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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口的船只导航。独具匠心的建造者在设计灯塔时……显然具有丰富的经验。”（5） 古代挪威人在10世纪末到17世纪就生活于格陵兰岛。格陵兰岛上没有木材，因而每年夏季他们航海到文兰（Vinland）—北美—采集木材，每年秋天返回。起初乍看，罗德岛塔狭窄的窗户和圆的拱形看似具有罗马风格。而且我最初的反应就是该塔是由古代挪威人建造的灯塔。要是可能的话，他们几乎可以深入远至南及纽波特（Newport）。但是古代挪威人几乎没有设计灯塔的经验，也不知道在海外修建灯塔。就我个人的看法，塔的窗户设计和安放位置较接近于宋代（公元960～1279年）的灯塔。这些灯塔是用来导航进入华南福建省剌桐（泉州）港口的中国和阿拉伯贸易的船队。中国船队中的许多船员肯定知道剌桐和那里的灯塔。因为中国宝船队时代，剌桐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港口。马可·波罗将其描述成：“不少船舶辐辏之所，诸船运载种种货物至此……我敢说亚历山大（Alexandia）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剌桐者，则有船舶百余。应知此城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聚积极多。”（6） 剌桐灯塔是纽波特圆塔的两倍，是五层而不是三层。两者的窗户极为相似，中央火炉的设计也相似。像剌桐的灯塔一样，纽波特的塔曾经也是用调匀的泥浆外裹着的。还有其他几项亦极相似。罗德岛塔是以灰色大石头为外表，建在八角形基座上的8根柱子支撑其上形成拱形，同似剌桐的形制。这种石料建筑是由各种形状的石头建成的。这些石头是用强力、持久的泥浆粘和在一起。不论在剌桐还是在纽波特塔的石头在建成了墙以后，再也没有动过。而且依据塔的尺寸说明其使用的度量单位和中国17世纪所有的度量单位是一致的：外直径是2丈40尺，内直径是1丈80尺（1丈=10。167英尺；1尺=32厘米）。 威廉·彭哈络（William Penhallow）教授是罗德岛大学的物理学和天文学教授。他对圆塔的用途做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他通过对天文准线进行一番研究，并发现看似随意打开的，且不对称倾斜（张开）的窗户侧墙构成了特别的天文现象，尤其与月蚀和四至（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时太阳的升降有关（7）。实际上这与明朝天文台和观测台的设计是一致的。在任何特定的纬度，根据冬夏至和春秋分日影长度来确定精确的时间。并且中国人观看月蚀时有机会观测到天空中的引导星。因此当他们回到北京时就可以确定纽波特圆塔的经度（8），正如他们在世界各地观测台所做的那样。 这样，该塔具有两个重要的用途。首先，用来确定留下来的中国海员和侍妾所建居民点的具体位置。由此他们可以被随后航海而来的宝船队发现并援救。其次该塔也用来做灯塔，指导营救人员安全地进入到纳拉干西特湾。现在该塔几乎被树木所淹没，但曾经其位于显眼的位置，而且是一个明显的地标，从海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像剌桐的灯塔一样，该塔也有角度。这样燃烧的火光可以通过一侧窗户向过往的船只警告险情。而且另一侧窗户也起到导航的作用，引导水手到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泊。 若是对纽波特圆塔所使用的泥浆进行一项分析，即可一蹴而就地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中国泥浆中含有显著的区别成分—用来增加硬度的石膏和起到粘合剂的糯米，泥浆也可以确定时间。通过分析长城的泥浆，能确定唐、明时代不同时期所用的糯米和石膏成分，因而就可以知道长城每段所建时间。我曾要求纽波特政府部门允许安排对圆塔做一次分析，但被拒绝了。当然，对他们来说，其首要职责就是保护好这个具有重要纪念价值的建筑物，而不是用它来做实验，但我希望我能劝说他们改变想法。这不仅可以确定泥浆的性质，而且也可以确定时间，尤其对明初时间更容易确定。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北美洲的定居地 3
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国人曾在纽波特登陆过。他们曾到过比米尼岛，后到亚述尔群岛。而且在第一批欧洲人到达北美洲以前，有人为绘制地图在佛罗里达海岸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调查。从比米尼岛到新英格兰，然后到亚述尔群岛的路线恰好就是一条横帆航海船在信风和海流没有到来以前航行的路线。第一批欧洲人到新英格兰时，记述了文明化的白皮肤或古铜色皮肤的妇女生活于纽波特附近的情况。她们穿着东方式的衣服，头发梳成小髻，如同中国人。所有这些证据表明，该塔更有可能是中国人建的。中国人已有数世纪建造灯塔和天文台的经验，而古代挪威人实际上在这两方面都没有经验。纽波特圆塔面朝南方，正对着中国人借助信风和海流来的方向。古代挪威人从格陵兰岛向北航行，是逆信风和海流的，这对航海是无用的。 我认为韦拉扎诺在今天罗德岛的纽波特遇到的人只能是中国人。他们是周闻大船队海员和侍妾的后裔。他们知道该塔的经度，下批宝船队的平底船就可以直接航行到纽波特。很自然那些流落到那里的人们修建了一个灯塔，来引导援救者安全地进入到港口，以防发生周闻船队那样在加勒比海受到风暴的袭击倾覆的悲剧。周闻船队的几千男人和侍妾可能登上纳拉干西特湾的附近陆地。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话，那么有大量的依据还应该留存于纽波特塔附近的乡村。我至少期望找到一些石头，类似于中国人在其他旅途中所立的石头那样。 我开始在网上查寻能否在马萨诸塞找到雕刻的石头。立即搜索到戏剧性的结果，从该塔逆流而上到30英里就有著名的戴顿岩石（Dighton Rock）。这是一种独立式的、易辨别的、呈明显红褐色的岩石，测量的裸面高约5英尺，宽约11英尺。其位于陶顿（Tauton）河岸边，上有凿刻的痕迹。岩石顶部是一个葡萄牙十字和一头长颈鹿。在这一方面，戴顿岩石与佛得角群岛上的碑铭以及在马塔迪瀑布（Matadi Falls）附近所发现的石刻有极为相似之处。我觉得在这个连续不断的证据链条上的另一个链接也有着落了。 对任何一位到陶顿河的探险家停留下来做个标记，戴顿岩石应是合乎情理的。它是该湾最大的岩石，位于今天的佩里·波因特（Perry Point）的南边。任何一艘船沿陶顿河航行，可以到达其最北端。佩里·波因特之上，河流狭窄到200英尺以下，深度也降到几英尺。这就是陶顿河游艇俱乐部设在那里，而不是更北的原因。 一位叫丹福思（Mr。Danforth）的当地牧师在1680年首先对该岩石进行了描写。他也叙述了有关这个岩石的传说。这个传说变成了印地安人的民间故事：“于是，那里有一个木屋（和屋中有另外一个国家的人们）游弋在阿逊奈河（River Asooner，后来被称为陶顿河River Tauton）上，他们同印地安人发生了战争，并赢得了全面的胜利。”（9）中国人把他们自己的平底船称为“木屋”。诸如其他观察者，像尼科洛·达·康提（Niccolo da Conti）和佩德罗·诺福尔（Pedro Tafur）。后者是一位西班牙旅行家，他向达·康提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见第四章）。在1421年，海平面要比今天低约六英尺。因而，那些被高水位覆盖的岩石除最高春潮外会在吃水线以上。当然要尊重和相信当地土生美洲老人讲的故事： “这个纪念碑是最古老的印地安人所敬重的。此碑不仅古老，而且质料也不同于其他碑……有些人猜测碑上的符号是象形文字（原文如此）。第一个符号代表没有桅杆的船和一些搁浅的失事船。第二个符号代表一个陆地的角，可能是一个带有半岛的海角，因而是一个海湾。”（10） 这个故事和早几周周闻船队所遇到的可怕经历是一致的。 丹福思（Mr。Danforth）1680年描写过岩石后，到1860年它至少已被描写过6次。当地船员带领游客到那个岩石，他们刮掉海藻探寻象形文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象形文字越来越难以辨认，而传述越来越夸大且离奇。这几乎和丹福思的记述没有多大关系。这个岩石不管记录了什么信息，现已无法辨读了。我和所有的人一样郑重地得出结论认为该岩石是属操非欧洲语言的人雕刻的。这些外国海员是乘着像屋子一样的船向河的上游航行的，并且用文字记述了失事船。后来，葡萄牙人发现了这块岩石，并在其上刻了一个十字。 我下一步查找当地历史学家的著作，以求获得更多的资料。纳拉干西特湾是朝向北大西洋的，并经受着严冬天气。暴风雪侵袭海岸时，居住在这个荒凉地区的当地美洲人，甚至野生动物都会到内陆寻找庇护所，来躲避最恶劣的天气。对中国人来说在海湾寻找到一处庇护所也是很自然的事，陶顿河就是最佳的选择路线。这是土著美洲人通向内陆的道路。因而对中国人来说，驶到该河可通航的最高点，也是合乎逻辑的。其点在戴顿岩石附近。突然起暴风雪时，这里可以给抛锚靠岸的船只提供庇护所。 20世纪50年代，佩里·波因特（Perry Point）开发房地产开始不久，发现了一大批旧建筑石料。这些房子具有一样的规格，建成十字形，用泥浆粘合在一起，而不是用土生于该地的蛇麻草和野谷。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些东西的重要性，没有人试图阻止房地产开发，也没有人安排进行广泛的发掘（11）。那么，这些建筑是不是中国人建造的呢？可惜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因为这些遗迹已经荡然无存了。 著名的北美历史学家德拉贝尔（Delabarre）教授（12）认为生活于戴顿岩石附近的“纯血统万潘恼格（Wampannoag）印地安人”和马萨诸塞邻近的部落相比在生理和肤色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他推断说葡萄牙探险家米古埃尔·科尔特里尔（Miguel Cortreal）探险到今天的纳拉干西特湾时，其船于1510年失事（13）。他和他的船员就被“万潘恼格”人接纳了，并和该部落通了婚。当然德拉贝尔的提法也可以使用于韦拉扎诺所遇到的铜色皮肤人们的情形。后来看到“万潘恼格”人友好地接纳了第一批英国清教徒。他们在别的地方的经历恰好与此相反：男性清教徒常常被其他部落的人杀死，而妇女和财产被抢掠，人们可以设想“万潘恼格”人早些时候也友好地接待了失事船上的中国人。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北美洲的定居地 4
我开始寻找更多相关的证据，诸如雕刻的石头等，但还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我发现了佛得角岩石以后，耗费大量的时间寻找中国人登陆的碑铭，但我在任何一处都不曾找到。令我惊奇的是，我在东马萨诸塞很小的范围发现了至少12个奇异的岩石（14）。这些岩石的大小、位置、表面和位于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 刚果（Congo）河岸的马塔迪瀑布（Matadi Falls）以及新西兰鲁阿普基海岸的岩石极其相似。很多岩石在一个角上用圆石支撑着。这与佛得角岩石的式样极为相似。由此回想到旅游过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地方时有“呈长排堆岩石”的记述，肯定有人把岩石堆成这种奇异的形状。 我决定在东马萨诸塞的一个地图上把岩石标出来，而后立即发现这些岩石要么在南边陶顿河岸和北边的梅里马克（Merrimack）河岸，要么在马萨诸塞湾附近。很有可能这就是拖着巨石航行到达上游的位置。一艘“大屋”航行到陶顿河，另一艘航行到梅里马克河。 在舒茨伯里（Shutesburry）的一个岩石上看似刻着一尊坐式佛像。如果把雕刻的时间确定为哥伦布以前的时代，那么具有重大的意义，但遗憾的是我所到过的博物馆至今还没有对其日期做出最后的结论。令人惊奇的是在舒茨伯里以南100多英里北塞勒姆（North Salem），有一个很容易辨认的马的雕像—哥伦布以前的作品。如果是树立岩石的人们使用的马，那么这些马很可能是随同马船一同到来的。因为岩石是在第一批欧洲人定居下来以前的地方发现的，而马在公元前10000年之前绝迹于北美。眼下大家一致认为巨石可能是人们使用马将其拖到现在的位置。这一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所有结果将公布在1421。tv网站上。 可以认为发现于东马萨诸塞的12大岩石和位于佛得角群岛、马塔迪瀑布（Matadi Falls）与鲁阿普基（Ruapuke）海岸的岩石在位置、大小、形状以及支撑方法上都相似。由此，说明这些都是同时出现的，并且有人认为戴顿岩石上的碑文代表的是失事船上的海员，而不是中国人，但我确信中国船队曾到过加勒比海，而后到了亚述尔群岛。在两次靠岸期间，信风和海流恰好把他们送到发现岩石的地方。最可信的解释就是这个岩石是中国人立的。韦拉扎诺遇见的妇女就是中国侍妾的后裔。我以为北美的第一批移民不是随哥伦布到达的，也不是随欧洲其他任何开拓者到达的，而是随周闻船队的平底船到达的，登陆时间大约在1421年前后。圣诞节的时候，或许应该将新英格兰更名为新中国。建立居民点之后，船队又起航了。留在岸边的海员和侍妾凄凄楚楚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他们望着巨大的红帆撑开了，灌满了海风，平底船离开了海岸起航，站在海岸上的人们目不转睛地望着远去的船只，直到船消失在海平面上。当他们转身朝陆地走去的时候，他们心中肯定充满着希望：总有一天伟大的宝船队还会返回到他们这里来，带着新的补给，更多的人员，并将留在此地的人们带回到向往已久的祖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断为生存而斗争—修建房舍，捕鱼耕地和开拓内陆——他们常常把目光投向大海，搜寻着海面，渴望海上出现滚滚浓烟，预示着援救船队的到来。而时间在消逝，希望渐趋渺茫。尽管在老人们的聊天中常常谈及祖国，但后来渐渐成了模糊的传说。再后来，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他们的后代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他们的祖国也完全被他们遗忘了。依然没有一条中国船返回来把他们接走。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北极探险（图）1
舰队司令周闻带领着虚弱的船队开始了下一段更加壮阔的航行，却使原本虚弱的船队实力锐减。从残存的中世纪地图上可以看出，中国船队在穿过北大西洋冰冷的水域时被分为了两支： 一支朝北继续航行； 另一支继续向东，在季风和洋流到来之前，按常理能够在一个月内离开新英格兰从西北方向到达亚述尔群岛①。亚述尔群岛分布在由西北到东南长达600公里的一条链上。从美洲望去中国人目所能及的第一个岛屿便是亚述尔群岛的西北端，这个小而充满传奇色彩的科沃（Corvo）岛与北京在同一纬度上。 像佛得角群岛①上的圣·安当（Santo Ant媜）和瓜德鲁普岛②一样，科沃岛上盘踞着一座巨大的火山—卡尔德朗（Caldeir媜）控制着，它常常为一大片白云所覆盖。数里开外可以看见溪水顺着火山四周淌下，然后蜿蜒数里流入大西洋。该岛只有5里长，放眼望去满目苍翠，像从海上升起的一片至蓝，但生存在这里却很艰难，因为只有在火山山脚和大海之间的南部海岸才有一条狭窄而又贫瘠的土地，大约就是现在首府维拉诺瓦（Vila Nova）所在的位置。所有的房屋杂乱地拥挤在一起，吝啬得好像不愿浪费哪怕一寸珍贵的土地。 在这里我开始寻找灯塔，或者一块雕刻过的石头，就像我已经在中国人航行过的路线上沿途找到的一样。如果它存在，它应被放在一个显眼的位置，并且应被首次发现该岛的葡萄牙人记载下来。关于葡萄牙人在15世纪30年代到达这里的最早记述是这样的： 在被他们叫作拉文（Raven〔Corvo〕）的岛的山顶上……一尊骑士雕像；他没有戴帽子，是个秃子；左手扶着马，右手指向西方。雕像牢牢地安置在一块从岩石中凿出的石基上，底部刻着我们无法读懂的文字。（1） 这段记录的重要性有几个方面。雕刻马和文字的显然不是欧洲人，骑士不仅不戴帽子而且是个秃子。卫戍秦始皇陵墓的一些俑兵被塑造成光头上戴着一个紧束的“筒袜”，就像一个紧绷的发网。他们看上去也确实光秃。科沃的骑士手指西方，即新英格兰，这个方向想必正是中国人所到达过的。从美洲到达亚述尔群岛对中国帆船而言很容易，但从葡萄牙去却很困难，因为在那儿船会被强大的海风卷至海里。因此尽管亚述尔群岛离葡萄牙很近，葡萄牙人还是在发现加那利群岛（Canaries）和佛得角群岛后很长时间才发现了它们。 我最终断定科沃的骑士确是中国雕像，甚至可能是“马背上的皇帝”朱棣，在葡萄牙人发现该岛之前，中韩绘制的《疆理图》上就出现了亚述尔群岛，而阿拉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