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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等反驳道，列位皇帝和孔子的名讳是全国皆知的；他则声称他本人就有很长时间不知道，直到约三十岁时在文人们为取得学衔而做作文的大堂中才首次见到它指应当避讳的列位皇帝及孔子的名讳。举子们考试的地方张榜公布这些名讳是为提醒考生们避讳。——中译注。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3）
问他为何竟敢在家谱中写他是经由周朝传下来的黄帝的后裔；他答道，这是我头脑中一闪而过的一种虚荣心，别人若认为我了不起，我就很得意。
最后，问他为何在其诗句中使用某些词语暗示其所谓的血统；他答道，是因为诗兴所至，未注意到这些词语会有不妥之处。
作为您忠实的臣子，臣等提出，王锡侯作为一个有二等学衔王锡侯是举人。——中译注之文人，熟知我国法律和习俗，不能视作一介草民百姓，后者或许会因粗野无知而犯罪，而他所做和所写的则是冒犯皇上，事关叛乱谋逆，实属头等亵渎君主罪。臣等研究了帝国法律，此等罪行应以凌迟惩处。罪犯应被碎尸，其财产应被抄没，其十六岁以上之亲属处死，其妻妾及十六岁以下之孩子发配流放并送与帝国某大员为奴。
作为您忠实的臣子，臣等向陛下恭呈此奏章并期待陛下最终圣裁。
皇帝敕令
朕在刑罚方式上宽恕王锡侯，免其凌迟，处以斩首。朕宽恕其亲属，其诸子留待秋季大刑（ｌａ ｇｒａｎｄｅ ｅｘｃｕ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ｕｔｏｍｎｅ）期间执行死刑。其余诸项依律执行。钦此，谨遵。此令。
人们有理由希望皇帝还会宽恕，至少是给王锡侯的孩子们留一条命。
在这里，说一句反抗政府的话就会遭到死刑的惩罚，甚至读一本说政府坏话的书也是死罪。不过这不妨碍帝国监察官（谏官）们可以向皇帝提出他们认为适当的劝诫；但他们的陈情书必须盖封印而且必须是恭敬的。皇帝通常会公布陈情书并予以正确对待。
皇帝目前正忙于一项重大的计划。几年前，他向全国宣布，他要把中国最上乘的书汇编一套丛书即《四库全书》。——中译注。他下令凡拥有值得重视的手稿的人均应将其寄给宫廷，并声明，一俟挑选定当，宫廷将如数寄还。
皇帝收到了无数书籍。他决定丛书将编为六十万卷。他把称为翰林（ｈａｎｌｉｎ）的帝国中最有名望的文人们及最能干的印刷工匠们召至北京，给他们配备了无数助手，让他们住在高大华丽的屋宇之中。他让多名ｒｅｇｕｌｏ甚至还有他第六位皇子即永瑢，任《四库全书》正总裁。——中译注来领导这项工程，他们须对哪怕最小的错误负责，在最为复杂的文字中即便缺了一个小点也要扣除他们部分俸禄。皇家印刷所出的书籍应是无误的。这部宏大的丛书中尤其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皇帝命人于其中编入了我们宗教的三种书，它们是先前由耶稣会传教士撰写的。第一种是以利玛窦之名行世的著名的利子神父（ｐèｒｅ Ｒｉｃｃｉ）的书。这是一部杰作，有些文人反复阅读它以便模仿其文笔。该书名为《天主实义》。人们简直无法想像，一个只在游历中学习神学的人是如何能使这部著作变得如此具有说服力、如此清晰和如此优美的。
进入这部大丛书的第二种书是《七克》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Ｐａｎｔｏｊａ）著。——中译注（ＴｒｉＫ）。它同样写得极好而且内容丰富。它探讨的是克服人心中七种主要情感指傲、妒、贪、忿、饕、淫和怠。——中译注的问题。
第三种是生活于康熙时期的南怀仁（Ｖｅｒｂｉｅｓｔ）神父的书，书名为《教要序论》（Ｋｉａｏｙａoｓｕｌｕｎ）（宗教基本原理概论）。它不是为文人们写的，看来作者希望让所有人都能理解它。读过这本书的康熙皇帝曾拿该书的文笔打趣过；但该书对问题的分析及行文条理之清晰使它被认为足堪跻身于最佳书之列。中国人把我们圣教的一些书籍列入他们的最佳书之中，却又迫害基督教徒，这便是他们的不合逻辑之处。
在明朝末代皇帝时期，耶稣会传教士斗胆让人画了索多姆（Ｓｏｄｏｍｅ）和戈莫尔古巴勒斯坦地名，与索多姆同时被天火所烧毁。相传该两地皆因风俗放荡而遭天遣。——中译注（Ｇｏｍｏｒｒｅ）大火的画，而且加了说明一起呈递给这位极端放荡的皇帝，目的是触动他。皇帝觉得这幅画在此类作品中堪称佳作，便命人刻印编入了当时一本艺术珍品集子之中指明末程大约刻的《墨苑》，其中收入利玛窦所赠宗教画四幅，每幅均有拉丁文注音的汉字说明，又称《西字奇迹》。——中译注——这就是他把这幅画派的全部用场。在这本集子中他还让人刻印了手持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像。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4）
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
（1778年于北京）先生：
去年11月5日，我荣幸地给您写了最后一封信，主要想向您表示我们对艾若望先生（Ｍ．Ｇｌａｙｏｔ）这位外方传教会可敬的〖=Z（〗521〖＝〗传教士的即将获释抱有希望。当时我们颇为自信；然而，倘不是上帝动用了其他手段，艾若望先生可能仍会在狱中。
钦天监监正傅作霖（Ｆｌｉｘ ｄ′Ａｒｏｃｈａ）神父长期以来与四川总督交情甚笃，他决定坦率地给后者写信以维护扣押在他省里的传教士的利益。正如您所知道的，中国人总是说漂亮话。总督回信说他很高兴有这个小小的机会为朋友效力，他将下达命令，艾若望先生即刻就会获释，人们可把事情看成已了结云云。
然而，乾隆四十二年，总督手下人因农历新年开始而来京时，有关此事的消息却音讯全无。又过了很长时间，仍听不到任何说法。总督许诺过的事都落了空；这时，皇帝却想再次派傅作霖神父去金川（Ｋｉｎｃｈｏｕｅｎ）测绘地图。看到上帝这一举措，我们大家都说，艾若望先生即将获释了；皇帝有他的想法，上帝则另有想法。
这里距金川600法里，傅作霖神父虽已六十五岁，路上却走得极快，每天走20多法里不会使他害怕。人们在四川省会成都府等他。这个大城市毗邻苗子聚居区金川。
他的朋友，（四川）总督当时四川总督为文绶。——中译注率当地所有重要官员前来迎接。傅作霖神父不与他计较，寒暄过后，他把总督拉到一边问艾若望神父是否已经获释。总督并不慌张，回答说事情如果可能，他早就获释了，（还说）他了解过他的情况，是如此这般，所以无法出狱。
傅作霖神父并不上当，他要知道艾若望怎么了。总督被问得没有办法，只得对他道：“他疯了。”傅作霖神父早已习惯了中国的表达方式，因此立即答道：“他疯了，正如您和我一样。这是您手下的人欺骗了您，别相信他们。要想真相大白很容易，请您下令让他到这里来，让我们见见他，跟他说说话。”
艾若望先生在离省会八天路程的地方，已在狱中被关了九年。从最初几年起，有人就想用毒药来摆脱他；但狱卒天良未泯，或更因为害怕北京的传教士，因此拒绝顺从官员们的罪恶。
无法想像耶稣基督这位勇敢的精修圣人在狱中受了多大的罪。与同在狱中的那些卑鄙下流的恶棍给他造成的恐怖相比，饥、渴、酷热、缺少睡眠及其他种种不适都是不足挂齿的事了。这些厚颜无耻的偶像崇拜者偏偏喜欢在他眼前犯下最可恶的罪行。若要摆脱这种地方，他原本只要扯个小小的谎，甚至只需说句模棱两可的话就可以了。然而人们永远无法动摇他的坚贞。官员们多次对他道：“承认你是广东人吧，我们就放你出去。”艾若望先生始终答道：“我不能骗人，我是欧洲人，我来中国是为宣传我们圣教；我是传教士，不是广东人。”官员被他的坚贞激怒了，命人打了他二十板子；这是两年前的事了。在新的一年里，人们差不多是用更严酷的方式对待他的。
其时，总督的命令到了。人们帮传教士脱下了破衣服；傅作霖神父关切地给他寄来了衣服以便使他能体面地露面。他在自己以钦差身份占用的一座公馆里接待他。会面是令人感动的，双方都忍不住掉了泪。两人久久开怀畅谈。为了不分开，傅作霖神父让艾若望住在他隔壁屋子里，艾若望先生从那里可以看到和听见不时前来拜访钦差的总督及其他重要官员，而自己则不被人看见。人们着手处理释放事宜了。总督不想于其中出面，便命令一位下级官员办理，还嘱咐他按傅作霖先生的意思办。
事情比人们想像的要棘手，而且好几次几乎就要失败了。首先谈的方案是，在两名兵士监护下把艾若望先生送往澳门，这是惯例；但傅作霖神父不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它太讲排场又太危险。兵士们沿途必须将（监护的）囚犯向当地官员们介绍；然而有时某个地方的官员正值情绪不佳，便会做出虐待囚犯的事来。人们还记得Ｃａｓａｂｒａｕｃａ发生的事，这是离澳门仅半法里的一个小城。您所认识的杨若望法国传教士，1746年9月26日在湖北沙市被捕，后放逐澳门，1747年4月18日死于该地。——中译注（Ｂｅｕｔｈ）神父由两名兵士押解从湖广（Ｈｏｕｑｕａｎｇ）到了这里；当地官员既不喜欢基督徒，也不喜欢欧洲人，因此命人将神父狠狠打了一顿，致使他一周后便死去了。经多次争议，傅作霖神父争得了以下处理办法：艾若望先生与一名信奉基督教的商人先回到广州，然后从那里去澳门。
阿加主教（ｖêｑｕｅ ｄ′Ａｇａｔ）、四川代牧主教波蒂埃（Ｐｏｔｉｅｒ）先生当时正在成都府。傅作霖先生通过几位基督徒的帮助终于找到了他的住地，便秘密地派了一名心腹侍从前去见他。人们无法描述这位神圣的主教对于（傅作霖）神父为其教友之一所做的一切是多么感动。在他写给神父的几封信中（我欣慰地读过这些信件），他以令人感动的情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完全赞同人们所作的最终安排。问题只在于让艾若望先生同意这一安排了；然而事情与人们原先估计的有很大差距：他始终申明自己不能决定返回欧洲，因此要么把他送回传教区，要么重新把他送进监狱，两者必居其一。（他还表示）他仍是传教士，在有生之年哪怕归信一个中国人他也会觉得高兴。
这一回答使傅作霖神父深受感动，但也让他很是为难。不过他毫不气馁，他再次把事情的成功托付于上帝而且马上动真格儿地力促其成功。官员们很愿意满足他，但不敢过于背离判决的常规形式，因为他们担心有朝一日自己受到追究：要是艾若望先生获释后在本地再次被捕，他们就必然会受到追究。这些官员不管怎么做也是枉然，傅作霖神父使他们同意了他的主张。艾若望先生不必再被迫返回欧洲；但官员们要求有一名担保人。找一名保人不难，这次大家以为事情了结了。但不屈不挠的艾若望先生声明，他不愿意有人因为他而遭受危险：他的保人可能会焦虑不安，或许会使别人担忧。总之，他要完全自由，或是重返狱中。人们终于对这位坚定的基督徒作出了让步，官员们认可了一切并听凭傅作霖神父依其认为合适的方式作出安排。傅作霖神父不慌不忙而又秘密地把艾若望先生送到了（阿加）主教先生住地，后者再也不知道该希望什么了。最近，有人在该省某些地方拘捕了一些基督徒，当获悉省城里发生的这些事后，官员们主动释放了他们而未作任何惩罚，也未要求他们放弃我们圣教。他们说，虐待与傅作霖先生持相同想法的人是不恰当的，敬重神父而惩罚其信徒们，这是矛盾的。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5）
1777年8月底，傅作霖神父回到了北京，身体很好。他给皇帝带回来一幅后者新征服地的漂亮地图，使皇帝很是喜欢。但与其说神父因此而高兴，不如说他更因解救了一名传教士及可怜的新信徒们而感到高兴。
这里应当为汪达洪（Ｖｅｎｔａｖｏｎ）神父说句公道话，正是他应了外方传教会在澳门管理财务的教士先生之请求，如此强烈地使其朋友傅作霖神父对艾若望先生的事情产生了关注；他做这件事情的热忱，人们怎么夸奖都是不过分的。
1777年8月末，皇帝产生了重赏传教士的想法。他命令前德国耶稣会士艾启蒙波希米亚人，1745年抵京，本人为画家，郎世宁之学生，前第103信已述到他与郎世宁、王致诚为皇帝作画，1777年被封为三品官，1780年10月6日卒于北京。——中译注（Ｉｇｎａｃｅ Ｓｉｋｅｌｐａｒｔ）先生于某日到他行宫里去。表面上看这只是为了修饰一幅画。他一到那里，就有人通报皇帝驾到。皇帝和蔼可亲地走了进来，这种神情，他在愿意的时候表现得比任何人都更好。他向正在作画的艾启蒙神父走去，装作第一次发现他的手在抖的样子，对神父道：“你的手在抖。”“不要紧，皇上，我还能画。”“你多大年纪了？”艾启蒙神父答道：“我七十岁了。”“你为何不对朕说呢？你不知道郎世宁七十岁时朕为他做了什么吗？朕想为你做同样的事。哪天是你生日？”“皇上，”艾启蒙神父答道，“是农历八月廿日（1777年9月21日）。”于是，皇帝便离开了。
一位官员马上奉命前往南堂（Nantang，前葡萄牙耶稣会士的教堂），了解在郎世宁那个时候事情是怎么做的，以及皇帝赏了他哪些礼品。
按当地习惯，赏给艾启蒙神父的恩典涉及所有欧洲人，因此，主持南堂的高慎思（d′Espinha）神父自9月18日起就邀集了各个教堂的人。
21日早晨，南堂兼管理财务的传教士索神父（père So）可能是索德超神父（ｐère ＪｏｓｅｐｈＢｅrｎａrｄ ｄ′Ａｌｍｅｉｄａ），葡萄牙人，1759年抵京。自耶稣会废止后，他是留华最后之耶稣会士，住在南堂，治历算工作，1783年任钦天监正，1805年去世。——中译注前往海淀宫中。礼品及为仪式所需的一切应用之物均已备妥。索神父进宫时遇见了皇长子，后者与他交谈并向他作了友好的表示。这属于那种看似偶然却往往是精心安排的会面。索神父接受了皇帝的赠品：它是六匹头等丝绸、一件官袍、一串硕大的玛瑙项链及其他各种物品，但其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皇帝亲书的褒奖艾启蒙神父的四个字。传教士恭敬地高高托着这些赠品进了殿。皇帝第八子正好经过那里。陪同索神父的官员们对他道，由于他拿着皇帝赠品，所以他不必理会阿哥（Ago），而他们则照例向他行了礼。
宫殿门口备有一个华盖（dais），这是一个四周畅开的如同圣体柜上的活动华盖（niche）状的物件。人们恭敬地将（皇帝）赠品放在一张铺着黄缎的桌子上。那里有二十四名吹鼓手正演奏着喧闹的乐曲，还有八名轿夫，他们都穿着丝绸绣花的宽袖长外套，就像他们伴随或抬着皇帝时一样。
大家上路了：二十四名吹鼓手走在最前面，随之是四名骑马的官员，再后面是由八名轿夫抬的华盖，负责传达皇帝命令的一名官员跟在华盖后面，传教士（索神父）在官员旁边。
从圆明园至北京西直门（即从海淀那里过来进城的门）有11
4法里。皇帝侍从们穿的号衣一出现，（把守城门的）警卫队便进入戒备状态，并派出兵士在城里为之鸣锣开道：这是此地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
通往西直门的街道是笔直的，而且特别宽阔。人们在街道两侧搭了帐篷，但尽管它占了些地方，余下部分仍足以辟为三条街道。这条街道径直自西向东走向，延续1/4法里后到达了另一条自北城墙通往南门的大街；南门被称为顺成门（Tchunchimen）明代及清初作顺成门，又作顺城门。乾隆以后改为宣武门；法文名中之chi为误写。——中译注，我们会团（Colléｇｅ）就在其旁边。后一条街道长1法里，和第一条一样是笔直的而且至少同样宽。
当皇帝的赠品经由这条街道从赶来观看这一景象的成群结队的百姓中通过时，我们从各个教堂赶到了南堂。我第一个到达那里。我从容不迫地观看着那些布置起来的装饰，而且乐意说说自己的看法：这些装饰不像欧洲装饰，它只是漂亮而已。人们从会团至街的另一侧围起了一块场地（parvis）parvis；此字法文原意指教堂前的广场，教堂前围栏的空地；中文无确切对应词，故只能如此意译。——中译注，所有入口处都装饰了花彩。第一个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