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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时间。德根哈特还预言，他将永远一事无成。阿尔伯特不同意，他说自己没做任何错事。怒气冲冲的德根哈特则一口咬定他有罪，因为他不但坐在教室后面，而且还面带微笑。就是说，只要他坐在教室里，就会使德根哈特的师道尊严受到损害。
事实上，关于阿尔伯特是个坏学生的说法是片面的。他在数学和拉丁语上都显示出了特殊的才华。他在学校里碰到的种种问题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家从慕尼黑迁往意大利的米兰，他的父亲赫尔曼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在那里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于是，做父母的就把15岁的阿尔伯特单独留在慕尼黑上中学，托了一位远亲来照顾他。阿尔伯特在学校里觉得很孤独。他非常想家，一想到有可能在漫长的3年里回不了家，他就感到绝望。他渴望离开学校到米兰去和家里人团聚，可是横在他前面的似乎是一条死路。按照当时德国政府的规定，所有身体合格的德国男子在年满18岁时都得参军，在服完兵役之前他们是不能离开德国的。幸运的是，阿尔伯特得到了家庭医生马克斯？塔尔梅的一位老友的帮助。有一次阿尔伯特因小病去找他咨询。他在谈话时表露出如此强烈的孤独和绝望情绪，以至于那位医生担心他正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于是医生就写了一封给有关当局的信，信上说，如果不让阿尔伯特到国外去和家人团聚，就有可能导致他的精神完全崩溃。
有意思的是，阿尔伯特没有将那封信给那位最不希望见到他的希腊语老师看。他也没有让他真正喜爱的老师——教授历史和德语的费迪南德？鲁斯博士——看这封信。爱因斯坦很喜欢鲁斯博士的课。如果鲁斯博士能当他的指导老师，即使因违反纪律而受到留校的处罚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他把信交给了数学老师约瑟夫？达克鲁。达克鲁对阿尔伯特有很好的评价，他肯定希望阿尔伯特能够留下来。这着棋看来是走对了。他的数学老师相信医生的诊断有道理并且很同情阿尔伯特的处境。他也为阿尔伯特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说阿尔伯特的数学成绩很出色，他本人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他了。校长看了这两封信后就批准爱因斯坦离校了。对爱因斯坦来说，校长的批准就相当于一份允许他出国和家人团聚的护照。
在米兰，不论在学习还是在其他方面，爱因斯坦的处境都开始好转。他在意大利过得好极了，还交了不少朋友，他游览了博物馆和画廊，到乡间野外去转过。他有时还帮父亲干活。在意大利度过的那几年给他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爱因斯坦曾决定将来要当个哲学教师；可是他的父亲却坚持要他学点实用的东西；当个电气工程师。经过一番斗争，他放弃了原先的目标。不过他仍旧雄心勃勃，希望进入享有国际声誉的瑞士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
报考这所大学的好处是，如果能通过入学考试，即使没读完高中，他也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他开始努力准备入学考试。他专心致志，即使在闹哄哄的房间里，也很少分心。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二部分爱因斯坦的“懒虫”帽子（3）
他的妹妹玛娅证明，爱因斯坦有一种“奇特的”本事：“即使来了客人，他也不怕受干扰。他自顾自坐在沙发里，手里拿着铅笔和纸，全神贯注地思考某个问题。别人的谈话声丝毫不会妨碍他的思考，热闹的环境似乎反而能够刺激他的头脑更有效地工作。在我的哥哥学会拉小提琴后，他就和母亲一起表演小提琴钢琴两重奏，他们演奏的大多是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奏鸣曲。他在演奏时总是不忘为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寻找新的和声和转调。我曾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在拉了一段小提琴或弹了一会儿钢琴之后宣布自己解决了一个难题。他常常突然中断演奏，大声欢呼：‘就是这样，现在我明白了！’”
爱因斯坦的亲人们现在对他在学业上的成功抱着很大的期望。他最喜欢的叔叔西泽？科克向朋友们展示了爱因斯坦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描述了他设计的一个实验，目的在于搞清楚电流、磁力和以太之间是否有什么关系。当时普遍认可的看法是，以太是一种非常稀薄的气体，它完全占据了上层空间。科克为爱因斯坦的独创精神感到骄傲，他相信这孩子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爱因斯坦的另一位叔叔雅各布对他的才华更加深信不疑。有一次，雅各布和他的助理工程师花了好几天也没能解决和一项技术难题有关的计算。爱因斯坦自告奋勇前来帮忙，只用了15分钟就解决了问题。
长期以来流传着一种说法：爱因斯坦没能通过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入学考试。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当时爱因斯坦只有16岁，而学校要求考生的年龄不得低于18岁。为了使学校当局能够破格让他参加考试，爱因斯坦家的朋友古斯塔夫？梅尔给校长阿尔宾？赫佐格教授写了一封信，把爱因斯坦描绘成一个神童。赫佐格并没有被他打动。他认为，即使爱因斯坦真是个神童，他也应该首先完成高中学业。不过，赫佐格还是提供了一线希望：如果梅尔能拿出一份由爱因斯坦就读过的那所中学的校长提供的书面文件以证明校长本人对爱因斯坦的评价，他就可以考虑放宽最低入学年龄的限制。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好在爱因斯坦手里已经有了一份他的数学教师写的书面材料，证明他的数学知识和能力已经达到了高中毕业的水准。有了这份文件，赫佐格终于允许他参加了入学考试。
然而他注定要失败。问题不在于那些主考的教授们，他们很耐心，也很有同情心。问题也不在于爱因斯坦对数学和物理学的出色把握。他不久就意识到，仅靠他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知识是不够的。考试还包括其他几个他不熟悉的领域，特别是法语、化学和生物。他估计自己会失败，果然不出所料。
不过，爱因斯坦的数学和物理考试成绩确实非常出色。于是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克？韦伯教授又一次打破常规，让这位中学生来旁听他为大二学生开的物理学讲座。校长给了他更好的许诺：完成高中学业后，他就可以直接进入联邦工业大学，不需要参加任何入学考试。
当然，他绝对不会再回德国的那所中学了。他宁可选择到银行去干活。经过一番讨论，全家人决定让爱因斯坦到瑞士阿劳的一所非常有名的学校里去读书。那学校距离苏黎世只有20英里。校长奥古斯特？塔奇施密德博士曾在苏黎士工业大学当过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克？韦伯教授的助手。
汉斯？拜兰是爱因斯坦在那所瑞士名校的一位同学。他认为爱因斯坦是个特别聪明、特别有魅力的人。尽管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但在当时这样看的人还只是少数。拜兰则几乎把爱因斯坦当成自己崇拜的偶像：
他对世界的态度就像一个哲学家。他用诙谐的嘲笑抨击形形色色的自以为是和装腔作势。他厌恶故作多情的表演，即使在略带歇斯底里的气氛中，他也能保持冷静的头脑。这位头脑清晰的思想家命中注定要和具有浪漫气质的温特勒一家住在一起，因为只有当他和他们在一起时，他才真正感到快乐。即使在阿尔伯特还很年轻的时候，也很难将他纳入任何特定的模式。学校里那种鼓励大胆怀疑的学习气氛对他来说倒挺合适。他头戴一顶灰色的毡帽，压住满头浓密的黑发，走起路来精力充沛、大步流星，就像个一刻不停地飞来飞去的幽灵。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过他那双明亮的棕色大眼睛，接近他的人都被他那非凡的人格所吸引。他那丰满的、下唇略微突出的嘴显露出讥讽的曲线，难怪平庸之辈见到他都躲得远远的。他不受任何传统和惯例的约束，像哲学家那样对这些东西报之一笑，他用冷嘲热讽无情地鞭挞虚假和虚荣。有一次，我们在地质课教授弗里茨？米尔伯格的带领下到侏罗山去实地考察。当教授用他惯用的生硬口气问道，“爱因斯坦，从这里看，地层的变化是自下而上，还是相反？”爱因斯坦答道，“对我来说都一样，教授。”这显示出爱因斯坦……是个实话实说的人。这为他的整个人格增添了独特的魅力。天长日久，就连那些反对他的人也会对他产生深刻的印象。
不过他的老师们却对他不那么满意。他们告诉爱因斯坦必须在化学课上多下功夫，还说他需要在法语和自然科学方面接受个别辅导。尽管如此，学校里开明的学习气氛仍使他感到心情愉快。当得知他可以免修声乐、体育和军事训练课时，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在他1895年的圣诞节成绩单里，代数是6分（最高分）；物理5…6分；其余的课都是4分和5分，只有法语3分（最低分）。
爱因斯坦的父亲对他各科成绩之间的差异并不感到担忧，因为他早就习惯于从儿子手里接到这样的成绩单了。
爱因斯坦在大多数课上都有进步，这得部分归功于他寄居的温特勒家，他们给了他关爱，为他提供了有利于智力发展的良好气氛。做父亲的约斯特？温特勒在阿劳中学教希腊语和拉丁语。他和妻子玻琳有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他们把阿尔伯特当成自己的儿子。大女儿安娜？温特勒证明，阿尔伯特完全不是传说中的那种孤独和平庸的学生。阿尔伯特在他们家是个令人愉快的成员，他喜欢和别人谈科学，有很强的幽默感，常常开怀大笑。晚上，他通常做作业，或者坐在桌边和别人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他很少做出令人扫兴的事。
吃饭的时候，他常和温特勒一家谈他最感兴趣的科学问题。他自学微积分，推测分裂原子的可能性，想象着以光波的速度在太空飞行会是什么感觉。许多年后，他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当时他头脑中正酝酿着和相对论有关的一些最初的想法。
不过，他的毕业考试可没给他留下任何自由思考的余地。考试于1896年9月18日晚上7点开始。他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做完第一部分：描述歌德的一部戏剧的情节。也许他的心思不在这个题目上。幸运的是，主考教师阿道夫？弗雷慷慨地给他打了个5分。
他的法语作文《我对未来的打算》得分最低。他在作文中谈到，他希望能在苏黎士工业大学花四年时间攻读数学和理论物理学，他觉得这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选择。他希望能最终成为一个哲学教师。他的法语显然很差劲，作文中很难找出一个没有错误的句子。主考教师给了他一个3。5分——比“差”略微好一点儿。爱因斯坦满腔热情地参加了地理、代数、物理、化学和自然研究的考试。因为粗心，他拼错了几个词。不过，由于他的解答本身特别出色，主考教师对那些拼写错误就忽略不计了。他的毕业考试平均成绩是5。5分。这是考生们能够得到的最好成绩，因为6分是满分。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二部分爱因斯坦的“懒虫”帽子（4）
正如苏黎世工业大学的校长所承诺的那样，爱因斯坦中学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这所大学。可是他的老问题又来了。这里可不像阿劳中学。他的态度不久就引起了教师们的反感。他随意缺课；他没有对教授们表现出近乎崇拜的尊重，而教授则认为他们理所当然应该得到这样的尊重。相反，不论对方是教授还是清洁女工，爱因斯坦都平等相待，以同样的随和友好的口气和他们说话。他是个天生的民主派，而教授们却偏偏不喜欢这样的学生。有时，他还给教授们这样一种印象：对于他们搞的专题，他认为他知道的比他们还多，虽然很可能确实如此。
他在课堂外面的名声也是褒贬不一。他的同班同学马塞尔？格罗斯曼同爱因斯坦在大都会咖啡馆交谈过几次后就对自己的父母说：“我相信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格罗斯曼可以说是个例外。很难找到像他那样赞赏爱因斯坦的人。那些指责爱因斯坦心不在焉的人在听说他的雄心壮志时都嘲笑他。一次，爱因斯坦和几个朋友一起度周末，回家时居然把自己的旅行袋忘在别人家里。于是那家的主人就断言他永远不会有什么出息。爱因斯坦在苏黎世的房东太太们那里也吃过心不在焉的苦头。由于总是丢失或忘带房门的钥匙，他经常在深更半夜叫醒房东太太为他开门。幸运的是，房东太太们从来没有因此而把他扫地出门，因为她们太喜欢他了。
不过，他的教授们可没那么宽宏大量。数学教授赫尔曼？闽可夫斯基称他为懒虫。物理学教授海因里希？韦伯对爱因斯坦有很高的期望，但同时也对他感到十分恼火，因为这个学生总是叫他“赫尔？韦伯”，而不是“赫尔教授”。 韦伯也很反感爱因斯坦我行我素的学习习惯。爱因斯坦则对韦伯感到失望，因为韦伯的物理课没有提到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的杰出思想。爱因斯坦认为麦克斯韦对科学的贡献仅次于牛顿（爱因斯坦心目中的另一位偶像）。麦克斯韦尔于1879年去世，而爱因斯坦正好在那年出生。麦克斯韦是最早搞出彩色照片的人之一。他证明了光是一种电磁波。他是土星光环理论和气体运动理论的创始人，他还在电磁学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的有些研究是建立在法拉第理论的基础上的，不过方程式是他自己的。这些方程式为揭开电的秘密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数学手段，为无线电、雷达和电视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韦伯在上物理课的时候，爱因斯坦经常缺席。他把时间用来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例如麦克斯韦的关于光和电的理论。麦克斯韦认为光和电是同一种现象的两个不同的方面，电磁活动以波的形式以及等同于光波的速度穿过太空。虽然韦伯对缺课者颇为严厉，但他理解，学生之所以对他的课感到失望，是因为他没有在讲课中谈到最新的科学突破，因此他鼓励学生自己去阅读相关著作。当然，爱因斯坦是不需要这种鼓励的。
如此大量的阅读导致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实验。在受到批评后，他设法尽快完成实验。与此同时，他却对琼？珀耐特教授提供的实验指导不屑一顾。
看到爱因斯坦把他的实验指导扔进废纸篓，珀耐特便向一位助手抱怨。那位助手大胆答道，爱因斯坦的实验方法很有趣，而且他的结果总是正确的。
珀耐特不同意，他气呼呼地对爱因斯坦说：“你很热心，但你肯定是学不好物理学的。为你自己着想，你应该改学其他东西，比如医学、文学或法律。”
爱因斯坦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继续用自己的那套方法做实验，终于在一次爆炸中炸伤了右手。
养伤期间，爱因斯坦问韦伯教授能否让他尝试一种更加雄心勃勃的实验，韦伯教授没有同意，他说，“你是个聪明的年轻人，爱因斯坦，可是你有一个毛病。你听不进任何人对你的劝告。”
这说明韦伯已经开始对他的弟子感到失望。爱因斯坦的同事菲利普？弗兰克却有不同的看法，他知道爱因斯坦的大多数知识都是自学而来的。“他没日没夜地在书堆里钻研，从中学到了建立数学框架的艺术，而这正是建立物理学结构的基础。”菲利普？弗兰克后来成了爱因斯坦的传记作者。
爱因斯坦听过卡尔？盖泽和赫尔曼？闽可夫斯基的数学课。他发现其中的一些内容非常有趣，但他决定不把太多的精力放在数学上，因为和物理学比起来，数学太复杂，涉及的面太多。他对物理学的兴趣越来越大。在物理学中，他可以探索最基本的原理和物质的本质。不论何时何地，他的面前总是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不论他在干什么，在走廊上抽烟斗，在维也纳咖啡馆喝咖啡，在学校附近的树林里和朋友们野餐，他都能见缝插针、利用一切时间追踪当代物理学最具突破性的理论。
即使当他在苏黎世湖上和房东太太的女儿，年轻的女教师苏珊娜？马克沃尔德一起划船的时候，只要风一停，他的注意力就会转向放在膝头的麦克斯韦、赫茨、基尔霍夫或亥姆霍兹的书，全神贯注地读起来。
爱因斯坦在德国过得很孤独，他的同学们大多疏远他、把他当成怪人。在瑞士，他的处境却好多了。他在大学里交了好几个密友，有些成了他永久的知心朋友，学电气的米歇尔？贝索就是其中的一个。贝索建议爱因斯坦去读欧内斯特？马赫的《力学》。马赫在这部著作里嘲笑牛顿的绝对空间和绝对运动定律，建议重新审查、更新并重写这些定律。爱因斯坦非常赏识马赫的直率。贝索认为，是马赫对爱因斯坦的影响促使他开始思考“能够察觉到的事物——并对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之类的概念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