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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纯粹主义者一定会批评，这样的绑法就算没把马儿弄伤，也一定把它们整得难受极了。可是，短小精悍的蒙古马好像一点也不在乎，骑士心里也都明白，走崎岖的山路，腹带如果不绑紧一点，下场就会跟我们一样。
回到不儿罕山脚，保罗、巴雅尔和我在三河探险队的营地过夜，葛瑞尔和其他人还是回到河边悬崖下的营地。我们想拍一些日蒙联合探险队工作情形的照片，不过，我们并不清楚他们到底有什么进展。他们说，搜集到车载斗量的大批资料，必须送回日本，进行精确的比对，否则一点意义也没有，比对的工作预计在明年冬天展开。田野调查人员孜孜不倦，尽管有各种高科技产品助阵，他们还是颇有考古学家的热诚与风范，就跟在埃及开挖法老王金字塔的前辈一样敬业。田野调查队里有四十名蒙古人、三十名日本人，外加翻译、脚夫、司机与厨师，没有多余的帐棚可以供我们住。我们只好跟他们挤一挤，保罗和我分到蒙古助理的那一顶帐棚。这是我们到肯特省以来，最舒适的一个晚上。我们挤在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帐棚里，跟蒙古人共享体温，感觉很是温暖。
第二部分到蒙古包串门子
第二天清晨，我们又是一阵狂飙赶路，终于赶到了大队人马的营地。他们刚刚拔营，正在把装备、器材放到卡车上。蒙古艺术家的骑马瘾已经过足了，他们想坐卡车回乌兰巴托，劝我们跟他们一道。保罗和我婉谢了他们的好意，决定跟牧民在草原上慢慢晃荡。牧民要把他们租给我们的马，牵回生产公社。他们对我们不错，把最好的马交给我们骑。
下山时摔落马背的惨状似乎是我们成长的仪式，自此之后，牧民就不管我们怎么骑他们的马了。少了大队人马的羁绊，牧民们的野性顿时迸发，撒开马蹄，往前狂奔。每个人都带着三四匹，甚至五匹备马；原先扣在马儿脸上的缰绳，现在松垮垮地绑在它们的脖子下面。骑士右手牵着缰绳，备马在他的身边排成一线，全速在原野上冲刺，有时轻巧地绕过障碍，有时飞扑过沟渠，不管哪匹马脚下碰到麻烦，稍微停顿之后，依旧是锐气风发，多赶两步路，照样跑得很起劲。我们就这么一英里又一英里，没命似地跑，跑得大伙儿面红耳赤，顶多休息个五分钟，抽根烟，接着再来。直到中午，我们赶到那个穿猩红袍汉子的蒙古包，休息了一个多小时，才告别上路。
蒙古马最受称誉的就是秉性坚忍，没人能把它们累倒，直到现在，只要经过一个夏天休养生息的精选马匹都没问题。成吉思汗仰仗这样的蒙古良驹，一天强行军下来，可以推进七八十英里。但到了春天，经过一个冬天的折磨，马匹疲累不堪，就算我们使出浑身解数，一天最多也不过跑个三十英里。第一个被迫停下来换马的是丹比多尔扎，接下来，我的马也慢了下来，步履异常沉重，好像有人拔掉了它身上的电池似的。我们把马拉到一边，卸下它身上的马鞍，找来一匹新马缚好，再用长木片轻轻刷拭累坏了的马，让它用可以胜任的步伐前进。这匹马没精打采地跟在我们身后小跑步，跟一只尾随主人回家的狗没两样。
那天，我们骑了五个小时的马，大概只跑了三十五到四十英里，就到了预定的营地。最后几英里的路程，我们进到一个开阔的谷地，一群马从一串蒙古包旁，轻快地跑过来，好奇地打量我们这群陌生人。蒙古包排得整整齐齐的，背后的群山在落日的余晖映衬下，微闪金光，一时之间，让人以为看到了整排的白色蚕茧。由于地面有些起伏，几匹白马领头倏地出现在地平线边缘时，着实吓了我们一跳。它们背光前进，好像来自别的世界，马蹄翻腾，似乎只微微接触地面，飞扬的鬃毛闪着光彩，在马头旁随风起伏，像煞了日光映照下的波浪。驱赶它们的是一个蒙古女孩，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草原上看到女牧民。从外表看来，她顶多十岁，一条粉红色的丝巾，紧紧束住她的辫子，小小年纪，骑术极精，在马背上安如泰山，轻轻松松地把马匹赶回蒙古包，交给她的父母。
等我们把营扎妥当，太阳也差不多下山了。保罗跟我骑马到蒙古包去串门子。这一排总共有六顶毡帐，第七顶拆散放在一旁等待修整。灰色的厚毡顶随便往小车上一放，乍看之下，还以为是一堆羊毛。其实，毡顶是蒙古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少了圆顶，蒙古包也就不成蒙古包了。
蒙古包的主人大概五十来岁，颇有风尘之色，正忙着打理蒙古包侧墙的格子框架。框架是由细木条编成的，交接处由生皮带缚好，可以像百叶窗一样折叠起来。蒙古包的大小要看是由几组框架连结成的。框架接框架，围成圆形，组成蒙古包的外墙，等到漆得美轮美奂的大门也安好之后，蒙古包的主人会在帐棚中心支起两根细细的柱子，调好位置，确认它们能均衡地承起屋顶重量，这时，亲人或是邻居就要上场帮忙了。大伙儿把这两根细细的柱子，插进雨伞般的辐射顶架；顶架的边缘跟外墙相接，用细皮带紧紧绑好。接下来，就要覆盖毡毯了。蒙古包的顶上，先铺一层较薄的帆布；在圆形的侧墙旁，则要挂上厚毡毯，这样一来，寒风就钻不进来了。剪好的毡毯，一层层地绑在蒙古包顶端的帐顶上，要盖几层，要用多厚的毡毯，视季节与保暖的需求而定，最后再在蒙古包顶上加盖一层防雨帆布，就算大功告成了。蒙古包的顶上留一块三角形的缺口，用细绳控制，可以透风，让烟散出去，或是照明——这当然也要看当时的天气和风向，才决定要不要开启。
蒙古人现在都向专门制造蒙古包的国营单位购买现成的蒙古包，用不着自己大费周章。不论大小都可以向他们订购，除了防雨布需要从苏俄进口之外，其他东西都可就地取材。传统的蒙古包是由牧民自己动手做的，毡毯用羊毛打而成，边墙框架用细木枝编成；另外，帆布要仰仗进口，主要来源是中国。
全家通力合作，一个蒙古包大概两个小时就组好了。普热杰瓦斯基的观察如下：
这种住处在牧野生活，不可或缺，拆迁容易；抵抗酷寒和恶劣天气的能力更是无与伦比。户外的气温再低，蒙古包里照样暖意融融。入夜之后，炉火熄灭，烟囱用毡毯盖住，虽然没有先前那么暖和，但是，还是比一般的帐棚舒服多了。到了夏天，蒙古包又能隔绝高温，下再大的雨也不怕。
第二部分新时代的野蛮人
我跟保罗试着自己搭蒙古包，搭到一半的时候要安门，也依循蒙古传统，让门朝南，这是一个幸运的方向。如果，希望运气再好些，就得在边墙的框架上绑点东西才成——我们这次的吉祥物是新鲜的熊掌。蒙古人是天生的猎人。根据官方的统计，蒙古全国人口不过两百万人，但靠游猎过活的人就超过五万；每年猎得的动物超过三百万头，这只是官方的统计，数字恐怕偏低。蒙古人打猎的目的，除了补充食物之外，最重要的是食补。他们相信吃动物的哪一部分，就可以补人体的哪一个部分。吃熊肉，或是保留熊掌做纪念品，可以获得熊的勇气、力量及运道。这里的赤脚医生甚至认为吃鹿鞭可以壮阳，我们正牌的“大夫”说破了嘴皮子劝他们也没用。肝肿大、牙疼、胃痛，就去吃土拨鼠的胆囊。慢性消化不良呢，就吃狼的内脏，道理很简单：狼吃腐肉为生，从没有看到它的肠胃出什么毛病。最让人想不通的是：治疗痔疮，竟然是将狼的直肠焙成粉洒在食物上吃，蒙古人大概从没有见过狼长痔疮吧。
可别以为只有乡下人才相信这种民俗疗法。葛瑞尔一直想维系他剽悍的男人本色于不坠，所以，他很希望在这趟肯特省之行中打到一头熊。他才不管猎熊季节已经结束，现在正是熊从冬眠中苏醒，要养育小宝宝的时候。葛瑞尔跟一般蒙古人没两样，相信熊的脾脏和肝脏可以治疗包括胃癌在内的疑难杂症。他们背上不儿罕山的来复枪不是带着好玩的，两天之后，葛瑞尔骑着牧民送我们的马，回到乌兰巴托，他跟巴雅尔打了两头熊回来治病。不管怎么说，现在都不该是猎熊的时候，这两头熊已经成年，可以养育更多的熊宝宝。
我们的蒙古朋友天性乐观和气，有时却又是一副新野蛮人（neo…barbarism）的模样，但是，这种不协调的感觉，跟他们在崭新科技下笃守传统的态度相比，又算不了什么。第二天，突然有人告诉我们，当天要举行一个赠马仪式，我们上次雇用的两个牧民向导，也想要捐两匹马给我们。当地的党政要员照例出席观礼。公社的党委书记穿了一套灰色的西装、轻便的西式皮鞋；副书记呢，却是一身传统而华丽的蒙古袍，配上绚烂的丝质绶带，传统长靴，看起来神情轻松自在。两个人都配戴了大型的珐琅徽章，迫不及待地告诉大家他们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的显赫地位，但是这种勋章好像别在西装的翻领上比较合适，挂在蒙古长袍上，怎么看都不大对劲。
参加的人多半是骑马来的，只有一个六口之家——爸爸、妈妈和四个孩子——是骑一部被漆成鲜黄色的重型捷克制摩托车，一路颠簸晃过来的。在草原上，乍见这般颜色的摩托车，任凭谁也觉得刺眼，但不得不承认，在这样开阔的空间里，摩托车是相当合理的选择。这家人站在摩托车旁边，洋洋得意，跟一般牧民站在自己的良驹边没两样。
更让人觉得时光错置的是：在赠马仪式结束后，葛瑞尔用传统的蓝色哈达，托着一枚色彩斑斓的勋章，四处展示；大家正称赞这枚勋章雕工细致时，葛瑞尔又顺手拿出一部拍立得相机，替大伙儿拍照留念，全场欢声雷动，兴奋到了极点，顿时，把庄严的勋章抛在脑后。拍了照片，大伙儿簇拥在葛瑞尔的身边，等待照片显影的神奇刹那，然后，拿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炫耀。
我很感激葛瑞尔叫我从海外买一大堆拍立得相机底片来。这部相机是他莫斯科的朋友替他买的。一般来说，我对这种异国旅游的常见花招很不耐烦——用拍立得相片讨好当地百姓，我，不屑一顾——但是，蒙古人拍蒙古人，却能捕捉到他们真情流露的一刻，被拍到的牧民真的很高兴，因为在他们的蒙古包里，会多一个很炫的纪念品。
第二部分热烈的庆祝大典
第二天，保罗、“大夫”和我，赶着搭吉普车回到乌兰巴托。这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们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他们说，这个周末有一个庆祝成吉思汗诞辰的庆典。在蒙古的首都举行这样的活动，还是“解放”以来的头一遭。更特别的是，主办单位是民间团体，叫做“成吉思汗学会”（The Genghis Khan Society），他们没有向政府申请，当然也不可能得到政府的批准。学会的创办人，是颇有名气的蒙古老牌记者——多助多尔扎，他现在是电视旅游与访问节目的主持人。他主持的节目通常很保守，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在几个星期前，他邀请了一位退休的共产党阁员，犀利坦率地批评执政党，全国为之骚动。如今，学会又突破禁忌，要在乌兰巴托中央广场举办成吉思汗诞辰纪念活动，呼吁全国有兴趣的民众一起来参加。其实，根本没有人知道成吉思汗的生日是哪一天，就连他是哪一年生的，也是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是成吉思汗生于猪年，推算起来，不是1155年就是1167年；但是，学者考据的结果，却认为最可能的是1162年。虽然学者的说法比较可信，但学会可不管这一套。他们在广场的一头搭了一个临时的木制舞台，装了有点过时的扩音系统，再在灯柱上悬起蒙古之父的旗帜。为了增添戏剧效果，他们还请来蒙古艺术家联盟的成员，穿着中古时代的蒙古武士服登场。至于多助多尔扎，则是长丝披风，外加毛边毡帽，这副行头是从刚刚拍竣的《成吉思汗》电影道具间里调出来的。
没人登广告，也没有看到什么正式宣布，但是，成吉思汗诞辰庆典要在乌兰巴托举行的消息，口耳相传，迅速传遍蒙古各地。纪念活动预计在5月27日星期天下午举行，刚好接在全国运动会后面。乌兰巴托的周末一向很无聊，两个活动接在一起，人潮可期。亲眼见到广场上挤了这么多人，我还是大吃一惊。黑压压的观众占据了一半的广场，粗略地算一算，四万人少不了。这种盛况只有执政党在碰到重大节日，全力动员，才会看到。参与群众展现出空前激昂的态度，一般的官式集会中，参与者比较压抑严肃，但是来到这里的人，个个兴高采烈，没有丝毫的政治顾忌，而有一种过节的欣喜与期待。他们是自愿来的，部分原因是好奇，此外，他们也想展现主动性。诞辰庆典由一篇颂赞成吉思汗的演说揭开序幕，观众静静地倾听，态度客气和缓。接下来是蒙古著名诗人朗诵诗篇，追忆蒙古伟大的开国英雄，大伙儿报以如雷的掌声。然后是蒙古的传统歌舞，现场的气氛渐渐活跃了。
那天下午，乌兰巴托经历了前所未见的狂热庆典。尽管破旧的扩音系统让精彩的演出失色不少，但是，观众浑然不觉。蒙古最著名的流行歌手上台之后，带动了全场第一波的高潮。他的披肩长发，身上那件看起来脏兮兮的晨袍随风飞舞，高跟的皮靴上面是白色绣花，胸前挂了一个盘子大小的勋章。勋章上面的图案当然是成吉思汗。观众爱死他了，虽然他只是跟着音乐对嘴，偏偏播放系统又有点短路，录音带的转速过慢，拉长的鼓声不忍卒听，但是观众惊喜莫名，完全不在意这点小小的缺憾，只要能够有那种自由的感受就好。接近傍晚，群众的热情依旧不减，主办这次活动的记者看到他们的反应，不禁热泪盈眶。
第二部分那达幕大会（1）
也许是成吉思汗诞辰庆典办得极为成功，大获好评，面对预计在六个星期后登场的蒙古国庆日——那达慕（Naadam），主办单位不敢掉以轻心。他们修改了原先的设计，像是大规模的儿童体操、阅兵、冗长八股的党政要员讲话等传统开场活动，全都束之高阁，红旗被收得一干二净，几乎找不到。在共产党当家的时候，举行那达慕的场地——国家体育场的正中央，就是一面飘荡的红色大旗。在巴雅尔的打点下，我以蒙古电视电影厂的贵宾身份出席这次活动。我发现原先该放红旗的地方，竖起一面由九只白牦牛尾巴图案组成的大纛，这是成吉思汗的军旗。只有“金顶王帐”的成员才有资格竖起九尾大纛，看到了这个标志，就知道是成吉思汗亲临，或是他的后裔在此。在这样隆重的庆典里，军队还是不可或缺的要角，但是，这次他们不是身着卡其制服踢正步，而是换上成吉思汗时代的军装，骑马出场。他们的坐骑踩在破旧的操场跑道上，颠簸得有些不自然，几个身穿古装的士兵，看得出来浑身别扭，但满场如雷的掌声，却表达了观众由衷的赞许。说实话，在这喧嚣欢乐的当口，根本不必动用扩音系统，播放我们在不儿罕山顶听到的欢呼声：“万岁！万岁！”然而旧官僚的传统，就是很难连根拔除。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按照蒙古渊远流长的传统举办这个聚会。盛夏时节，蒙古人经常骑马长途跋涉个几百英里，到预定地点聚会赶集，跟许久不见的朋友聊聊天，使出浑身解数，参加“男儿竞技”：射箭、摔跤、骑马。蒙古幅员辽阔，人烟稀少，一年一度的那达慕是蒙古族的大事。另一个重要的集会是“库毕尔台”，一种从部落聚会演进过来的族长会议。卡庇尼之流的中古旅者都亲眼目睹过这种盛会。各族族长在“库毕尔台”中，排难解纷、议定法律、选举大汗。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纵横欧亚，不可一世的时候，“库毕尔台”称得上是世界领袖会议。有一次“库毕尔台”甚至还让西欧免于一劫。1241年12月，势如破竹的蒙古铁骑正打算攻占欧洲，斥候已经到了维也纳外围防线，就在这个时候，五千六百英里外的蒙古举行“库毕尔台”，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大汗崩逝，亟需推举新大汗，继续高举金顶王帐的九尾大纛。在前方征战的蒙古将领，只好放弃进攻西欧的计划，撤兵东返，争夺王位，政治阴谋和内讧随后上演，使得蒙古一时无暇西顾。
现代的那达慕，还有一点部落聚会的余韵，依旧壮观。这种那达慕大会在全国各地都会举行，但是乌兰巴托郊区的中央那达慕，却夺尽了各地那达慕的光彩。许多人不惜骑几个星期的马来参加。也有人搭着破旧的卡车，一路晃到乌兰巴托。更有少数人干脆让骆驼拖辆小车，装上全部的家当、食物，在首都近郊玩上一个礼拜。旅客从各地涌至，于是蒙古包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每一天，都能见到新的蒙古包。每个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