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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２９年，欧文认为有必要改善一下印度的政治气氛，应重申取得自治领地位这个目标，并应在伦敦安排一次会议，听取印度人对西蒙委员会所提计划的意见。这一意见得到拉姆齐·麦克唐纳及其内阁的赞同。鲍德温也表示赞成，但与鲍德温商量时，他正好在度假，因而未及与他的同僚们提及此事。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同时宣布了印度总督关于自治领地位的声明和即将召开所谓“圆桌会议”的消息。然而，英国政界其他领导人对此事的反应极其混乱。在西蒙委员会成立时曾任印度事务大臣的伯肯赫德，强烈谴责总督的声明；在下院，劳合·乔治也对此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认为这不过是一项新的承诺，而不是重申早先提出的主张，并认为在西蒙委员会的报告尚待讨论通过前，不应该这样做。丘吉尔因刚从美国回来，故未发表意见，但他在劳合·乔治发表演说的过程中大声喝彩，使那些对鲍德温更忠诚的追随者张皇失措。他还在《每日邮报》上发表文章，对印度在可能预见的将来取得自治领地位的看法提出批评：
在印度陷于异常严重的种族和宗救纠纷折磨的时候，无疑是不能给予自治领地位的……我们对印度３５０００万人的幸福负有责任，而印度的政界人士仅代表了其中微不足道的少部分人，因而不可能赋予这种地位。
丘吉尔反对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的行为引起了某些非议，因为他放弃了自己原先有关帝国发展更为自由主义的观点，而找到了一条攻击鲍德温的方便途径，这样他赢得了保守党后座议员的支持，成为党的领袖人物。他对帝国范围内民族主义运动所持的这种态度，明显可以追溯到一次大战后的初期。尽管那时他曾支持过爱尔兰的协定，但他却认为英国已经走到了它所需要的安全防卫的极限，他因此非常敌视任何有关爱尔兰协定条款有侵蚀作用的谈话。在联合政府期间，他强烈反对任何关于英国承认埃及独立的主张，认为尽管可以朝着“完全自治这一广阔的理想”前进，但是绝对不能削弱“英王的统治，不管是在埃及、爱尔兰，还是在印度。”在埃德温·蒙塔古任印度事务大臣时，有关阿姆利则事件的辩论中，丘吉尔尽最大努力为蒙塔古进行辩解，但在私下里却对印度舆论的影射恼怒——诸如，“她”感到“心烦意乱”等等说法——对此，蒙塔古在内阁同僚面前强调印度的利益冲击着英国。当伯肯赫德任印度事务大臣时，这两位好友发现他们自己既基本上赞同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不鼓励任何迅速实现宪政改革的愿望。在少数党工党政府执政期间，丘吉尔一点也看不到保守党会赞成政策变化的任何迹象，特别是在自由党人表示对此予以关注和反对时尤其如此。
制订对印度的政策并不是丘吉尔个人的职责。他在保守党“事务委员会”中所负的责任是处理财政问题和“监督”已取代他成为财政大臣的斯诺登，我们现在称这个委员会叫“影子内阁”。欧文由于印度的事务受到如此的干扰而心烦意乱，对此丘吉尔已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提及，欧文在给保守党上院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信中，请求尽其所能“约束住温斯顿”，他认为，温斯顿的行为“带来不小的危害”。这并不是说，他同丘吉尔在关于尽早促进自治领地位的困难上有什么分歧，而是认为他这种说法是不明智的，恐怕会激起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愤怒。他在直接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请不要以为我似乎忘记了你和其他一些人提出的观点，或者认为我实际上与这些意见大相径庭，这里的问题一半是属于心理上的，同时也是一个伤害感情的问题。”丘吉尔在答复中提出警告说，在他看来，英国的政治形势并不证明欧文的态度是正确的：“不管事情如何解决，保守党的责任是对社会主义政党既要起到制动闸的作用，又要发挥平衡器的作用。在这方面，无疑我们将和自由党联合行动，虽然角度稍有不同、程度上也有差异。”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1节 在野：卷进印度事务（2）
但是，欧文并未放弃他试图安抚印度民族主义者情绪的政策。开始时没有取得多少效果，因为印度国大党拒绝参加圆桌会议，并发起了一场非暴力抵抗运动，从而导致甘地和尼赫鲁父子遭到监禁。但圆桌会议的各项计划还是取得了进展，丘吉尔对这一前景越来越感到沮丧。他的老朋友伯肯赫德患了重病，不能在对印度政策的批评中再起什么作用，事实上，使丘吉尔深感悲伤的是，伯肯赫德由于酒精中毒而患肝硬化，于９月底去世。就在这个月初，丘吉尔作出决定，他有责任领导起这场抵制麦克唐纳——鲍德温——欧文政策的斗争，他开始纠集自己的力量。他向比弗布鲁克试探，看看他是否会参加一场维护帝国“光荣与统一”的运动，但他实际上将关税问题排除在外，还补充说，“当然我们必须将自由党人聚集到我们一边。”这对比弗布鲁克毫无用处，他直率地回答说，“我只对一个问题感兴趣。”
丘吉尔下决心就印度问题斗争下去，但并不依靠政治联盟的形成。他坚决相信，他所采取的行动符合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几乎与此同时，他给鲍德温写信，告诉他“在公共生活中，他越来越关心这件事，要远胜于其他任何事情”。７月和８月，由于他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多次演讲，结果收到了“来自我们旅居印度的英国人源源不断的来信”，这些信件向他透露了人们对欧文政策的忧虑。丘吉尔仍然希望，鲍德温会放弃他对印度问题的支持，但这毫无实际效果。１１月中旬，由于鲍德温曾在夏季度假期间谈过丘吉尔所著的《我的早年生活》的样本，便在给他所信任的戴维森的信中说，他的同事“又再次成为１８９６年的骠骑兵中尉了”。
就在这个时候，圆桌会议开幕了，抵制在印度实行激烈的宪政改革的新组织成立起来，名曰“印度帝国协会”。该组织的成员由保守党的“死硬分子”和在印度的文职官员中的退休人员所组成，尽管丘吉尔并不是其领导成员或参与委员会的工作，但却成了在１２月１２日于伦敦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他声称，他相信自治领地位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马上实行自治将意味着“或者是印度的专制主义……或者是使残酷内战重新爆发”。这些话说得很强硬，而他发表的声明更强硬，声明说，“甘地主义及其它的所有主张，迟早会被制服，而最终将被粉碎，试图用猫肉来喂老虎是不会使其心满意足的。”这些话在英国和印度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拉姆齐·麦克唐纳说：
彻头彻尾都是有害的……除了表达帝国政府及其属下的人民之间那种已经陈旧过时的关系之外，毫无别的内容。声明对现代每一个政治运动都闭眼不见，在对那些要在政治事务及抱负方面我们需要加以启蒙的人民方面，表现得固执傲慢。
自此之后，他与鲍德温的关系终于破裂，在保守党中的领导地位也为期不长了。１９３１年，当下院辩论圆桌会议有关事项时，丘吉尔发出了严肃的警告，他说，政府的政策只能导致不列颠与印度走向完全的脱离。这是一种悲观的说法，因为他已开始认识到，这不是一个易于引起英国公众舆论关注的问题：
人们都为失业或税收所因扰，或也为体育和犯罪的新闻所吸引。巨轮正在风平浪静的大海中下沉。舱壁在接连毁坍，船舱在一个个漏水，轮船越来越倾斜，船正在沉没；但船长、各级船员和全体乘员都在爵士乐队伴奏下还在客厅里跳舞，一直等到旅客们发现他们处于何等的险境！
但鲍德温表态，让保守党支持工党的政策，并把丘吉尔比作“乔治三世……还加上埃德蒙·伯克的口才”。在辩论过程中，发现丘吉尔的立场并不受到其他发言人的支持；但这并不是说，后座议员对印度政策不感到讨厌，事实上，根据尼维尔·张伯伦在回忆录中的记载，保守党主要代言人托平认为，这个问题在议会党团中，许多人更多地同情丘吉尔，而不是鲍德温，虽然他们并不想因此而改变领导人。辩论结束后的那一天，丘吉尔正式写信给鲍德温，表示将退出该党事务委员会。这样他就可以自由一些，以便力图去动员后座议员和议会外的党派力量，来改变政策，或许还改变党的领导人。
丘吉尔的退出，对鲍德温说来是一个坏时机，因为在财政政策上的问题使他的领导地位重新面临着威胁。但在这个时候，丘吉尔与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在帝国自由贸易问题上已经不可能有共同目标，这样鲍德温就能躲开对其领导地位的较大威胁，转而对付较小的威胁。１９３１年１月，被监禁的甘地、尼赫鲁父子和国大党其他领导人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以便让他们能够参加圆桌会议，讨论有关印度的问题；几个星期后，欧文与甘地举行了一次会晤，国大党同意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作为交换条件，政府要取消某些限制性措施。丘吉尔对总督与一名刚被释放的犯人之间进行谈判感到吃惊，他在选区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道，“会见甘地先生一事令人惊异，也令人作呕，现在一位犯有煽动罪的中殿法学协会的律师，以东方众所周知的托钵僧身份登场了，半裸着身体，踏上了总督府的台阶。”
此后不久，下院就总督采取的这一行动进行辩论，这给鲍德温提供了一个机会，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他的支持者。这是他发表的最有成效的演说之一。他引用丘吉尔１９２０年发表的有关阿姆利则事件的演说中所说过的话，却没有说明是引用了谁说的话，以此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说倘若没有印度的合作和印度人民的赞同，就不可能统治印度。几天后，在联合印度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的态度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成。
在此期间，鲍德温也被他的重要敌手报业大亨们弄得心事重重。他参与了威斯敏斯特圣·乔治选区的一次关键性的补缺选举。在这里，一位正式的保守党候选人遇到了一名受比弗布鲁克支持的无党派人士的对手。在皇后大厅举行的一次集会上，鲍德温说，“这些报纸的拥有者所瞄准的是权力，掌权而不负责任，就意味着让各种年龄的妓女拥有特权。”“让各种年龄的妓女拥有特权”这句话，是一位保守党领导人在这一时期或任何时候都非比寻常的一句话，这是他的表兄弟拉迪亚德·吉卜林向他提出的建议。这位正式候选人达夫·库珀以相当大的多数票赢得了这场竞争。从此以后，攻击鲍德温领导地位的势头就减弱许多，但比弗布鲁克从此就成为一生的敌人。
鲍德温的地位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有所改善，原因之一是工党政府变得很不稳定，垮台之日似乎已经临近。经济的不景气表明，国家收入正在减少，大量的失业人员需要进行救济，这就增加了政府的经费开支。３月，内阁被迫同意任命一个以乔治·梅爵士为首的委员会，寻求按１９２１年格迪斯委员会设想的方案来缩减公共开支的可能性。７月末，该委员会作出报告说，在目前形势下，国家财政状况正在迅速恶化，从而使下个年度的预算将出现１．２亿英镑的赤字。这种情况的披露严重削弱了英镑的国际地位。８月，英镑的情况继续恶化，工党内阁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准备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来对付预算中出现的赤字，但整个内阁没有接受这些措施，有少数人还特别反对一项减少失业救济金的建议。渡过这场危机的前景有赖于取得纽约的银行家对英镑的支持，这些银行家坚持提出一个条件，即要全盘削减该计划。拉姆齐·麦克唐纳对此未能取得其同僚们的赞同，除了辞职之外，别无其它选择。但是，英王在同鲍德温和自由党副领袖赫伯特·塞缪尔磋商后，敦促麦克唐纳组成一个各党联合的国民政府，以实施不受欢迎的经济措施。
丘吉尔一直期待着某些类似这样的进展，７月，他同劳合·乔治和奥斯瓦尔德·莫斯莱讨论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由麦克唐纳和鲍德温联合组成一个替代性联合内阁。但是，主动权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因而这次讨论只能是含糊笼统。然而，就在８月份这一关键时刻，劳合·乔治患了重病，不能参与商量对策的事。麦克唐纳的各党联合国民政府，起初只不过是临时性的办法，却不仅得到了鲍德温和整个保守党的支持，而且在实际上还取得了以塞缪尔和约翰·西蒙为首的所有自由党两大派别的下院议员的支持。丘吉尔并没有被邀请参加新内阁，内阁中除了鲍德温之外只有３个保守党人。但是，正如丘吉尔对埃平选区的选民们所说，“尽管我同他鲍德温在印度问题上公开发生分歧，但我并不抱怨他在这时不邀请我来帮助他。”当下院于９月开会时，他从前座反对派议席挪到位于内阁席位一侧的过道下方的座位上，这表明他不打算对新政府进行任何直接的攻击。但他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敦促麦克唐纳应去丘特探望正在病中的劳合·乔治，以商讨如何扩大获得支持的基本力量：“除非在三大政党中有两个党聚集到政府的麾下而给予正式和官方的支持。否则这个政府就不可能有资格显示出具有全国性的权威。”
麦克唐纳真的作出决定到丘特拜访劳合·乔治，大概对他的病后复原得很好感到失望，因为他已经发现，只要这位前首相卧病在床，塞缪尔和西蒙就比较容易对付。劳合·乔治所渴望的仅仅是不要举行大选，这样就有机会在病愈后回到威斯敏斯特，重新收拾自由党的残局。但这已经为时过晚，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塞缪尔在麦克唐纳和鲍德温执意坚持尽早解散议会的情况下作出了让步。此后，劳合·乔治就成了一个没有党派的领袖，孤寂地坐在后座议员席上沉思着。丘吉尔仍相信他的这位从前的同僚定会扮演重要角色，因而明显地支持失败的一方。
与此同时，大选斗争开始了。丘吉尔同他的派别表示支持联合国民政府，但他失望地发现，在他自己的选区里，仍遇到了一名工党候选人和一名塞缪尔派自由党候选人的敌对。幸好这年夏天所发生的事件，至少将比弗布鲁克—罗瑟米尔无党派人士的竞争因素排除了。自由党人Ａ．Ｓ．科敏斯·卡尔是一位有名的土地法律师，也是英国王室法律顾问，他以自由贸易者、印度政策问题上的稳健派人士，以及丘吉尔在１９２５年恢复金本位主张的反对者身份出场来拉取选票。但普遍的舆论站在丘吉尔一边，因而合计起来没有丢掉多少选票。他现在完全放弃了自己从前的自由贸易主张，并告诉选民说，他“永远抛弃”至今还在影响政府的“财政上的科布登主义”。另外，还有一位工党候选人，名叫詹姆士·兰杰，是某公司的秘书，政治上的一名新手，因而根本没有获胜的机会。丘吉尔的票数居于多数，而且有大幅度增加，等于１９２４年的两倍。投票结果是：
丘吉尔保守党 ３５９５６票 当选
科敏斯·卡尔自由党 １５６７０票
兰杰工党 ４７１３票
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相类似的变化，但由于有许多候选人退出竞选，因而难以比较。工党方面减少很多，只剩下可怜的４６席。联合国民政府名义上的支持者总数不少于５５４人，但其中４４７人是保守党人。很显然，与丘吉尔的预料恰好相反，鲍德温既以新政府的主人身份出现，又成了他自己所在党内对手的主人。
丘吉尔很自然对这届联合国民政府怀有复杂的感情。他对国内出现的热情高涨的浪潮留有深刻印象，这股浪潮也影响了下院的许多候选人，他们参加了原来由工党控制的选区的选举；但丘吉尔对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不怎么看得起，他在那年年初就把麦克唐纳称作“没有骨气的奇才”。他抱怨说，麦克唐纳在大选期间攻击了他，而在新政府中担任内阁职务的赫伯特·塞缪尔实际上也给丘吉尔的自由党对手送去了支持的信息。因而，丘吉尔感到，在辩论中可以不客气地说话，他对这届政府充其量不过是采取一种“区别对待的宽厚态度”罢了。他强调，迫切需要实行关税改革，并提醒鲍德温，他们俩人在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９年的政府中共事时，鲍德温总是使他留有“憎恶联合”的印象。他告诫保守党领袖，劳合·乔治联合政府在１９２２年发生的事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