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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汤姆叔叔的小屋》讲起，一直讲到《唐·吉诃德》结束。这些文章在１９３３年最初３个月内每周刊载一篇。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3节 1929…1939年间的私生活：历史学家和报刊撰稿人（2）
就在这个时候，丘吉尔已专心致力于一项重大的新写作计划，亦即研究他的伟大祖先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的生平事迹。巴尔弗和罗斯伯里两人过去曾敦促他完成这一任务，罗斯伯里指出，麦考莱对这位公爵进行的所谓叛卖了１６９４年布勒斯特远征的猛烈攻击，已由Ｊ．佩吉特在《新的批判性研究》１８６１年一书中作了有力驳斥，罗斯伯里还把这部书送给丘吉尔一本。早在１９２９年夏，丘吉尔就同专致于１７世纪历史研究的卓越历史学家基思·费伊林讨论过这项计划，此人是林德曼在牛津基督教教友会中的同僚。通过费伊林的介绍，他聘用了一位在那一年以历史学优等成绩毕业的牛津大学学生莫里斯·阿什雷，让他到伦敦、巴黎和维也纳的图书馆里整理要研究的那个时期的原始资料，调查他的堂兄弟、第九代马尔巴罗公爵以及他的远亲、第七代斯宾塞伯爵的收藏品。阿什雷每年以一半时间从事这项工作，得到酬金３００英镑。此外，丘吉尔还取得了军事专家Ｒ．Ｐ．帕克南—沃尔什上校后来升为将军的帮助，协助他查考了各次军事战役的详细情况，还绘制出多幅地图。
大概在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２年的某个时候，丘吉尔就动手写第一卷。这一卷包括马尔巴罗的出身、早年生涯，截止到１７０２年。但写作进度被延误，这不仅仅是由于他遭到车祸，而且他在１９３２年９月染上了副伤寒病，此病是他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参观马尔巴罗的战场遗址时喝了脏水而引起的。他访问了拉米伊·奥登纳德和布莱赫姆，所有这些地方的战场遗址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比奥斯特里茨或葛底斯堡大，比滑铁卢的战场更大得多”。他承认自己“深深地受到了感动”，并且说，他要在帕克南—沃尔什的陪同下，在这些地方“过上几个整天的野营生活”。１９３３年１０月，该书第一卷由哈拉普公司出版，每册售价为２５先令。此卷的篇幅超过６００页，有许多脚注，并毫不吝啬地印刷出各种文件的插图和摹真样来加以证实，而且还附有帕克南—沃尔什绘制的多幅地图和平面图，来说明军事行动的情况。
原来的设想是，这部著作用两卷的篇幅描写马尔巴罗的生平，总共约２０万字。但由于丘吉尔发现了证据，并希望加以讨论，结果使原计划扩大，最后变成了篇幅大致相等的四卷，共１００万宇。从１９３３年起，另一位能干的牛津大学毕业生Ｆ．Ｗ．比尔迪金取代了阿什雷，担负起研究助手的工作。第二卷涉及的年限是从１７０２年至１７０５年，主要讲述军事史，其中包括从荷兰到多瑙河的伟大进军和布莱赫姆之战，此卷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出版；第三卷涉及１７０５年至１７０８年，描写了拉米伊和奥登纳德的战役情况，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出版；第四卷是对马尔巴罗生平事迹的总结，１９３８年９月２日出版。第一卷印了１７０００册，第二卷印了１５０００册，但第三、第四卷的需求量却有些减少，每卷仅出了１００００册。与往常一样，各卷的校样均由埃迪·马什仔细校阅过。
尽管丘吉尔成了一个对其伟大祖先的有力偏袒者，而且在第一卷中以大量的篇幅申斥麦考莱的错误与恶意，但这部著作决意要成为一部有学术性的传记，因此，对每件事情都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对此他以前也曾作过尝试。自然使他高兴的是，专业历史学家们接受他为他们同行中的一员，理查德·洛奇爵士在《英国历史评论》上评论本书第一卷时写道：“富有经验的评论家可以满有信心地说，很少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家，在处理长达５０年的一段历史时，能够使史实错误达到如此少的程度。”但是，理查德爵士感到有点担心的是下述两点，一是丘吉尔对麦考莱进行了“接连不断的谴责”，二是丘吉尔坚持说，马尔巴罗不仅是泰坦，而且是“一位正直善良的人物”；丘吉尔认为，马尔巴罗惟一的缺点是“节俭得近乎吝啬”。洛奇对第二卷也进行了评论，指出丘吉尔在外交史方面的功力略感不足，但却认为，这一缺陷更多地已为高质量的军事上的描述所弥补。军事史家利德尔·哈特对这方面给予特别热情的赞赏：
对一个在军事史王国遨游的人来说，从狭隘的观点看，这通常是一个单调乏味的领域，但丘吉尔先生的著作问世，就好像卡塞尔山上的明灯，升起在佛兰德平原之上。
这些评论者的大多数意见认为，后两卷的质量及得上前两卷。曼彻斯特大学的刘易斯·米纳尔教授应丘吉尔的请求，坦率地谈出了他对第一卷的看法，认为他应该把对麦考莱的批评置于次要地位。作为一个具有政治、行政和军事经验的人，应该详细阐述自己对事件的判断：“大量的历史是由贵族世家撰写的。”丘吉尔似乎虚心采纳了这一忠告，因为德斯蒙德·麦卡锡在对１９３８年夏末出版的最后一卷的评论中，有一段赞扬的话，也恰恰说出了这个意思：
……某种因受到经验教育而得出的意识，其问题的本质不断重复出现的在于，如何使那些敌对的、冷漠的、无知的人受到不同动机和想法的激励，使他们在政治与战争中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丘吉尔先生的书，对任何一个旨在掌握国家事务，或者可能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在公职中处于负责地位的人说来，是有教育意义的。
回顾起来，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部传记所具有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自我教育。对于一个从事一场重大战争的伟大国家联盟的关键性人物来说，最有意义的是要研究丘吉尔在该书第一卷中所说的马尔巴罗如何为加强“大联盟”而工作；研究第二卷所介绍的马尔巴罗拟订的“伟大设计”的系统战略；研究第四卷中所描述的马尔巴罗如何面对“失去的和平”和“丑恶战争”的后果。但是丘吉尔作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根据自己的权利，不仅挑起慎终追远、缅怀祖先的重担，而且还阐明了由辉格党传统所拟订的英国的目标。正如当代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主要权威Ｊ．Ｈ．普卢姆勃教授所指出的，也许他的话相当刻薄：
老辉格党人陈词滥调一章又一章地重复着：热爱自由的英国；议会是自由的监察人；法国的专制统治。其用意含混不清，意图难以捉摸，女王安娜统治时期的制度与女王维多利亚统治时期的制度，虽然名称一样，但性质完全不同，这一切都未被领悟。在丘吉尔的著作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种过时的意识，这种意识与历史交织在一起，只能歪曲历史的真相。
但是人们相信，丘吉尔仍继续抱有贯穿于这些题目中的一般的历史观念，这并不令人惊奇，就像丘吉尔相信英国、大英帝国和英语世界的独特命运一样。他在１９３１年就已经在思考这一观念，并且告诉阿什雷说，他希望“强调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共同继承的遗产将成为增强两国友谊的纽带”。１９３３年初，他同伦敦出版商卡塞尔签订了合同，写作一部《英语民族史》，作为酬劳预支稿酬２万英镑。撰写马尔巴罗传的工作一结束，丘吉尔就顽强地开始这一新的项目。这时，帮助他工作的不仅有迪金，还有一位更高级的助手，名叫Ｃ．Ｍ．杨，他是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对丘吉尔来说，每当现实中的问题似乎要求他予以注意时，就不容易专心致志于那些年代久远的往事的研究。但是他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够随意将自己的思维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当希特勒于１９３９年３月吞并波希米亚时，丘吉尔正从事１７世纪后期的研究工作，有一天晚上吃过饭后，他对当时也在恰特韦尔的儿子小伦道夫说，“要将一个人的注意力从当今发生的事件中转到、并集中于詹姆士二世统治的年代，这是很难的，但是我要这样做。”到战争爆发时，大约５０万字的草稿已经写好，而且大部分打出校样。但此后，在“整个非常时期内”被搁在一边。事实上，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才得以完成。
在此期间，丘吉尔仍继续从事报刊撰稿工作，这项工作为他赚得了比写书更为定期的收入。无疑，他同各家大报经纪人的政治关系决定了这些人愿意约他写文章。当他在３０年代初期同比弗布鲁克在帝国改革运动问题上发生争执时，就很少为《每日快报》和《夜旗》写文章，当一位名叫雷金纳德·庞德的编辑部顾问提议让丘吉尔作为一名撰稿人时，比弗布鲁克说，“为什么要提丘吉尔，他是一只被逮住的鸟。”后来，庞德成为《每日邮报》的文学编辑，正如前已所述，丘吉尔在３０年代初期就同这家报纸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他的每篇文章都付１８０镑稿酬。庞德赞赏他对这项工作所持的职业性态度，“我回想起他作为一名撰稿人所建立起来的信用，他的稿件总是写得整整齐齐，按约定日期交稿。”
１９３６年初，丘吉尔在《世界新闻》上发表连载文章，标题是《我们时代的伟人》，这些文章构成了第二年出版的《当代伟人》一书底子。另外，在１９３６年，这时他与比弗布鲁克的关系较好，便在《夜旗》定期发表有关国际事务的系列文章，以报业辛迪加方式交给近２５家欧洲报刊同时刊载，这组文章一直到１９３８年初比弗布鲁克决定停止发表时为止。随即丘吉尔把这组尚未发表的文章转到《每日电讯报》上发表。这些文章在１９３９年６月集书出版，书名为《步步紧逼》。他在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８年间就防务和外交政策一类问题发表的主要演说，由伦道夫·丘吉尔于１９３８年６月编辑出版，书名为《军备与盟约》美国版名为《英国在沉睡》。
丘吉尔从《每日邮报》得到的稿酬，假如全部文章都按平均标准支付，那么他在３０年代由此而得到的全部收入大体上每年不少于８０００英镑。但我们知道，他的收入要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他在《滨海杂志》发表的较长文章，每篇稿酬在２５０英镑与４００英镑之间。另外，他从一些美国杂志那里也得到了同样高的稿酬，如有名的《柯里尔》，他定期供稿，每篇长文章付酬１５００美元，他从未写过低于１０００美元的文章。而且，他在英国首次发表的文章，有许多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重新发表；反之，亦是如此。虽然转载稿的酬金低一些，但这类稿件也增加了总收入。据他的秘书菲力斯·莫伊尔估计，他在这一时期每年平均收入约为１０万美元约等于２万英镑。１９３４年，他向鲍德温承认，他从写作中得到了“大量收入”，尽管有这么多的进项，但他还经常缺钱花，有时竟讨稿酬说，“可能的话，盼不迟于星期一早晨。”
除文章稿酬外，他著书的版税所得也要计算在内。很显然，丘吉尔在这时的收入，肯定要比他担任王国政府大臣时的俸薪要多得多，如果他仍从爱尔兰遗产中获得收益的话，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说自己手头拮据。当然，他在写作活动中还有各种支出，例如，为写历史著作而聘用的研究助手支付聘金；为“代写”文章的人支付酬金尽管这类事并不多；为打字员发薪水，因为他雇用了几个打字员轮班工作；另外，也要付给埃迪·马什阅读校样的报酬。后来，他承认，在美国经济萧条时期，出版商为马尔巴罗传一书支出的预付款，很大一部分没有到手。
丘吉尔在写作政治性著作时，有几条资料来源，但他在向任何一条渠道付酬方面，却表现得很勉强。这些资料中有许多来自官方，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外交部顾问拉尔夫·威格拉姆负责中欧事务司的工作，在德国的危险性方面与丘吉尔有共同的看法，在他突然患抑郁症之前，向丘吉尔提供了大量资料，１９３６年底他自杀了。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是外交部常务次官，在德国问题上也同情丘吉尔的观点，他允许丘吉尔翻阅有关德国重整军备方面的重要官方文件。另外一个提供资料的人是德斯蒙德·莫顿少校，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同他相识，现在他从事情报工作，也住在恰特韦尔附近。在来自非官方的资料中，有一个名叫纳翰·贝克尔·怀特的人，是经济联合会的会长，成立这个组织原本是为了收集共产党国家的情报。怀特掌握了有关德国重整军备的大量详细资料，但政府似乎不愿接收，因此他将资料提供给丘吉尔。他发现丘吉尔特别和蔼可亲，“当时我明确表示，我们不要报酬”。尤金·斯比尔也有类似的看法，在丘吉尔为“中心”作出安排遇到某些困难，而直到他斯比尔同意出钱时，“紧张气氛才顿时消失，丘吉尔似乎也大大松了一口气”。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3节 1929…1939年间的私生活：历史学家和报刊撰稿人（3）
由此可见，丘吉尔为获取政治消息和开展活动时，并未直接付出过什么代价。但他有庞大的个人开支，他的家庭成员也是如此。克莱门蒂娜花了大量的钱为自己置装，她的丈夫曾为此而向她提出劝告，说他不得不以撰稿来支付她购新装的费用。他本人的衣着，虽然普普通通，但质地极佳，他的内衣、袜子和衬衫都是丝织品。使他这位父亲感到烦心的是，小伦道夫坚持要缩短他在牛津大学的课程，在２０岁时就当一名记者。对他父亲来说，这样可以节省金钱，但当小伦道夫回到恰特韦尔时，他的花销就可以与他的父亲相匹敌。还使丘吉尔感到恼火的是，小伦道夫在１８岁时就喝双料白兰地。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丘吉尔曾对一位恰特韦尔的来访者说：“现代的年轻人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父母亲真正能控制子女的，惟有在他们出生前的那段时间，在此之后，他们的天性就像花瓣一样，一瓣一瓣地无情地绽开了”。
黛安娜是丘吉尔最大的孩子，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她２３岁时，就同约翰·米尔纳·贝利结了婚，贝利是南非采矿业巨头艾贝·贝利爵士的大儿子。丘吉尔赠给这对夫妇的礼物是“一张支票”，无疑这是一件慷慨的礼物，“丘吉尔先生的许多选民”都出席了婚礼。但这一婚配并没有持续多久，１９３５年黛安娜离了婚。同年她再次结婚，她的第二个丈夫是年轻的保守党议员邓肯·桑迪斯，他与布伦丹·布雷肯一起，成为丘吉尔在下院的支持者。莎拉在她初进社交界之前，被送到巴黎的学校学习法语，但她的主要兴趣在舞蹈方面，最终她得到允许从事这一职业，尽管她很迟才学习舞蹈。她成为阿德尔菲剧院由Ｃ．Ｂ．科克兰领导的青年女子歌舞团的一员。在她２１岁时，由于陷入维克·奥利弗的情网之中，使她的父母很伤脑筋。奥利弗是奥地利出生的一个喜剧演员，他在美国住了几年，曾在科克兰的时事讽刺剧中登台露面。她的父亲感到特别惊讶的是，她可能在奥利弗成为美国公民之前就同他结婚，在这种情况下，她可能会发现自己“嫁给了敌人”。
由于奥利弗是犹太人，实际上他不大可能成为纳粹的同情者。莎拉跟随奥利弗来到美国，当小伦道夫也随后赶来采访１９３６年美国总统选举时，报纸披露说，他的主要目的是将他的妹妹从奥利弗的掌心中救出来。最后，她的父母亲只得同意这桩婚事，１９３６年圣诞节前，在奥利弗成为一名美国公民之后，他们在纽约市政厅举行了婚礼。随后他们回到英国，奥利弗被接纳进入这个家庭圈子。只有丘吉尔最小的孩子玛丽还仍然完全同父母亲在一起，战争爆发时她还不满１７岁，喜爱过乡村生活，爱好打网球和骑马。
尽管丘吉尔沉湎于恰特韦尔，但仍未忘记去地中海度假，就像他在２０年代那样。１９３１年夏，他到比亚里茨去，在那里，威斯敏斯特公爵的别墅和游艇吸引了他。１９３３年和以后的几年，他成为富有的美国女演员马克辛·埃莉奥特的贵客，在她那德·伊胡里松的城堡上俯看戛纳湾的风光。１９３４年夏，丘吉尔、小伦道夫、黛安娜和林德曼等人一起，到艾克斯—莱斯—贝恩斯拜访鲍德温，在出发前往夏蒙尼之前，丘吉尔与鲍德温就空防问题作了一次诚挚坦率的谈话。按照鲍德温的说法，尽管他不欢迎打扰一年一度的假期生活，但他们还是租了两辆汽车晚上从戛纳赶来：
丘吉尔还从未看过勃朗峰，所以他要去领略一下这座山峰，然后返回英国……当他描述就是从海边到格勒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