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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丘吉尔在野的这些年里，他一直关心海军的发展情况，但在他再度出任海军大臣时，仍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当然，他对海军部大楼内自己的办公室是非常熟悉的，对室内的陈设和海图了如指掌，他知道，这些东西会重新布置好。但是他不得不重新结识大批高级军官，而这批人在他上次任海军大臣时，都不过是些海军中级军官。他任命布伦丹·布雷肯为私人政务秘书，正是布雷肯为他推荐了一名军官Ｃ．Ｂ．汤普逊海军中校，在战争期间，这位中校形影不离地跟随着他，汤普逊自１９２６年就担任一项新职——海军部侍从副官。丘吉尔请汤普逊在每周星期二晚上安排一次聚餐会，在聚餐会上可以会见他的参谋部成员、高级外交官以及其他部门的官员。此外，还安排他搬进海军部大楼，像１９１３年一样，占用办公室楼上的一套房间，但这件事拖了一段时间才办成。
在丘吉尔搬进海军部大楼之前，他在莫佩斯大厦的住所款待过他的某些高级同僚。有一次，他正同海军部审计官和第三海务大臣Ｂ．Ａ．弗雷泽海军少将一起进餐，有人进来请他接罗斯福总统给他打来的电话。这个电话大概与“雅典娜”号轮船在宣战当天被鱼雷击沉有关，在这次事件中有不少美国人丧生，这次电话也是与美国总统第一次私人通话和口头交换意见，美国总统与这位“前海军人员”之间大多是用电报联系的，“前海军人员”这是丘吉尔后来对他自己的称呼。丘吉尔这时又正好收到一份英王乔治六世送来的有关英王与英国总统谈话的详细记录，这次谈话是１９３９年春末在纽约州海德公园总统乡间住宅中进行的。从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出，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竭尽所能支持同盟国的事业。
丘吉尔还作出各种安排，以确保海军本部能及时得到情报，在他私人住房的贴邻，就近设立了一间高级作战室，其中挂有多幅地图，所有海军调遣分布情况都标绘在上面，负责进行标绘工作的是一个在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中校军官理查德·皮姆领导下的参谋机构。在劳埃德协助下，商船的运输活动也标在上面。而丘吉尔这时对船只加快装卸速度极感兴趣，应丘吉尔之请，林德曼教授也搬进了海军部大楼，帮助统计工作人员和经济管理人员建立了一个“统计处”，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曾有过某种先例。林德曼建立的人们称之谓“Ｓ处”逐步得到充实与扩大，他首先请在牛津“教堂城”的同僚罗伊·哈罗德推荐一位学术上有出息的经济学家，哈罗德推荐唐纳德·麦克杜格尔，此人当时是在利兹的一位年轻讲师，事实表明，麦克杜格尔作为一名公职人员，具有不平凡的阅历。后来林德曼的这一机构继续得到发展，到１９３９年底，他又说服哈罗德本人参加进来。
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是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他是一个性格坚强、少言寡语的人。丘吉尔凭着经验，开始时总是小心翼翼地与他相处，但后来渐渐变得越来越尊重他了。第三海务大臣弗雷泽将军，在丘吉尔主持的第一次部务会议上就将自己的印象记载下来：
当丘吉尔在这间有名的部会议室里再次坐上海军大臣这把交椅时，他思绪万千。第一海务大臣先说了几句对大臣表示欢迎的话。丘吉尔答复说，坐在这把椅子上会再次带来某种特权与荣誉，但还有许多困难在前头，有待我们共同去克服。他以审视的目光挨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扫了一眼，然后补充说，他以后会亲自接见我们这些人。宣布闭会时他说，“先生们，请你们尽心尽力吧。”
丘吉尔认为，总的来说，英国海军的实力是不容置疑的。到目前为止，德国还是惟一的敌国，而希特勒并未把海军建设放在优先地位，建造多艘大型舰只终究要花费几年的功夫，而不是几个月所能办到的。尽管英国的优势仍在军舰方面，这是事实，但这些军舰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在此之前建造的。丘吉尔到任后，视察了英国沿海各基地的舰队。９月１４日，星期四晚上，他北上视察本土舰队，陪同前往的有他的老朋友、自由党领导人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他在凯恩内斯拥有多处产业；此外还有布伦丹·布雷肯和汤普逊中校。丘吉尔成为本土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查尔斯·福布斯爵士的上宾，他的旗舰是“纳尔逊”号战列舰，停泊在斯卡帕湾的福洛，丘吉尔就在“纳尔逊”号上视察了该舰队其余部分的部署情况；它们大部分隐蔽在苏格兰西北沿海的埃韦湾。２５年前，即１９１４年，他也曾到埃韦进行了与此相类似的视察。他被引见给各位军官，对这种经历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严格的军纪，优良的作风，威武的姿态，以及礼仪上的惯例，这一切都没有变。但完全不同的一代穿上了军装，走上了岗位。惟有战舰绝大部分还是我在任期间建造的，没有一艘是新的。
他阐述了为保护舰队免遭潜艇和飞机袭击而需要采取更好的预防措施。丘吉尔在１８日至１９日晚乘火车返回伦敦；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到尤斯顿车站迎接他时，不得不向他报告说，“无畏”号航空母舰在布里斯托尔海峡遭鱼雷击沉，舰上约５００名官兵丧生，几乎占全舰乘员的一半。
丘吉尔立即作出决定，允许新闻界报道这一沉船事件，但丘吉尔感到，他有必要将最初几周的海战情况及早通报下院。９月２６日，他提出一份报告，说明了建立商船护航制度、武装商船以便进行自卫，以及实际击沉德国潜艇的情况。他声言已经击沉了六七艘潜艇，但应该说这是一个夸大的数字，因为在９月份实际只击沉了两艘。但这份报告使下院感到满意还有其它的原因，即报告使用了极其明确和有力的措词，并显示出信心，丘吉尔把反德国潜艇的这场斗争看作是“一场残酷的、大规模的和艰苦的搜索与驱逐战、伏击与计谋战，以及科学与航海技术战”。反对党领导人热烈欢迎这篇演说，艾德礼声称这是一篇“坚定有力的声明”；辛克莱说这是一篇“罕见有力的演说，是一位战斗的大臣发表的一篇战斗演说，这篇演说对处于战争时期的这个国家的议会和人民来说，是一剂强有力的和合乎时宜的滋补药”。很明显，报告中所说到的大量情况可以让反对党领导人看看这场战争到底是如何打的。
１０月中旬，良好的公共关系愈加显示出它的价值。有一艘德国潜艇成功地穿越了斯卡帕湾的防线，击沉了抛锚停泊在那里的“皇家橡树号”战舰，丘吉尔公开承认这是“明显利用了专业技术和果敢精神”的结果。约有７８６名军官和士兵，包括舰队司令在内，随着战舰的沉没而阵亡。丘吉尔作为一名新任海军大臣得以逃避这场灾难的个人责任。对他有妒忌心的掌玺大臣霍尔说，丘吉尔靠“贿赂亚历山大”而做到了这一点。确实，丘吉尔与这位工党在海军事务方面的发言人存在良好关系。１１月初，丘吉尔对下院说：
我不打算进行目的在于将责任转嫁于他人的司法调查。这样的过程将会给下述人员背上额外的负担，即那些在海上和陆上进行紧张而殊死战斗的人。这场战斗，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并不是完全不成功的。
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支持他的说法：
在我看来，我确信全部海军将士都同意这种意见，即如果这位高贵的先生在战前几个月就任海军大臣的话，也就不会发生我们任何一个海港处于无准备状态这样的问题。
但霍尔在给驻华盛顿的大使洛西恩的信中说：
温斯顿经历了一次斯卡帕湾事件的海上风暴，他就通过这件事相当顺利地在这时成了战斗英雄。我不禁感到不寒而栗，心想如果海军大臣是另外一个人，而丘吉尔处在反对派位置上，那又会怎样呢。
霍尔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从对内政策委员会几位级别较低的大臣中发现的那种看法，他在日记中把这几位大臣说成是“易激怒的人”，因为他们“未能进入内阁，怨恨那些得到信用的在职大臣，例如丘吉尔能在海军问题上为所欲为，而他们却由于各种限制和规定而被踢来赐去”。
但是，对这位海军大臣来说，日子也并不那么好过。那时，海军不得不进一步和更普遍地面临的问题，是对付各种形式精巧的德国磁性水雷。敷设在海上的水雷应用磁性的原理，这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要弄清德国这种水雷的引爆系统的奥秘却必须寻找一个样品进行试验剖析。１１月末，在泰晤士河口的河滩上发现一个磁性水雷，一个勇敢而技术高超的小组将这个水雷拆开，揭开了它的秘密。这样，英国商船上就可以装上各种消磁或称为“消高斯”的装置。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4节 再任海军大臣（2）
磁性水雷的情况暂时还必须严守秘密，不能泄露出去，丘吉尔则愈加有理由希望发生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福克兰群岛之战那样的事情，以重新树立起海军大臣的威信．显然，敌人有两艘在凡尔赛条约约束下建造的“小型战舰”在大西洋上逍遥游弋，海军部组织了由航空母舰和战列舰组成的“搜索舰队”，以图追踪并击沉这两艘舰只，其中有一艘“施佩伯爵”号在南太平洋游弋，有一段时间这艘战舰行动谨慎，很少袭击商船；但在１２月１３日，这艘军舰与一支由巡洋舰组成的巡逻舰队遭遇，这支巡逻舰队是在普拉塔河口执行保护英国船只航行的任务，这里实际离福克兰群岛不远，几艘巡洋舰对付一艘战舰，甚至是一艘小型战舰，是一项艰难的任务。这支海军中队由于主力舰“坎伯兰”号重型巡洋舰正在船坞进行维修而不在现场，力量有所削弱。面对“施佩伯爵”号口径为１１英寸的大炮，指挥官亨利·哈伍德准将的一艘巡洋舰“埃克塞特”号装有８英寸口径的大炮，另外两艘巡洋舰“阿杰克斯”号和“艾基利斯”号只装备有６英寸口径的大炮。但是，哈伍德准将并没有被吓住，他巧妙地调动这三艘军舰，使敌人的炮火漫无目标。８分钟后，出现了令人惊异的情况，“施佩伯爵”号突然中止交战，迅速向中立港蒙得维的亚驶去。这艘军舰受到若干重创，但不及“埃克塞特”号严重，实际上“埃克塞特”号不得不放弃追捕任务，在一段时间里，只有那两艘装有６英寸口径大炮的巡洋舰在坚持对蒙得维的亚港实行封锁，直到１４日晚“坎伯兰”号赶到时为止。１２月１７日，“施佩伯爵”号再度从蒙得维的亚港出现，却在港口自行爆炸，舰长自杀。
三艘巡洋舰击沉一艘敌舰这一出色的成绩在英国激起巨大的热情，丘吉尔打算在“埃克塞特”号和“阿杰克斯”号于１９４０年２月中旬返回母港时，给予隆重的欢迎“艾基利斯”号是一艘新西兰战舰，已回到本国母港。两艘军舰上的全体乘员被送往伦敦，接受国王的检阅，国王为全体官兵举行了一次公开的授勋仪式，随后，伦敦市长在市政厅举行午宴招待两舰官兵。说来也巧，给这一场合助兴的是，驱逐舰“科塞克”号冒险闯入挪威领海，从“奥尔特马克”号上救出了２９９名俘虏。“奥尔特马克”号是一艘补给舰，同“施佩伯爵”号一起行动，却在南太平洋上逃脱了被俘的厄运。这些俘虏都是被“施佩伯爵”号击沉的那些船上的乘员，“奥尔特马克”号试图侵犯挪威的中立地位，以这样的方式将俘虏偷运到德国。但是，英国海军救出俘虏的行动也是一种对挪威中立的侵犯，丘吉尔不得不“向外交部施加适当的压力”，使这一行动得到当局的认可。
在此期间，丘吉尔作为战时内阁的成员，其注意力不得不转向战争所面临的更为普遍性的问题。从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４日起，战时内阁几乎毫无例外地天天召开一次会议，有时一天要开两次会。与会者有一大批人，不仅包括９名内阁正式成员，而且还有内政大臣兼国内治安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自治领事务大臣安东尼·艾登，这两个人都有资格出席会议；除此而外，三军参谋长和几位秘书也参加。丘吉尔倾向于举行一些至少是没有局外人士参加的会议，这样他就可以直截了当地向同僚们发表自己的看法，９月底，他一直催促首相这样做。在“Ｓ处”的帮助下，他还给同僚们写信，就他们所在部门存在的问题提出质询；他经常给首相写信，就总的政策发表意见，张伯伦就此并不完全作答，早在９月１５日，他以极其尖锐的口吻说道：
“我希望你认真考虑我给你信中提出的意见。我之所以这样做，仅仅在于我愿意协助你履行你的职责，尽我自己的义务。”
首相在第二天答复说：
你所有的来信我都仔细阅读与考虑过，我之所以未曾答复这些信件，那是因为我每天都能见到你，再者，据我的观察，你的看法与我的看法非常接近趋于一致。
同样，似乎多半由于丘吉尔施加压力的结果，他说服他的同僚们接受了陆军建制要达到５５个师的目标，这是由战时内阁地面部队委员会在掌玺大臣霍尔主持下于内政部开会作出的决定。丘吉尔感到，这样英国及其英联邦国家至少能在西线援助法国方面做些事情。
此外，丘吉尔还有志于开辟一条北方战线的设想，自他回到海军部的最初几天起，他就开始制订一项用武力打开一条驶往波罗的海通道的计划。这一设想是，建造两艘或两艘以上的“君王”号级战列舰，附设沉箱装置，以便通过丹麦与瑞典之间的狭窄水域：甲板增加厚度，以更有效地保护战舰免遭空袭，在对这些战舰提供支持方面，丘吉尔开始就认为，应派一支舰队在波罗的海不定期的巡逻。这项计划称为“凯瑟琳行动”。但到１９４０年１月，由于空袭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对这项计划又开始产生第二种设想。他还有两项秘密计划，虽不直接与海军部有关，但具有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亲自建立起来的传统。一项是建造强大的挖掘机，为通道地面上的布雷区和其它障碍物开辟一条道路，这项计划称为“耕耘者计划”。另一项是在莱茵河投放漂浮水雷，称为“皇家海军陆战队行动”。
最后，丘吉尔还想在挪威的“入口水道”和沿海水域布置水雷屏障，以防从纳尔维克港用船装运来自瑞典北部的铁矿石送往德国各港口。这样做会涉及到侵犯挪威中立地位的问题，因而外交部、还有自治领事务部都表示反对。在战时内阁于１月１５日召开的会议之后，丘吉尔向一位同僚抱怨说，“这是一道已经建起和正在建立的阻拦之墙，使任何想进攻敌人的建议均遭否定。”２月初，他第一次应邀陪同首相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一次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这使他有机会亲身体验到某些困难，因为法国在可能开辟西部战线这一点上不想采取任何主动的步骤。
丘吉尔还抽时间会见在３月中旬来访英国的由罗斯福总统委派与各交战国接触的特使萨姆纳·威尔斯，丘吉尔在海军部接见了他。对此，萨姆纳·威尔斯报告说：
丘吉尔开始发表谈话，整整持续了１小时５０分钟，期间我没有机会插一句话。一连串的词汇像瀑布一样倾泻而出，才华横溢，自始至终打动着听者的心，不时夹杂着趣味横生的妙语。要是我没有读过他写的《步步紧逼》这本书，我得到的印象将会更深对此，顺便说一句，在我告辞前，他给我一本亲笔签名的书。他对我发表的谈话构成了此书的修订本。
威尔斯还应邀参观了作战室，他认为，这是具有惊人高效率的一个例证。他想，在英国舰船损失不那么严重的许多条理由中，这肯定是原因之一。丘吉尔告诉他，德国损失了４３艘潜艇，但这个数字有些夸大，实际上，截止到４月中旬，只有２２艘德国潜艇被击沉。
在有关击沉德国潜艇的数量问题上，丘吉尔同海军情报局长约翰·戈弗雷少将早就产生了分歧。他认为，戈弗雷提供的数字比较保守，提供的是一幅悲观的画面，因此他坚持认为，戈弗雷统计的数字，除他本人外，只能在庞德和海军副参谋长汤姆·菲利普斯准将这个小范围内透露。于是，每当丘吉尔进行广播讲话时，就必邀戈弗雷在场，以便核实；但后来就不这样做了。戈弗雷回忆说：
一位工作效率极高的打字秘书，一架寂寂无声的打字机，三本对开的大页书写纸，两个高脚酒杯和两支大雪茄，丘吉尔先生一边踱来踱去，一边进行口述，他穿着不整洁的晚餐夹克衫，弹落的雪茄烟灰和溢出的苏打威士忌掉在他的背心上……我的插话与枝节性的提示得到他的赞许，并当即采纳……第二天上午１０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