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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的最早出现在西方的时尚系统普适化为所有文化圈里的衣着系统了。
总而言之，认为时尚是具有特定历史和地域色彩的特殊衣着系统的说法证据确凿、令人信服。如前所述，大家普遍接受的时尚定义的另外一些特征是：它是一些具有可能的社会变动的社会所产生的衣着系统；时尚有它自己的一套特殊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而这些特殊的生产和消费关系也只能发生于一些特殊的社会之中；时尚的特征在于具有一定之规的系统变化的逻辑。
第二部分 建立时尚和服装的理论第9节 日常生活中的衣着与时尚
我们已经简要论述了两个经常用到的主要术语——作为具有美学意味（比如“饰物”）的给身体着衣的行为的“衣着”以及作为特殊衣着系统的“时尚”——现在就可以来讨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了。许多论者，比如威尔逊（1985），已经指出过，时尚系统为日常衣着提供了原材料，时尚系统不仅向日常衣着提供衣着本身，还提供有关衣着的话语以及围绕衣着的美学观念。这些时尚的话语，其作用在于将一般的衣物呈现为有意味的、美的和可欲的，因此正如劳斯（1989）所说的，时装不仅仅是一种商品，它还是“被赋予了某种风格的衣物的品质。因为一种特殊款式的衣着要想成为时尚，它实际上就必须被某些人穿并且被某些人识别和承认它是时尚”（1989：69）。
因此时尚并不仅仅是指某种大众或精英风格的产品，它还指某种引导大家接受或消费某种风格的衣物的美学观念的产物。正如利奥波德（1992）所界定的，“时尚系统”不仅包括某种风格的衣着的制作与供应，还包括它的市场运作、零售批发和有关的文化流程；所有这些都参与制造着“时尚”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几乎所有日常衣着的经验（除了在西方的传统以及有时在宗教社区所形成的某些衣着实践的形式），时尚在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力巨大，正如威尔逊（1985）所说，即使那些标明是“过去的时尚”的服装和那些有意和现在的时尚唱反调的服装，要想拥有自己的意义，也必须仰仗于它们和现在的时尚所传播的统治性的美学所构成的某种关系。奇装异服之所以是“奇装异服”，就在于它和流行风格的某种关系，而且在某些场合，还在于它和主导性的生活方式的某种关系。的确，设计出一种特别的“制服”，就是19世纪许多乌托邦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照吕克的说法，“制服”的设计，目的是要给运动的参与者们营造一种“如在家中的感觉”，“制服”让他们“在外表上显得与外界不同，因此可以作为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边界的强大的标志物”（1992：202）。19世纪众多的服装改革运动都采用和流行的时尚化美学相对立的风格：季节性的运动会不允许再穿紧身胸衣了，它要求妇女穿一种变化了的“自然”的胸衣，同时19世纪的一些乌托邦思想者和女性主义者们还提议用分叉的服装代替他们那个时代依然盛行的环衬长裙（吕克1992，牛顿1974，里贝里奥1992，斯蒂尔1985）。
不过，时尚并不是影响日常衣着的唯一决定性因素。研究时尚的文献有一个趋向，就是认为时尚不过是任何特定时期影响日常衣着的一个主要的力量。在影响特定时期的衣着风格方面，时尚确实显得很重要，但是，时尚影响衣着风格，总要通过其他的社会因素比如阶级、性别、种族、年龄、职业、收入、体形甚至姓名（很少）等等的中介作用才能实现。并非所有的时尚都能被所有的个体所接受：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时尚的某些方面被广泛接受而也有另一些方面遭到拒绝。其他一些影响人们的穿着决定的社会性因素，包括民族传统习俗的历史性约束力（比如在苏格兰人们一直穿的短裙和格子花呢服装）以及日常生活中你所进入的特定社会情境与语境。不同的情境要求不同的衣着方式，有时这种要求体现为一定的衣着“规则”或法令，有时则表现为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约定俗成的一些衣着习惯。婚礼、葬礼、求职面试、购物、长途旅行、运动、俱乐部活动等等都要求特定的着装方式而对个人的随意风格有所限制。即使个人有意要无视这些衣着的规则，他至少也会意识到来自规则的压力，以及尽量避免让别人把自己的穿着看作是对这些规则的有意的反叛。这里列举的社会性因素并没有囊括所有的，但确实让我们看到了时尚系统影响日常衣着时需要作为中介物的某些重要的社会性因素。我现在比较详细地讨论这些因素以便阐明时尚如何只是影响日常衣着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波尔希默斯和普罗克特（1978）就已经考虑到在西方和非西方文化中社会影响对于衣着的冲击。他们指出，比如，阶级差别就非常有效地通过衣着显示出来，阶级成员之间的某种统一性关联，并不必然地来自时尚。他们还指出，上层阶级的成员们利用衣着来表明他们的身份，他们通常所采取的方式，是强化他们“自己的传统的反时尚的习俗”，这一习俗的象征，则是“经久不变的品质”和挑衅性的“反时尚”（1978：68）。他们所举的例子是：格林德邦（Glyndebourne）的歌剧服装并不总是能够精确地表明它们的年代。上层阶级所采用的品质的象征和古典风格驳斥了认为时尚是上层阶级的特权的观点（1978：68）。有一种轻巧的雨衣柏帛丽（Burberry），通常用华达呢面料做成，其款式许多年都很少变化，波尔希默斯和普罗克特就以此为例，来说明贵族阶级对于“反时尚”的偏爱。人们有时以为，中产阶级一度利用时尚作为他们往上爬的武器，而一旦他们成功了，就开始拥有他们自己的服装风格，反过来也像贵族一样来抵制时尚了。比如，尽管多年以来商人的服装也在缓慢变化着，但是他们毕竟保持相当的稳定性；同样，劳拉·阿什利（LauraAshley）的中产阶级衣着风格一年四季都很少变化，也很少对于时尚的煽动作出什么特别的反应。所以情况似乎是这样的：阶级是衣着的一种特征，阶级会在推动个体接受某一特定衣着风格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并非所有这些都展示了时尚变化的推动作用，恰恰相反，有时倒是反时尚的力量占了上风。不过，波尔希默斯和普罗克特提出来的反时尚的概念以及为一些阶级成员采用的意义也只有在它和时尚的关系上才能得到彰显。时尚既然具有如此两可的效果，所以像柏帛丽雨衣这样的反时尚的服装款式就总是有可能失去它的某些阶级的特征而变成另一种货真价实的时尚。
显然，阶级对于人们选择什么样的服装有着实质性的意义。尤其是阶级决定着一个人的收入，而收入不得不是人们在选择购买什么和如何购买时需要考虑到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世界上其实只有少数女性的收入可以支持她们去购买巴黎的高级女子时装（科尔德里奇1989），而且即使那些由许多时装商店所提供的以成衣形式设计的服装，也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购买力。但是，阶级还通过趣味来决定人们的衣着决定。追求高品位的服装的趣味也将意味着你肯花大价钱去购买：上层阶级“论质不论量”的观念不仅体现在他们购买单件服装时所花费的不菲的价钱，还体现在他们所选择的服装面料上（比如选择丝绸、亚麻、开司米而不是它们的人造合成的替代品）。对于某些特殊面料的喜好以及讲究“品位”的观念也许可以用“文化资本”的概念来解释（布尔迪厄1984）。知道什么是人们所谓的“品位”以及一眼看出别人的衣着有无“品位”，这都需要以“文化资本”为形式的知识。确实，在大家都穿牛仔服和便装的时代，我们很少再能够单单从衣着上明显看出一个人的阶级地位，人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高品位的衣着需要同样高品位的文化资本。那些“消息灵通人士”就喜欢看出名店萨维尔罗（SavileRow）服装和街头水货、度身定做的衣装和它的街头廉价模仿品之间的区别。趣味和身体密切相关，它确实是一种身体的经验，因为我们谈论某人对于特殊食物或衣服有趣味，实际上指的就是他对于食物或衣服本身的某种感官的品质有一定的鉴赏力。所以，不同阶级的趣味的取向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同阶级的身体的取向。布尔迪厄的习俗概念抓住了这种身体的取向，所谓习俗，就是不同阶级的不同的身体倾向而已。我们在第一和第四章详细讨论的这个概念，布尔迪厄是用它来传播一种观念的，即阶级立场可以通过身体情形来复制。所有的阶级都有他们自己的措置身体的方式——包括走路、说法、身体姿态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传达属于本阶级的微妙的信息。虽然布尔迪厄没有这样明说，但是这也同样可以适用于衣着：讲究上好的亚麻、丝绸或开司米面料的趣味就微妙地暗示着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它可以用来说明一个人是“与众不同的”或“趣味高雅的”。
同龄人，尤其是年轻人的亚文化群，在引导他们的成员接受某一特殊衣着风格的时候，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在解释和理解衣着风格时，我们可以引入“亚文化资本”的概念（桑顿1995）。正如布雷克（1985）所指出的，不仅对亚文化群内部还是外部的人们标明亚文化群身份特征，衣着风格都是非重要的。在他的现在已经成为经典性的关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中，海布迪基（1979）就已经考虑到服装风格在亚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指出，亚文化有时甚至可以说已经侵占了消费文化，亚文化的方式是使用一些特定的用品为其专门的用品，以致这些用品竟然成了某一种亚文化自身的速写：比如，机器脚踏车之于“摩登派”，安全别针或故意撕成碎片的服装之于“朋克”青年。这种侵占或者说“占用”，说明亚文化群用他们自己的定义使这些用品“变调”了，即颠覆了这些用品在主流文化中本来的意义。20世纪50年代穿着花哨热衷摇滚的特狄男孩（TeddyBoy）穿萨维尔罗的绅士服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过这些人的恶作剧的仿穿，这一类服装就因为加进了某种完全不同的意义，把它原来的作为上层阶级服装的意义完全“变调”了。在特狄男孩身上，1940年代流行的上衣肩宽而长、高腰裤的“佐特装”（zootsuit），也因为带有威胁性的工人阶级的挑衅意味而彻底“变调”了（科斯格罗夫1989）。
还有一种影响个体对衣着作出选择的因素来自职业。职业的因素并不会影响一切关于衣着的取舍，职业影响人们的穿着主要表现在日常工作环境中，日常工作条件下的穿着会让人们花去相当可观的时间、精力和开销。工人阶级或中下层人士的许多职业在工作的时候规定必须穿制服，或者会颁布清楚的着装条例，明确规定服装的类型以及适宜于工作的颜色。但是另一方面，有专门知识或特殊训练的职业，通常其衣着的规定就比较宽松，也允许个人各行其是。正如我对于职业女性的衣着选择的分析所显示的（恩特维斯特尔2000），不同的职业环境展示了不同的衣着规定：法律和银行部门比起新闻和艺术部门来，其追求时尚的意识相对比较淡薄。在这些限制中，个体的职业化的女性展示着什么是或什么不是适合于工作的穿着。
最后，尽管我们一直讨论的社会因素调节着日常的衣着，但它们自身并不为特殊的阶级、特定年龄或职业的人群提供为某一人群所独有的统一的衣着模式。大多数人并不会在所有场合穿着同样的衣服，而是会让他们的穿着适应他们要进入的特定的社会语境。在某些年轻亚文化比如“摩登派”人群中，情形就是这样：如海布迪基（1979）所说，“摩登派”青年使他们的衣着适应工作（通常是文书工作）和“周末”的不同要求，在周末，他们会为了诸如穿着等亚文化活动而倾注更多的关心。因此社会环境在影响人们的衣着选择方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现在把话题转移到性别上来。性别也许是影响着装的身体在其所遭遇的大多数社会环境中的衣着实践的最重要的因素。时尚“总是被性别纠缠着……总是制造并再制造着性别的界限”（威尔逊1985：117），因此任何关于衣着的考虑都不能无视性别。我们在第五章将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里有必要首先指出，我们恐怕很难将性别看作是一种游离于阶级、同等地位的人群以及职业的一个孤立的范畴，因为性别概念也正被这些因素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并且根据不同的社会语境而建构着。性别的准则变化幅度极大，它取决于特定社会语境中各种起作用的因素。比如裙子，本来是非常带有性别规范的一种服装，在西方社会几乎只能由女子来穿的，而且经常很清楚地规定着具体的穿着方式，比如在豪华餐厅和夜总会，人们总是希望妇女看上去“富有女性味”；或者，还会受到社会习俗更加微妙的强制性规范，比如在商业、政治或法律行业的工作场所，女性穿裙子，就普遍认为是“可取的、妥当的”。然而，如果她们的职业与生活方式没有这种要求的话，有一些女性也许从来都不会穿裙子；而在另外许多场合，男人却可以穿裙子（比如在苏格兰正式的仪式上，在俱乐部的“酒会”上，在先锋派的时尚活动上，等等）。如果时尚“被性别纠缠着”而且经常扮演着性别界限的角色，那么性别究竟如何做到这一点以及它究竟如何被纳入到具体的衣着，则是千变万化的，完全视社会语境中起作用的各种因素而定。性别通过这些因素折射出来而且在不同的处境中以不同的方式被制造着。
上述讨论指出了时尚的复杂性，说明我们有必要运用一种对于时尚的特殊的解释方法来考察时尚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促动的关系。理解日常生活中的衣着还需要我们了解更加宽广领域的社会因素，这些社会因素影响着个体的着衣决定，还要了解到，时尚是重要的但绝不意味着它就是唯一的影响日常衣着的因素。
第二部分 建立时尚和服装的理论第10节 研究时尚和衣着的方法
社会学与时尚
社会学对时尚的忽视，反映了时尚在艺术领域远比在社会科学领域更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对时尚最粗略的考虑也可以显示出它既作为个人的也作为社会的、既是主动的也是结构性的、既是创造性的也是受到其他因素控制的现象的社会学上的重要意义：一句话，时尚是我们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活动的一个最好的例子。（爱德华兹1997：1）
正如上引爱德华的一段话所指出的，时尚一直被社会学严重忽视了，对这一事实，他的解释是时尚在艺术中的历史地位过于重要以至于使得人们忽视了它在社会学领域应有的地位。如果我们考虑到时尚对于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发展与特征的形成上一直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忽略是很令人惊讶的，而且在今天，时尚还一直是一个具有深远的经济与文化意义的重大产业。再者，如果我们考虑到时尚在决定我们的日常衣着方面是如何的重要，时尚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体的社会性呈现方面是如何发挥着主要的结构性的影响，我们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社会学确实严重地忽略了时尚的意义。
社会学至今仍然没有着手研究时尚以及在西方社会所发现的日常衣着的形式，个中原因尚不清楚。不过，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社会学在19世纪肇始之时，就把自己的兴趣重心放在了研究人们的社会活动以及理性问题上面，这一事实就意味着人的身体在后来成熟的社会学研究中很难成为其当然的研究对象，因而也意味着社会学必然会忽略人们的身体实践以及围绕身体实践的衣着行为（本索尔1976，贝特洛1991，特纳1985）。再者，正如波尔希默斯（1988）所说，西方社会一直认为对身体的修饰无足重轻，是朝生暮死的无用之物，不值得认真对待，这一生活现象就是这样被轻易地打发过去了。时尚也未能免于这种偏见的歧视，这种偏见阻止了时尚被严肃认真地对待的可能性；相反，时尚一直被视为浅薄、轻浮、琐碎、无理性、浪费以及丑陋的现象。贝尔认为，“正是这些看上去琐细浅薄的问题，也正是将我们的剪裁的决定与人类高贵的灵魂上的热情联系起来的事实上的不可能，使得衣服对于那些试图理解他们的同时代人的人们来说不是无关紧要，而是更加重要了”（1976：16…17）。
即使试图以严肃的方式看待时尚的少数几种古典的研究也不幸落入了这种偏见之中（博德里德1981，弗吕格尔1930，凡勃伦1953；见威尔逊［1985］对上述这些作者的考察）。使时尚更加容易受到谴责的另一个原因是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