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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对。诺贝尔奖只不过是十八个人选出来的一个奖,奖金多点,名声大些,它只代表十八个人的看法,而且被种种因素所左右。诺贝尔奖的重要性也许是对非商业化文学的推崇,至少每年有一天让人们注意到文学的存在;但随后商业化对获奖者的利用,也多少消解了它的意义。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个百年情结,所以有中国人得奖挺好,让大家解了这个结。
翟: 你在摩洛哥的受奖发言中提到,“诗歌正在成为中产阶级的饭后甜点,是种大脑游戏,和心灵无关。”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北岛:我现在在美国大学教诗歌创作。从五十年代末至今,美国大批诗人进入大学教写作,诗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生活有了保障,渐渐变成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想象力变得贫乏苍白。而学生那边也有问题。写作本来需要原始冲动,是反对权威的,学生得紧跟随教授才行。写诗变成了个生产过程,好像诗是可以制造出来的;学生产生幻觉,觉得诗人也可以被制造出来。由于这种误导,产生了众多平庸的诗人,因为没什么好写的,大家开始讲故事。现在美国诗歌主流叫做叙事性诗歌(Narrative Poetry),那甚至也不是故事,只是些日常琐事,絮絮叨叨,跟北京街头老大妈聊天没什么区别。
翟: 你不喜欢关注生活细节、来自日常生活题材的诗歌,对吗?
北岛:不一定在于写什么,而是在于怎么写。生活细节也好,宏大题材也好,很多东西都可以入诗。但诗得有激情和想象力,得有说不清的力量和让人晕眩的东西。
翟: 现在国内的一些诗人也在写类似的“叙事性诗歌”,这些诗人里包括以前的“第三代”和现在的所谓“第四代”。
北岛:中国的诗歌现状和美国的还是不太一样。一方面,中国诗歌的这种倾向;多少也和中产阶级化的社会转型有关;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影响的焦虑”,即第三代诗歌要避开“今天派”的影响,另寻出路。美国诗歌专业化后,有点像我们的作协,对创作没好处。虽然美国诗歌中有不同声音,比如“垮掉一代”、“黑山派”和“纽约诗派”,但其主流诗歌是非常保守的。
翟: 你是这个教育制度的受益者,比如经常参加美国各大学诗歌朗诵会什么的。
北岛:一般有创作课的大学,都有朗诵系列(Reading Series ),配套成龙,组成了专业诗歌生产线。大学的诗人教授们互相请来请去。对,我也是受益者,常被请去朗诵。但由于非正式教职,又是外国人,我享有误入中心的局外人的特权。这种特权是:其一,你在其中,但不必遵守他们的游戏规则;其二,你不在其中,由于距离,保持足够的清醒和批判意识。
翟: 你是用英文还是中文朗诵?
北岛:用中文朗诵,然后请美国诗人或教授朗诵英文翻译,一首对一首,有时加字幕。我从不用英文朗诵,一是英文没那么好,二是我喜欢中文的音调,喜欢那种它孤悬于另一种语境中的感觉。说白了,我念错了,没人能听得懂。
翟: 听众的反应怎样?
北岛:当然不一样。在欧洲,一般来说,不会有听不懂的问题,尤其像北欧国家,有理解晦涩诗歌的能力,他们自己就有很多这类的诗歌。而美国重的是叙事传统,听诗费点劲儿。有时候我得搭配些容易懂的诗,朗诵前再说几句话作引导。其实朗诵就是一种表演,你总不想跟听众过不去吧。
翟: 你游历了很多国家,结识了很多诗人和作家,说说这种交游的感受。
北岛:游历其实从最初写诗就开始了。先是串门,从北京胡同串来串去,然后串到白洋淀,甚至更远的地方。从八五年起变成了世界范围的游历,认识了各种各样的诗人和作家。我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属于某个特定的民族和文化,游历久了,变得身份不明。这些人和自己及其他的语言文化都拉开了距离,游离在中间地带,这种现象实际上在改变世界文化的景观。这次到摩洛哥开会,我顺便去看望一个住在摩洛哥的西班牙最有名的小说家胡安·高蒂萨罗(Juan Goytisolo),今年春天,我们一起去了巴勒斯坦。他觉得住在摩洛哥,和西班牙的距离正好,足够他观察国内的一切,又不必介入国内的纠纷。他经常在西班牙的报纸上谈国际政治和社会问题。和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urg)交往,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作为西方的造反派,他的困境在哪里,为什么他会选择喇嘛教这种很边缘的宗教为后盾。我作为一个流浪者,因为不属于任何文化圈,就有一种说话的特权。比如巴以冲突,我明确站在巴方,公开谴责以色列当局。在参加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声援巴勒斯坦的访问活动中,我更切身体会到巴勒斯坦人所受的苦难。但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巴以问题上保持沉默,这和犹太人在欧洲的历史有关。那是个禁区。而葡萄牙小说家萨尔马戈(Saramago)挑战了这一禁区,他受到很大的压力。
翟: 《书城》曾采访了巴勒斯坦诗人达维什(Mahammed Darwish),他说喜欢你的诗集《零度以上的风景》。
北岛:今年春天访问巴勒斯坦,就是应他的邀请。很多被压迫民族的诗人会变成纯粹政治型诗人,只有一种简单的声音——反抗的声音。而达维什诗中的音调很复杂,他让我想起已故以色列著名诗人阿米海(Yehuda Amichai),他们的诗有共同之处:对暴力对口号的厌倦,试图以自嘲来维护最后一点点人的尊严。
附录诗歌本来就是边缘化的东西
翟: 有些问题不好问但还是得问,比如,你觉得什么是好的诗?
北岛:我们也许只能用排除法排除那些坏诗,剩下的就是好诗。看来要想说清什么是好诗并不容易,因为诗就是试图言传那不可言传的东西,这悖论正是诗的由来。
翟: 怎么看国内的诗歌现状?
北岛:我在国外待的时间太久了,没资格说三道四。但我总的印象是中国的诗歌处于低潮,这和中国新诗的灾难性历史以及脆弱特质有关,也和突如其来的商业化的压力有关。所谓低潮高潮必须有参照系。我的参照系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是世界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产生了多少大师。那时的战争、离别、痛苦,为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在我看来,诗歌是一种苦难的艺术。自五十年代后,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走下坡路。这并非意味着苦难不复存在,而是人们不愿再正视它,越来越繁荣的电视等声像媒体,正迎合甚至创造了这种心理。文字退居次要地位。这不仅仅是中国诗歌的问题。
翟: 那像我们这些喜欢读诗、又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不是很悲观?
北岛:你可以往后看,读上个世纪那些大师的作品。阅读并没有时间性。我就从来不鼓励我的学生读美国当代诗歌,离他们的现实太近,是有害的,很容易重蹈复辙。
翟: 你向学生推荐哪些诗人?
北岛:俄国的曼杰斯塔姆(Mandelstam),英国的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德国的特拉克尔(Georg Trakl)和鲍尔。策兰(Paul Celan),西班牙的洛尔迦(Garcia Lorca)和瓦耶霍(Cesar Vallejo)等,读这些大师的作品才知道诗的高度在哪里。我不认为诗歌总是在进步,某一时期它会产生巨大的倒退。
翟: 亚洲诗歌的声音很弱。
北岛:这和英语的强势文化有关。亚洲诗人也常参加国际活动,但占的比例很小,多半都是点缀。日本有不少重要诗人,如大冈信,吉刚正造,谷川俊太郎等。若再加上阿拉伯语世界的诗人,亚洲诗歌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弱。比如,住在巴黎的黎巴嫩诗人安东尼斯(Adonis),还有我们刚才提到巴勒斯坦诗人达维什和以色列诗人阿米海(Yehuda Amichai);都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诗人。
翟: 很多在海外的诗人,像多多、杨炼、张枣,他们境况怎样?
北岛:除了张枣,别人的情况我并不太清楚。我想在海外的诗人和国内的相比,虚无的压力超过了生存的压力。国内太热闹了,而海外又太孤寂了。我想对写作来说,还是孤寂好。
翟: 怎么看第三代诗人?
北岛:第三代中有不少出色的诗人。不像我们那样,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还有,作为文化革命后成长的一代,他们没有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负担。他们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尝试,比如试图建立和中国古代文体的对话关系,比如张枣的《镜中》,柏桦的《在清朝》《苏州记事一年》,都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作品。我在美国大学用这些诗作教材。
翟: 你对第三代的描述,让我想起国内诗歌界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界定和争议。
北岛: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没什么意义,是诗人之间争夺话语权的结果。你说柏桦是民间的还是知识分子的?很难界定。我不想让这个话题进入今天的谈话。依我看,大家先把诗写好了再说。
翟: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人都写诗,诗人地位很高,现在少有人读诗,承认自己是诗人会被笑话。前段时间成都的一些人,大概想复兴诗歌,把诗贴在公共汽车上,让它们满街跑。我一直在想,诗和社会之间,怎样的关系才算和谐?
北岛:帕斯说过,读诗的人数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人在读。中国的知识分子圈里,还是有人在读诗,这就很重要。中国走了两个极端。八十年代初,诗歌过热,一是正好处于话语转变期,年轻人找到了自我表达的方式;二是由于错觉,以为人人都可以当诗人。到现在倒好,没人读诗了,很多诗人放弃写作。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弊病——急功近利。商业化败了诗歌的火,因为商业化更急功近利。诗歌本来就是边缘化的东西。和八十年代初的热闹相比,也许目前诗歌的处境更真实。
摆脱革命话语的影响,是我们这代人一辈子的事
翟: 刚开始写诗时,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北岛:郭路生,也就是食指。那是七十年春,我和几个朋友到颐和园划船,一个朋友站在船头朗诵食指的诗,对我的震动很大。
翟: “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是这首诗吧?你的《朗诵记》里提到过。
北岛:对。我被他诗中的那种迷惘与苦闷深深触动了,那正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以至一代人的心境。毫无疑问,他是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人。
翟: 你什么时候开始写诗?
北岛:七○年,就是那年春天听了食指的几首诗后。在这之前我写旧体诗。
翟: 中篇小说《波动》是七四年写的吧?
北岛:初稿是七四年,改了三稿,七九年定稿,八一年在《长江文艺》上发的。
翟: 为什么没继续写下去?
北岛:后来写过一些短篇。停止写小说有几个原因,一是那时没怎么看过小说,胆大,敢写。到了七十年代末开始,大量翻译作品出来,我一下子被震住了,觉得差距太大,干脆放弃。
翟: 以后还会写小说吗?
北岛:不会。诗人和小说家是两种动物,其思路体力节奏以及猎物都不一样。也许写散文是我在诗歌与小说之间的一种妥协。
翟: 我读了你的散文集《蓝房子》和《午夜之门》,很喜欢,风格和你的诗完全不同,你传递信息的方式非常有趣。是用随笔的方式讲故事。我更愿意叫它们随笔,散文听起来有点抒情,但你的文章不抒情,只像一些针尖,干净利落地划过皮肤。为什么开始写散文?
北岛:最初是偶然的。当时和老板关系不好,把在大学教书的饭碗给丢了,只好靠写专栏养家糊口。慢慢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写散文对我是一种放松,写诗久了,和语言的关系紧张,像琴弦越拧越紧。另外,诗歌所能表达的毕竟有限,比如对日常生活以及对人与事的记录是无能为力的。
翟: 现在写诗的速度是怎样的?
北岛:我在有意放慢速度。过去这十来年,写得太多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自我重复。
翟: 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诗歌?
北岛: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辈子的事。
翟: 你觉得自己现在的诗和出国前的诗有什么不同?
北岛:我没有觉得有什么断裂,语言经验上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可能现在的诗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内心历程,更复杂,更难懂。有时朗诵会碰到中国听众,他们说更喜欢我早期的诗。我能感到和读者的距离在拉大。
翟: 介不介意这种距离?
北岛:不介意。
翟: 远离母语,远离熟悉的环境,对写作有影响吗?
北岛:我不同意关于“文化的根”的说法。从年轻时代开始,我们吸取的营养就是来自不同文化的,那时写的诗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作为作家,确实有文化认同的问题,而中文写作本身就确定了你的身份——你是中国诗人。像哈金用英文写作,他就是美国作家。在语言上的忠诚和在文化上的反叛,会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这又恰恰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翟: 在你离开中国的十年里,语言变化很快,新词层出不穷,第一次回去,有没有新鲜感或距离感?
北岛:现在在小青年中流行的网络语言,我很多都不懂。但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没有关系,它是语言中最核心的部分,不会受太多影响。
翟: 那怎么看那些用现在日常语言写诗的人?他们是不是相当于你们当时用革命话语写诗?是不是说明日常生活和诗歌在从前和现在都有着密切关系?
北岛:其实用所谓日常语言写诗,进入诗歌后已经不再是日常语言了,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正如革命话语进入我们的诗歌,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革命话语,它早被我们的写作颠覆了,虽然还保留着某些阴影。日常生活和诗歌当然有关系,但绝不是物体和镜子的关系。
附录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
翟: 现在想起北京,还是像你书里提到的是“大白菜的味道”吗?
北岛:嗅觉比其他感官的记忆更持久。刚开始连做梦的背景都是北京。时间一长,背景慢慢消失,剩下的只有气味。在外边待久了,回去的路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我再也找不到那个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十三年后我第一次回北京,连家都找不着了。冬储大白菜不见了,但它的味道留在记忆里,那是我的北京的一部分。
翟: 你的《搬家记》描述了在欧洲的四年里,换了七个国家,搬迁十五次,我从中读到的是你的苦闷和无奈。当时靠什么力量扛过来的?
北岛:我们这些作家当年被批判也好被赞扬也好,反正一夜成名,备受瞩目。突然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这种巨大的反差,会特别受不了。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大关。慢慢的,心变得平静了,一切从头开始——作一个普通人,学会自己生活,学会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母语写作。那是重新修行的过程,通过写作来修行并重新认识生活,认识自己。
翟: 有没有绝望的时候?
北岛:当然有。我喝酒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在北欧喝很多威斯忌,有时觉得这晚过不下去了,非把自己灌醉才行。第二天醒来,松口气——总算又熬过了一夜。
翟: 持续了多久?
北岛:头两三年。加上北欧气候不好,冷,天黑得早。
翟: 到处游历、搬家,一直带在身边的,最珍爱的东西是什么?
北岛:中文。这是惟一不能丢的行李。
翟: 你走了这么多国家,觉得哪里最适合诗人生存和创作?
北岛:哪儿都不适合诗人生存。如果不谈诗人,作为移民,在美国生活要容易些,欧洲比美国排外得多。美国虽有很多问题,但好处也多。比如,像我这样的英文水平,居然能混到美国大学教英文写作,这在欧洲是想都不敢想的。
翟: 喜欢什么职业?
北岛:没有喜欢的职业,但这话得看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当建筑工人时,最羡慕的活是烧锅炉看水泵的,因为有时间读书写东西,但一直没轮上我;后来当编辑,梦想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