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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结婚前不久，家楷来找我，声称他自己配不上小骆，极力劝我当新郎。气得我暴跳如雷，差点儿把他赶出家门。我岂能夺人之美，再说这种事哪有先人后己的？我越是生气，他越是哈哈大笑。真没辙。
家楷终于搬进通州府骆家大院，做起小地主来。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他酒醒了，磕磕绊绊也跟上时代步伐。大概是缺衣少穿不愉快的经验，他竟成了裁缝，而且是好裁缝，特别是裤子，成了通州府头号权威。再进军北京城，开了裁缝店，当了某服装中心的顾问。
但酒还是要照吃的，天还是要照骂的。
我离国十多年，和家楷断了联系，偶尔能从亲友处听到他的点滴音信。只知道小骆响应邓小平号召，自己开工厂，先富了起来。家楷不再做裤子了，闲在家里吃酒。
想当年，小骆还是县办工厂的工人，从厂里“顺”了几条归为残次品的小鱼，经家楷之手送给朋友。这本算不了什么，就像我是建筑工人，拿两块砖回家当枕头那么天经地义。可没想到赶上运动，厂方四处追查——事关国家外汇储备之流失，吓得小骆直哭。家楷疯了似地满城奔走，寻找小鱼。与此同时，官方正在追查反革命谣言。家楷大概总共给我五条，我转手送给女友表妹，她们再送人。几经转手，要想找回来小鱼就像追查反革命谣言一样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找回两条。家楷那阵子天天哭丧着脸。
很多年过去了，小鱼又从茫茫人海中游了回来。
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刘伯伯（1）
一
刘伯伯是我妻子的继父，可自打我认识他，就管他叫刘伯伯，叫了快二十年了，好在他不挑理。我搞对象那会儿，他也正跟我岳母谈恋爱——我们像两颗行星同时进入一个家庭。今年三月，他们老两口来美国探亲。几年没见，他的背更驼了，头发胡子全白了，牙也快掉光了。他是个乐观派，只要有酒，日子总是美好的。他闲不住，要么在后院种菜浇水，要么骑车满城转悠，驮些减价的菜回来。在美国住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这儿的大店竟和北京农贸市场一样，菜不新鲜也撮堆卖。他爱钓鱼。听说附近河沟里有鱼，我们先去视察了一趟。他手背在身后，像首长在河边溜达，笑眯眯的，可见心里有数。买了钓鱼证，备好鱼竿，我一早开车送他过去。头两回不是断线，就是连鱼竿都拽跑了，可见鱼大。换上粗线，那些美国傻鲤鱼可算遭了殃，一条跟着一条被拉到我们家的餐桌上来。他牙齿数目有限，只能抿些软食。待白酒下肚，眼睛生出些光辉。酒后他喜欢讲故事，多是他的亲身经历。
他爷爷是广东茶农。一个俄国商人想在高加索开茶场，把中国茶引进俄国。他到广州召募了七个中国人，包括爷爷在内。这班人马折腾到高加索，水土不服，全都得了疟疾，死了俩，跑了四个，爷爷奄奄一息。俄国商人把他接到莫斯科治疗，气候变了，竟又是一条好汉。否极泰来，茶场日见兴隆，爷爷种的茶还得了巴黎博览会金奖。沙皇红了眼，于是茶场易手。这茶刚沏上，赶上十月革命，沙皇升天，茶场归苏维埃政权，新官僚接过茶杯一饮而尽，爷爷获红旗勋章。
刘家族谱上有格外荣耀的一笔。大儿子八岁来俄国，送到彼得堡读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一介书生，无党无派，竟成了第三国际的中国代表。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毛泽东还在橘子洲头长叹。他先行一步，是为了营救困在俄国的华工。列宁接见了他，并写信帮他疏通渠道。护送华工回国的途中，他在哈尔滨被张作霖扣押，幸亏有中国驻俄武官作保才获释。他留在哈尔滨，在中东铁路局工作，很快升任监事长。他在两种语言的边界上搭过革命列车，其终点是他编的《俄汉大辞典》。
小儿子即刘伯伯的父亲，一生没有这般光彩。他中学毕业后被爷爷留在身边，养马种地，照料茶场。十九岁那年，他和茶场的格鲁吉亚管理员的女儿堕入情网。在女方父母的反对下，他们秘密结婚。
刘伯伯原名刘杰，一九二三年生在俄国巴统。他有一半格鲁吉亚血统。这有好处，天生就是俄语教授；也有坏处，赶上文化革命这样的非常时期，天生就是“苏修特务”。
刘杰六岁那年，他们全家搬到哈尔滨，父亲在中东铁路局做事。九一八事变，再搬到北京。父亲先在故宫抄写古老的俄国文件，东北大学内迁，他成了俄文教授。七七事变，书又教不成了，索性到兰州去做生意。刘杰跟同学一起去救护伤员，在死亡中翻滚。母亲不放心，凑了路费，让他去找父亲。那年他十五岁，初中还没毕业。
今年夏天，我们一家开车上山，在聂华达山脉的太浩湖（Lake Tahoe）边野营。山顶积雪，烟波浩渺，红木参天。据说这是美国最清的高山湖，清得能看见水底的藻类。傍晚我们在帐篷旁边升起篝火，抵御阵阵寒风。刘伯伯负责管火，他拾来树枝和松果作燃料，烧水烤肉。夜深了，岳母、妻子女儿都睡了，只剩下我们俩，围着篝火，分享他那广口玻璃瓶里的伏特加。松果扔进火里，吱地冒出白烟，噼里啪啦烧起来，很快变成灰烬。火势变化无穷，百看不厌。
刘杰辗转找到父亲，在兰州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徒工。父亲常外出，为商行收购皮毛。那时，苏联的军事援助车队经哈萨克斯坦、新疆到兰州、西安，再奔重庆。车队一来就是一二百辆，前面车上架着机枪。沿途专门设了招待处，提供食宿翻译和向导。刘杰如鱼得水，常跟着苏联车队东游西荡。那些俄国大兵远离故土，听到纯正的乡音，惊喜程度可想而知。
有一回他搭车去安西找父亲，途中得了盲肠炎。苏联车队的卫生员，只有止疼片。到了安西，疼得更厉害了。安西是个破败县城，只有一条街，既无药铺也无大夫。他整天躺着，疼痛减轻时到街上走走，晒晒太阳。安西有个苏联飞机加油站，有时飞机在去兰州途中停下来加油。站长保证，一旦有飞机，即使是战斗机也会把他捎到兰州。他每天盯着天空。三个月过去了，他只好忍着剧痛，搭长途车回到兰州。
兰州刚经历大轰炸，到处是废墟和尸体，医院根本没床位。他找到打排球认识的苏联航空大队的人。俄国卫生员挠着头皮说，他原理懂，但从没做过盲肠手术，除非能找个有经验的护士。老护士找来了，可语言不通，还得找个翻译。他找来姑姑的同事，一个懂俄文的中年妇女。手术在一个被炸毁的医院的手术室进行。肚子刚一剖开，翻译立马晕了过去。刘杰只好自己翻译。可这位“蒙古大夫”怎么也找不到盲肠，翻来翻去，伤口越开越大。再加上吗啡是黑市上买的，搀了假，很快就过了劲。刘杰剧痛难忍，破口大骂，拒绝再翻译，只盼一死了之。“蒙古大夫”终于找到了盲肠，好歹和老护士齐心协力把伤口缝上。伤口整整疼了两年才完全愈合。
那年秋天他再到安西，父亲出门了。离县城七里外的龙王庙改成俄国车队接待处，父亲的几个学生在那儿工作。正赶上中秋节，他们请他过去吃晚饭，有酒有肉。夜深了，主人们留他过夜，但他执意要回县城。外面很冷，他们找来件老羊皮袄给他。月光朗照，荒草瑟瑟，小路把他引向河边，河水哗哗地穿过一座木桥。走到桥中间，心里一惊，迎面一对萤绿的眼睛闪烁，显然是只孤狼，也要过河。听老人说，见狼不能往回跑，否则会从背后咬住喉咙。他急中生智，脱下羊皮袄反穿，一边向前跳跃，一边学藏狗吠叫。狼倒退两步，夹着尾巴逃跑了。
二
刘伯伯嗜酒如命，每天没半斤白干，这日子是过不下去的。按美国标准，他早该进戒酒中心了。三年困难时期，找不着酒，他什么代用品都喝过，甚至酒精香水。我真不知道喝香水是什么滋味，那要打个酒嗝，可够吓人的。自打跟我岳母结婚，我岳母总是拦着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把酒藏在酱油瓶醋瓶里，一边做饭一边喝。嗨，那还挡得住喝？让他喝吧，一醉解千愁。
刘杰高中只上了一年，就考上了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教育系。属他年纪小，英俊潇洒，被女同学们围得团团转。他喜欢运动，是校排球队队长。有一回比赛，他一记猛扣得分，发现小指头上的金戒指没了。裁判宣布暂停。队员们撅着屁股，在球场的黄土面里摸来摸去，一无所获。回到宿舍，在伙伴们的追问下，他讲述了这个金戒指的来历。
兰州由于是苏联军援的集散地，成了日本轰炸的主要目标之一。当时兰州的警报系统相当完备。日本飞机从山西运城起飞不久，先是预备警报；一过平梁，发正式警报；待敌机迫近才是紧急警报。
那天凌晨三时，响起预备警报，他跟着人流挤出城门上了山。防空洞多在半山腰，其实只是些三四米深的窑洞，无任何支撑。他躺在洞外。无风，几缕薄云，星星硕大耀眼。紧急警报如公鸡报晓，天蒙蒙亮，高射机枪射出红红绿绿的曳光弹，甚是好看。他刚退进防空洞，大地剧烈地抖动起来。突然一黑，洞塌了，哭喊声连成一片。依求生本能，他拼命用手向前刨土。哭喊声停了，空气越来越稀薄。他突然触到另一双手，一双女孩子的小手，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个金戒指。原来他和隔壁的防空洞挖通了。黑暗中，他们俩紧握在一起，喃喃地说着什么。
醒来，刘杰已躺在防空洞外面，营救人员还在土堆里寻找生还者。他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坐在那儿发呆，她粉袄绿裤，辫子又长又粗，手上戴着个金戒指。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是你？女孩子高兴得直蹦。她叫小芳，是跟姨妈去订亲的。
你还订什么亲？干脆嫁给我吧。刘杰半开玩笑说。
那敢情好，俺俩是生死之交。这婚事，俺本来就不乐意。
硝烟弥漫，孩子哭大人叫，担架队正把伤员运走。他们俩竟不顾周围的战争，紧紧握在一起，海誓山盟。小芳脸上有一层细细的绒毛，刘海整齐，眼睛充满泪水。她扑哧笑了，说：俺姨还躲在前面那片战壕里，俺去去就回来。
那片战壕不远，最多四五百米。小芳刚消失在其中，第二批日本飞机来了，炸弹正好落在上面，硝烟腾起。他发疯似地冲了过去，在土堆里搜寻，最后仅找到一只戴金戒指的小手。他埋葬了小手，把金戒指戴在自己手上……
嗨，不说了，刘伯伯叹了口气。我们俩坐在“萨德沃”（Sudwerk）酒吧的后院喝啤酒。这是我们小城惟一一家自己生产啤酒的地方。现在客人不多。阳光绕开遮阳伞，落在刘伯伯脸上。他喝的是一种带苦味的黑啤酒。我的健身房就在隔壁，平时我去锻炼，总是把他拉到这儿喝啤酒看报纸。他们明天就要回北京了。有人在酒吧的钢琴上弹奏爵士乐，通过扩音器传到后院来。
他在大学一年级认识了林琳，她是来自福建的流亡学生。学生宿舍是过去考试的贡院，紧挨城墙根，石阶磨损，廊柱褪色，高大的梨树飒飒作响。刘杰的小屋挨着医学院的停尸房，隔着个小过道。两边的窗户纸都破了，他常跟刚运来的死尸打照面。林琳是医学院的学生，常独自到停尸房解剖尸体。有一回，她坐在高凳上抱着尸体检查，不知动了哪根筋，那尸体的胳膊竟搂了过来。她高呼救命。就这样，他们在停尸房认识了。
那是春天，梨花正在盛开，开得耀眼。这对他俩都是第一次。他们常常一起爬上皋兰山，追逐嬉戏，论天下而望未来。
四三年二月，眼看快毕业了，双方都忙于应付考试，有一阵子没见面。有一天他碰到林琳的同学，才知道她病了，病得很重。赶到医院，她得的是急性肺炎，发着高烧。他把林琳送到兰州最好的医院，找来最好的医生。烧了整整一个月，林琳的身体似乎从衣服中渐渐消失。
昏迷了三天，她终于在刘杰的怀里醒过来了。
我要搬家了，林琳喃喃低语。
搬到哪儿？刘杰很诧异。
搬到皋兰山上去。
半夜她在刘杰的怀里咽了气。值班医生让他把尸体送到停尸房去。他抱着林琳，穿过医院幽暗的后花园。一个老头打开停尸房的门。他把林琳放在床上，不肯离去。老头以为他走了，当啷一声把门锁上，黑暗中，他握着林琳的手枯坐到天明。
按林琳所指的方向，刘杰把她埋在皋兰山上。
钢琴曲告一段落。人声嘈杂，周围的桌子都坐满了。今天是星期六，酒吧的生意特别好。刘伯伯沉默不语，他眯起眼睛，似乎想看穿六十年的历史迷雾。我注意到一滴细泪停在他左脸颊上，不动。
林琳死后，刘杰每晚一瓶烧酒，才能入睡。毕业后他在七里河一家新建的织毯厂找了份差事，而他对一切早已心灰意懒。一天夜里，他在自己的宿舍，面对窗外明月，举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扣动扳机。竟是颗臭子，看来命不该死，他把手枪扔出窗外。
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刘伯伯（2）
三
从太浩湖一路下山，峰回路转，开得我心惊肉跳。录音机里放的是法国作曲家萨蒂的钢琴曲。坐我旁边的刘伯伯睡着了，脑袋摇晃，不时地碰到玻璃窗上。他紧抱的那台索尼摄像机快成了古董，取景器还是黑白的。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他算个摄影爱好者，不论走到哪儿，总是哆哆嗦嗦地端着摄像机，好像那是他观察事物的一种方法。我跟他开玩笑，说他出门看到的永远是二手的黑白风景。更让人佩服的是，他不计成败，把拍好的录像带扔在一边，极少再碰，体现了一种大家风范。
有时我怀疑，这位刘伯伯和那个年轻的刘杰是同一个人吗？是谁在讲述谁呢？听起来似乎不是他在讲述过去，而是过去在讲述他。在一个如同生命般短促而又漫长的梦中，刘杰把他叫醒。他清清喉咙，紧紧搂住摄像机，给我一些必要的指点：拐弯前要点一下脚闸，然后轻踩油门；最重要的是，弯道上绝不能煞车。
上大学前，刘杰当过两年司机，开货车几乎跑遍大西北。他那时还不到十八岁。车一抛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差遣徒弟搭车回兰州买零件，一去至少十天半个月。他一个人带着猎枪上山，餐风饮露，夜里睡在篝火旁。
有一回开车到彬州，刘杰跟一伙司机在酒馆赌博，玩的是Show Hand，赌注越下越大。最后一轮，只剩下他和一个车行老板。他兜里没钱，仗着牌好，顺手把车钥匙压上。这车可是他租来的，一翻牌归了人家。他问能不能再让他开三个月，赢家竟答应了。他拼死拼活，拉了三个月的货，把车钱挣了回来。“那年月，司机是老爷，运货搭客，倒买倒卖。除了飞行员，就属司机挣得多。”他说。
他还真差点儿成了飞行员。四四年秋天，他考上了成都双流的空军航校，这和他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有关。林琳死后，在极度的苦闷中，他匆匆成婚，不和。开飞机既能打日本，又能逃离家庭。可他晕高，航校的训练大都和高度有关，特别一上天桥，他两腿发软。日本一投降，内战开始了，比破裂的婚姻更可怕。他愤然离开了航校。
他先走街串巷，在上海推销了半年皮货。正赶上他父亲过去的同事、中国驻塔什干总领事需要个翻译，他成了塔什干领事馆雇员。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驻苏联大使溜号了。任代办的表妹夫，把他调到莫斯科使馆管总务。四八年底，刚上任不久的刘杰，出差采购，去斯德哥尔摩、巴黎等地转了一圈。
记得八十年代初，饭后茶余刘伯伯常讲讲欧洲见闻，让我们大开眼界。他说人家欧洲，家家户户单有根管子，一拧龙头，是新鲜啤酒，敞开喝。起先我有些怀疑，但想想人家毕竟见多识广。是啊，那多好，省得老去排队打啤酒了。直到几年后我自己去过欧洲，才明白那不过是一个酒鬼的梦想。
九二年夏天，我岳母和刘伯伯带女儿到巴黎来看我。旧地重游，刘伯伯感慨万千。他表妹夫早已病逝，表妹守着巴黎郊区的一幢大房子，沉默寡言，把记忆和毛衣织在一起。前总务老钱还活着，生活潦倒，在唐人街有间小屋，常弄几个小菜，找刘伯伯去喝酒。他身体不好，极瘦，眼睛鼓鼓的。听他们说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真有隔世之感。谁谁死了，谁谁活着，谁谁病重了，那谈话如同命运的运算，加减乘除，还剩下些什么？离开巴黎头天晚上，刘伯伯喝醉了，半夜钻进厕所，哭了好几个钟头。
临回北京的头天早上，刘伯伯又去河沟里钓鱼。我中午开车接他，他竟连一条也没钓着，这还是头一回。他显得有些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