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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学者一面和我闲聊一面又用捷克文和老妇人交涉，他不是研究中国的，不过愿意带我入内参观（我如果能看到普实克教授的办公室和书房，就不虚此行了）。
不久又下来一位女学者，似乎身兼研究所秘书，她也十分客气，不过却斩钉截铁地拒绝我上楼，理由是政府规定外来学者事先未得许可严禁参观！我不得不把普实克教授的名字说出来，希望动之以情。
“普实克教授？他就是这个研究所的创办人，不过，他去世后，这里已经不做中国文学的研究了，他的几个高足都到外国去了，只有一两位还留在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这位好心的男学者对我说，又再三地道歉，“请你理解，这完全不是我们个人的意思，我们非常愿意……”我只好寒暄几句致谢后就告辞而出。我又能怎么办呢？为什么不事先申请？为什么不事先写信给普实克教授的遗孀？她住在哪里？我连地址都忘了。
普实克教授，请原谅我，我还是不够诚心。但是这次来访的心情几乎是进香式的，看不到你的书房——也看不到卡夫卡的书房——我只好默悼你的在天之灵了。但至少我是来了，而且还站在你走过的地方：人事全非，现在的研究所你不看也罢！
于是，我拉了一个路人，匆匆为我在研究所的金牌前拍了一张照片，“以资留念”！
在归程中，我再度走过查理士河，但已经无心拍照，感觉到自己身体内涨满了眼泪，不过我还是哭不出来。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午夜的电话（1）
午夜的电话
晚餐很丰盛，而且还有一个三人乐队演奏民歌助兴，但是我没有胃口，好像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抑郁闷在心里，消化不了，只好拼命地喝酒。但又恐酒入愁肠后自己的言谈举止有失体统，所以还勉强地与同桌的游客闲谈。
“年轻人，我看你有点不大高兴的样子，怎么回事？”同座的老夫妇倒是颇为敏感。
“一言难尽，以后再告诉你们吧！现在我们应该为布拉格之游干杯！”于是，我们几个人就把一瓶红酒喝得精光。（普实克教授也喜欢喝红酒，餐前餐后闲谈时，他常以此代替烈酒。）捷克酿制的红酒，不见得上乘，但酒杯倒是十分精致的，同车的游客几乎每个人都买了几个玻璃杯或茶具，只有我两手空空如也。
这一趟欧洲之游，我买的礼物极少，每到一个城市，我就打听音乐节目，所以花在歌剧和音乐会上的钱倒颇为可观。有时候，听完了意犹未尽，或当天恰好没有音乐会，就闯进唱片行选购几卷卡式录音带，以便在车中以耳机聆听，聊慰旅途上的寂寞。最愉快的一次经历是在布达佩斯看乔治·阿托的《蓝胡子》，第二天就在国营的唱片行买到一张该曲的新版录音带。相形之下，布拉格的唱片行逊色多了，我下午跑遍了城中心的那条大街，至少有三四家唱片行，但古典音乐的唱片极少，使我大失所望。那么，捷克爱乐交响乐团岂不成了绝响？有人说：捷克的古典唱片外销的居多，国内反而买不到。布拉格这几家唱片行的顾客也不少，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选的都是些流行歌曲，我昨晚看到的那几张放大的歌星照片，原来都是本地唱流行歌曲的明星！我跟着人群在柜台前排队，轮到我的时候就“点”了一个亚努，因为她的脸蛋长得很甜，但是唱片拿出来后又使我大失所望：“亚努演唱好莱坞十大流行歌曲”！我犹豫了半天，终究没有买，还是保留一点美好的意象吧——我宁愿把她当做哑巴。
回到旅馆已近午夜，天上下着小雨，布拉格街头更显得凄凉，我早已毫无游兴了，正预备登上电梯回房，电梯门旁突然又闪出一个娇好的面孔，而且正对着我微笑——一张像亚努的面孔，欲语还休，甚至有点娇羞之态！不过她的身材却不是青春少女型的，而且还稍露出一点徐娘的风尘味。
我于是匆匆逃回房间，锁上了门，倒在床上。太累了，布拉格的这一天已经使我精疲力竭。打开房间里的电视机，一部彩色电影正在播放，屏幕上出现几个穿着19世纪古装的人，他们说的话听不清楚，但却有一个幕后的声音做英语翻译，这也是布拉格的特色：电视机上明明有四五个电视台的频道——包括俄文的电视台——但是旅馆房间内只能收看一个英文频道，从早到晚都是电影。
我实在疲惫不堪了，关上电视机，倒头便睡。正在蒙眬之间，电话铃响了，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本能地回了一句：“对不起，我没有兴趣。”对于楼下的女郎，除了同情和好奇之外，实在没有其他的欲望。
“你是李教授吗？我们认得你在芝加哥的同事，我们找你找了一天了。”
“真对不起，我弄错人了，我还以为是楼下的那个……”
“你住在哪家旅馆？信上不是说你住在帕拿马大旅舍吗？”
“临时改了，这家要近一点，在城中心，买东西方便……真对不起，我今天也曾设法打电话给你们，但没有人接。”
“哈哈！我们一定是出门找你去了，真的好像捉迷藏。”听了这句话，我突然又有点担心，旅馆的电话是否会被录音？是否会影响这对夫妇的安全？何况我们又素未谋面。不过，他们久居布拉格，应该比我更了解这里的情况，既然打电话到旅馆来，也许没有什么问题吧，但我还是小心一点为妙。下面的这段对话就是在这种微妙的心情下进行的，我说话时吞吞吐吐，他们夫妇一个讲英文，一个只能讲德文和捷克文，也不大顺口，所以我只能在事后把大意记下来。问话的是我，答话的是这对夫妇。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午夜的电话（2）
问：“我很想知道你们的那位伟大的诗人塞弗尔特的现况……”
答：“他还好，他的女儿倒忙得很，据她说曾经收到你的中文译诗。”
问：“也可能是我的一个朋友译的，他把这几首译诗——登在中国台湾的一个文学杂志上——寄到多伦多，你们认得现住在多伦多的捷克作家——吗？”
答：“当然认得，他是一个很风趣的人。”
问：“对不起，我们这样的谈话方便吗？”
答：“没关系。捷克的知识分子已经听够了政治教条和术语，所以，我们在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是离意识形态越远越好，宁愿做中古的题目或是纯科学的……”（这对夫妇都是教授）
问：“我今天去了东方研究院，好像研究工作也大不如前了。你们的工作还顺利吗？”
答：“教书还不算一件难事，问题是学术以外或附属在学术之中的种种活动就比较困难了，譬如出国开会。”
问：“我们上一次想请一位波兰的学者到美国来，就没有成功，你们到过美国吗？”
答：“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我们和××（我在芝大的同事）一起，他现在如何？在芝加哥还好吧！”
问：“这次我来，他帮了我很大的忙。不过，我还是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明年暑假我想再来。”
答：“请代我们问候他，下次你来的时候，一定要早点通知，我们非常欢迎，这里的人七八月间常常出去度假——虽然出不了国，不过到乡下避暑还是可以的，有时候还可以到匈牙利去。”
问：“我刚从匈牙利来，那边的情况似乎还不错。”
答：“他们的经济比捷克好得多。你知道捷克的问题是……我该怎么说呢？我们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可问了，知识界的精英都跑光了，剩下我们这批人，还不是一念之差？当时我们在乡下有一幢房子，刚买下来，舍不得……现在生活好多了，只要物质生活水准提高，人总会随遇而安的。”
问：“目前文学界的情况怎么样？”
答：“历史题材可以写，娱乐性的、消遣性的东西很多，甚至在性的描写上都很大胆，尺度也宽多了，不过，真正的创作，像昆德拉写的那种东西，恐怕就很难了。”
问：“请问贵国还有像昆德拉和塞弗尔特这样的作家吗？还在世吗？”
答：“当然有，只是目前写不出东西罢了，我们是在沉默着，但是捷克人的这种心态——你知道的，昆德拉写的就是这种心态——是死不了的，我们不再哭泣了，不过我们的笑话可多得很，讽刺的、自嘲的、调侃的，甚至愤怒的，多得无以计数，我们现在是靠着笑话生存下去，靠笑话来保持我们的历史，来反映我们的现实，我们在笑中并没有忘却……”
（我想到昆德拉的《笑忘录》，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问：“有什么话要我转告你们在芝加哥的朋友吗？”
答：“就说我们很好，欢迎他也回来看看，去年他的太太回来住了一个多月呢！你也许可以对他说：捷克文化的香火在芝加哥、在多伦多、在巴黎……他当然知道这些的。我们很好，我们生活在博物馆里，对你们游客来说，布拉格不就是一座博物馆吗？布拉格仍然存在于历史的金顶里，不过我们的建筑太老了，金顶有点经久失修了……”
清晨起身匆匆出发，今天要赶一天的路——穿过捷克和东德，回到西柏林去。
昨夜的电话几乎像是梦境，然而却又那么清晰，我还是顾虑这对夫妇的现况，自己也希望明年重访布拉格时可以入境。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日本游记（1）
日本游记
——一些含有偏见的印象
中国人中十个有九个对日本存有偏见，我也未能例外。所以，今年暑假到日本游历，目的之一也是要消除一点对日本的无理偏见。
我先到韩国玩了一个多礼拜，竟然没有遇到一个可以用英语交谈的人，韩国观光事业服务处汉城总部的服务小姐竟然也说不通英语！能说中文的人当然更是凤毛麟角。倒是有不少计程车司机能说日文。
飞机降落在大阪国际机场时，似乎由“蛮荒”走向“文明”：宽敞而洁净的候机室，入口处检查人员的殷勤与有效率，服务小姐亲切的微笑，特别是到处听得到的流畅英语，使我这个不懂日文的游客如释重负。
坐进装有冷气的计程车，心中的偏见似乎已经减去了一半，当我发现全城所有的计程车都装有冷气时，心中已由反感转而惊奇：日本的物质文明似乎已经超越了美国，纽约的计程车也很少有冷气设备的。物质文明不一定好，但是当一个久居西方的东方人看到一个东方国家竟然能够超越西方——而且是在物质文明上超越西方时，心中不禁产生一种变态的骄傲感，就好像看到一个东方武师用西方拳术把西方对手打败了一样。也许中国人不应该再坐井观天了，日本在战后短短二十多年中的惊人发展实在不简单。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日本游历，而且纯粹是为了游历。起程前不少朋友说我太傻，既然不喜欢日本风光，为什么偏要把两年来的积蓄一股脑儿花在日本？难道是真的要消除一点偏见？
由大阪到京都，也是中国朋友的建议，京都毕竟是古城，而且又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据说京都和奈良初建时，都是特意仿照唐朝的长安。于是，我就在京都住了下来。
我住在一位美国朋友的家里。这位美国朋友是研究中国文学的，能说一口漂亮的国语，有一个中文名字，姓梅，而且又娶了一位中国太太。
我造访时，女主人刚好回娘家，所以没有见到。一幢日本旧式的大房子，只有这位梅先生和另外一位研究日本政治的美国学生合住，我来了，刚好凑够三个“光杆”，每天饮酒畅谈，有时反而忘了游览名胜古迹。
这两位美国人在日本已经住了一年多，我当然要问问感受如何。
“一言难尽！”梅先生说，“我的太太在这里住了不到半年，就受不了日本人的偏见回台湾的娘家了。”
“日本人对中国人也有偏见？”
“当然有，而且对于异族通婚的人更有偏见。”
“他们可能误会你太太是日本人，”另外那一位美国人插嘴说，“对日本小姐的印象，我们如果说好，日本男人就会嫉妒，怕我们把他们自己的女人勾引走了；如果说不好，他们又会生气——难道日本小姐没有美国小姐漂亮？”
日本小姐是不是比美国小姐漂亮？我在京都街上找来找去，却没有一个使我神魂颠倒的日本美人。有的小姐面目娇艳，但是小腿太粗；有的小姐身材修长，却染了一头红发或金发；有的像“妖精”。有一天晚上，我终于在黑白电视机上发现不少日本美女，惊叹之余才知道这个电视节目是访问混血儿的。
听说日本人恨美国人，但是百货公司中却到处兜售美国假发，五彩缤纷，无奇不有；电视广告中每五个字就有一个是英文。我在京都住了几天之后，发现自己的日文词汇大增，但是每一个词都是英文的变音，譬如“risu”（rice米）、“jusu”（juice汁）、“beeru”（beer啤酒）、“nisu”（nice好）、“hoteru”（hotel旅馆）、“pinkufilmu”（pinkfilm黄色电影）……记得有一天中午，我刚刚参观了京都的皇宫，在附近格子形的街头巷尾（大概是仿古代长安的街道）漫步，骄阳炙人，就信步走进一家小吃店，店内冷冷清清的，唱机的喇叭中播放着刺耳的美国流行音乐，几个长发日本青年静静地在喝可口可乐，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化”！就在那一刹那，我发现自己对日本物质文明发展的信心有点动摇了，但仍然尽力抑制自己的偏见。我看看菜单，想叫一个日本菜，胡乱点了一个“omurisu”，心想日本人吃米饭，这个菜一定是日式炒饭。侍者端来，一看却是一盘蛋卷，里面包的是填满了番茄酱的所谓“西班牙饭”，原来“omu”是英文“omelette”的日文简称！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日本游记（2）
自从那天在皇宫附近发现了“omurisu”之后，我几乎每天中午都吃这种“大众食物”，价廉物美，何乐而不为？而且，我逐渐发现日本人很喜欢吃西餐——特别是意大利“料理”，京都闹市街头的意大利餐馆竟然比“日本料理”还多！
在京都住了一个多礼拜，寺院和神社看得有点厌了。初来时对日本花园的设计非常敬佩，觉得日本人在艺术上另有意境，与中国大不相同。日本的和尚似乎有洁癖，神社的花园内往往禁止游客通行，特别是禅宗寺院内的“流沙花园”，沙地上纹路分明，有如波浪，象征着茫茫人海，但是真正人海中的众生却不得插足，只能穿着寺院内特备的日本拖鞋，走过草丛，在沙园畔作近观，或是赤脚坐在庙内的草席上作远眺。游客一多，室内脚臭味与室外清风互拂，自己的脚汗和使用过同一双拖鞋的前一位游客的脚汗交流，我遂觉得该换换环境了。
由京都坐“特快”——全世界最快的火车——到东京，住了两天，因为旅馆太贵，又没有朋友，只好又从这世界第一大城跑了出来。适逢“全日航”的一架客机与日本“防卫厅”的军刀式战机相撞失事，一百六十余位旅客罹难，报纸的头条标题称之为“世界航空史上最大的一次空难”！不少人群起声讨，“防卫厅”厅长引咎辞职，再看看报上登载的日本空军武力的数字，我不禁有点惶恐了。“军国主义复兴”，也许并非臆语。
坐火车不到两个钟头就到达了东京富士山畔，先下榻于一家湖滨旅馆。我本来不准备攀登富士山的，但既然来了，在远处又看不见山，而且在旅馆中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精神大振，遂临时决定上山。穿了一双球鞋，买了一个水瓶，挂在背上，就上了公共汽车，开到登山第五站，和成千的日本游客一齐登山。
登富士山有九站，汽车仅能开到第五站，由第五站到第七站可以骑马代步，最后三站则必须步行，一般人清晨起步，五六个小时就可攀登顶峰，赶下山来还可以回到山下的旅馆吃晚饭。我怕自己长时间疏于运动，体力不支，还是慢慢地爬，决定在山顶上住一夜，第二天再下山。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日本游记（3）
富士山号称为日本的“圣山”，旅行指南上说，每一个日本人毕生的愿望之一就是要爬一次富士山，因此，每年七、八月登山季节时，漫山遍野都是“朝圣”的日本人，虽然年轻人居多，中年男女也不少，个个配备齐全。相比之下，我这一身“短装”打扮，不禁相形见绌。起程时日本人爬得快，我爬得慢，步人后“尘”，沾上一身灰。富士山原是一个火山，熔岩硬化以后，灰尘极多，加上由第五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