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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带到陈家二楼，然后进入密室，很小心地用屏风遮蔽了沙发四周，然后再悄悄退了出去。
季源溥一走，陈立夫进来了。
《政治杀手陈立夫》 阴谋杀害杨虎城阴谋杀害杨虎城（4）
他装出一副十分关心的样子对褚龙吟说：“你过去在我们这里的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顾建中把你关了年把多，我不知道。后来听他们说了，我还训斥过顾建中。我对他说，褚龙吟这个人很有能力，虽然放了一个共产党，对党国固然不无微疵，毕竟是仗义救友，在道义上说得过去，你们做上级的要观过知仁，不能将人一棍子打死。我对此事的看法是，你不是异己分子，当然不会危害党国，为什么还要限制你的自由？”
褚龙吟听到这里，心里颇不舒服，觉得他在说假话，在演戏，因为顾建中当初关押他时，绝对请示了大老板陈立夫，只是顾建中没有对外讲罢了。事情过了，何必又来这一套呢？
陈立夫像念经似的又说了一阵后，起身将门关上，并扣上门锁，然后坐到褚龙吟身边说：“龙吟啊，我今天接你来，想与你商量一件大事情。‘西安事变’虽然结束了，却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对我们的剿共大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对蒋委员长的人格、形象损害则更大。张学良、杨虎城不但不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反而拥兵叛变，劫持统帅，党国上下，无不愤慨。对此次犯上作乱的张学良，委座豁达大度，仅判他10年徒刑，还要呈请国府特赧。对于杨虎城，委座却未加惩处，让他逍遥法外，党内军内对此意见纷纷。要说，张学良对党国有过，但也有功，如东北易帜，统一华北，解散扩大会议，都是对国家的贡献，罪过就是这一件。杨虎城是委座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不为党国努力奋斗，反而犯上作乱，扣押领袖，实应诛之。这一段时间，许多忠党爱国的人士质问我们说，张学良判刑10年，那杨虎城为什么还不作处治？我作为党国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不能不顺应舆情，不能不善体委座的德意，不得不为委座排忧解苦。所以，今天把你请来，主要是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
褚龙吟听了，心里一惊，并默默道：“全国人民都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系抗日爱国将领，你陈立夫口里怎么说得出这样的话呢？”
他心里是这样想，口里却未讲出来。
陈立夫见褚龙吟双眼盯着他，又接着说：“这是一个集体行动，只要你肯承认杨虎城是你杀的，事实上不一定要你动手，但绝对保障你的生命安全。为了遮掩外人耳目，顶多让你坐上5个月的牢。风波过了之后，由中央提请国府特赦，我私人出资，供你出洋留学，到哪一国去，由你自己选。学成归国后的工作、官职，由我负责安排。除掉杨虎城的具体行动，季长官再与你具体商量。这是你为党国效力的好时机，希望你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褚龙吟觉得，陈立夫要他做的事非同一般，很不好回答。
“怎么样，褚龙吟？”陈立夫又问。
沉思片刻，褚龙吟对陈立夫说：“这件事由我来干恐怕不合适。”
“为什么？”
“我已离开了特工总部。”
“你父亲不是杨虎城他们杀的吗？你不报杀父之仇？”
“当然要报，凶手不是杨虎城，而是×××。”
“与杨虎城还是有关系嘛。既然要报，这么难得的好机会，你为什么不报？”
褚龙吟见陈立夫逼得甚紧，便向他问道：“陈部长，我对这件事有点想法，不知能不能讲？”
“可以说。”
陈立夫说可以讲，褚龙吟就鼓起勇气说：“我个人认为，杨虎城劫持统帅，犯上作乱，可以用军法、刑法处治他，甚至可以名正言顺地处他极刑，何必用我之手，用子报父仇的名义杀他？如果在5年以前，我去做这件事，尚说得过去。现在，他举的是抗日大旗，打的是抗日的牌子，我在这时去刺杀他，我如何向国人交代？我将成为一个什么人？”
陈立夫默不作声。
褚龙吟接着又说：“陈部长，杨虎城将军是为抗日问题扣押蒋委员长的，你是党国要人，一定深明此理，我建议政府对此事要三思而行。”
陈立夫见褚龙吟不愿去干，狡黠地一笑：“做大事者，不能顾小节。你的想法，是书生之见，不利党国。我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想成就你千秋万世之名，没有想到你如此迂腐软弱！有如此多的顾虑！”
褚龙吟摇摇头说：“陈部长的厚意，我颇感激。以前，我虽放荡不羁，但对于大是大非，尚不至颠倒混淆。你今天谈的这件事，我即使做成功了，也没有好的结果，充其量也不过是公报私仇的愚孝而已，但全国人民要骂我是残杀爱国人士的凶手，破坏抗战的大罪人，而且要挨世世代代的骂，连家父也要冤沉海底，哪有什么功名？”
陈立夫见褚龙吟不愿去做这件事，反复用国民党的那些歪论对褚进行劝说，褚仍不为所动。双方谈了几个小时，也没有说出什么结果。
《政治杀手陈立夫》 阴谋杀害杨虎城阴谋杀害杨虎城（5）
他们在里面谈话时，外面几次有人敲门，陈立夫总在里面叫敲门的人等会儿再来。直到时钟过了12点，季源溥又来敲门，陈立夫才出去与季在外面低声交谈了十几分钟，再又与季源溥一同进来。双方说了几句题外话后，褚龙吟提出要走，季源溥才带着褚龙吟离开了陈立夫的家。
在途中，季源溥向褚龙吟打听与陈立夫谈话的内容，褚简要对季源溥说了一遍，季源溥听后，很惋惜地说：“可惜，可惜，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你干，给你一个为党国立功的机会，你却领会不到上面的意图，不愿去执行，这一失招断送了你老兄一生的前途啊！”
褚龙吟的看法与陈立夫及其特务们不同，任凭他们怎样说，他总觉得，在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时刻，最迫切的任务是抗日，万万不能伤害主张抗日的人士。
这天晚上9点，季源溥又将褚龙吟带到一处院子很深的房子里住下。坐了一阵，季源溥对一个送茶来的用人说：“老丁，这位先生要在此住几天，你要好好照顾他。”
听到季源溥这几句话，褚龙吟心想：我没有答应去刺杀杨虎城，他们可能要将我关押起来或者杀人灭口了。
季源溥见褚龙吟心事重重的样子，连忙对褚说：“你要什么东西或要什么吃的，喊这位丁先生去弄，不要客气。”
褚龙吟又想：既然把我弄到这里来了，无非就是坐牢或暗害死。干脆直问他对我如何处理，看他如何办。想到这里，褚向季源溥问道：“你把我送到这里来，准备怎样处罚我呢？”
季源溥不好意思地说：“你又神经过敏了，这哪里是关人的地方，陈部长今天对你讲的那些话不怎么高兴。杨虎城就在这几天要来南京，你是一个名士派头，假若无意中泄露出去，岂不糟了？所以，这几天你不要外出，等大事办完之后，再让你回到镇江去。我们这样安排，完全是为你及公家的事业着想，没有其他的目的。因此，你不要有其他想法，也不要有误会。至于要你做的那个事，你既不愿干，也就作罢，要干的人有很多，就让别人去干吧。我现在对你的要求只有一个：千万不要将此事说出去。”
季源溥说完之后，匆匆走了。
住在深院的褚龙吟无事可做，便在院内这里看看，那里走走。好在此院里花草甚多，景色甚美，吃喝住分文不花，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事后，陈立夫感到此事重大，应与其哥陈果夫商量一下，听听他有何意见。哪知，他一说完，陈果夫连连摇手说：“你为总裁报仇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在不是时候。张学良、杨虎城他们扣留总裁的理由是说总裁不领导全国人民抗日，他们是用这种办法逼总裁抗日。张、杨已成为全国关注的爱国将领，如果在此时搞掉了杨虎城，总裁、政府又要受到共产党及社会各界的强烈指责，那太划不来。要干掉杨虎城，过几年以后再找机会。”
陈立夫细细一想，觉得哥的话很有道理，决定放弃刺杀杨虎城的方案。第二天，他将季源溥叫去，将陈果夫的意见告诉了季，嘱季将褚龙吟放回去算了。
过了两天，季源溥又来找褚龙吟。
他对褚龙吟说：“陈部长与果老（陈果夫）商量此事时，果老不同意干，理由是目前尚非其时，做了副作用太大，以后相机处理。故陈部长现在改变了主意，不刺杀杨虎城了。你再没有必要住在这里，可以回镇江去。但你要记住，陈部长与你谈的事情，永远不可向别人透露。此事如被旁人知道惹出了风波，政府就要追究你的责任。”褚龙吟心想：只要我能走，不要我去刺杀杨虎城，任何条件都答应。他连连点头道：“我绝不会对任何人讲的。”
当天中午，褚龙吟回到了镇江。
陈立夫要谋刺杨虎城之事说明：陈立夫是一个不顾国家、人民利益，又极端自私的政客。那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那么多土地，残杀了那么多中国人，掠夺了那么多财物，他不积极向蒋进言立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却一心想如何维护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保住自己的位子，并阴谋刺杀力主抗日的爱国将领，荒唐至极。
令人不解的是，陈立夫到了晚年，对这么大的事情却隐瞒不提，也没有任何悔意，这是什么民族主义者？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企图处决七君子（1）
此事先得从九一八事变说起。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占中国，指使其驻扎在沈阳的关东军自行炸毁了沈阳北部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然后反诬此事系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等基地。
由于国民党举行不抵抗政策，日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城。随后，日军马不停蹄，又分多路进攻辽宁、吉林、黑龙江，史称此次事件为九一八事变。
1932年1月，日军占领东北战略要地锦州，国民党在东北的数十万军队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望风而逃，并很快退到山海关内，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三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迅即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反日浪潮，并强烈要求蒋介石政府立即派兵北上抗日，将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东北。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企图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到南京，灭亡中国；1933年3月，日本侵略者侵占热河省会承德之际，又快速向长城各口发动猛烈的攻势，阴谋一举攻占整个华北地区。
面对日军的猖狂进犯，蒋介石却认为问题不大，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共产党，要打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必须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特别是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部队，蒋称这种政策为“攘外必先安内”。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市民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成千上万的大中学校的学生自发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政府出兵抗日。蒋介石集团仍不理会，一意孤行，迟迟不宣布抗日，并以种种理由欺骗全国人民。与此同时，蒋介石集全国的兵力、人力、财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围剿。
为了结束内战，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号召，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拥护与积极响应，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以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
早在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等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向国民党当局强烈呼吁释放所有政治犯，保障人民的抗日自由的权利。随后，全国各大城市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拟在上海成立全国性的联合会。
1936年5月30日，在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的组织下，全国各地救国会的50余名代表到上海聚会，他们代表18个省市的60多个救国团体。31日，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经过与会代表的反复讨论，发表了大会宣言，通过了《救国会初步政治纲领》，宣言和纲领呼吁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停止军事冲突，立即释放政治犯，派遣正式代表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集全国之力，将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
经过两天的酝酿和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了全国各界救国会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马相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孙晓村、张申府、曹孟君当选为常务委员。
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快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企图处决七君子（2）
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产生无限的敬意！”
毛泽东的信，对沈钧儒、章乃器等人鼓舞甚大。
全国各界救国会的抗日活动，引起蒋介石、陈立夫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注意。蒋介石、陈立夫认为，宋庆龄、沈钧儒等人的行为，名为推动抗日，实际是反对他们的政府。他们一面派特务四处散播谣言，攻击、丑化救国会，一面对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进行拉拢、恐吓，陈立夫还指使徐恩曾将特务姚彦士打入救国会内部，进行侦察、破坏活动。
蒋介石和上海市长吴铁城在救国会成立前后，找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人谈了话，一再劝说他们不要搞什么救国会，并说救国会这样搞，是另外组织抗日政府，推翻国民政府，救国会的活动和主张，使政府受到极大的压力。
蒋介石还对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说：“日本人是要我们不战而屈，我现在有把握可以战而不屈。现在之所以不能抗日，是因为共产党在后方捣乱，不消灭他们，政府无法抗日。我是要抗日的，共产党的话你们不要相信，他们是不爱国家的。你们一组织救国会，正中了共产党的奸计，也使我们的政府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
此时，日本方面也为救国会之事，对蒋介石集团施加了压力，要求国民党政府打击“七君子”，只是蒋介石、吴铁城在沈钧儒等人面前没有敢将日方施压之事讲出来。
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对蒋介石的上述言论十分不满。他们都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理应火速派兵到东北打击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直到将日本侵略者全部赶出东北。可是，蒋介石政府不但不派兵守土御敌，反而还不要爱国人士起来呼吁全国人民抗日，极其混账。国家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蒋介石奉行了反苏亲日、剿共打内战的反动政策。如果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政府狠狠打击日军，日军就不敢进攻东北、华北。故他们利用见蒋机会，也力劝蒋要以百姓为心腹，以舆论为耳目，不要偏听以陈氏兄弟为首的CC分子及其特务的情报，误国误民。
尽管这一天中午蒋介石以西餐招待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人，因话不投机，几位爱国人士心里颇不痛快，宴会在清清冷冷中结束。事后，章乃器在其回忆文章中谈到此事时说：“蒋介石这一手是先礼后兵的‘礼’，是流氓社会的先给面子，后给颜色，是后来逮捕我们的先奏。”
这次谈话，陈立夫没有参加。他躲在幕后，指挥手下的特务人员，一天到晚监视、盯梢救国会的爱国民主人士，搜集他们“危害民国”的证据，为日后的大逮捕做准备。
陈立夫、徐恩曾通过特务姚彦士提供的情报，对救国会的活动情况了如指掌。
后来，陈立夫从徐恩曾处得知救国会的活动经费大多为浙江实业银行的章乃器所出，便通过上海市长吴铁城给该银行的总经理李铭施压，要他解聘章乃器，以断救国会的经费来源，使救国会难以动弹。吴铁城还恶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