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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之书-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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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    
    十一    
    盖瑞·斯耐德(Gery Snyder)在我们小镇的索嗄斯(Soga’s)餐馆门口等我们。他刚从日本开会回来,坐了十几个钟头的飞机,却毫无倦意。待坐定,女招待旋来转去,展示她那美好的身材。盖瑞先声明今晚由他请客,他在日本挣了一大笔日元。他知道,中国人会为争抢付账恨不得打起来。我说了声“好吧”。    
    当年在北京的旅馆房间头一次见到他和金斯堡,屈指一算快二十年了。记得他们行色匆匆,一个小时后要去机场。谈话是通过我的英译者杜伯妮(Bonnie S。McDougall)进行的。翻译是过滤,使对话变得像纯净水般单调乏味。他和艾伦有一种互补关系:艾伦好奇多动,像水银;盖瑞沉静自恃,像水银容器。    
    没想到自九五年起,我竟和盖瑞成了同事——在同一所大学教书。我们可算得君子之交,打电话写信寄书致意,偶尔见见面。当我九七年夏天丢了饭碗,他拍案而起,联合其他英文系的教授上书给校长,未果。    
    他多次约我到他家做客,却一直未能如愿,首先是山高路远我没方向感不认地图;再就是我们俩都是世界旅行者,很难找到重合的时间;接着他夫人得重病,不便打扰。这七年前发出的邀请至今有效。    
    盖瑞从这次的日本之行讲到《论语》,说到他最近重读时的感受。他说他年轻时就迷上了《论语》,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佛教道教。“那是一部伟大的书。”他感叹说。他是在西雅图祖父的奶牛场长大的,每天除了挤奶,就是面对单调的风景线。他对东方宗教感兴趣完全是偶然事件。十二岁那年,由他亲自喂养的小母牛生病死了,他悲痛欲绝。去教堂问牧师,小母牛能不能上天堂?牧师摇头说,动物是不能上天堂的。他很生气,既然小母牛不能上天堂,他也不想去了。而听说佛教强调众生平等,于是他转向东方。他自幼喜欢爬山。当看到几幅中国古代山水画时,他大为震惊:中国人画的山水才是最真实的——大概是由于西雅图的山和中国的山相似。    
    他大学毕业后,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人类学和日文。在那儿结识了艾伦。一九五六年春,他在“垮掉一代”运动趋向高潮时急流勇退,告别了女友,东渡日本,在京都削发为僧,一待就是十二年。他本想去中国,但中国当时不开放,后听说日本仍有辩经的传统,这一点深深吸引了他。杰克·克卢亚克(Jack Kerouac)以他为原型写了本小说《佛法游荡者》(Dhama Bums)。    
    女招待出现了,问是否可以收走盘子。她面无表情,涂红的嘴唇像冰雕一般。若她读过《佛法游荡者》不知会有何感想。    
    说起那些穷欢乐的日子,他眯缝的眼睛亮了。去日本前不久,他和艾伦一路搭车从伯克利向北。到了西雅图,他们走进华盛顿大学英文系,向在场的教授说:“我们是诗人,想为你们免费朗诵。”幸好那教授听说过他。朗诵会来了三百多人,艾伦朗诵了他的《嚎叫》。那时候除了年轻,他们什么都没有——身无分文。朗诵全都是免费的,好歹学校管饭,有热心人安排住处。第二年春天,他和艾伦又去印度朝圣。他从日本乘客船,艾伦从埃及搭汽艇,在庞培汇合后他们一起前往尼泊尔等地……    
    问他为什么不再当和尚。他神秘一笑,说:“我太喜欢女人了。”他在京都和一个日本女人结婚还俗,师傅为他取名“听风居士”。搬回美国,他们在聂华达山上自己盖房子建禅堂,生活多年后离异。前妻和他的好友结为连理,就住附近,一直还有来往。他和一个美国女人的婚姻没维持多久。在禅堂打坐时他认识了卡柔(Carole)——美国出生的日本女人,终成眷属。卡柔不仅信佛,且喜欢爬山,可谓志同道合。他俩经常打背包上山数日,餐风饮露,听八面来风。    
    问起他是否有出世入世的困惑。他摇头否认说:“这是中国文人的问题。”看来“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这话是有道理的,他不会受限于经文与社会传统之间纠葛不清的互文关系。他是本地反砍伐林木运动的倡导者,经常开会演讲谈判,把那些私人木材商送上法庭;同时他也是国际环保组织的发言人之一。在他看来,环保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全球化不仅破坏每个角落的生态平衡,也在消灭所有的区域性文化和弱势文化。”他警告说。他从日本给我带来礼物,是一块长方形的布,上面印满带鸟字部首的汉字。“天空鸟飞绝”,我想其中很多鸟已绝种了,这是篇悼文。    
    女招待闪现出来,问要不要甜点。这回她极力推销,好像她是那冰冷世界派来的代表。我们选了块巧克力蛋糕一起分享。    
    说到中东危机,他认为“只有时间可以溶解(dissolve)仇恨,只有通过一代代人的共存才能达到和解。而现任的美国政府是愚蠢到家了,他们只相信武力。”    
    最后说起他的青年时代——革命、性和毒品。我讲到自己抽大麻写诗的经验,当时觉得挺棒,醒后发现什么都不是。盖瑞笑着说:“大麻狡猾狡猾的。看来你是个好诗人,没上当;而大多数抽大麻写诗的人醒后照样自以为了不起。”    
    餐厅空了,只剩下我们和几个坐在旁边叽叽喳喳聊天的女招待。门外,灯光与夜交融。我说好这个星期天上山到他家做客,以践七年之约。    
    十二    
    我跟S是在汉娜(Hannah)家认识的,那是九六年夏。女诗人汉娜曾做过钢琴老师。由她召集的诗歌小组,平均一两个月在她家聚一次。后来不知打哪儿来的加速度,大家都越来越忙,很难凑上合适的时间,只好散伙了。    
    S是那种一见难忘的人。她眼神坚定,面部线条明确生动;她说话快,似乎为证明语言的局限。她的诗中混合女人温情和伤痛。    
    诗歌小组解散后,我和S的联系如虚线般断断续续,但却有所指向——我们在互相辨认中老去。她长我两岁,转眼已满头花白。去年春天我参加代表团去看望围困中的巴勒斯坦作家,随后她代表一个国际诗歌网站采访了我。我女儿报考大学遇到危机,绝望中我想到S,她做过私立学校的学生顾问。头一次她跟田田谈话,仅三言两语,就解除了孩子心理上的紧张状态。我和田田都被美国大学的表格吓坏了,在S的引导下,我们终于走出了迷宫。    
    那天下午我们说完田田的事,S讲到家世,让我想到她那些让人心疼的诗句。秋天阳光没有穿透力,停留在我家白纱窗帘上,随风飘荡。    
    她父母相遇在旧金山,婚后第二年S出生了。父亲刚从欧洲战场回来,因战争创伤开始酗酒。S出生后不久全家搬到夏威夷,和一些画家住在一起。自然风光与画的互相投射,加上家庭危机的阴影,构成了她早年幻觉的来源。“那儿甚至有个茶楼(Tea House)。”她突兀地说,显然那是她童年生活的高光点。她后来成了画家,无疑与这一经历有关。    
    他们搬到南加州。因经济犯罪,父亲带全家逃往奥克拉荷马,那年S仅八岁。警察找上门来,押送父亲回加州服刑。保释出狱后,他在一家电台工作。母亲改嫁,弟弟跟父亲住在一起。父亲酒后越来越狂暴,追打虐待弟弟。当时刚上大学的S赶去,坚持要把弟弟带走。父亲威胁说,如果把弟弟带走,他就会死。S还是把弟弟带走了。一个月后,父亲因心脏病去世,年仅四十九岁。    
    说起父亲,S的脸被痛苦与骄傲的双重光芒照亮。“不喝酒时,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聪明能干。他没受多少教育,却创办了加州第一个脱口秀。”她转而感叹道,“我们家有那么多灾难和噩梦。”她父母双方都有家庭精神病史,那是个巨大的阴影。    
    也许是自强不息的个性拯救了她。由于家庭动荡,从小学到中学她转了十三次学。六五年高中毕业,她先上社区学院,再转入大学,半工半读,直到七七年才大学毕业。又花了十年工夫,当她拿到英文与创作的硕士学位时,已四十岁了。她成了她家族头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S在一家书店打工时结识了楼下开餐馆的D,他们很快就结合了。他们家庭和睦美满,一儿一女,已长大成人。“可就在结婚两周后,我年轻的丈夫患心肌梗塞,做了搭桥手术。”S补充道。    
    他们住在萨克瑞门托市中心一个安静的地段。那是个美国普通人的住所,陈设简单舒适。让客厅生辉的是S的画和雕塑。她画的是那种稚拙画,多为人物肖像,由响亮的平涂色块构成。这或许是再现童年经验的努力——重返半个世纪前的夏威夷,让那个在茶楼观景看画的小姑娘沉湎于奇妙的幻觉中;或许是她内在的光明,使她最终能过滤苦难的重重阴影。    
    D人高马大,慈眉善目。我们喝加冰的苏格兰威士忌,佐以饭前开胃小菜。D是一家厨具公司的经理。他总是笑呵呵的,能看得出他对S的百般呵护和由衷欣赏。他说他是“艺术的守护人”,这话是三十年前结婚时跟S说的。由于对艺术女神的爱,这三十年前的诺言至今有效。在他的支持下,S辞去了私立学校的工作,致力于写作画画,并照顾母亲。五年前她母亲中风,住进老人特护中心。S是我见过的最孝顺的美国人,她每天早晚两次去医院陪母亲。    
    S为女为妻为母,养家写诗画画攻读硕士,其性格坚韧可想而知。我想是她从父母的悲剧中认知,必须保护自己的孩子不重蹈覆辙。那是历尽苦难的女人的心——宽厚坚强而无私。    
    “我有个秘密,不想带到坟墓里去。”她突然压低声音对我说,“孩子们不知道我的第一次婚姻。今年圣诞节他们回来度假,我打算告诉他们。”她显得有点紧张。我劝她说,孩子们会理解的。    
    今年除夕,我请S夫妇及其他朋友在中餐馆吃饭。我悄悄问她是否透露了那秘密。她眼睛一亮,徐徐舒了口气:“他们真伟大,一点儿也没责怪我。”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他乡的天空(5)

    十三    
    一八二六年秋天,在瑞士一个小镇举办一场静悄悄的婚礼。这婚礼是必要的,因为孩子第二天就要出生了。孩子他爹叫约翰·萨特(Johann August Sutter),儿子跟他同名同姓。老萨特那时只有二十三岁。他曾在出版社做学徒,热爱书籍华服和各种娱乐。后来做干果布匹生意,都失败了,因债台高筑而面临牢狱之灾。一八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他越过边境进入法国,再乘船到美国,留下债务、老婆和五个孩子。    
    他在新大陆到处闯荡,寻找机会。伪造了个军衔,他转身成了“萨特上尉”。一八三九年六月他乘船抵达现在的旧金山,那时还只是个小村子。墨西哥总督会见他时,被其殖民梦说服了,把方圆几十英里未开发的土地许给他。同年八月中旬,他和手下人乘帆船沿萨克瑞门托河(Sacramento River)逆流而上,在与美国河(American River)的交汇处落脚。接着他用土地为信贷,买下一家快要倒闭的俄国皮毛公司,连同牛马枪炮一起运到定居点。为防范持敌意的印第安人,他决定建造要塞,并用拉丁文命名他的王国为新瑞士(New Helvetia)。    
    我们一行三人来到萨特要塞(Sutter’s Fort)。四年前德国的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一家来做客,他的德文导游书把我们引到这儿。顾彬把解说词咀嚼一番,长叹一口气。顾彬叹气是常事,但那回特别。我琢磨,准是老萨特的非理性精神和虚荣心让他恼火。说来这要塞甚至比不上一个中国的地主宅院。土坯围墙约摸十五六英尺,其中包括面包炉、铁匠铺、木工房、酒窖、马棚。午后的阳光让人困倦。我们最后进入位于要塞中心的三层楼房,这里是制高点。    
    老萨特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是个殖民时代的梦想家,其梦想是辽阔的疆土。在鼎盛时期,他占地近五万公顷,有牛马羊无数。他慷慨大方,为那些新移民免费提供食宿,派人上山营救困在风雪中长途跋涉的队伍。而瑞士的老婆孩子却挣扎在贫困线上,没任何资助。他感到内疚,以长子的名义要求扩充地盘。战乱爆发了,他为墨西哥出钱卖命,从冒牌上尉摇身一变成了民兵将领,总督赏给他更多的土地。墨西哥战败。一八五五年,美国联邦土地局起诉他,没收了三分之二的土地。    
    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老萨特午睡后正在写信,只见他派去建锯厂的马索尔(James Marshall)匆匆赶来,神色怪异。他把一包金矿石放在桌上,说是在挖漕沟时发现的。老萨特叮嘱他千万保密。但这消息不径而走,于是浩浩荡荡的淘金大军从四面八方涌来。    
    那黄金照亮的瞬间,成了老萨特一生的转折点。这种稀有矿石,本来能让他成为加州首富,最后却毁了他。转眼间,刚建立的帝国秩序土崩瓦解。他手下人纷纷辞职去淘金,外来者任意侵占他的土地;要塞成了输送矿工的中转站和各种交易的集市,人们顺手牵羊偷走他的财产。    
    同年九月小萨特抵达,目睹了席卷大地的淘金热。在被遗弃了十四年的儿子面前,老萨特感情复杂,让他羞愧的是其王国的衰败。他债台高筑,当年向俄国皮毛公司借的钱一拖再拖,对方要求以土地抵债。他不得不把其财产转给小萨特。一八四九年年底,要塞以七千美元的低价卖掉。不久他妻子和另外四个孩子从瑞士来,全家团聚。老萨特决定退休,和家人住在他的豪克农场(Hock Farm),直到一八六五年夏天他们的房子被大火吞噬。    
    由于淘金热,萨克瑞门托河的码头附近日趋繁华。小萨特接手父亲的产业后不久,动了修建城市的念头。他出售土地,开始着手城市规划,大兴土木。他本想命名为萨特市(Sutterville),遭到另一地产商的反对后随即放弃。一八四八年年底,这未来的加州首府正式得名萨克瑞门托市。    
    消息传来,退隐农场的老萨特气坏了,他朝思暮想的王国——萨特市,因为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而烟飞灰灭。他试图从中作梗,但为时已晚。为此他一直不肯原谅小萨特。    
    小萨特不断出售土地以还清债务。他和父亲一样毫无商业头脑,不知道梦想与现实的界限。他的律师和地产商合伙坑骗他。病困交加中,他离开萨克瑞门托,在墨西哥一个港口城市定居。一八五五年,他回到加州,通过律师提交了一份完整的陈述,说明他和父亲是怎么上当受骗的。它六十年后得以发表,描述了淘金热中那些肮脏的交易,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老萨特去华盛顿告状,想索回被剥夺的土地,并试图得到因当年帮助移民的某种补偿。这位殖民主义的冒险家,离开加州时一名不文。他和家人定居在华盛顿附近的小镇。这场官司旷日持久。一八八○年六月十六日,国会休会,并未通过萨特法案。两天后,他死在国会山附近的小旅馆里。六个月后他的妻子病故,和他安葬在一起。    
    一九一五年夏天,小萨特的遗孀带女儿到萨克瑞门托。小萨特的女儿写道:我和母亲作为墨西哥革命的难民回到萨克瑞门托,这实际上由我父亲创建并得益于他捐赠公园的城市,不仅没有对我们的某种认可,甚至可以说对我们关上大门。    
    十四    
    去年春天,艾略特(Eliot)从纽约来伯克利开会,我们一起去旧金山看望他的老朋友G。他住在离金门公园不远的住宅区,相当僻静。G长我一两岁,小个儿,蓄着胡子,说话快,多少有点儿神经质。他夫人D是尼加拉瓜诗人,雍容大方,有一种难捉摸的美。那是两室一厅的单元,陈设简单,有一种匆忙的痕迹。原来他们刚搬家,书还没来得及拆包。聊了一会儿,我们去附近一家上海馆子吃午饭。G送给我他刚出版的诗集,以及他翻译的D的诗集。    
    一个多月后,我接到G的电话,他们夫妇来戴维斯朗诵,约好一起吃晚饭。我们在“芥末籽”(Mustard Seed)意大利饭馆见面。由大学请客,连主宾带学生外加我们跟着蹭饭的,满满一长桌。一个尼加拉瓜女学生坐我身边,对D充满景仰,说是她心目中的女英雄。席散兴未尽,我请他们夫妇到我家再喝一杯。杯光斛错中,只见他俩眉目传情,心有灵犀,要说岁数可不小了,竟有年轻人一般的恋情。那一晚,从美国底层生活到诗歌,从越战到拉丁美洲的革命,词语跳跃闪烁,在昏暗中拉开一幅历史的长卷。    
    G出生在匹茨堡一个工人家庭。爷爷是钢铁工人,因工伤失去了两条腿,却未得到赔偿。父亲是运送冰块的卡车司机,自幼他就常跟着父亲干活。他是个梦想家,常去博物馆、图书馆闲逛。有一天,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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