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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过东胜市。市长没闹清我何许人，设宴招待。那小镇地处边疆，竟有燕窝鲍鱼之美味，吃了好几天手扒羊肉，不禁暗喜。谁知道按当地风俗，市长大人先斟满三杯白酒，用托盘托到我跟前，逼我一饮而尽。我审时度势，自知“量小非君子”，人家“无毒不丈夫”，这酒非喝不可，否则人家不管饭。作陪的朋友和当地干部眼巴巴盯着我。我心一横，扫了一眼旁边的沙发，连干了三杯，顿时天旋地转，连筷子都没动就一头栽进沙发。醒来，好歹赶上喝了口汤。
中国人讲“敬酒不吃吃罚酒”，古已有之。“敬酒”是一种礼数，一种仪式，点到为止。“罚酒”是照死了灌，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敬酒”在京剧中还能看得到：“酒宴摆下”——其实什么都没有。如今只剩下“罚酒”了，这古老的惩戒刑罚如此普及，大到官商，小到平头百姓，无一例外。说来那是门斗争艺术，真假虚实，攻防兼备，乐也在其中了。好在猜拳行令也弘扬了中国文化。我女儿刚学说话时，就从她姥爷那儿学会了行酒令：“螃蟹一，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儿。”多么朴素的真理，这真理显然是被酒鬼们重新发现的。
八三年春，我参加遵义笔会，跟着众人去“董酒”厂参观。午餐很丰盛，每桌都有个姑娘陪酒。作家们起了歹心，纷纷跟那陪酒女干杯。起初她们半推半就，继而转守为攻，挨着个儿干，先一杯对一杯，后三杯对一杯，最后那些想占便宜的男人纷纷求饶，出尽洋相。一打听，这都是酒厂专门挑出来的女工，特殊材料造就的，喝酒如喝水，从不会醉。酒厂设此圈套整治一下色迷迷的男人，也好。
漂流海外，酒成了我最忠实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许愿，告诉你没有过不了的关；它从不背叛你，最多让你头疼两天——开个玩笑而已。头几年住在北欧，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我打发那漫漫长夜。
在欧洲各有各的喝法。南欧人以葡萄酒为主，从不暴饮，纯粹是为了享受生活，让阳光更明亮爱情更美好。北欧人酷爱烈酒，是追求加速度，好快点儿从孤独中解脱出来。俄国人就更甭说了，冰天雪地中的绝望非得靠伏特加，被一棍子打闷才行。我当时找的就是这感觉：被一棍子打闷。
我九○年在挪威呆了三个月，从秋到冬，好像胶卷曝光过度，一下全黑了。好在挪威水利发电过剩，鼓励用电，白天黑夜全点着灯。我住学生城，和五个金发碧眼的挪威小伙子共用一个厨房。我刚放进冰箱的六瓶啤酒，转眼少了四瓶半。挪威的酒类由国家管制。啤酒分三级，一级几乎不含酒精，二级的酒精也少得可怜，只有这两级啤酒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到，三级啤酒和其他酒类全部由国家控制的酒店专卖。啤酒贵不说，一到晚上七点，哐当当，所有超级市场都用大铁笼子把啤酒罩起来，再上锁，就连经理也别想顺出一瓶。每逢周末，酒鬼们趁早买好酒，先在家把自己灌个半醉，再上街进酒吧，否则要想喝醉，非得破产不可。在挪威造私酒的特别多，在酒精专制下，那些游击战士倒也没什么远大抱负——“但愿长醉不愿醒”。
我看过一部有关动物世界的电影。一群猩猩吃了从树上掉下来的烂果子，步履蹒跚，东倒西晃，最后全都躺倒在地，呼呼大睡。要说这就是我们文明的起源，基于一种因发酵而引起的化学反应，直到今天，仍在影响着我们观察和梦想的方式。
三
我的老朋友力川住巴黎。所谓“老”，其实倒不在于相识的年头，更重要的是共饮的次数，每回来巴黎，都少不了到力川家喝酒。力川东北汉子，本是喝白干的，结果学法国文学学坏了，爱上了昂贵的红酒。他对酒具的重视显然是受法国文化中形式主义的影响。酒杯不仅认真洗过，还要用餐巾纸逐一擦干，不留一丁点儿水痕。红葡萄酒要提前半个小时开瓶，让它透气。他太太是杭州人，做得一手好菜。好友三五，对酒当歌，此乃人生之乐事也。喝法国红酒也有一种仪式：斟上，看颜色，晃动杯子，让酒旋转呼吸，闻闻，抿一口，任其在牙缝中奔突，最后落肚。好酒？好酒。酒过三巡，牛饮神聊，海阔天空。
我今天喝得猛，先飘飘然，转而头重脖子硬，眼前雾蒙蒙，再细看力川变成两个，想必是喝多了。力川的声音忽远忽近：“古人说，酒不醉人人自醉……”我连连点头。人总是需要这么一种状态，从现实从人生的压力下解放出来。酒醉只忽悠一阵。坐直了，别趴下，跟着众人傻笑。不久力川又变成一个。
我从北欧不断往南搬，像只候鸟，先荷兰、法国，然后越过大西洋奔美国，从中西部又搬到阳光明媚的加州，我逐渐摆脱了烈酒，爱上红酒。细想，这绝对和阳光有关。有阳光的地方，人变得温和，和红酒的性格一致。
我喝红酒的启蒙老师是克莱顿（Clayton），美国诗人、东密西根大学英语系创作课的教授。他喜欢烹饪，最拿手的是法国和意大利菜。我住在安纳堡（Ann Arbor）时是他家的座上客。佳肴当然得佐以美酒。他边喝边告诉我一些产地年份之类的基本知识，至于品味则不可言传，非得靠自学。喝得天昏地暗时，我会产生错觉，他家那长长的餐桌是流水线，克莱顿一瓶一瓶开下去，空瓶子在桌的尽头消失。墙上的那些墨西哥面具全都活了，狞厉而贪婪地盯着我们……
他家地下室虽有酒窖，但喝得太快，数目总也上不去，有时只剩下百十来瓶。于是他开车到处去买酒，把我也叫上。我们常去的是另一个小城的酒店“皇家橡木”（Royal Oak），得开一个多钟头。老板摩洛哥人，小个儿，眼睛贼亮。我们一般中午到，他备上小吃，再开上几瓶红酒，连吃带喝。他进的多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法国酒。买酒的确是一种发现，有的价格不贵，但很棒。克莱顿兴致所至，不顾他太太卡柔的反对，一口气买下四五箱。我也跟着凑热闹买一箱，本打算存放在克莱顿的酒窖里，想想不大放心，还是扛回自己的小窝。
九六年五月我到台北开会。有天晚上，《杀夫》的作者李昂领我到一家酒店。店面不大，顾客多是律师医生名画家，三五成群，围坐在空木箱上，开怀畅饮。空酒瓶排成队，一看都是极昂贵的法国名酒。在台湾喝红酒成了新时尚，好歹比餐桌上灌XO强多了。饮酒居然也和强势文化有关，明码标价，趋之若鹜。其实法国红酒根本配不上中国菜，特别是川湘菜，味重，舌头一木，好酒坏酒没区别。
我忽悠一下打了个盹儿，赶紧正襟危坐，装没事人儿一样。时间不早了，由力川夫妇督阵，让一个半醉的朋友开车送我回家。巴黎街头冷清清的，偶尔有酒徒叫喊。我到家，磕磕绊绊上楼，掏出钥匙，却怎么也插不进锁里。我单眼吊线，双手合作，折腾了半天，才发现拿反了钥匙。卡嗒一声，门开了。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南 非 行（1）
一
从纽约到约翰内斯堡，飞机整整飞了十四个小时。
我坐窗口，一个大块头白人卡在我和一个黑女人中间。他先跟那女人闲聊，然后转向我。他是南非的银行职员，住在约翰内斯堡。他对九四年南非政权过渡后的情况并不满意，“你知道，还是同样的危机。”问到我，他说，“你准是和这位女士开同一个会。”他倒吸气，腾出空间让我们说话。那女人叫罗娜（Lorna），宽脸阔嘴，长得十分喜庆。我一边喝南非红酒，一边查看诗歌节的资料。罗娜在牙买加，牙买加在加勒比海，加勒比海在地球上，地球在天上……
我醒来时感到窒息。大块头睡着了，他的一身肉松弛下来，溢出座位。我赶紧打坐入定，抗拒幽闭恐惧感。
到了约翰内斯堡，转飞机还要等三个多小时。我在小吃部遇见罗娜，她喝茶，我喝芒果汁，我们累得找不到话题。我问她是否注意到旅客中黑人极少。罗娜说，黑人们只待在地上。而牙买加的罗娜飞来飞去。她不住在牙买加，住美国，在密西根大学教写作。我也在那儿待过。她突然忘了某个熟人的名字，愣住了，眼睛茫然。她保证，只要好好睡一觉，她肯定会想起来。
到德班（Durban）天已黑了。德班是南非最大的港口城市，一百多万人。摇曳的棕榈树和英国殖民风格的建筑，那是午夜帝国的热带梦。沿海岸是全世界哪儿都能见到的那种大饭店。我们住在“蓝水”旅馆。从窗户望去，层层白浪在黑暗中推进。组织者警告我们，晚上不能单独上街。据说，南非的犯罪率是纽约的六倍。我回到大厅，罗娜也下来了，我们被带到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
我的老朋友布莱顿紧紧搂住我。我管他叫“基督”，不仅因为长得像，更主要的是他那双镇定而悲天悯人的眼睛。他在这块土地上坐了七年半牢，又在巴黎流亡多年。作为诗歌节的策划者，现在终于轮到他当家做主人了。他既是诗人，又是画家。今晚是他画展的开幕式，可惜我晚到了一步。他把我一一介绍给在座的诗人。
一个又高又瘦的黑人冲过来，是哈瓦德（Hawad），撒哈拉沙漠的行吟诗人。我们十年前在鹿特丹诗歌节见过。他那时穿披风，在休息厅席地而坐，招魂驱鬼。如今一身短打扮——中式对襟的蓝布褂子。他英文很差，指指那褂子：“巴黎，我买，很便宜。”接着用法文侃起来，我根本听不懂。这是他的风格——和骆驼一起呆久了。
我坐在加拿大诗人派垂克（Patrick）旁边，再过去是荷兰诗人儒尔（Jules），对面是派垂克的panion，加拿大女诗人罗娜（Lorna），另一个罗娜。英文panion指的是长期同居者，中文很难找到相应的词。
派垂克告诉我，八十年代初，他作为加拿大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中国时，总是被人围观，指着鼻子喊：“白求恩，白求恩。”他真有点儿像白求恩，前额很宽，秃顶，不过眼神不同。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相比，他少了些热情，多了些怀疑，是原子时代的幸存者“白求恩”。在北京，他厌倦了官方的安排，很想找到我们这些“离经叛道”者，可作协的人闪烁其词。到了西安，在翻译的安排下，他终于见到了几位当地的青年诗人。
加拿大的罗娜和荷兰的儒尔争得面红耳赤，为的竟是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罗娜全面否定：“陈词滥调，煽情，毫无价值……”“什么？”儒尔像公鸡昂起脖子：“那是激情！当男主角站在船头，”他挺胸展臂，作飞翔状，“懂吗？生命的激情！”我这才注意到他的模样：长脸，嘴角倒勾，油亮的黑发紧贴头皮，向后滑去。他一身黑——黑镜黑西服黑领带，一个不锈钢箍扣住领结，简直像个意大利黑手党。
我决定诗歌节期间尽量躲他远点儿。
第二天吃早饭，我跟罗马尼亚女诗人阿娜（Ana）坐在一起。说起来，我们错过了一次见面的机会。八六年春天，在伦敦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的一个小剧场，主持人迈克宣布，由于某种不便说明的原因，阿娜得不到出国的许可，不能来参加朗诵会。
在旅馆休息厅碰见哈瓦德。我一直想弄清楚他是哪国人，这有点儿让他恼火。我，没有国，只有家——萨哈拉沙漠。他妈的，我的沙漠被四个国家给瓜分了。他许愿，有一天他要避开四国的警察，带我到撒哈拉沙漠去。相信我，他拍拍他那干瘦的胸膛。记得十年前他也这么说过。
“撒哈拉人”从一个带纹饰的皮口袋里掏出钢笔，边画，边用复杂的手势和几个英文单词描绘他的种族。他们柏柏尔族（Berber）是回教分支，过着游牧生活，总是被战乱驱赶，所以没有祖国。而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国西北的戈壁滩。他拍拍我的肩膀，你，我，都是东方人。我瞅了他一眼，有些纳闷。甭管怎么说，人家有自己的文字，他的诗就是用这文字写的。他写给我看，果然有点儿像汉字，我开始相信我和这个疯狂的鬈发黑人有某种血缘关系了。下午五点半，我们在旅馆大厅集合，乘车来到那塔尔（Natal）大学的剧场。
在剧场休息厅宽敞的露台上，“撒哈拉人”坐下，伸出长臂，口中念念有词。我问担任翻译的法国姑娘玛德（Maud）他在召唤哪路神灵。玛德耸耸肩：他用的不是法语。和十年前相比，“撒哈拉人”明显衰老了，大概沙漠之神受不了法国的温文尔雅，已弃他而去。以前他从来不歇着，呼风唤雨，精力无限。
牙买加的罗娜大叫我的名字，然后咧嘴一笑，并没什么要说的，看来她已经缓过劲了，连我的名字都让她愉快。
钟声响了，剧场座无虚席。一群黑人小伙子呼啸而上，拍着脚背跳舞，这是非洲人好客的表示。在急骤的节奏声中，第二届非洲诗歌节开始了。
二
诗人们很快就分成不同的小集团。每天出门上车，可以看到这种非理性的分化组合，多半以语言为界。我们的交通工具是两辆红色丰田越野吉普，加上法语翻译玛德开的白色小车。英语集团包括“白求恩”两口子，荷兰的“黑手党”、南非女诗人英格瑞德（Ingrid），还有我。
我们这辆车总是塞得满满的，罗马尼亚的阿娜和印尼的阮锥（Rendra）夫妇也时不时地挤进来。法语集团只有三个，法国诗人伯纳德（Bernard）和住在巴黎的摩洛哥诗人兼小说家塔哈（Tahar），加上在法语中游牧的“撒哈拉人”，窝在那辆小车里。这多少反映了在语言霸权的争夺中法语的尴尬地位。
我理解法国人的骄傲。在他们眼里，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他们拒绝讲别的语言，特别是英语。在家还行，出门可就傻眼了。我也不知道这世界为什么跟法国人过不去。恐怕这事儿还怨不得谁，风水轮流转，说不定有一天全世界还都得讲中文呢。
我跟摩洛哥的塔哈，九○年在旧金山的国际作家会议上见过。诗歌节开幕的那天晚上，我试着跟他聊聊。他吞吞吐吐，他太太冷冰冰地戳在一边。我端着酒杯，进退两难，干脆用我惟一记住的法语说：“早安。”转身走了。
轮到开会发言，可就没别人插话的份儿喽。法语集团个个口若悬河，而且特别富于哲理。在一个人权讨论会上，塔哈赋予个人主义最新的含义，“撒哈拉人”呼吁用无政府主义来对抗美国文化入侵。坐在听众席的伯纳德冲到台上，发表一个长长的关于自由的声明，用的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叙述策略：一个词被另一个词所消解，就像某种掩盖足迹的动物，到末了你肯定忘了他的出发点。我私下叫他“哲学家”。只见他脸色苍白，激动得手直抖。我这才明白，法国出哲学家一点儿都不奇怪，那是咖啡馆的雄辩，加葡萄酒中的形而上。
讨论会的最后五分钟给我。我厌倦了人权的空话，对天生的无政府主义的“撒哈拉人”表示赞同。散了会，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再次保证有一天带我回沙漠，我也答应跟他一起回老家——西北戈壁滩看看。
我设法避开“黑手党”，但没辙，我们被绑在同一集团，虽然英文都不是我们母语。
除了晚上朗诵，我们白天还得到中学去。接连两天，我去的都是私立女校。那里讲究得有点过分，带英国贵族味道。女学生像一群穿制服的天使，吹长笛拨竖琴唱圣歌。其中有不少黑人和印度人。在南非，种族问题已退居二线：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几百年殖民统治的故事突然有了一个过于简单的结尾。当老师吩咐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工友搬幻灯机时，我注意到他目光中的惶惑，几百年的惶惑。
我们上天堂那工夫，另一拨诗人下了地狱——德班一个贫民区的图书馆，他们的听众是些破衣烂衫的黑孩子。“白求恩”告诉我，最奇怪的是，那图书馆居然没有一本书。
第二天，我和加拿大的罗娜、印尼的阮锥夫妇去为另一群天使朗诵。我和罗娜打头阵。罗娜天生是个好老师，学生马上喜欢上她了。她的诗大都关于男欢女爱，用词之大胆，让我都脸红。她得过加拿大所有重要的文学奖，但许多学校禁止用其诗作教材。我警告她，千万别在这儿读那些色情诗。她读了首诗，是关于洋葱头的爱情。随后，由阮锥压轴。他声称，在印尼，诗人相当于巫师。他朗诵果然有作道场的架式。他妻子精瘦，话不多，一直用摄像机紧紧盯着她丈夫，好像生怕他从巫术中消失。最后阮锥把妻子请上台，俩人面对面搂着，含情脉脉地对唱起情歌来。舞台灯光转暗。
我认识了南非诗人兼歌手哥特（Gert）。他是个来自偏远地区的小伙儿，晚到了两天。“基督”告诉我，他开车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