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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很少有人能分享你的经验、你的成长背景，”维迪亚说，“我的弟弟，他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天还跟我说，或许他是这个世界上惟一能够真正理解我写的东西的人。至于他尝试写作的东西，我也比一般人要多一分了解，我们有着共同成长的背景。如果，我们所要针对的观众、读者，是一群跟我们一样的人的话，我们就会变型为完全不同的作家。写作的时候，我总是刻意处在真空状态，几乎总是为我自己而写，几乎总是驱除观众，不要预设读者。我感觉，美国作家跟他的美国读者，或是一个法国作家跟他的法国读者之间，那种美好的关系──我总是为一些漠视我的材料的读者而写。”
布佛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归千里达呢？”
“你不可能拍拍鼓就打出书来的！”维迪亚高喊着，“就是这么简单。我还能怎么办？”他坐在椅子上剧烈地摇晃着身子，故作不解之姿来嘲讽他。“我的意思是，想像地进入──那种探寻。谁会出版你的书？哪些人会想阅读呢？又由谁来评论呢？谁会花钱买书呢？谁要付钱补贴你的劳务呢？那些都不属于探寻。”
第四部：逆转一场文学对谈（3）
观众看到维迪亚脖子青筋凸起，火气上升，传出一阵不自在的笑声，布佛捱过笑声停顿后又说，千里达充裕的文化素材当然就是维迪亚的虚构小说的取材来源。
“是啦，是啦，难免吧，因为当你开始写作的时候，你手上也就只有这些材料，”维迪亚说，“那也是你二十啷当的时候萦绕胸怀的材料。这一层材料也很重要，因为，那是种完整的经验。年事稍长之后，经验都会修改。不过，那是非常纯真的。”
“关于观众的问题，我只是很纳闷，”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才发展出这种什么人在读你的书的意识？”
“我压根儿从来没有意识到过有什么人在读我的书。我很少碰到读过我的书的人，”他说，观众笑了起来。“我碰到过太多太多人，一个劲儿瞎吹乱捧，还能跟我做完访问。”笑浪此起彼落，接着一片死寂。冷场中，维迪亚又微微一哂，说道：“不过，我可没打算再度中断谈话。”
“没的事，你并没有中断对话。”
“喔，那好。”
我说：“可是，现在的写作环境已经变了。”
显然地，他不想对我提问。因此，我只有自屈谦卑的访问者位置，再三提出问题来请求他解释。他的影子再度落在我身上。我介意吗？一点也不会，只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占据了整个舞台，面对着一群认真的读者观众。只是，我有预感──是的，预感──维迪亚无意与他人分享舞台。
“而今，你曾经说过，撰写《毕斯瓦先生》一书就像是你的伊甸园，”我说，“我只是想像着某种天堂──当然是要加引号的，特殊意义的天堂。我想，你一定知道你那句话的意思，要不要跟我们再多说明一些呢？”
维迪亚皱皱眉头说道：“嗯，严重的焦虑。严重的贫穷。伦敦超乎寻常的污秽生活条件，尤其是对于像我自己这一类的人。很难找到安身栖息的地方。”
观众一听维迪亚提到自己亲身受到英国种族歧视的妨害，莫不竖起耳朵，专注起来。外界经常将维迪亚看做一个专赏别人闭门羹的势利眼，整天牢骚满腹的抱怨者。
“1958年，奇迹般地，我在史崔特罕山碰到一位女士，她让我住在她的房子的顶楼部分，”他说，“她全天工作，所以，白天的时候，整个房子只有我一个人。对我来讲，这真是一段美好的经历。当时，这本书已经写到第二年了，我也开始感觉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力道何在。我非常非常快乐。出书之后，人家对这本书有什么评语，我都不在乎。”
他讲到这段将近四十年前的写作历程与完稿后的满足快意时，显得十分愉快。我向后坐进椅子里，搜索枯肠，想要再挖出什么问题来请教他。
“而那也的确是我的伊甸园，”他说，“因为那种投入与幸福的单纯洁净之中，有种纯真。过去──你也知道，现代人说不定都忘记了──过去，你出版了一本书，接着就没事了。没有人会来采访你。没有电台访问。没有电视节目。书籍出版以后──就自生自灭。当时很多方面都是这样。当时没有像现在这种展示作秀的要素。那就是某种纯净。”
我说：“当时，你知道自己在写一本企图宏大的书吗？”
“是的，当时我就知道我正在写一本企图非常恢弘的作品，而这份体认在我心中益发坚定。这本书一开始不过是个概念，我一面写，才一面发展完备的。”
我说：“我想要再多探讨这个话题一些，因为，我曾经读过所有相关《毕斯瓦先生的房子》的书评，而这也是我第一次听你说，你一点也不在乎书评怎么写。一般书评反应都相当不错，却也不见欣喜若狂。他们乐见这样一本书出版面市。《新政治家》……”
“烂书评！《政治家》上面那篇烂书评。还是我自己的纸头呢！”
“你感觉如何呢？”
“我不在意！”维迪亚洋洋自得地说，“我知道尘埃落定以后，就不会有问题的。我还得安慰我的编辑呢。我总是习惯说，‘算了啦──不会有问题的。’”他想到自己还去安慰编辑，就哈哈笑了起来。“当然，我在美国还得安慰一连串心碎的编辑了。‘没问题的！不会有事的！’假如是女编辑的话，还是哭成泪人儿，说着，‘我们应该要安慰你才对的，结果反而是你在安慰我们。’”
我说：“那是你去印度不久以前的事情。”
他点点头，等着我提出下一个问题。现在，我已经确切就定平庸的访问者位置，而维迪亚凌驾腾空，变身为非常非常有名的受访者，文艺活动的焦点。这样也好：他开心，我也开心。他不想听我，或是任何人，扯些写作方面的废话。那只会叫他厌烦。不过，一谈到《毕斯瓦》，他就活跃健谈起来了。
第四部：逆转一场文学对谈（4）
“你写过三本有关印度的书，直接反映你在印度生活与旅行的经验。同一个地方，大部分的人都只写一次，接着就走人了，再也不回头。”
“保罗，当初我就咨询过你，还有其他几个人的意见。我问你说，‘我该再写一本跟印度有关的书吗？’那个主意是从其他源头冒出来的。我问你，而你说，‘时间揆隔了十三年。你应该要再写一本书的。’”
我脑中没有自己说过这样的话的印象。不过，如果我真讲过的话，那么，我想我也可以在他重返印度与出版《受创的文明》一书上，略略表点功劳。
“那是一本完全不一样的书，”他说，“我第一本写印度的书是非常个人式的反省。那本书──你知道，我们家族在1880年间就迁离印度了。当时我们在比哈尔邦上普拉迪施东北地区，过着赤贫褴褛的生活，饱受兵变叛军跟其他土豪劣绅的蹂躏。印度是个随时叫人发指胆颤的主题。而胆怯焦虑就是我第一本书的主题。第二书就比较客观分析了，因此，书中叙述的距离也就拉开了，而我也只是想要再次前往印度，写一本不一样的书。第三本书中，我已经掌握住这种新的写作方法，旅游书，‘旅游’两个字在这里就有些突兀了。不以你单方面的想像去探索一种文明，而是透过当地人活过的生活经历，摸索出这种文明的形态。”
我说：“对我来讲，最有意思的就是再回到某个国家，再仔细端详那个地方，再写他一次。”
“这个世界日新月异，我也会变，”维迪亚说，“我想要在既有的知识上，添加新的概念。我不想自我重复。我期盼着每一本书都不同于先前经历的纪录。有关旅游书的事情──我发现自己做得津津有味的，纪录下当地人的叙述与说明，尽可能地贴近事实。好像，我比较偏好这一类的旅游，而不是跌跌撞撞地冒险犯难，再捏造呈现在虚构小说里，写些毛姆风格的小说。”
我意识到该是再提出下一个问题来戳戳他的时候了，就说：“接下来，我还要再请教你一些问题。昨天，我在伦敦的时候，我去佳士得公司参观‘印度影像’的预展，有人跟我说，我不巧正好错过了你。”
维迪亚说：“喔，我的天哪。我的秘密全曝光了。”我也知道，这样起头提问实在荒唐。不过，我还是继续问下去。“我想问你，影像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影像和你对于欣赏绘画的爱好与你的写作，三者如何在精神上增长你的想像力呢？”
维迪亚语气固执而存疑地说：“我觉得这中间没什么关联。我认为文字与文字所描绘的画面是两码子事。而且，运思文字以及我们人脑中发生的事情，跟形象化的印象是全然不同了。需要的天赋也截然殊异。我认为我还够不上评判艺术的资格。”
“我想，你太客气了。你评论艺术的时候，总有独到之处。你也搜集艺术品，还挂满了你的墙壁呢。所以？”
“保罗，可是我不认为文字跟绘画之间有任何关联。”
他又再次堵断我的话头，只是，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否认自己在绘画艺术上的天分呢。我说：“你在书中刻画的意象，固然是以文字呈现，不过，意象也始于观察──描述某人的阴影、皮肤肌理、毛发、阳光、色彩、事物形状等等。显然，两者所需要的天分不同：兰希尔可以描绘皮草，你却能描述皮草。”
他说：“我想，或许是我与生俱来的，这种专注热切地观察事物的本领。”终于承认了这一点。“我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喜欢观察。我会非常仔细地观察人家的脸孔，研究这张脸在讲什么。研究手掌跟人体的形态，人的肢体跟五官。”
“难道，画家做的不就是相同的事情吗？”
“我不知道。我喜欢绘画作品中的线条。我喜欢葛饰北斋创新的地方。还有贝拉斯克斯处理色彩的方式。这些跟架构一个句子或是形塑一段叙述都相当不同。”
“可是，你不观察的话，又该怎么写作呢？观察的天赋变形到写作身上。”
他说：“你不能不观察。”终于同意了我始终不断暗示的引子。“让我跟你讲个跟观察的天赋有关的故事。也是我生命中刚开始的少数几段记忆，当时，我应该是只有六七岁。学校放假，我住在千里达乡下奶奶家里。那里有个老师，一位学校里的印度老师，推着一辆小型的手推车搬运他的家当。我父亲将他拦住，跟他说了几句话。接着那个老师就说，‘我可不像某些人，净会炫耀，找一台像样点儿的推车，甚至还去开一辆货车来搬我的东西。我就是要自己费力气来搬，摊在大伙儿面前，让他们笑我。’我听了心想，‘原来，这就是穷苦人家的行为模式。’一个年仅六岁的小男孩，竟然会观察到这么悲哀的现象。‘他因为穷，才会像这个样子。他是个我们尊敬的老师，可是，事实上，他也是个穷人。’因此，这种观察异秉一直深埋在我的心里。或许吧，确实也跟我对手写笔迹的感觉有关。你知道，本人喜欢以笔迹来评断人物，或是以他们的父母，或是他们的长相，或是你行走、谈吐的方式来评头论足。整个人。对我来讲，算不上玄疑。”
我问道：“你讲的这些，不都流于表相皮毛，以貌取人吗？”
“不，这不光是表相而已，因为我们相由心生，你的一生就写在自己的脸上。”
“不过，这些还都是表相啊──难道，表相其实可以流露我们的内在思维吗？”
“没错，我们要对自己的相貌负责。”
第四部：逆转一场文学对谈（5）
随着话语交流，信心就逐渐增强，场面看起来就比较像是对话了，即使是我这边急切的问话，他那方不情愿的回答所构成的，我说：“我想要问你关于大学的意见。你曾经说过，牛津让你失望。如果，现在你再重回大学的话，你想，你应该如何度过大学时光呢？”
维迪亚愤愤不平地说：“我想，这些英语课程只会带来灾难。”他换了个坐姿，看起来斗志高昂，斩钉截铁地滔滔不绝起来。“英语课程正在大肆毁灭文明与思想。我到牛津的时候是1950年，我想我们都知道，英语不是个适于认真研究的主题，抵不上一个严肃的学位，比不上研究物理的学位。也不像医学研究一样值得投入。”
观众闻言骚动，有人怀疑他在妖言惑众，维迪亚重复阐述过他的主题之后，也有人同意他说中了一半。很明显的，我敲中了他敏感的痛脚，这下他一定跳将起来，狠狠地发作。
“当时，我们就知道选择研究英语，根本就在避重就轻，英语课程只是上个世纪的神学课程的延伸。不过，负笈哈佛所为何来？不过就是学着打猎，享受应接不暇的社交生活，稍后，再生产一系列没完没了的神职人员。距今约摸一百年前后，史威特教授──你知道，就是萧伯纳戏剧里的奚金斯教授的原型”（他说的是亨利·史威特，生于1845年，卒于1912年，语音学家兼语言学者。）──“他跟其他几个始作俑者奠定开办了英语课程，一种新形态的无所事事，专门用来侍候头脑简单的懒人。就这样，好似一道英语文学的皇家宣言，就像英国历史一样，就这样变成一门崭新的研究。1950年的时候，研究范围止于1830年，他们不鼓励学生再继续研究下去，其实，没几个人想再向下探索。18世纪的肤浅反而让他们安之若素。”
维迪亚上身端直地坐着，双臂再度抱在胸前，讲话的声音近乎咆哮。
“因此，时至今日，这个非科目、非主题发展到现在，已经给一些包藏着政治动机的人给把持住了。大学已经变成一个不允许自由思想的地方了，而今，你的老师不会要求你对某一部作品提出原创性的想法。不过那是一种政治路线！1950年，我们在牛津时，人家跟我们说，只有放假的时候，才是求学的黄金时段。只有放假的时候，你才会去读很多很多的书。放假就是要你去大量阅读。现代人读得非常非常少，他们的理论却越来越复杂。大学生产了整个一代人，他们不会读书，不会思想，只会鹦鹉学舌，拾人牙慧。”
台下观众零散地传出喝彩声。有谁听说过别人如此抨击英语系所，或是这样评估英语研究的？物理比英语重要──确实，英语研究本来就广泛低于其他所有学科。
“这一点尤其伤害新兴国家，较为弱势的文化，他们得花上极高的代价才能培养出一个知识分子。他们送这些精英到牛津、剑桥，他们送他们到美国的大学深造，结果，这些人回国以后，满嘴巴鹦鹉学舌，扯些先进国家的政治废话。他们都堕落了！”
“堕落”两个字刚刚出口，语音方歇之际，马戏团帐篷各处立即爆发澎湃的叫好声。好不容易，舞台上终于酝酿出值得撑开偌大一顶帐篷的表演，怒火高昂的小说家极力嘶吼，一个印度人变幻出正宗的绳梯戏法。
“而我认为，英语课程应该确认为愚蠢课程！”他高声呼喊着，“绝对不能跟物理课程，或是医学课程，或是天文学相提并论！不应该再拨经费供养英语课程，所有的教授跟所有的讲师都应该从类似的职位上连根拔起，改派担任其他工作。我也不知道，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别的事情？他们还会做什么！过去，我们会说，‘派他们去做公车服务员吧！’可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公车服务员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游手好闲而已。”
对话进行到这里，我也没有必要再插嘴。我等到观众的笑声与喝彩停顿平静之后，再度匍伏潜入他的影子底下，再度提问：“那么，你认为文学系所都应该取消解散吗？”
“我想，文学应该在私底下阅读，”维迪亚说，“文学不是为了年轻人而存在的。文学是写给老人、历尽沧桑、遭到创伤、受到损害的人的，他们阅读文学，寻找可以跟他们的经验共鸣的地方，或是某种类型的慰藉。”
我说：“遭到创伤、受到损害的人。”
维迪亚已经开怀咧嘴，胜利式地呵呵畅笑。“丰衣足食的部族社会不需要文学。他们只要捣着山药，就开心快活得很！”
“可是人类不能背弃读写的能力，不是吗？”
“不行，你走不了回头路。你也装不来，你洗不掉脑子里学过的东西。”
维迪亚大笑，略为放松先前长篇大论，口诛挞伐的紧张，他说：“你是说，‘派他们去做公车车掌’那一段吗？”
“做了就会了，”我说。
“就像史魁尔斯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