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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决策人之一，几乎年年都去，是个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媒体和听众随时乐于洗耳恭听。他话锋犀利，得理不让人；我本来嘴就笨，加上说英文，说得我理屈词穷。我属黄花鱼的——溜边，倒时不时能碰见布莱顿——在他厌倦公众的时候。跟他在一起很放松，开开玩笑，一来二去，倒成了好朋友。
《自白》是他三卷回忆录的第二卷。第一卷《天堂一季》（A Senson in Paradise），是关于他在海外流亡三年后的第一次回国旅行。那是七三年，他得到了三个月的签证。九一年曼德拉获得自由后，布莱顿再次回国三个月，完成了第三卷《回到天堂》（Return to Paradise）。这三卷回忆录可看作当代南非的个人编年史。我手头只有这第二卷，好像从紧急出口处进入他的生活，从“现在”的位置看他的过去和未来。但丁《神曲》中有三个阶段，从地狱、炼狱到天堂。《自白》肯定是炼狱，是布莱顿一生中最苦的日子。
那位斯纳克上校，早在《天堂一季》旅行快结束时出现过。一天晚上，由他当警官的哥哥出面，请来两位客人，其中一位就是斯纳克上校。那种谈话是一种炫耀，让他看看他们对他有多么了如指掌。两年后在机场，斯纳克上校让他握住烟斗，突然说，“游戏该结束了。”布莱顿抽烟斗是出了名的。化名进入南非后，他改抽香烟。有一天，他穿过开普敦的露天市场，经不住烤烟香味的诱惑，买了烟斗烟丝，回到旅馆偷偷抽起来。
布莱顿写道：“看看他们如何挖掘一个人的过去，设计他的未来，修改他的现在。我没有私人生活：一切都在他们手中；他们对我知道的比我自己还多。他们有档案，有电脑。他们知道我的方式，我的嗜好，我的附属品，我小小的秘密——我的花园——不管是政治的还是性的……”
和布莱顿相处久了，才知道他不是那种天生的革命家——他敏感有如琴弦。这琴弦被风暴狠命弹奏，未断，那真是奇迹。而奇迹又往往源于苦难，正如基督本人的遭遇。
二
今年五月，我从美国去南非德班参加诗歌节。在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转机时，听见扩音器在广播：“布莱顿巴赫先生，请尽快到十八号登机门，飞机就要起飞了……”二十三年前，另一个布莱顿巴赫先生就在这儿，在登机前几分钟被捕。
到了德班，在旅馆放下行李，我被领到一家意大利饭馆。布莱顿迎上来，和我紧紧拥抱，说：“伙计，欢迎到非洲来。”我们在巴黎、墨西哥城、里斯本、斯特拉斯堡、香港等地见面，这回可终于到他家来做客了。布莱顿一定不同意我的说法。如今他四海为家，大部分时间住巴黎，夏天在西班牙，每年来南非三个月，在大学教写作，协助组织非洲诗歌节。这时间比例，我想也是南非在他心目中的比例。他没有祖国，属于他自己所界定的那种“中间地带”的人。
今晚是他的画展的开幕式，可惜我晚到了两个小时，刚好错过。作为画家的布莱顿和作为诗人的布莱顿的是两面镜子，而布莱顿本人正从中隐形。
我提到在约翰内斯堡机场的另一个布莱顿巴赫。他说，这个名字在南非极少，很可能是他的亲戚。最早的布莱顿巴赫家族来自德国，在非理性的迁徙途中，有荷兰人、黑人、马莱人的血液汇入，血缘关系复杂得像块调色板。他祖父是雇农，到父亲这辈日子好过些，按中国的阶级划分大概算得上中农，自己动手挖渠、耕种、采矿。布莱顿哥仨，还有个姐姐。大哥即他在机场被捕时正迎候南非总理的那位，是反游击队特种部队的准将指挥官；二哥是同情法西斯的新闻记者、秘密警察的同路人；布莱顿是个写诗的“恐怖分子”。我最好奇的是他和大哥的关系。“还行，只不过在一起从不谈政治。”他告诉我，在巴黎流亡时，大哥来出差，哥儿俩从一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一直喝到天亮。
在《自白》这本书中，布莱顿的倾诉对象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检查员先生”，有时又管叫他“眼睛先生”、“我先生”，语调充满了调侃挖苦。依我看，“检查员先生”是个双重角色，既是秘密警察的同谋，又是他身处绝境的内心独白的惟一倾听者。布莱顿若是基督的话，“检查员先生”就是上帝。“啊，检察员先生，你认为我有罪吗？是的，我有的是幸存者的罪。”他写道。
秘密警察头子汉廷顿是个病态的家伙。有一次布莱顿被召到监狱门外，汉廷顿把他正读师范的侄女介绍给他。那个女孩子是他的诗歌迷，发誓要用泪水帮他脱离苦海。汉廷顿还请他到家里做客，带他参观花园。后面就是山，周围似乎无人警戒。是暗示他逃跑？还是陷阱，在逃跑时把他击毙？两个小女儿请他签名留言。午餐快结束时，电话铃响了。汉廷顿接电话回来，问他要不要用他的卫生间洗个澡，甚至可以用他的牙刷。不过请他原谅，他们该送他回去了。汉廷顿把他带回监狱办公室时，布莱顿的妻子莲坐在那儿。
到德班的第三天中午，布莱顿夫妇请我到一家中国馆子吃午饭。五月的南非已进入冬天，但一点儿都不冷，像加州的夏天，阳光明媚。孩子们在海上玩帆板。中国餐馆紧挨着一个大饭店。布莱顿坐在那儿等我。他放下报纸，目光探寻着，似乎想知道我对南非的第一印象。我刚写了首诗，是给他的：“……你释放的疯狂/是铸造寂静的真理/骄傲如内伤闪烁/使谈话暗淡……风在阅读车辙/向蓝丝绸以外的疼痛/致敬。”他问起我中国的变化，我告诉他算卦的说我明年就能回去了。他微笑地盯着我。在一个饱经风霜的老流亡者面前，我还嫩了点儿。他回赠一首诗给我，提到算卦的和乡愁，诗中充满了温情。
莲来了，她个头不高，言谈举止优雅。我们从未谋面，仅在电话里说过话。她是华裔越南人，不会中文。他们的婚姻当时在南非是违法的，由于没像中国那样查三代，布莱顿只能是白人，不准和有色人种结婚。布莱顿坐牢时，莲为他全世界奔走呼吁。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布莱顿动荡生活的阴影在莲的脸上留下痕迹——淡淡的哀愁。莲看布莱顿时有一种怜爱和无奈，好像他是个惹事生非的大孩子。莲告诉我，按汉语她应姓“黄”，全名是黄莲。我一惊，没敢告诉她中文的含义。
老板娘是上海人，风风火火。我点了醉鸡、清蒸鱼和家常豆腐，很地道。我和布莱顿喝着青岛啤酒聊天。我每次去巴黎，只要布莱顿在，我们总是去十三区的一家名叫“大家乐”的广东馆子。那是难得的闲暇时光。此刻好像坐在同一地方，只是窗外的景致变了。他盯着街心花园的孩子，笑出声来。
审判开始了。布莱顿写道：“我能明白一息尚存的老鼠在被蛇吞吃时多么软弱无力——眼睁睁庆祝它自己的死亡。”镶木板的法庭，大概过去是个犹太教堂，令人压抑。审判日复一日，证人进进出出，父亲坐在听众席上，呆呆的。布莱顿被判处九年徒刑。
汉廷顿把他带到办公室，好像对这一严厉的判决既恼火又震惊，而他的部下纷纷进来祝贺。有人甚至把布莱顿带到厕所，给他斟了一大杯白葡萄酒，似乎为了共同庆祝一个重要节日。最后汉廷顿把他带回牢房，戴着墨镜坐在对面。他提起他年轻时的幼稚，家境的贫寒，以及他如何从总统的保镖爬到了今天的位置。在讲述中，他脸色苍白，得到了某种类似性高潮的满足。在布莱顿坐牢期间，汉廷顿甚至把他狱中的诗稿拿去出版，但条件是布莱顿必须把诗集献给他。
第一辑 空山布莱顿·布莱顿巴赫（2）
三
读布莱顿的书不是件轻松的事。他的词汇丰富，还搀杂了法语和南非语，像凶猛的河流；我像过窄的河床，泛滥成灾。有时又相反，我不再是所谓潜在的读者，性急地跳了出来，参与他的写作。
“我是一九七五年的布莱顿，被判了九年徒刑。
其实，在踏上我的祖国的那一刻，我已经被跟上。不，甚至更早，在我持格拉斯卡先生的护照在罗马申请签证时，网已经张开了。我刮掉络腮胡子，改变发型，戴上宽边眼镜。在飞往南非的飞机上，我结识了空中小姐安娜，她给了我电话号码。
过海关很顺利。头几天我东游西荡，消失在人群中。我先找到与政治无涉的老朋友，然后和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被捕后汉廷顿告诉我，他们甚至在清洁工打扫旅馆房间以前，取走我喝过的每个酒瓶。
安娜打电话到旅馆约我看戏。她的婚姻似乎很不幸，丈夫抛弃了她。她开车带我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景点去玩。她外出飞行时，我搬到她的单元去住。
我来到开普敦，在平静的海角镇住下，经常和地下组织的人见面。有一次，他们开车来，发现被一辆白色福特车跟上了。我们东绕西拐，到开普敦市中心，我跳车钻进商场地下室，脱掉风衣，戴上毛线帽，从另一个出口冲出去。下午，搭公共汽车溜回到旅馆，没开灯，我从窗口看见那辆白色福特车，有两个家伙在车里抽烟。风急雨骤，海浪拍打着水泥墩。我整夜在销毁文件。凌晨，我从旅馆的后院翻墙，搭上辆公共汽车。到了市中心的终点站，刚下车，那辆白色福特车出现在街口。我拔腿就跑，磕磕绊绊，沿着空荡荡的水果摊位。那场面多少有点儿像三流影片。
我居然逃脱了，躲到一个老朋友家。傍晚他开车把我带走，在另一个城市上了火车。回到约翰内斯堡，找到安娜，她正要和朋友们去爬山，我加入了进去。没想到我自投罗网，安娜本人就是个秘密警察……”
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中国诗人，对我这段故事特别感兴趣。他竟然要替换我，不仅用第一人称，还要把几十页的内容压缩成这么一小段。
布莱顿，因为我相信，逃跑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只是你在跑，我也在跑，每个不愿与权力认同的人都在跑。此刻，我回到一九九八年五月，在南非最大的海港城市德班的市政厅里溜达，这里正举办布莱顿的画展。展厅里人不多，一位老先生对他的画不满地摇头，嘟嘟囔囔。布莱顿画的多是自画像，充满了自我嘲讽。他任意把自己变牛变马。有时他头上顶着条鱼，那是基督的标志。他的画里充斥着男女生殖器。
他坦率地告诉我，他出狱后为女人发狂，不断更换女朋友。他曾在巴黎和一个黑女人同居，还生了一个孩子。感情纠葛像张网紧紧缠着他。莲接受了这个现实，把那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女儿。
我们都不是圣徒，无权对他人的经验作道德上的判断。狱中生活之刻骨铭心，是我们这些有幸站在高墙外边的人无法体会的。我在读《自白》一书时常做噩梦，惊醒时喘不过气来。有时不得不略过一些章节，好像唱针在黑色的旧唱片上跳动。
在南非监狱，刚被判刑的人先要单独监禁三个月，作为“观察期”，而布莱顿的“观察期”拖了近两年。那种绝对的封闭对人的摧残是最深的。布莱顿和蚂蚁说话，与自己下棋，因飞进高墙的鸟而狂喜……
八二年冬天，布莱顿获释回到巴黎。我听说他头半年，每天早起，到他家附近的卢森堡公园，光着脚，绕着圈小跑，边跑边哭。他心理上并没有离开那堵高墙，仍按狱中的作息时间表：每天早上放风半小时。
布莱顿在国际作家议会担任过司库，也就是掌管经济命脉的。国际作家议会的核心成员包括一些法国的思想家，诸如德里达、波杜。布莱顿特别讨厌空谈。九四年秋天在里斯本开会，他接受一家法国电台的访问时说：我们应从法国沙龙式的语言中解放出来。事后他告诉我那是个很小的电台，又是上午的节目，听众不会超过一百个，居然被德里达听到了，找他来质问。布莱顿反唇相讥：我有权这么说，如果你还承认我们生活在自由国度的话。
在法国政府、国际笔会等方面的压力下，南非当局不得不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日提前释放了布来顿。释放是突然的。按原计划莲同一天飞回巴黎，临走前准备再见上一面。十二月一日早上，布莱顿被带到城里，在一家高级旅馆的房间，南非当局的某个头面人物见了他。回监狱路上，押送者经过海边时减慢车速，让他把车窗摇下来，呼吸一下带咸味的海风。当天夜里布莱顿给莲写了封信，准备第二天见面时交给她：“……我不知道那个时刻是否已到来。我对今天的一切不敢抱希望。……这些年你离我更近了，更珍贵了。和以往相比，我现在对你所知甚少，你如此的坚强对我来说是个谜……”第二天莲未能如期来探监。布莱顿照常出工。直到中午，他被带到监狱办公室，监狱长宣布了释放的决定。他什么也听不见，站在窗口，看见一朵白云在山头追问寂静。
布莱顿似乎从来没有身份认同的危机。他会讲南非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他现在是法国公民，又持有塞内加尔的外交护照。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得意地说，塞内加尔总统是他哥们儿。他答应给我也弄这么个护照，或者嘛，把我派到塞内加尔驻北京的使馆，当个文化专员什么的。我还认真了，再细想，人家塞内加尔恐怕清一色黑人，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黄脸亲戚？
《自白》接近尾声，我已筋疲力尽，要想跟上布莱顿的步子不容易。我突然想跟他聊聊，到处打电话，都找不到他。按时间算他应该在南非。这哪儿说得准？他满世界飞，现在多半正在路上。
书是这样结尾的：“起飞。在大地的上空。小心斟满更多的香槟。个人的致意。非洲在脚下滑走，我的爱。餐盘端来时的困惑：不记得怎么使用刀叉，还有菜的顺序。只有勺，这么久。这么久。没有一个字，没有。第一夫人黄莲和我握着手。她睡着了……我们二十一点四十分将抵达戴高乐机场，那里下雨。完了……”
第一辑 空山依萨卡庄园的主人
一
杰曼·卓根布鲁特（Germain Droogenbroodt）是比利时诗人。他经商多年，主要是把德国汽车倒卖到台湾，加速了那儿的现代化和空气污染。十二年前他把公司卖掉，在西班牙亚利山大港附近的小镇阿尔梯亚（Altea）建起庄园，君临地中海。庄园叫“依萨卡”（Ithaca），这名字来自希腊的一个小岛，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的家乡。奥德赛在外漂流了十年，历尽沧桑，终于回到依萨卡。杰曼自比奥德赛，下海二十年，没回比利时，而是在他的精神家园——西班牙定居。
自诩为艺术家的商人我见多了，个个都有这样的梦想。但钱这玩意儿跟权力一样，欲罢不能。杰曼是个例外，他花了二十年工夫，真正买到了自由。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国际笔会在荷兰的马斯特利赫特（Masstricht）开会，我参加了在那儿同时举办的一个朗诵会。
散了会，杰曼开车带我和罗青去比利时的布鲁日（Brugge）。那是个古老的小城，运河纵横，石桥勾连，许多中世纪的建筑保存完好。我们坐在遮阳伞下，喝比利时黑啤酒，看过往游客。杰曼很健谈，问这问那，看来他读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他面色红润，眼睛很亮，下巴蓄着精心修剪过的胡子。傍晚，我们来到布鲁塞尔，罗青飞回台北，杰曼住朋友家，我在一家小旅馆过夜。那房间在二楼，紧挨公路，车一过，玻璃窗叮当作响。
六月在柏林，一场噩梦。我整夜死盯着CNN的新闻，喝得烂醉。
我极度苦闷，给杰曼打电话，他第二天就从西班牙赶来，在我那儿住了三天。他一到，我又有点儿后悔，英文不灵，再说也没聊天的心思。
当晚他请我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点过菜，他提到某个意大利葡萄酒的产地和牌子，把侍者吓了一跳，赶紧叫老板。老板过来先用意大利语攀谈，然后下地窑，找来一瓶六九年的陈酒，亲自开瓶，先给杰曼斟上。只见他不慌不忙，先闻闻，再晃动酒杯，呷一口，摇唇鼓舌，良久，随喉结翻滚落肚。还不坏，他终于说。老板吐了口气，喜上眉梢。
杰曼的庄园有个酒窑，藏有五千瓶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上等葡萄酒。说明此人有理性，懂得节制和积累，要是像我这样的酒鬼守着酒窑，还不喝死？他告诉我，酒是可以赚钱的，关键是懂行。他看中一种普通的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