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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意犹未尽之感。我看刘鹗仍然脱离不了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好习气，虽然不能——也不屑——在仕途中为国效力，但他还是在江湖上打抱不平，而且还仗义助人，收了一个妾。（夏志清先生在《清华学报》上发表过一篇论《老残游记》的英文文章，论点精辟，他特别举出书中第十二至十三回黄人瑞邀宴，老残听翠花、翠环自道身世的一节，认为是中国文学中吃得最久，描写得也最淋漓尽致的一顿饭。）
老残毕竟是遨游中国的领土，眼观的是浩瀚的黄河，耳听的是山东大鼓，嘴吃的是北方人精制的炖鸡和火腿。在美国的电视机、牛肉饼之畔重读《老残游记》，也有一种“心向往之”的“哀”感，然而这种悲哀的背后是历史和文化；在这个西潮汹涌的时代，读刘鹗书中的意境，真是感触万分。这是一个“非英雄”、“非浪漫”的时代，我们又如何去做“游侠”？没有李小龙的武功，岂可在西方社会打抱不平？感伤无用，唯有坚守一己的岗位，在学术上为中国文化竭尽绵薄之力。至少，也可以多做一点深思内省的功夫，在中西文化之间求得一点恬淡的意境。
我重读《老残游记》之后，本想以“新老残游记”为题写一部“旧式小说”，来描述这一代的世态炎凉，也希望刻画出一个新的老残式的角色，来探索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境。我在去夏三度游欧的时候，在巴黎的咖啡店里，在马德里的街头，在格蘭纳达的山顶上，也偶尔想起老残和这部“新老残游记”，当时所感到的是一种强烈的“荒谬”意味：试问世界上还有比在西班牙的斗牛场中追思白妞唱书——“拔了一个尖儿，抛入天际”——更荒谬的事吗？在“西潮”中重悟中国文化，也竟有如此的困难。
然而，这种心情岂不正是余光中近年来的新诗里所经常出现的主题？而且，有一位“二殘”先生也已经在写他的“二殘游记”了。吾道不孤，这一代的中国留学生群中毕竟还是有不少的“有心人”；在这个漫长的“自我认同”的旅程中，我已经不再感到寂寞了。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象牙塔”内的臆想（1）
“象牙塔”内的臆想
——我的“书房”
一
我的书房很小——只有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个打字台、一排书架，疲倦的时候想睡在地上，可惜几平方公尺的斗室竟然容不下我这不到六尺之躯。然而，这小小斗室就是我的世界。
我的书房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五楼的一角，原是为了教授“避静”用的研究室（不受学生干扰，没有电话），可是我特别喜欢它。记得申请的时候，我只提出一个条件：书房一定要有一个窗子，否则我会窒息，精神上像坐监牢一样，没有自由，这样我是写不出东西来的。学校本来分给我一个图书馆地下层的研究室，面积相当大，但是没有窗户，我拒绝接受，又等了几个月，终于等到了五楼角上的这间书房。
记得我开门进去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书架，书架旁边是一个落地长窗，把窗帘卷起，芝大的中古式楼房一览无遗，特别是洛克菲勒教堂的钟楼和学生活动中心的高塔，一后一前，耸然而立。不论芝加哥气候如何坏（芝城是有名的风城，以气候变幻莫测闻名全美），这些看来古老的建筑物似乎永远那么宁静、那么超然，我遂常常痴望窗外，臆想重重。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文学理论书，本来艰涩难懂的句子竟然豁然贯通了。于是我一句句地读下去，脑海里时而映现窗外的钟楼和高塔，又不禁感受到不少芝大学术上的游魂——当年在芝大赫一时、而今已作古的名学者——在楼畔徘徊，于是我又好像得到一点激励似的，继续读下去。一直到夕阳西下，腹饥难熬的时候，才想到该吃晚饭了，于是怅然关了灯，搭电梯直下“人间”，出了图书馆的大门，又进入尘世。有时候看书看得兴起，干脆省了晚饭，到楼下买一块洋饼、一杯咖啡，提神之后，回到斗室再读下去。
我这个小小的读书世界是我生活中最充实的一部分，我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其乐无穷。这种感觉，只有鲁迅的一首旧诗中最后的两句可以形容：
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他冬夏与春秋。
我倒真成了一个典型的“学院派”式的“象牙塔”里的人。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象牙塔”内的臆想（2）
二
根据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家的说法，“象牙塔”是一个坏字眼，是指“为艺术而艺术”、与人生无关的文学态度，是与社会写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背道而驰的。甚至鲁迅自己也反对象牙塔，他在一篇文章中半讽刺地说：文学家逃到象牙塔去，没有人送面包，还是生活不下去会出来的。他译了一个日本人写的书，就叫做《冲出象牙塔》。
其实，这是对西方“象牙塔”的定义的曲解。“象牙塔”这个字眼，本来源自后期浪漫主义，而与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是分不开的。象牙塔内是艺术的境界，和塔外的现实世界截然为二，就现代主义的说法而言，就是因为现实太庸俗了，所以艺术家才要创造出一个更“真实”的艺术世界来反抗它，这也是一种艺术上的革命，由此才产生以艺术或文学本身的“世界”为依归的说法。
如果把这个观点引申到文学批评理论上来，则目前西方的各派学说，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无不以“书本内的世界”为诠释的最终指标，把“读书”（reading）这一个认知和艺术的“行为”视做理论的原型和根据，不论作者还是读者，最后都要进入这个书本内的语言世界，而局外的世界——如社会背景、作者家世、作品如何生产和消费——都和文学分析无关。所以，结构主义、读者反应说，甚至现象学派，基本上都是“象牙塔”式的，都是以“书本”（text）为中心的，然后再推出或“耍出”其他的招数，或创造出其他的世界来。
不过，我无意在象牙塔中创造新的艺术或文艺理论，只不过想多读几本书而已，而且，我的目的是“为读书而读书”，把读书作为一个求知的过程，不谈有用或无用。这当然又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说法。
在美国教育界，目前几乎是功利挂帅，赚钱第一，也就是说，读书的目的是谋一技之长，将来可以“有用”，至少可以谋生。这个看法本来无可厚非，可是一般大学生太过短视，不论自己是否有兴趣，一窝蜂地去学电脑、法律或商科，而人文科学则被视为“无用”。我在印第安纳大学时有几个学生，就禁不住“有用”的诱惑，弃文学而从商学，而且还是听从系中某教授的“忠告”。我在失望之余，突然感到“象牙塔”的可贵。美国学府中，只剩下少数的大学仍然支持“象牙塔”式的纯学术研究，芝大是其一，我再三考虑之后，还是决定冒着“风”险，转到这个“象牙塔”来，在这里我可以不必忧虑自己研究的东西是否有用，是否可以吸引学生。芝大的作风有点像“养士”——把一大堆“怪人”请来，听任其自由研究。我很幸运，竟然又可享受在美国教育界也被认为是“奢侈”的行为——读书。
我毕竟是一个读书人、书呆子，不会赚钱，也不会“行动”。
其实，我个人的心态是不足为奇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古到今都喜欢读书。传统的文人雅士将自己的书房或居室美其名曰“××斋”、“××楼”或“××亭”，都是一种“象牙塔”式的作风，把自己读书的世界和庸庸众生的尘世分开——至少在自己的意识中这两者是有高下取舍的。为读书而读书的风气到了清朝的乾嘉时代发展到了极致，一反明末的玄风，专重考证之学：从经史子集内的语言文字本身求得真正的意义，也可以说把学术研究放在最高的境界。
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经世致用”之说，所以，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另外一个“入世”和“入仕”的传统，读书和现世息息相关，读书的目的除了修身齐家之外还要治国平天下，即使知识分子不想“入仕”，也必须对社会现实有所承担。到了近现代，由于内忧外患的交迫，这一个入世的传统更演变成一种“感时忧国”的精神。
这两种传统，我认为都是可取的，也不应该互相矛盾，但20世纪的政治社会的冲击，往往使得后者凌驾于前者之上，于是实践重于认知，读书不如行动重要，这种趋势推到极致，就成了一种无形的“反知传统”：盲目热狂的行动代替了慎远的思考。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象牙塔”内的臆想（3）
然而，读书和行动、理论和实践、出世和入世——这样的两者之间是否截然对立，或毫无关系？
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确是有距离的，但二者之间仍然息息相关，“知行合一”之说，中国也是自古有之。但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人们往往太重实践，不重认知，事实上中国自清末以降就有这个趋势，并创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其实体用是分不开的。中国近代的政治家和大部分知识分子，似乎都太讲求实效，但往往效果适得其反，没有理论基础的实践，无论在科学或政治上，都是行不通的。
从文学的“实践”而言，20世纪30年代以来，口号文学、工具文学汗牛充栋，但是有思想性的伟大作品却是少之又少。也许是中国作家太“感时忧国”了，一切以改革社会为重，把文学作品作为行动规章或政治教条，这种现象其实也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变形。中外文学史上功利小说比比皆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就是其一，它的目的是要劝读者相信立宪共和的可行；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写过一本类似的政治理想小说，名叫《怎么办？》，也是为了指导读者的革命行动的，但这些书的价值是短暂的，事过境迁之后，就被读者忘却了。而相较之下，《战争与和平》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仍然是不朽之作，因为车氏的《怎么办？》只提出了一个政治行动的理想方式，而没有像托翁和陀翁一样，在小说中接触到人性的真谛和人生的复杂性。梁启超的政治小说，也是纯“实践”的作品，而相较之下，鲁迅的小说就深厚多了，虽然鲁迅自称写小说的目的也在针砭时弊、改革社会，但他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论其缺点如何，我认为鲁迅小说的价值仍然可以永存，因为他经过深思之后，在作品中探讨了中国的人性和中国民族性中的阴暗面。鲁迅读了那么多古书，毕竟还是“有用”的，否则他写不出那么深刻的小说来。
当然，这些论点都是我个人在“象牙塔”内的臆语。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象牙塔”内的臆想（4）
三
我在芝大图书馆的斗室里念了一年书，并不感到寂寞无聊，反而觉得内心的生活充实了很多。妙的是，我非但不认为自己和人生隔绝，而且更进一步地了解了人生；在这个小小的斗室中，我体会到宇宙之大和人类文明的光辉，当然，在学术上（特别是在文学理论上）我也在某些难解的问题上得到了一点心得。
所以，我认为“寒窗苦读”这个说法对我完全不能适用，而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句老话，我却悟出一套新解：虽然我在书中找不到红颜知己（其实也不尽然，我的确爱上了不少文学中的“红颜”，而且也靠了“书房若比邻”的因缘交上了一个怪知己——费心生教授），却发现了不少“言如玉”——所谓“字字珠玑”，实在有其道理，因为语言文字就是人的心智和文化的精华，因此，“言如玉”就是好书，我热爱书就好像热爱“红颜”一样。
至于“黄金屋”，我只好开玩笑地向一位来访的朋友说：我在芝大有一个“阁楼”（penthouse，此词语意双关，常看这本同名的杂志的人——如老友刘绍铭——自知其味无穷），而且这个阁楼也是金屋，里面燕瘦环肥地藏了不少“娇”，如不相信，可以进来看看我书架上的《唐传奇》和明“三言”，或是那本《语言与欲望》（这本书的内容和作者，都是“其美无比”）。
除了这间小金屋之外，我还有一个大金屋——芝大的远东图书馆——而且就在我的斗室的背后。所以我常常自夸道：我这“书房”的藏书，恐怕要比所有的朋友的藏书多数十倍，总有四五十万册左右。我二十年前初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在这个图书馆打工，在钱存训先生指导监督之下，担任搬书和在包装后的书面上加写书名和编号的工作。最近我偶然看到一本包装后的旧书，书沿有两行歪歪斜斜的字，原来就是我当年的“杰作”，不禁把玩再三。由此我也“爱屋及乌”，对这个图书馆发生了感情，于是干脆视为己有，无事时就跑到馆内干涉内政，甚至“勒令”馆长买我所喜欢的书，有时候也偷几张公用信纸回到斗室去写信。好在新任馆长郑先生视若无睹，任我自由出入，于是我更得寸进尺，远地朋友来时，我一律把他们带到我的大客厅——远东图书馆的阅览室，使得馆内“鸡犬不宁”，馆员们也无可奈何。
有时候我在研究上遇到了问题，找书不得其门，就找好友马泰来，他也在图书馆工作，是有名的活“百科全书”，文史方面的资料如数家珍，于是在他指点迷津之后，我就往往会在书库里流连忘返。站累了就坐在地上，抬眼望去，头上一层层、一架架的书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就好像金库里无数条金砖摆在那里一样，任我选取，我更觉得飘飘然了，真是富甲天下。在这个大金屋里，我的藏娇更是无数。
我不自私，这个无穷的宝藏，愿与所有的朋友和读者共享。不过，如果各位驾临舍下，正逢我在“金屋”中和“娇妻”之一温存之际，则请千万不要打扰。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书债（1）
书债
我的生活中有三种债：人情债、稿债和书债。
人情债是交朋友的结果。我总觉得我交的朋友都对我太好，而自己往往不知如何报答。特别是饭局，我喜欢吃，几乎是有请必到，但自己回请别人却往往疏忽了，所以记起来的时候免不了一年大请客几次，还人情债也，然而总觉得还不清。
稿债当然是报界和文学界的朋友对我太过“友好”所然，而我偏偏写得很慢，一篇杂文，也要在脑海里酝酿很久，而且常常胎死腹中或难产，真是苦不堪言。稿债积得越多，自己越写不出来，恶性循环，永无尽期。
至于书债，则更复杂。就人情的层次来说，朋友们送我的书有数箱之多，多产的作家朋友有时候一送就是七八本书或是装订精美的“全集”，我在感激之余根本无法回报，因为自己到目前为止只出过短短两本杂文集而已，除了汗颜之外，连写封信道谢的勇气也没有了，更谈不上回赠拙作。
特别是从大陆来访的作家或学者，赠书特别多，他们的盛情对我无形中是一种压力：我收了赠书而不看，当然是我的罪过；看后而不写书评——甚至也不写回信——更是“大逆不道”。我在惶恐之下，心理上的问题更多了。我觉得一个文学批评家应该和作家保持一点距离，朋友的交情太深，往往无法求得客观，当然更免不了护长补短。但我偏偏最喜欢和作家为友，交上了朋友，反而写不出来了。我所写的几篇较有分量的批评作品——如论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和王祯和的《香格里拉》——都是在和作者见面或深交之前写的。所以，有的好朋友知道我这个矛盾心理，遂想出一个难以招架的“人情招”，把他们的集子在装订出版之前突然寄给我，逼我作序，否则书就不能如期出版，吓得我只好开夜车照办，于是，几篇批评文章就这样被逼出来了，首开其例的是张系国，我在此特别要对他“点名批判”。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书债（2）
即使如此，我有时候还是写不出来，譬如，刘大任的《浮游群落》，我认为是一本极重要的小说，本来想写一篇有点内容的介绍文章作为该书的后记，但至今怀胎已近两年，还是没有生产，而时限早已过了，奈何？在此要向作者致歉。
我喜欢看书，特别是朋友写的书。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书对我也是一种极大的威胁。每天教书疲惫之余，回家倒在沙发椅上，往往沉沉睡去，一觉醒来，天色已黑，打开电灯，猛然一抬头，看到的却是一堆堆还没有念过的书：有的是朋友的新作，有的是明天教书用的“恶补”教材，有的是自己研究所需的著作（我研究鲁迅，真是自讨苦吃，关于鲁迅的书，真的是浩如烟海，永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