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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人小组，由三方人士——雇主、工会领导人和中间人士组成。这个由３名或５名调停人构成的小型混合委员会负责处理特定的争端。乔治·阿斯奎斯先是在１９０９年同意丘吉尔的指派，继威尔逊·福克斯出任商务部劳工与统计部门的总审计长，后来都争辩说，调停小组制度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因为小组成员都是些忙人，他们不可能在接到通知的后短时间内赶来参加调停工作。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了常设性的劳资法庭这样一个机构，其成员能够召之即来，事实证明这个机构比较有效。
丘吉尔在新的岗位上负责制订的第一项重要立法，不是有关劳工职业介绍而是有关“血汗劳动”的法案，这项立法与工厂法极其相似。那时，这样的事情被认为是属于内政大臣管辖的范围。“血汗劳动”是指下面所说的这部分劳工，即在某些处于特殊情况下工业或商业部门中的劳工，在极其不利的条件和低微工资下接受雇佣。“血汗”工人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因而社会上广泛认为，国家应该插手来确保他们具有较为合理的生活条件。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颁布立法，规定某些工业的最低工资限额；在英国，经过老牌激进议员查尔斯·迪尔克爵士领导的强大宣传运动，１９０７年下院成立了一个小型特别委员会。１９０８年，该委员会提出报告，同意进行“尝试性”试验立法，在几个适当的行业建立工资协商组织，如果获得成功，这一机构再行扩大。内阁决定，既然商务部掌握了各个行业自行制订的有关工资与工作时间的大量而详尽的统计数字，则该部应该从内政部接管此项立法权力。１９０９年３月，丘吉尔就此项议题向下院提出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实际上未遭任何反对就行通过，并很快就收入法令全书之中。该法案称为《商务部法令》，其适用范围最初仅限于四个行业——缝纫业、链条制造业、纸箱制造业以及机织饰带和织网业。然而为了进一步扩大该法令所限定的行业范围，商务部又被授权再制订若干法令，此项工作在以后几年间都陆续完成。劳资协商会，或我们这里称的工资协商会，已成为处理英国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机构。
与此同时，丘吉尔及其属僚，其中包括贝弗里奇，亦正着手处理劳工职业介绍所的问题。１９０８年秋天，他力图打消许多工会领导人对实行职业介绍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的疑虑，为此，他邀请其中某些人在商务部进早餐，以便与本部官员会见。他还邀请了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里丝·韦伯，丘吉尔知道，这对夫妇会帮助他使非皈依者改变念头。丘吉尔接受了贝弗里奇的看法，认为劳工职业介绍所是为处理失业问题所能采取的任何进一步行动而作出的根本性准备。正如丘吉尔在１９０８年１２月内阁会议上所说，他们将发挥“劳工情报部门”的作用，他们会提供有关失业问题的特点及其涉及范围方面的详细情报，这就能使他建立并实施一套强制性失业保险体制。
强制性保险，其中包括失业和残疾两个方面，这是由劳合·乔治提出的思想。他步贝弗里奇的后尘，１９０８年８月亲自前往德国访问，考察这一制度在该国的实行情况。回国后，如丘吉尔后来所说，他花了“令我印象极深的二天时间”，向丘吉尔这位年轻的同僚说明１９０９年预算的概要和强制性保险的各项原则，那时丘吉尔正好在北威尔士拜访他。这些思想同韦伯夫妇的主张相抵触，韦伯夫妇主张，通过工会实行志愿性保险，而对那些尚未得到保险的人，则辅以实施一项接受国家抚恤和强制性训练的新制度。韦伯夫妇的这些主张，在济贫法委员会中持不同意见的少数委员单独提出的报告得到详尽的阐述，该项报告于１９０９年初公布。但是，丘吉尔及其手下有关官员，都拒绝从他们提出的这项强制方案上移动半步，其中卢埃林·史密斯是最重要的一个。丘吉尔和卢埃林·史密斯两人之间，主要在对因本身染有如懒惰或酗酒等恶习而失业者给予救济的问题上发生分歧。丘吉尔的观点较为宽宏大量，他认为，国家不能拒绝向那些作出过一份贡献的人提供救济：“我不喜欢将道德问题与数学问题混同起来……我们关心的是苦难，而不是它的起因，是失业这样的事实，而不是失业者的品格。”丘吉尔这种看法并不占优势，因此这一方案尽管仍有强制性，但要对救济对象进行适当的审查。
但是，失业保险法还不能列入１９０８年法令汇编，因为失业与健康保险必须一起实行，正如丘吉尔写给阿斯奎斯的信中所说，“不应该逐个向主人索要贡品”。劳合·乔治当时正从事１９０９年预算编制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因而他负责搞的健康保险计划不可能取得很大进展。经研究决定，丘吉尔将在１９０９年下院开会期间提出劳工职业介绍的议案，并附带透露政府的意图，下次开会将要提出若干项失业保险提案。这些提案还不是包括各个行业的全面计划，最初只包括下列行业的工人，亦即在这些行业中，平均工资虽较高一些，但极易受到严重的周期性失业的威胁的行业：建筑、机车制造、造船、机械工程、铸铁和锯床、磨床等。由于实施劳工职业介绍是济贫法委员会一致推荐的，因此丘吉尔的议案只遭到极少数人的反对，１９０９年９月正式成为法律。贝弗里奇被任命为劳工职业介绍局局长。１９１０年２月，第一个劳工介绍所开张了。
第一部 雄心第6节 商务大臣（3）
除这项重要立法之外，１９０９年后，丘吉尔还提出了船舶运输、电力照明和保险公司等法案。当然严格说来，还不能把这类法案说成是内阁或国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１９０９年极大地激发起人们政治兴趣的问题，首先是政府在海军建造计划上的政策分歧，其次则是劳合·乔治编制的预算，以及对有争议的新税收法则提出若干意见。正如一位内阁大臣所说，丘吉尔极其关注对防务开支的辩论，作为一名政府的主要发言人，他发觉自己亦处在对预算问题进行论战的最前线。由于他并不非常通晓有关财政问题的详细情况，从而不能对下院委员会的工作进展发挥更多的作用。
丘吉尔在进入本届内阁的几个星期中，反复施展他父亲曾经采取过的反对陆军预算的策略。鉴于他在前届议会中开展反陆军部的活动，因此他对军事预算问题感兴趣就不足为奇了。出乎意外的是，在他加入了平均年龄比他大２０岁的内阁以后仅仅两个月，他竟为另一个部而不是为他所在的部制订了一项详细的改革计划，并尽可能地说服内阁去接受它。他的主张是，陆军部不能参与欧洲大陆的战事，而且不应为此而进行奋战。另一方面，从单纯出于殖民地事务的考虑，陆军的规模有点太大，他认为，一年节约１００万英镑以上的军费是完全可以的。霍尔丹因此而被弄得“焦燥不安”，尽管如此，他还是好不容易才设法坚持了自己的主张。
但是，更糟糕的事情又来了，丘吉尔同劳合·乔治合伙，反对海军的财政预算，并且嘲笑那种认为英国已处于同德国开战的危险境地的论点。这时，正是英国海军部开始被德国建造战列舰所形成的威胁而感到忧虑之时。１９０６年，英国一艘新型战列舰“无畏号”服役，它的航速快、装备多门多种用途的大炮，因而使人们认为，这艘战列舰使所有早期型号的战列舰均属过时。德国海军承认这艘新型战舰所具有的优点，并立即着手实施一项建造相类似的战舰的重大计划。因此，１９０８年１２月，海军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向内阁提出建议，英国在１９０９年—１９１０年要造出６艘战列舰，而不是以前计划的４艘，立即遭到丘吉尔和劳合·乔治的反对，他们马上对社会改革方案的前途感到担忧，这两个人对采取被他们视为“惊慌措施”的必要性总是持怀疑态度。
丘吉尔对麦肯纳在英国与德国海军未来时期的力量对比所提出的详细统计资料，特别积极地表示异议。他争辩说，旧型战列舰决非完全过时，不管怎样，必须考虑对两国海军的兵力和经费作某种比较，“严峻的事实仍然是，”他强调说，“我们一年拨出３，５００万英镑作经费，这就是说，在海军力量的基本建制上，与经费不超过２，０００万英镑的一个大国相比要大得多。”阿斯奎斯和内阁的大多数阁员支持麦肯纳，阿斯奎斯对他妻子抱怨说，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正隐晦地暗示辞职这是废话……有好几次我都想立即将他俩撤掉”。后来在１９０９年２月，内阁勉强达成妥协：按原计划建造４艘“无畏”号型战列舰，但若有新的证据表明还有必要增加的话，可授权再造４艘。到了最后，得到情报说，奥地利和意大利也在建造无畏舰。当时这两个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已被视为与德国结成联盟，从而促使内阁决定准许再加造４艘。这样，支持建造４艘的人和支持建造６艘的人发生冲突，最终导致双方都同意建造８艘。
丘吉尔不仅在内阁里，而且在公众中参加辩论。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颇为费力地告诫丘吉尔，在他出访欧洲大陆时，不要像他父亲曾经做过的那样谈论外交政策问题。但格雷不能阻止他在英国国内发表演说，评论英德关系。１９０８年８月，丘吉尔在斯旺西宣称：
尽管报纸和伦敦出版界可能会狂呼乱叫，但这两个大国的人民却不知道为何而战，打仗的代价又是什么，以及会在何处进行战斗。
这话有力地表明，英国所关心的范围是德国在欧洲放手行动，而这根本不是格雷政策的意向所在。格雷很恼火，把他的某些言论斥之为谬见，甚至“把他在竞选演说中谈到的外交政策问题斥之为不受欢迎之词”。丘吉尔给丹迪市自由党总部的主席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那些被无畏舰吓破了胆的人”，并声称，“尽管我们在各地都能看到邪恶势力蠢蠢欲动，然而，欧洲和平的根基将逐年扎得更加广泛和牢固。”正如《泰晤士报》一篇社论中所指出的，丘吉尔的这封信显然是对自由党政府内部之争的一个打击，他试图使自己的同僚而不是政治对手信服。但是，事态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内阁大多数阁员普遍持有的观点最终使他败下阵来。
事情轮到了劳合·乔治身上，他作为财政大臣，提出了增加海军经费和社会改革拨款的财政计划，并特别提出养老金不应具有捐助的性质。他的计划立即引起有权势的人的惊恐，因为这项计划涉及到对财产、特别是对地产征收新税的问题。但是，劳合·乔治的财政计划起到了使自由党重新获得生机的作用，尽管也遭到了某些批评，这些批评大多数均来自支持自由党的富有者，但却使该党主要力量恢复了团结，因为这个党在重整军备的形势下，内部已处于分崩离析的地步。所得税由每英镑抽一先令增加到一先令二便士；遗产税增加了一倍；新增了一项附加税，不过税额较为适中，最高税率为每英镑抽税一先令九便士。然而在这项计划中，争论最激烈的是规定对未开发土地征收新税及提高土地价格的条款。最后一项则是建立发展基金，用于诸如植树造林或修建道路等财政项目，这可为周期性萧条期间提供额外的就业机会。这与丘吉尔在１９０８年３月向阿斯奎斯提出的计划相一致。同年１０月，他在丹迪市发表的演说中，则将此项计划阐述得更加具体清楚了，他认为，必需设立“平衡机构”来调节劳力市场，“恰像你在弹风琴时，手脚协调一致才能使节奏流畅”。
保守党对劳合·乔治的财政预算表示强烈的对立情绪。下院反对党在春末和夏天的会期中，逐条批驳了这个内容详尽的财政计划，丘吉尔不得不在辩论中对此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５月，丘吉尔发表措词强烈的演说，赞成将地产与其他财产区分开来，对其征收特别税。他的主张大概对苏格兰的自由党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为那里的大地产主特别有势力。他强调指出，土地所有权不言而喻意味着对土地的垄断权，而对大多数其他的财产形式而言，则不可能具有与此相应的直接权利。另外，地产在无需所有者采取任何行动的情况下，就可以提高价格，而铁路或其他实业财产的价格则不能相应地得到提高。
但保守党人对此项预算的愤懑情绪仍然不能平息下来。１１月，他们依仗在上院的多数地位，使这一预算流产了。自由党人认为这是一种违宪的行为，并提出，要取得某种公正的解决，议会两院达成长期的协议，规定上院不能否决拨款议案。保守党决定动用上院否决权，也是一个策略上的错误：这将使自由党在大选中辩论有关宪政问题时处于有利地位，并且可以利用“贵族反对平民”这一口号将其支持者汇集在自己周围。丘吉尔还亲自担任一个被称之为“预算联盟”的竞选团体的主席，从而建立起一条强有力的阵线，嘲弄那些反对这项措施而遭受损失的贵族。在事实上，丘吉尔的态度是半心半意的，他对财政大臣这一计划的许多实际内容是不怎么热心支持的。所以劳合·乔治在私下抱怨说，“温斯顿差不多对这一预算的每一条款都持反对意见，除了有关婴儿的条款之外，因为他希望自己很快就要当爸爸了”。这里指的是劳合·乔治的财政预算中有关儿童津贴金免征所得税这一条款，是经丘吉尔提议而加以规定的。丘吉尔把来自他的富有亲戚们的各种埋怨之词都向财政大臣一一加以转达。在他的亲戚中，有诸如马尔巴罗公爵和艾弗·格斯特，因为预算中某些特别规定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这并不是说，他不会看到这样的事实，即国家必须以某种方式增加收入，而对富人直接征税，较之对穷人强加种种的财政负担，是一种更为公平的增加收入的好方法。
在上院对这一预算否决之后，如何使国家在竞选中免遭分裂，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兰开夏郡和柴郡，１９０６年曾急剧地转向自由党怀抱，现在则必须设法使它们不致摇摆到保守党的营垒。在自由党领导人看来，这项任务非丘吉尔莫属。不久，丘吉尔果然在曼彻斯特和西北部其他几个城市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演说。像通常一样，他极其精心地准备自己的演说稿，其中涉及有关兰开夏贸易的详细数字是从商务部商业局的档案材料中得到的，他还就此同某些国家进行了对比。１２月２日，他在普雷斯顿开始了竞选活动，这里的自由党候选人是约翰·戈斯特爵士，是他父亲在“第四党”中的老同事。丘吉尔说道，“贸易保护制度，对兰开夏说来，不仅是有害的，而且还是致命的，他们所发明的任何关税，没有不沉重打击棉纺织业的”。
这个问题以及上院企图阻止取得进展的愚蠢行为，都成了他在１０天竞选活动中发表演说的话题。他在利物浦发表演说时指出，“那些从不或很少参加上院会议的贵族，在他们的领地上谋划着政府的重大事情，他们都在攻读诸如《王牌取镫指南》赛马场上的赌博和其他的各种蓝皮书，都在思考帝国和埃普索姆赛马场上的问题。”保守党领袖们被丘吉尔的竞选活动搞得焦燥不安。保守党前座议员之一亨利·查普林，在给巴尔弗的秘书桑达斯的信中写道，“温斯顿对工人说来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演说家，在他们动摇不定的时候，他所表演的恶作剧就能起到稳定作用，这是真正重要的因素。”丘吉尔发现，他在兰开夏各个城市期间，他本人走到哪里，寇松勋爵就跟到那里。此人从前是索思波特市的下院议员，近几年当过印度总督，现在是保守党领导人。但寇松不能与丘吉尔相提并论，他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演说家。寇松引用雷纳的一句话，对奥德姆的选民说，“所有文明都是贵族所创造。”丘吉尔听到这话后，开玩笑说：“奥德姆没有一个公爵、侯爵、伯爵或子爵不认为应该向他表示敬意。但是，我们应该更确切地说，供养贵族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艰苦工作。”
首相听取了有关丘吉尔竞选活动的汇报后深受感动，使首相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能发表那么多次演说，而且内容又常常不重复。他甚至将丘吉尔的竞选活动同格拉斯顿在中洛锡安的竞选活动进行了对比，并且请丘吉尔在他自己的选区东法夫发表演说，这里离丹迪市不远。在此期间，丘吉尔匆匆地将他发表的多篇演说按论题次序汇集起来，准备以竞选手册的形式编辑成书出版。书稿很快付印，并赶在１９１０年１月竞选运动结束时出版，书名为《人民的权利》。
丘吉尔在丹迪市期间，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