馆子，在书店逛逛或买几本书，然后晚上再乘车回来，这一个礼拜的生活无形中就充实了不少。到了美国以后，住在距纽约不远的一个小镇上，纽约的“唐人街”却成了我每月朝圣的新“麦加”。每一个月中，我总要抽空去一两次，总在周六或周日，也是一早搭车去，看一两场中国电影，吃一两顿中国馆子，到中国书店里逛逛或买几本书，也会觉得生活充实了不少。
唐人街在我生活的边缘，然而也往往会成为我心灵中的重镇。去国已久的中国人，常常会不约而同地到唐人街买东西，吃馆子。外国人每逢礼拜天上教堂，中国人则上唐人街。唐人街是老华侨的温床、新华侨的聚会所，也是美国人眼里的小中国。也许我们应该把唐人街的英文原名直译过来，干脆称它为“中国城”（Chinatown），可能更恰当一点。
美国最著名的“中国城”有两个，一在旧金山，一在纽约，每一个“城”里都不只一条街。以前我很喜欢旧金山的中国城，因为它比较干净、漂亮，最近我却爱上了纽约的中国城，因为它更有“中国”味，往往使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
从纽约地下车道的出口走出来，首先呈现在眼中的中国城是一片零乱：鲜红色的电话亭，五花八门的店铺招牌，歪歪斜斜的中国字，街道旁边的小贩，拥挤的行人，还有那家门面已旧的黄色电影院——外国“美女”的裸体照片配上不伦不类的中文译名。一个初到纽约的游客一定会觉得这是一种“半下流社会”。我初到纽约的时候，朋友带我去逛唐人街，我总觉得不舒服，看到那些年老的华侨那副“不务正业”的样子，更是不顺眼。在馆子里吃饭，我不会用广东话点菜，被迫用英文，看到堂倌那一脸不屑的冷漠表情，真想拔腿就跑，不再受骗了；走到街上，又怕小偷、扒手，或街角上的不良少年。纽约的治安本来就不好，唐人街又在意大利区旁边，我对于意大利“Mafia”（黑社会）的恐惧，也带到“唐人”身上了。
最近几年，我对纽约熟悉多了，而且又去过一次香港，学了一点半调子的广东话，所以在中国馆子里点菜时，信心也增强了，对于“中国城”的恐惧也逐渐消除。而且，近两三年来，每当我想要炫耀我的广东话时，侍者说的却是国语，他们既不把我当外国人，我也将他们视为同胞，一种同是“黄面孔”的种族亲切感由此而建立。有一次我到一家店里买菜，和店里的那个胖胖的老板扯上了，他竟然由广东话转到国语，又从国语转到山东话，我们两个人就变成了北方老乡，所以我此后每次去买韭菜或豆腐干的时候，他总是多给我一点。还有一家广东小吃馆，我每次去的时候，如果是一个人，就饭菜照常，如果带了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光顾，侍者一声不响地就会奉上一大碗“例汤”，而且还会对我作一个会心的微笑，我初时颇为受宠若惊，后来发现这种不成文的“陋规”倒是随意而为的。中国餐馆和法国餐馆有一个相同之处：不论菜单上的“明文规定”如何，顾客总会受到一点人情上的例外招待。在高级的法国餐厅里，这种招待是势利的，“人情”视金钱而定；在“低级”的中国餐馆里，才有真正的人情味，那一碗“例外”的“例汤”，喝起来总觉得十分舒服。
我是一个影迷，在台湾的时候专看外国片，国产片很少问津，到了美国以后，反而看起国产片来了，于是，“中国城”又成了我的电影文化城。纽约唐人街的几家电影院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中国电影必须两片同映，而且往往是一“软”一“硬”；“软”绵绵的言情片或艳情片配上“硬”邦邦的武打片，以便迎合男女老少的不同口味。事实上，港、台地区近年来的电影制作也只有“软”“硬”二类，鲜有高水准的文艺片，赤裸裸的社会写实片也很少见。唐人街的电影观众，大部分是为了娱乐，也为了“逃避”，在餐馆或洗衣店工作劳累之余，就到电影院去散散心。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美国的“中国城”（2）
我们这些留学生看中国电影也是为了逃避——逃避美国社会的紧张和繁忙，但是除此之外，也多少有一点“思乡”的意味。看到电影中的香港和台湾的风景时，不觉心旷神怡，甚至有时候还会体会到那股港、台地区特有的“味道”；不论剧情如何牵强附会，演员如何生硬造作，我看中国电影时实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只求一“醉”而已。初时我对于自己的这个态度颇感不安，因为对中外电影，我显然是用了两种尺度，但经反复思考之后，也觉得这种“畸形”的态度无可厚非，中国人在外国漂泊，在美国的“中国城”里缅怀中国文化，本来也是带有一点“畸形”心理的。我们这些留学生，本来就是“中国城”中的过客，我们在唐人街没有根，只是生活在唐人街的边缘而已，而唐人街又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双层隔膜之下，“中国城”岂不正像一部电影？而在“中国城”中看中国电影，更谈不上文化上的“真实”了。
因此我不禁逐渐感到，我和餐馆的侍者及杂货店的老板之间的“血浓于水”的种族感，也实在是很淡薄的。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黄面孔的顾客，虽然我给的小费没有外国人多（但这种情形也在变化之中，纽约的唐人街畔，年老的游客越来越少，而住在纽约城内特别是城北的哥伦比亚大学区及城南的纽约大学附近的格林威治区的年轻人或学生，却经常成群结队来唐人街吃饭，他们给的小费也不多），然而我常常来，而且，说不定他们早已看出我心理上的需要，在我面前说几句家乡话，或多给我一碗例汤，也略能满足我的思乡之情，至少可使我在“中国城”里没有失落感。这是一种施舍，也是他们演的一出中国戏，正好像银幕上的王羽或甄珍用拳打脚踢或浅笑微盼来满足我们所要求的“中国味”一样。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和公司里的外国老板吵了一架，回家以后又受了妻儿的气，就愤然出走，跑到唐人街大看中国电影，到深夜才回家，害得他太太差一点去报警。
美国的“中国城”是这一代海外华人心灵上的“避难所”，大部分的中国人到中国城来别无他求，只求一“醉”，在酒足饭饱、剧终人散之后，又要打起精神，在异国的社会中“混”下去。这种逃避式的“朝圣”心情，是国内的读者和美国的友人很难理解的。大城市里有“中国城”，没有“中国城”的小地方则以中国餐馆代之，如果没有中国餐馆，则往往是在几家中国人家里轮流聚会，海外的华人就靠了美国社会中这些大大小小的“孤岛”来延续他们的文化生命。
在美国谈“中国文化”比较困难，也比较复杂。“中国城”里的中国文化，如果仔细分析起来，非但与港、台地区的中国文化有不同之处（当然与大陆上的文化更大异其趣），更与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脱了节，虽然不少古老的习俗仍存，然而也只有老一辈的华侨仍能体会到这些习俗的真正意义。年轻一代的华侨——也就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侨——眼中的唐人街，和留学生眼中的唐人街在意义上就有显著的不同。年轻一代的华侨往往在唐人街长大，所以对于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久而生厌，极思反抗。他们最初都很想挣脱“中国城”的桎梏而打入美国社会，他们计划于飞黄腾达、娶妻生子之后，在美国大城市的郊区买幢房子，和大多数美国中上阶层的人一样，安享其“郊区生活”（所谓“suburbanliving”）。
然而，近几年来，由于美国国内各少数民族运动的风起云涌，不少土生土长的美籍华人（简称为ABC，即AmericanBornChinese的简写），在心灵上突然感到一种“认同”的危机，他们觉得不论自己如何美化，在美国白人的眼里，他们毕竟还是黄面孔的华人。但是在来自港、台地区的留学生眼里，他们又太过美化了，言谈举止与美国人无异，只不过虚有其华人之“表”而已。身处这两种“歧视”的夹缝之中，不少年轻的ABC就主动地向唐人街求认同，因为唐人街既非中国也非美国，而是美国社会中的“中国城”，正适合他们少数民族运动分子的心理。最近几年，大学里的ABC更成群结队到各大城的唐人街去义务服务，他们访问年老的华侨，拍摄唐人街的纪录片，组织义诊中心为老华侨看病，并出版刊物，为唐人街——也更为他们自己——说话。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美国的“中国城”（3）
他们这一腔热诚表现了不少年轻人的朝气和干劲，也反映出不少心理上的烦恼和不安。他们虽然口口声声地说要为唐人街献身，但是这种课余的献身工作也多少带给他们一点自我情绪上的满足，也许，他们这种“认同”上的“利己”需要远超过他们真正“利他”的服务精神。正好像19世纪末期俄国知识分子的“深入民间”运动一样，美国华侨青年的“唐人街”运动，未必会引起“中国城”里老一辈华人的热烈反响。在老华侨的眼中，这种深入唐人街的运动是对他们既成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他们宁愿在美国人面前唱“唐人戏”，也不愿受同是黄种人的干涉。据我的一个深悉内情的朋友说，老华侨对于ABC青年的行动尚能谅解，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年轻人本是唐人街的后裔，然而如有港、台地区的留学生参加这种运动，却会引起老华侨的极大反感，因为他们总觉得这些留学生高高在上，处处以发扬中华文化自居而向他们发号施令。老华侨愿意把唐人街作为留学生的“避难所”，却不愿让留学生和土生华侨把唐人街变成文化或种族运动的大本营。
“中国城”里的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一种早已变形的移植文化，老华侨的乡土怀念似乎重于对国家民族的热情。然而，情绪激昂的留学生和ABC青年却偏偏不满于老华侨的这种安身立命的态度，一部分青年要华侨认同祖国文化，另一部分青年却又要华侨掀起少数民族运动反对美国社会，交相攻击之下，老华侨反而不胜其扰。这是我所看到和听到的唐人街里的“代沟”现象。年轻一代的华人运动，受其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年轻一代的华人，而不是老一代的华侨。
华人运动的另一个对象是美国社会，在这一方面，成效最大的不是留学生，而是土生华侨青年。近几年来，他们搜集了不少资料，也出版了不少书籍，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华移民的惨痛历史，他们历数19世纪华侨在美国西部筑路时所遭受的虐待、美国移民法的不公和美国各公司行号对黄种人的歧视等详情。这一股“控诉”的激流在美国社会已引起了若干积极的反响，不少大学纷纷成立“美籍亚洲人”或“美籍华人”研究中心，报纸和电视广播界也纷纷起用美籍华人，哥伦比亚电视公司的新闻记者ConnieChung和《纽约时报》的FrankChing目前都是红得发紫的人物，最近电视剧《功夫》的流行，也可以说是受了华人运动的影响。
土生华侨中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文化工作上干得有声有色，他们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远非留学生可以望其项背。这几年来，土生华侨文化显然已经抬头，并且日益茁壮，这种新文化在本质上既非中国文化，亦非美国文化——它的语言是英语，它的社会渊源是唐人街，它的发言人是土生华侨，它的对象是美国社会。许多留学生对其不屑一顾，认为它不是中国文化，但是却也不免忽略了这种新文化所蕴藏的丰富的内涵和动力。五六年前，我在旧金山的唐人街遇到一个怪人，他留了一头长发，在脑后盘了一个辫子，经友人介绍后，我问他对于海外中国文化的看法，不料他却把辫子一挥，滔滔不绝地说：“什么中国文化？你们这些留学生满脑子就是中国文化，其实在美国社会哪里有中国文化？我是在唐人街出生长大的，我不会说国语，我的母语是英文，我的国籍是美国，我的文化背景就是这又脏又乱、为白人所耻笑的唐人街！我现在要以唐人街为荣，把唐人街的真相用戏剧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不像《新闻周刊》中的那位华人记者，他根本是‘白化’（whitewashed）了，他哪里能代表唐人街？我现在刚写好一个剧本，正在排演，就是在讽刺他，也讽刺白人！”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美国的“中国城”（4）
这一席话把我听得目瞪口呆，不过我还是鼓足了勇气问他一句：“作为一个黄面孔的华人，难道你对于中国的文化毫无向往吗？”
“什么向往？这都是废话！”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根本不懂中国文化，也没有时间搞中国文化，更没有什么兴致。请问你，在美国社会谈中国文化又有什么用？”
他这一阵反驳竟然使我哑口无言，于是就只好伸出手来，和他握了一下，并祝他好运。事隔数年以后，最近我在美国报章杂志上屡次读到他的文章；他的剧本在纽约上演，也得到不少好评。这些作品几乎完全以唐人街为背景，但是剧中的人物却是个个有血有泪，他们把因白人误解和歧视而产生的满腔愤怒像山洪暴发一样倾泻无遗。这位目前大名鼎鼎的剧作家就是FrankChin，他和《纽约时报》的FrankChing不同，二人观点也各异，而且还在一本纽约唐人街的杂志上打过笔仗。剧作家FrankChin认为这位名记者FrankChing早已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