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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尿臊味和烤羊肉串的辛辣味……巴黎的气味完全不同：处处飘散的咖啡香味、街头烤栗子的糊味、冬天雨中树叶的怪味、让人头晕的女人香水味、地铁里流浪汉身上的酒臭味……
Y这两天反复跟我说，他是画画的出身，他要买个宽敞的单元，重操旧业。有一天拍不动皮包了，他能靠画养活自己。说此话时，他会激动地挥挥拳头，鼓励自己。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巴黎故事（3）
十
M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分到区党校，再转到某编辑部当编辑。一九八四年他编了内部读物《新诗潮诗选》，这套书的出版影响深远，几乎就在此后，“今天派”诗歌得到了社会公认。
我认识M是在这套书出版不久，他约我去坐坐。他的单身宿舍在区党校那简陋压抑的建筑物三楼，潮湿昏暗，充满尘土味。他父亲是铁路工人，家在湖南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我猜想，正是铁路给这个乡下孩子以梦想，并把他带向远方。他小个子，圆圆的脑袋，塑料眼镜缠着布。他说话快，字叠在一起，有时还会忽然脸红起来。
M八九年来到巴黎。九O年春我们在奥斯陆开会，决定复刊《今天》，他也从巴黎赶来。这生离死别的重逢，大家都很激动。但很快就发现，彼此之间变得陌生了。他总是处于亢奋状态，思路跟他的眼神一样浑浊。九一年初我到巴黎，M请我和另几个朋友去作客，在他台湾女友租住的单元里。聚会不欢而散。不久前法国《解放报》采访他，他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在别人的严厉指责下，他嚎啕大哭。清晨分手时，他脸上满是未干的泪水。
此后我只在巴黎地铁里晃了一眼，没打招呼，只见他敦实的身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关于他的消息断断续续：女友跟他分手，他流落街头，到处跟朋友借钱；几位好友凑钱帮他租了间房子，而他整夜把录音机开得山响，洗澡水溢得满地，没几天就被房东赶了出来。很多年没了音信，据说他漂流到罗马，又回到巴黎。也许有一天会在巴黎街头见到他。
十一
L老板个不高，溜肩膀，脸色红润；唇鬓和头发正变白，好像刚从一场大雪中归来；眼睛眯缝，在眼镜后头频频牵动笑意。他在巴黎中国人的文化圈是号人物。他开的那家中餐馆在巴黎算得老字号了，名声在外，主要是本店老板热爱文化——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喜欢请客，每年中秋节的螃蟹宴，一请百十口子。凡路过巴黎的中国人，只要跟文化沾边，都会被他请去侍候一番，好像他侍候的是中国文化。孰不知，多数文化人其实和文化没什么关系，饭碗而已。
他温州人，自幼丧母，父亲把他拉扯大。在香港读完高中，他跑到巴黎闯天下，先厨师后老板。老板娘是他表妹，亲上加亲，夫唱妇随，生意一度红火得很。他这辈子本来和别的餐馆老板没什么两样，但八九年的事件改变了他。他跟着热闹起来。但热潮退去，散的散走的走，把他晾在那儿。在失落的寂寞中，他结识了滞留在巴黎的一帮中国文化人。要说文化和餐饮业素无缘分，虽然文人也得吃饭，餐馆也得靠书画妆点门面。没想到文化竟把L老板搞得五迷三道，欲罢不能。他心野了，有空就跟朋友泡在一起谈天说地。餐馆衰败了，就差桌子长出草来；老婆怨言无声，卷铺盖跟他离了。
去年新年前夜在朋友家聚会。众人皆醉，惟他独醒。凌晨，他开车送我回家。巴黎满街是等车的人，涌来涌去，像潮水一般。他灵活转动方向盘，绕开那些企图拦车的。茫茫长夜，何处是岸？话锋一转，他突然长叹道：“你说人这辈子是怎么回事？一夜间，钱财对我没意义了。到我这岁数，居然也可以另走一条路，再换一种生活方式……”
每次聚会，L老板总是要等餐馆关门，拎着两瓶上好的法国红酒开车过来。进门，打招呼，坐定，尝酒菜，给予应有评价。他在文化圈子泡了十年，对这套语言系统不仅不陌生，还能穿针引线。有时碰见新来高手，他沉默不语，品酒，眯眯笑。
十二
我打电话到新加坡找S。一个菲律宾女佣用英文说：“我们老爷睡了。”我一听来了火：什么老爷？快叫他起来。“我不敢，”女庸呐呐说。
十五年前S到北京开会，在我家小坐，他那时英俊小生，话不多，既骄傲又谦和。
他发表在《今天》上的《下地狱书》独得一九九二年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奖。由于消息闭塞，当一位坐过牢的罗马尼亚诗人代他领奖时，他正骑车在上海的弄堂里钻来钻去。紧接着他和法国姑娘丽丽堕入情网，搬到巴黎来。丽丽有一部分中国血统，会讲中文。我九三年春天到巴黎，正赶上他们的婚宴。那天丽丽的亲朋好友老师同学浩荡如云，代表着巴黎人健康的社会关系；而男方只有我们几个朋友，多少说明了一个东方漂泊者的尴尬处境。
依我看，S是个真正的诗人。如今这年头，诗人大都张牙舞爪装疯卖傻心怀叵测，像S这么温雅沉静的，不多。他用一双忧郁的眼睛倾听别人，专注而充满信任，而他说起话来像个梦游者，似乎随时准备用梦纠正现实。
他们婚后不久得了一子。生活所迫，丽丽不得不放弃读博士，去中学教书。S一边学法文，一边靠教中文赚点儿零花钱。他的头发脱落，背驼了，精神日渐恍惚。我那时住荷兰。有一天收到他的信，打开，竟是空的。我赶到巴黎，约他到一家咖啡馆见面。我们喝着啤酒，从下午一直到夜色来临。他目光涣散，心情沮丧，似乎随时会从椅子上出溜下去。我劝他，更主要的是一种内在冲突——两种古老文明的不可兼容性。
再见面，他精神好多了，像经过冬眠的獾，眼睛雪亮。他写了一组关于巴黎的诗，无疑是他作品中最好的。是啊，他用梦纠正了生活。
丽丽在法国外交部找到份差使，全家要搬到新加坡住几年。在为他们庆幸的同时，我又担心，在那金鱼缸似的城市里，怎么能得到足够的氧气？他再次流亡，从他的第二故乡巴黎。
我琢磨，一个中国诗人和巴黎必有某种对应关系：气质与宽容，孤影与光源，梦与时间，异国情调与本地口音，汉字与放射性街区。
十三
Y朝我脸上连着打了两个喷嚏。他拍皮包累坏了，好几天没怎么睡觉。他宣布，从今天起他两个月没活，要在棋盘上好好厮杀一番。正赶上午饭时间，他手脚麻利，转身端出二菜一汤。饭后我睡午觉，他躺在另一张床上看报，很快打起呼噜来。对我来说，Y是个神秘人物，我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除了拒绝时间，也拒绝温情。上次他送我去机场，神色慌张，做贼似地塞给我个大钱包，原来是件礼物。
我出去散步。穿过新桥（Pont Neuf）时，不禁探头看了看河水。好几年前一个美国作家朋友来巴黎，我们一起带孩子到卢森堡公园玩。田田和他女儿一样大——八岁，他儿子仅五六岁。穿过新桥时，我提到鲍尔·策兰（Paul Celan）跳塞纳河自杀的事。孩子们吃惊地睁大眼睛，问什么是自杀。后来这个美国作家告诉我，他的孩子缠了他很久，还是弄不懂为什么人会自杀。
我过桥转了个弯，回到巴黎圣母院广场。大群鸽子在游客头上翻飞。一个野孩子冲过去驱赶它们。不，这是记忆中的片段。十三年前，我第一次带田田来这里。她聚精会神地用面包喂鸽子。我对好焦距，按动快门。一个野小子朝鸽子群跑过去，把鸽子吓得满天飞。田田皱着眉头，风吹起她带五彩斑点的蓝色风衣。这一瞬间得以保存下来，背景是巴黎圣母院。
鸽子有鸽子的视野，它们总是俯视巴黎的屋顶；狗有狗的视野，它们看的最多的是铺路石和行走中的脚；蚊子有蚊子的视野，它们破窗而入，深入人类生活的内部，直到尝到血的滋味。
我忽然想起来本雅明（W。Benjamin）的话：“旧地图——在爱情中，大多数人寻找一个永久的家园。但还有少数人则寻找永远的漂泊。后一种人属于忧郁者类型。”记得九一年春在蓬皮杜中心朗诵后回答问题时，主持人问我是否喜欢巴黎。我说我喜欢漂泊，而并不太在意途经的地方。我的回答令他大失所望，在法国人眼里，巴黎是至高无上的。散场后，Y带着女友找我在书上签名。我一时转向，把他当成另一个搞摄影的了，硬拉着人家下馆子。好在他处变不惊，给了我一次将错就错的机会。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卡夫卡的布拉格（1）
一
迈克在电话里叮嘱我：“别急，有人去接你，他很高，像个篮球运动员……”果然，一出海关就看见了，他举着牌子，头在人群之上浮动。他又高又瘦，一脸疲倦而温和的笑容。他叫斯坦尼斯拉夫（Stanislav），是音乐家，帮布拉格作家节接送客人。我们坐进他那辆老掉牙的斯克达，点火，车连咳带喘地出发了。他英文差，问我会不会德文。我说不会。他说他月底要到德国演出。我问他用什么乐器。他说了个德文词，用手比划。钢琴？不。管风琴？他拼命摇头。我问他一般都在哪儿演奏。他说主要是为病人。医院？不。疗养院？他拼命摇头。但愿不是殡仪馆，我心想。我放弃了对他生活中两个重大细节的好奇心，看窗外风景。
这是我第四次来布拉格。
八九年夏天我在西柏林。迈平夫妇开车从奥斯陆出发，把我捎上，再穿过东德进入捷克。过了边境，开进头一个捷克城市吃午饭。女服务员不会英文，我们用国际语言加俄文单词，点了可乐和匈牙利牛肉汤，好歹填饱了肚子。一结账，我们乐了，几乎等于是免费的，头一回体会到西方游客的优越感。
越过伏尔塔瓦河上的桥进入布拉格市区，天已擦黑了。我们把车停在繁华大街上，迈平给一个叫奥尔卡（Olga）的汉学家打电话。她丈夫说奥尔卡带孩子去乡下度假去了，欢迎我们到他家住。他是个建筑师，对布拉格了如指掌。我们晚上出去喝酒游荡，他带我们看老城广场边上的卡夫卡故居，指出在我们脚下有个巨大的矿脉。布拉格的美独一无二，特别是夜里，古老的街灯引导夜游者迷失方向。灯光下，阴影转动，回声迭荡，似有幽灵出没。我恍然大悟，卡夫卡的小说竟如此真实，真实得可以触摸。那正是蓝丝绒革命前夕。马丁（Martin）是奥尔卡在布拉格大学的同事，也是地下文学刊物《手枪评论》（Revolver Review）的编辑。他当时正忙乎着秘密串连搞联名信，要把前国王的侄子推出来，恢复帝制。他也找我们签名，我不喜欢帝制，拒绝了。
四年后，《手枪评论》请《今天》在欧洲的编辑到布拉格开讨论会。我们先在《手枪评论》编辑部开讨论会。临走头天晚上，在一个中世纪的地窖为我们举办了诗歌朗诵会。散场后，突然一个天仙般的女人出现，马丁介绍说，这是《手枪评论》新任总编辑。她落落大方，在我们桌旁坐下，引起中国文学的一次骚动。她说她正在写一篇戏剧评论。李欧梵的脑门儿发亮，对捷克戏剧给予高度评价；张枣抢过话题，猛烈抨击美国霸权文化的入侵。只有迈平眯眯笑，话不多。我忘了我说什么了，肯定语无伦次。其实这美女的丈夫就坐在旁边。我琢磨，一个由美女领导的刊物大概工作效率极高。若她向李欧梵约稿，必应声而至，用不着像我那样得磨破嘴皮子。
三访布拉格是九五年春天，我那时住巴黎，应迈克的声声呼唤自费参加布拉格作家节。迈克是我老朋友，纽约人。为了寻找诗歌的精神家园搬到伦敦，娶妻生子，一陷二十多年，日子清贫不说，保守的英国诗歌界根本容不得他。他是伦敦的卡夫卡。九一年他创办了布拉格作家节。那时迈克在一家英国公司听差，那公司主办一年一度的布拉格国际书展，捎带着个作家节。那些人看起来个个都是迈克的老板，颐指气使，支得他团团转。
我们几乎每天晚上出去鬼混。他总是带我去迪斯科酒吧，大概想让我看看布拉格的年轻人，感受一下青春气息。可那音乐实在让我肝儿颤，震得连酒杯都端不稳。那时迈克正闹婚变，又受尽那些英国商人的气，在强光灯的闪射下，他哭丧着脸。我叹了口气，管他叫“我成功的朋友”，这回把他逗乐了。他用浓重的伦敦腔骂道：“我他妈的成功？成功个屁！”
二
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于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生于布拉格老城广场旁的一栋楼房里。虽然他们几次搬家，但离他的出生地都不远。他的西伯莱语老师引述了卡夫卡对他说过的话：“这是我的中学，我们对面的那边的建筑是大学，左边再过去一点儿，是我的办公室。我一辈子”——卡夫卡用手指画了几个小圆圈——“都局限在这小圈圈里。”
卡夫卡出生的楼房于一八八九年毁于大火。一九○二年重建时，仅有部分保留下来。一九九五年，卡夫卡的胸像嵌在这房子外面的墙上。作为布拉格之春的先兆，卡夫卡终于被捷克当局接受了，称之为“资本主义异化的革命批评家”。
在卡夫卡出生头一年，卡夫卡的父亲赫曼·卡夫卡（Hermann Kafka）在老城广场北边开了个小杂货铺，先零售，后批发。卡夫卡在一封未发出的给父亲的信里写道：“……而自从你让我处处害怕，对我来说店铺和你是不可分的，那就不再是个好去处了。首先让我又羞又恼的是你对雇员的方式……而你，我见识了你在店里叫喊、诅咒、大发雷霆，在某种意义上，我当时就明白了，这世界上到哪儿都无平等可言。”
在另一封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你可以，比如抱怨捷克人，然后德国人，再就是犹太人，全面淘汰，最后除了你谁也剩不下。对我来说，你为莫名其妙的事大发脾气正如所有暴君把其法律建立在个人而非理性之上。”
一八八九至九三年间，卡夫卡一家搬到名叫“片刻”（Ar the Minute）的楼房，他的三个妹妹都出生在这儿。后来这三个妹妹都死于纳粹的集中营。卡夫卡上的是一所德国小学。很多年后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记述了他童年的一次事件。
“我小时候，有一回得到了六便士，非常想给一个坐在老城广场和小广场间的年老的女乞丐。我琢磨这恐怕是乞丐大概从未得到过的粗暴的数目，而我要做这么件粗暴的事，在她面前会多么羞愧。于是我把六便士换成零的，先给那女的一便士，沿着市政厅建筑群和小广场的拱廊转了一圈，像个社会改良家再从左边出现，给了另一便士，又走开，这样兴冲冲地反复了十次（或许少些，我相信那女人因失去耐心而离开了）。总之，最后我无论身体和道德上都垮了，赶回家大哭，直到母亲又给了我六便士。”
在给同一友人的另一封信里，卡夫卡讲述了他每天早上步行到学校的细节。“我们的厨娘，一个又小又干又瘦，尖鼻塌腮，蜡黄结实，精力充沛且傲慢的女人，每天早上领我去学校。”上学的路上，厨娘总是威胁要向老师告状，历数他在家的“罪行”。同样的威胁重复了差不多一年。他觉得去学校之路如此漫长，什么都可能发生。“学校本来就是一种恐怖，厨娘非要雪上加霜。我开始恳求，她摇头，我越是恳求越是觉得我恳求的价值更大更危险；我赖在那儿不动乞求宽恕，她拖着我走；我威胁要通过父母报复，她笑了，在这儿她是至高无上的；我抓住商店的门框基石，在得到她宽恕前不肯动。我拖着她的裙子（这也给她造成麻烦），但她一边拖着我，一边发誓告状时罪加一等。眼看晚了，圣詹姆斯（St。James）教堂的钟敲响八点，可以听见学校铃声，其他孩子开始跑，我最怕迟到，我们也跟着跑，‘她告状，她不告状’这一念头纠缠着我；事实上，她从没告过状，但她总是掌握似乎在不断增长的机会（昨天没告状，而今天我肯定会的），她从未打消这主意。有时想想看，米勒娜（Milena，卡夫卡致信的友人）——在小巷她气得跳脚，一个女煤贩子常凑在旁边看热闹。米勒娜，多么愚蠢，我怎么属于你，与厨娘、威胁及无数尘埃在一起，这三十八年尘埃飞腾，落在我肺里。”
三
某部委招待所就在老城广场附近，九五年来布拉格时我就住在这儿。房间还算干净，设备陈旧结实，电话最远只能打到楼下柜台，让人想到蓝丝绒革命前的社会主义岁月。看门的老头显然是打那时候过来的，昏昏欲睡，带着过渡时期笨拙的笑容。
我匆匆洗漱下楼，斯坦尼斯拉夫在门厅等我。我们交流有障碍，他比划说要去哪儿哪儿，我点头说是是。我们穿过老城广场，他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