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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生跟一个叫朱丽（Julie）的英国女人结婚了，把房子卖了，搬到夫人家去住。他们请我们去做客。朱丽家的花园很大，满是花，开得热烈。马先生不再是我们邻居，礼拜天也不再去教英文了——“从此君王不早朝”，于是买豆腐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朱小姐是东亚系的中文老师。其父是国民党空军驾驶员，在训练中失事丧生。是母亲把她带大的。她母亲住香港，但似乎一直想牵住这个飞得太远的风筝。朱小姐待我们很好。我们到大学洗衣房洗衣服，常到她那儿歇脚。她总是微笑，眼睛里却有一种莫名的忧伤。朱小姐很漂亮，但感情生活不顺利，单身多年，和一个叫凯文（Kevin）的小伙子好了一阵，又吹了。最后嫁给一个上岁数的英国绅士。
卡洛兰（Caroline）也是东亚系老师，人高马大，口直心快。刚到不久，她开车带我们去附近海边野餐。那一带是产煤区，岩石光秃秃黑乎乎的，海水浑浊。她告诉我，她喜欢教书，但不喜欢做研究写文章。提起正要建造的海底隧道，她不满地摇摇头说，我可不信任法国人，二次大战就把我们出卖了。这回有隧道倒好，俄国人干脆开着坦克过来。
卡洛兰找了个男朋友。正准备办喜事，可男朋友在商场被一个持刀的疯子给杀死了。她郁郁寡欢，最后辞退了大学的工作。那是我们离开杜伦好几年以后的事。这不幸遭遇，让我想起那次野餐和肮脏的海。海底隧道建成了，俄国人的坦克没有开过来。
跟我们来往最多的还是司马麟。他工人出身，有着来自英国下层社会的学者那种质朴和机智。他长我几岁，开始秃顶，头发也花白了。教书的压力实在大，每周要教二十多个钟头，一直没空完成他自己的博士论文，因而也就甭想当教授。他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清史。一看名字就知道了——司马迁他弟弟。他说话慢条斯理，带一种英国人的那种“干幽默”（dry humor）。和一般幽默相比，恐怕就像果脯和水果的区别。
司马麟看我拉家带口，奖学金低，帮我在系里找了个语言助教的差使，临时工，但总算是份收入。我高中都没读完，就直接走上英国大学的讲台。每天早上头一堂课是在语言实验室，帮学生们把舌头捋顺。一个学期好歹教下来，没想到校方想赖账，要按小时而不是按学期开支。麻烦的是，当时只是口头协议，并没签正式合同。那天在我家吃午饭，司马麟皱着眉头，没吭声，第二天带来封英文信，让我签字。原来是给校方的最后通牒：口头协议同样具有法律效应，若不履行的话，法庭见。
两天后校方乖乖把钱如数奉还。
二
杜伦是个幽静的小镇，有条小河从市中心穿过。桥上总是有个流浪汉拉手风琴，一条老黄狗趴在旁边。他神色安详，若有所思，似乎只专心于脚下的河水与琴声。他来自何处又将前往何方？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想知道。脚步匆匆，有人停下来，在空罐头盒里投枚小钱，是为了可怜那老狗的，流浪汉点点头代他的狗致谢。
和北京相比，这里人少街空，天高云淡。除了教书，我满街穷逛。进商店，看香水减价，一试，结果喷嘴拿反了，喷自己一脸，熏得我差点儿晕过去，连忙用衣袖擦。我尽量躲人远点儿，溜出门，迎面撞上司马麟和另几位英国同事。我神色慌张，倒退着打招呼，借口家里有事，撒腿就跑。
田田刚到杜伦时只有两岁多，我们把她送进托儿所。早上九点钟邵飞把她送去，十二点接回来。这儿的托儿所跟中国的作风大不相同。阿姨带着孩子们一起疯，连蹦带叫，三个钟头下来，孩子们精力发泄了，也踏实了。去托儿所路上，满街都是上街买菜的英国老太太，围着田田夸个没完，用尽天下好词。田田跟天下大明星一样被宠坏了，一见老太太索性站住，等夸完了再走。
在杜伦，最美的是草坪，大片大片的，彼此呼应。特别是春天，一簇簇水仙迎春花在草坪开得耀眼，唤醒过冬的人。吃过晚饭，我们一家常去散步，穿过草坪奔植物园。鸟入林，咕咕声渐渐转弱。月亮升起来，花草的气息越来越浓重。田田独自向前跑去，小小的身影在草坪上滑动。
在我班上有个美国学生叫内特（Nate），大个儿，一脸憨笑。我们约好每星期二下午他来我家，我教他中文，他教我英文。由于双方水平都差，就像两个刚会说话的孩子凑在一起。你几岁了？我住在美国。你喜欢读报纸吗？中国很大。下午四五点是英国人喝茶的时间，雷打不动，那是一种社交仪式。入乡随俗，我们也跟着沏茶，摆上几块饼干。“在中国喝茶吗？”内特问。我心想废话，嘴上说：“在中国喝水，把茶卖给外国。”他孩子般笑了。我们是语言边境两边的野蛮人。内特后来成了文学评论家，常在美国报刊上发表文章，居然为我的一本英译诗集写过书评《在语言水平上》（From Language Level）。
我要去伦敦参加活动，利大英（Gregory Lee）和他的法国太太开车从利物浦赶来。我们是八五年在北京认识的。他生长在利物浦，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比别的汉学家更懂得中国。女人们做饭拉家常，我跟大英一头钻进酒吧。英国人平时横眉冷对，一下班就冲进酒吧，如啤酒泡沫般亲密无间。
第二天我们一早出发。大英刚买了辆二手的白色英国车Rover，据说是英国警察开的，很神气。离伦敦一百多英里，因修路两道合并，大英仗着年轻跟另一辆车抢道，撞上一排塑料路障，差一点冲到对面路上去。结果挡风玻璃粉碎，又赶上下雨，什么都看不见，大英把头探出车窗开车，总算到了车铺。田田说：“咱们别坐车了，走着去伦敦吧。”我们及时赶上一班火车，才没误了事。
顾城夫妇来杜伦，住我们家。顾城极能睡，加在一起每天至少十六个钟头。等他醒了，我们聊天散步逛街。看见街头艺人表演，他撒腿就跑，一问，怕人家跟他要钱。在大学朗诵后，顾城把自己复印的照片送给学生。我说你疯了，怎么像毛泽东一样？谢烨在旁边帮腔，你看你看，我早就说过，他不听。临走头一天，顾城给我们烙煎饼，吃完饭我们都去午睡，起来看他还在那儿烙，煎饼堆成山，够我们吃半个月的。我把他臭骂一顿，顾城不吱声，把手伸进他那高帽子里抓抓头发，跟着嘴一歪，笑了。
我们签证到期的当天，一位移民局官员来访，问何时离开。每次外出旅行回来，入境都得被问个底儿掉，就差查三代了。堵在后面的旅客开始抱怨。以后我们尽量等人散尽，再接受大英帝国的致意。
冬日下午，我在杜伦住所的楼下沙发上读书。天阴，下着小雨，风掀动白色的薄纱窗帘。我打开老式的落地台灯。暖气嘶嘶响。楼上田田跑来跑去，脚步咚咚。一只苍蝇在屋里飞来飞去，像历史那么让人心烦。
第三辑 乌鸦搬 家 记
一
八九至九五的六年工夫，我搬了七国十五家。得承认，这行为近乎疯狂，我差点儿没搬出国家以外。深究起来，除了外在原因，必有一种更隐秘的冲动。我喜欢秘鲁诗人瑟塞尔·瓦耶霍（César Vallejo）的诗句：“我一无所有地漂流……”
头一站西柏林。住处在最繁华的库当姆大街附近，是德国学术交流委员会（DAAD）提供的。我昏沉沉地穿过纪念教堂广场，所有喧嚣被关闭在外。一个“朋克”鸡冠状头发鲜红似血，他张开嘴，却没有声音。那年夏天，墙还在，西柏林与世隔绝，像孤岛。我把从墨西哥买来的绳床吊在阳台上，躺在那儿眺望柏林摇荡的天空。我前脚走，柏林墙跟着轰然倒了。接着挪到挪威首都奥斯陆，住大学城。我有时去市中心散步，狂乱的内心和宁静的港湾恰成对比。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回不了家了。
住下没两天，迈平就开着他那辆老爷奔驰车，帮我搬到另一处学生宿舍。这回，箱子成双。绳床怎么也塞不进去，正好捞些锅碗瓢盆，拖进新居。我和五个挪威小伙子共用厨房。头疼的是，刚塞进冰箱的六瓶啤酒，转眼少了四瓶半。在挪威啤酒太贵。得，我顺嘴喝干剩下的半瓶，把另一瓶拎回屋里。我带多多到一个教授家做客，主人用自制的啤酒招待我们。那啤酒有股怪怪的肥皂味，没喝多少，我俩沉沉睡去。教授气得四处打电话：我、我的中国客人怎么都睡着啦……
冬天到了，北欧终于给我点儿颜色看看：漆黑。一个专门倒卖旧电视的中国同学，看我可怜，匀出一台给我。我喝着温啤酒看电视。那挪威话还挺耳熟，带陕北口音。
在挪威呆久了，迈平得了失语症。每天晚上，我俩一起做顿饭，对影成四人，无言。放寒假，他去外地看老婆。大学空城，我孤魂野鬼般游荡。钻进一家中国餐馆，除我，还有一人。他自言自语，动作古怪，目光疯狂，充满强烈的暗示性。慌张中我丢下碗筷，撒腿就跑。过了九○年元旦，我把绳床留给迈平打鱼，搬到瑞典斯德哥尔摩，住进一家相当宽敞的公寓。主人一家去印度旅行。我实际只用厨房，有时去客厅和餐厅遛弯，顺便照料花草。一群住在外地难民营的中国流亡者来借宿，带来各自的逃亡故事。他们中有工人、商人、大学生，到天涯上孤独的一课。我们在黑暗中互相借光。冬天的斯德哥尔摩让人沮丧。太阳才爬起来，没升多高，就被黑暗之鱼一口吞下去，吐出些泡沫般的灯光。我日夜颠倒，索性整天拉上窗帘。三个月后，花草奄奄一息，主人回来了。一位好心的中国餐馆老板借我个小单元，更符合孤独的尺寸。有人从英国带来瓶苏格兰威士忌，让我一口喝光。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发疯尖叫，在镜子前吓了自己一跳。
我常和李笠泡酒吧。他用瑞典文写诗，出版了好几本诗集。他是个拈花惹草的老手，满街跟姑娘们套近乎。在斯德哥尔摩，几乎每个酒吧都有赌桌。我们输光兜里的钱，喝得醉醺醺的，摇摇晃晃走在大街上，李笠会突然歇斯底里地大笑。
春去夏来，我照旧拉着窗帘，遮挡喧闹的白夜。
那年秋天，我到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Aarhus）教书，一住两年。安娜帮我在郊区租了间可爱的小厢房。两位女房东是女权主义者，一位心理学家，一位妇女博物馆馆长。她们带各自的娃娃住正房，居高临下，审视一个倒霉的东方男人。夜半，三盏没有性别的孤灯，遥相呼应。小院紧靠铁路，火车常闯入我梦中。惊醒，盯着墙上掠过的光影，不知身在何处。我父母带女儿来探望我。我临时借点儿威严，住进丹麦海军司令家隔壁的小楼。我们住二层，窗外是海和丹麦国旗。一层是老建筑师乌拉夫，地下室租给年轻的女钢琴家乌拉。他俩并无血缘关系，名字近似，像欢呼，自下而上，不过多了声岁月的叹息。乌拉夫寡居，有种老单身汉的自信，仅用台袖珍半导体欣赏古典音乐。我有时到他那儿坐坐，喝上一杯。他特别佩服贝聿铭，做中国人，我跟着沾光。不过盖房子是给人住的，而诗歌搭的是纸房子，让人无家可归。轮到我割草，乌拉夫也会板起面孔，驱赶我推着割草机在后院狂奔。乌拉独身，靠教课及伴奏维生。她的眼神茫然，好像看多了海平线。她对我经常外出十分羡慕，梦想有一天能在巴黎或纽约那样的大都市找到工作。她弹得真好，但琴声永远被门紧紧关住。
父母和女儿走了。图便宜，我搬到郊外的新住宅区。外出的房主是一对中国老人，随儿子享受丹麦的福利。那单元特别，以厕所为中心，所有房间环绕相通。我心情好时顺时针溜达，否则相反。那恐怕正是设计者的苦心，要不怎么笼中困兽或犯人放风总是转圈呢。
九二年十月初，从丹麦搬到荷兰，送的送，扔的扔，我还是坐在行李堆里发愁。没辙，只好向柏林的朋友求救。他从柏林租了辆面包车，开到丹麦，装上孤家寡人，再经德国开到荷兰的莱顿（Leiden）。
莱顿的住处实在太小，根本没地方溜达，我成了那些陈旧家具中一员。房东玛瑞亚住二楼，是个神经兮兮的老寡妇。她有个儿子，极少露面。她每年都要去修道院做心理治疗。这位眼见要全疯的老太太，这回可抓住我这根稻草，一逮着机会就跟我东拉西扯，没完没了。我尽量靠边走。玛瑞亚有种特殊本事，只要开道门缝，她准站在那儿等我，唱个法文歌，背首德文诗，要不然就讲述她的噩梦。不管怎么着，我绝不让她进屋，否则就成了我的噩梦。玛瑞亚抠门。冬天阴冷，我夜里写作，不到十二点暖气就关了。第二天早上请示，不理。哆嗦了三天，再请示，恩准。她把定时器调到夜里两点——在妄想与噩梦之间。
我请玛瑞亚到附近的中国餐馆用餐。她精心修饰，早早坐在那儿等我。大概很多年没人请她吃饭了。饭馆生意冷清。玛瑞亚显得有些拘束，话不多。她讲起战时的荷兰和她的童年。回来的路上，她的高跟鞋橐橐响着，那夜无风。
临走她请我上楼喝茶，我留了地址。她的信追着我满处跑。我搬家速度快，却还是被她的信撵上。她每次都附上回邮信封。我铁石心肠，扔掉。这世上谁也救不了谁。孤独的玛瑞亚！
二
来美国前，在巴黎住了三个月。先寄居在我的法文译者尚德兰家。她离了婚，带两个孩子，住在巴黎郊区的小镇上。她自己动手盖的房子，永无竣工之日。每次来巴黎，她指给我其中的变化；新装修的厕所、楼板上刚踩漏的洞。她喜欢抱怨生活，但不止于抱怨，而是英勇地奔忙于现实与虚无之间：教书、做饭、翻译、割草。我有时担心，万一出现某种混乱怎么办？比如把书做成饭，把草译成诗。她喜欢跳舞，芭蕾舞。无疑，这有效地阻止了混乱。我没见过她跳舞。可以想象，在练习厅，她深吸一口气，踮起脚尖，展开手臂，旋转，保持平衡……
我父母和女儿来到巴黎。宋琳一家去度假，把钥匙留给我们。他家在市中心，五楼。旋转楼梯像受伤的脊椎吱吱作响，通向巴黎夜空。我妈妈腿脚不好，爬楼梯是件痛苦的事。这和我的噩梦连在一起——是我在爬没有尽头的楼梯。夏天，巴黎成了外国人的天下。我几乎每天陪女儿去公园游乐场。我拿本书，在长椅上晒太阳，心变得软软的，容易流泪，像个多愁善感的老头。书本滑落，我在阳光中睡着了，直到女儿把我叫醒。
那三个月，像跳远时的助跑，我放下包袱，灌够波尔多红酒，卯足劲，纵身一跳。
九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我带着盖有移民倾向标记的护照，混过海关，灰头土脸地踏上新大陆，毫无哥伦布当年的豪迈气概。先在密西根州的小城叶普斯兰梯落脚。第一任美国房东拉瑞，用狡黠的微笑欢迎我。他是大学电工、市议员、民主党人、离婚索居者、两个孩子的父亲和一只猫的主人。他除了拉拢选民，还加入了个单身俱乐部，在政治与性之间忙碌。这一点他是对的：政治是公开的性，而性是私人的政治。
拉瑞很少在家。我常坐在他家的前廊看书。在东密西根大学选了门小说课，每周至少要读一本英文实验小说。英文差，我绝望地和自己的年龄与遗忘搏斗，读到几乎憎恨自己的地步。把书扔开，打量过往行人。深秋，金黄的树叶，铺天盖地。晚上，大学生喝了酒，显得很夸张，大叫大喊。那青春的绝望，对我已成遥远的回声。
拉瑞的黄猫不好看，毛色肮脏，眼神诡秘——这一点实在很像拉瑞。它对我表示公然的漠视。饿了，也从不向我讨食，完全违反猫的天性。以一个流浪汉的敏感，我认定这是拉瑞私下教导的结果。白天，一只黑猫常出现在窗口，窥视着黄猫的动静。有了房子的保护，黄猫不以为然。两猫对峙，斗转星移。我把黄猫抱出后门，黑猫包抄过来，低吼着，声音来自白色腹部。黄猫毛发竖立，蹿到台阶下，背水一战。黑猫虽占优势，但也不敢轻举妄动。此后，黄猫知我狼子野心，不再小瞧，尽量躲着我远点儿。
九四年初，我搬到十英里开外的城市安纳堡。不会开车，我在商业中心附近找了个住处。那片红砖平房实在难看，但在由快餐店、加油站和交通信号灯组成的现代风景中却恰如其分。我头一回动了安家的念头，折腾一礼拜，买家具电器日用品，还买了盆常青藤植物。由于这些物的阐释，“家”的概念变得完整了。收拾停当，我像个贼，在自己家里心满意足地溜达。
我很快厌倦了同样的风景和邻居。而旅行仍让我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