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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男女佣人之防
我一点也记不起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小妹丈夫」过敏症，也搞不清为什么变得如此道学。这种「严男女之防」，后来发展到连温茂林都吃我不消：…当茂林同女佣人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竟在旁边监视，不准男人同女人讲话！有一次茂林看我不在，讲了几句，不料我却从桌子底下跳出来，对他大声申斥一番。我的古怪与任性，由此可见一斑。
卷入王克敏的政争
爸爸的禁烟局局长位置，后来卷入政治纷争里。原来日本华谷（？）中将很跋扈，找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麻烦，于是脑筋就动到太原禁烟局上面。王克敏是浙江杭州人，清朝举人，做过清朝留日学生副监督。民国以后，三度出任财政总长。卢沟桥事变后，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又做「新民会」会长，成了「前汉」（前期汉奸）。到了一九四０年，跟「后汉」（后期汉奸）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合并，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名义上归汪精卫管，事实上自成体系。王克敏因为老资格，也有个性，对日本鬼子并不唯命是从，惹起日本军人的嫉恨，华谷中将于是掀起「太原禁烟局贪污案」，给王克敏好看，而首当其冲的被害人，就是爸爸（此案掀起，当然也与爸爸被疑做地下工作有关）。
日本宪兵来了
一天晚上，爸爸、妈妈和我，搭上自太原回北平的火车，车开到榆次，上来两个日本宪兵，同爸爸说了几句，就把我们带下车了。走在又黑又泥泞的路上，日本宪兵轮流抱着我，很久以后，到了日本宪兵队，我不久就睡了。第二天醒来，看到的是一间旧式的平房，中间院子不大。到了下午，妈妈和我被释放，爸爸就失掉自由了。
日本鬼子的刑求
华谷中将的做案方法是：由商人咬太原禁烟局的信科长、俞秘书等贪污，再牵连到爸爸。信科长长得人高马大，在宪兵队，被日本鬼子打得皮开肉绽后，再在打破的肉上，揉上咸盐来整他；俞秘书也被三上吊、灌凉水等，可是他们都不肯诬攀爸爸，所以爸爸没吃苦头。他被关了半年多，最后无罪开释。
日本牢
爸爸坐的日本式牢，规矩很严，白天必须盘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宪兵做禁子牢头。整个六个多月，他挨过一个耳光，他的手表被日本宪兵要求对换，最后他回北平时，戴的是个东洋烂表。
无罪释放
爸爸最后无罪释放，王克敏对爸爸的清白极为欣慰。他把爸爸请去，把华北禁烟总局局长的职位给了爸爸，但是爸爸决心不干、决心脱离官场、决心埋下头来，研究一点问题。
研究土地问题
爸爸选中了中国土地问题，做专题研究。他从此成了国立北京图书馆的常客，在这个第一流的图书馆里，他遍读有关土地问题的书，做笔记。他偶尔也买一点旧书，像向乃祺的「土地问题」、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有时候，他也带我到这个图书馆来，他看他的大人书，我看我的儿童书，父子对读，构成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幅图画。
走回老家
抗战胜利后，爸爸因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与国民党不对，自然有被国民党诬为「汉奸」的危险，所以不得不做一点准备，他决定在清白没被澄清以前，先躲一下，于是他就只身先回东北老家。那时候老百姓是分不到交通工具的，他只好徒步走回东北去，结果走到山海关，就被共产党给挡住，只好折回来。后来第二次再走，才走回老家。
吴焕章仗义
爸爸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工作，为了安全，他并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时太小，也不清楚细节，我对他一直有所误会，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我写信给胡适，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后来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爸爸清白的秘件，转到我手中，我才明白了真相。这封秘件如下：
吴主席焕章致中央调统局郭副局长紫峻原函
径启者：
查李季恒同志，字玑衡，于九一八事变后，即与焕章商定潜在哈尔滨策动抗敌工作，组织黑龙江省青年抗敌会，并利用吉大同学数十人，散在各地中学，做抗敌工作。二十五年春，敌人对东北知识阶级大事残杀，李同志逃来北平，初在中山中学教书，继去南京，由焕章与吉林省党委刘守光（刘党委曾在哈与李同志共同工作）同志商定，仍请李同志在平负责工作。七七事变后，又商得焕章等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继由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付以委员名义，负责平津区抗敌工作，招致东北青年至后方求学，并掩护敌后工作人员活动，与后方工作人员在平眷属赡护等。李同志初在伪组织内充任法部科员，后以平津工作被敌人严密监视，而后方之经济上补给又时感不足，李同志遂转任太原禁烟分局长，局面即较扩大，抗敌工作自易进行，被掩护之同志亦较多（河北省工作人员尹金寿、王敬之、王馨阁等数部工作人员，均在掩护之列）。当时李同志一面完成焕章付与之工作，一面利用职务上之便利，做禁烟禁毒之宣传工作。后敌人侦知李同志行为可疑，遂假贪污为名，举行二百余人之大检举，幸李同志事前有所闻，将抗敌工作痕迹完全毁灭，使敌人无由发现。至所诬之贪污，虽经敌人半载之详密调查，与酷烈刑讯，竟未发现丝毫污浊之处，即当时伪华北组织亦认李同志为洁白。故此冤狱，虽经半载之久，而对伪太原禁烟分局长之职，终未派人。李同志出狱后，认为太原抗敌工作不能进行，遂托病辞职，辗转传递消息，拟去后方服务。焕章以抗战日亟，勉使仍在华北相机做抗敌工作，李同志遂闲居北平（二年），但仍继续推动抗敌工作，直至敌人投降时为止。焕章除将李同志十数年来抗敌工作，逐项详报中央外，相应将李同志在华北工作概况函达，敬希查照为荷。此致
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郭
前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
现任兴安省政府主席 吴焕章
查李季恒字玑衡（学名鼎彝），本人当年任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为李同志在敌后工作便利起见，故未用其本名委派。此一抄件，确为本人专函中央调查统计局郭副局长紫峻之原稿，特予证明。
吴焕章
吴焕章仗义执言，给国民党特务头子郭紫峻这封秘件，最后使爸爸在抗战胜利之后，总算免掉了牢狱之灾。至于爸爸抗日的功劳、做地下工作的功劳，当然是没有奖励的，不坐牢就是奖励，…这就是国民党的酬庸与宽大啊！
爱国者的悲剧
爸爸的故事画出了一幅谑画，就是，做为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不爱国当然不对，但是爱国不爱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爱国，必须得跟着国民党永远在一起才行，你要单独去爱，不论你多少功劳，结果不用「汉奸」办你，就是党恩浩荡了；不被用「汉奸」办你，就是祖上积德了。爸爸的一生，痛苦的得到这一教训，永矢弗谖。因此，在日本走了、共产党来了的时候，他学乖了，他知道这回一定得抓住国民党、跟国民党永不分离才成，再被国民党所弃、再做国民党的「弃民」，国民党再回来，他一定又是「汉奸」了。于是，他决心抢登巴士，先期逃难，追随国民党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离。最后，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台湾，就这样的，我们全家到了台湾。那时我十四岁，无决定之权，一切爸爸决定。爸爸来台湾的目的，的确没别人那么雄壮，一切救国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来台湾，原因只是怕国民党又说他是「汉奸」而已。做「汉奸」，他做怕了；国民党不再说他是「汉奸」，他就民众永远与国民党在一起了！爸爸的故事是国民党统治下一个党外人士爱国者的故事，它凄婉动人、它含冤难诉，在爸爸死后二十八年，我终于查明真相，并有能力公布真相，为公理招魂、向国民党抗议。我觉得我一生的工作中，这件工作，是最令我国仇家恨的了！
沈二爷
老爷的一位亲戚的亲戚，叫沈铭三，大家称他沈二爷，也是东北人。他颇有家产，靠家产吃饭，也无什么职业，职业就是绅士吧。他年少荒唐过，爱上一名妓女，救她出来，结了婚，但没有小孩。夫妇两人，感情极好，沉二爷也从此不二色。他在北平内务部街和史家胡同中间，有一大片房屋，其中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就租给我们，我们住这座房子，前后十年，到一九四六年以后才搬走。
中国仕绅
沈二爷因为辈分是外祖父级的，我们称他「二太老爷」。他是典型的中国正派仕绅，爱护朋友，对朋友的忠心可靠，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他跟爸爸的交情极深，他生在一八八七年，比爸爸年纪大，他对国民党来了以前的政治社会，有着微妙的眷恋。他不相信国民党，认为国民党自私、没原则、不可靠。当国民党签了「中苏友好条约」、让外蒙古独立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气愤的对爸爸说：「玑衡，你看，国民党在卖国！」后来局势逆转，国民党收缴全国黄金以发行金圆券时候，他基于对国民党的不相信，坚决不肯拿出黄金来兑换，他说他宁肯被查出来，黄金没收、人枪毙，他也不要给国民党来骗。沉二爷的不相信是正确的，金圆券很快就崩溃了，他保住了他的黄金，凭这些黄金，他有了逃难的本钱，最后逃到台湾来。爸爸死的时候，沉二爷在大热天里，四处奔走筹募「李鼎彝先生子女教育基金」，使我们能够完成学业。他因为是前安东省主席高惜冰的亲戚，得在彰化纱厂做个看门的小职员，八七水灾时尽忠职守，在水淹及桌的桌子上站了一天一夜。
「呻吟语」
阳 沈二爷没受过什么教育，他看的只是一部书…「呻吟语」。「呻吟语」的作者是吕坤（一五三六…一六一八），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人，是明朝进士，做到山西巡抚等高官。吕坤关心世道人心，他认为「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他在一六一六年八十一岁时刊行这部写了三十年的稿本，就是正人心的一部平实有力的书籍。「呻吟语」的意思是「病时疾痛语也」。他认为人的身心常在病中，他自己「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临死前两年才把这部切身修业的著作，公之于世。「呻吟语」全书分六卷，包括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十七部分。这书在吕坤生前印的，只是两卷的摘要本，叫「呻吟语摘」；他死后印的，多是六卷的全本，共有两千零七十三条，可算集修养的大成。吕坤很得人佩服，明朝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八十老翁，「甘坐失举之罪」，保荐他做刑部尚书。在他死后，明熹宗追赠他做刑部尚书。清朝道光皇帝甚至把他从祀在孔庙里。在旧道德的修养上，吕坤的成绩的确可为典范。沉二爷的立身行事，使我注意到「呻吟语」、使我对许多传统人格的形成过程，发生了兴趣。「呻吟语」是中国正人君子的教科书，在沉二爷身上，我看到了正人君子的一个典范。沈二爷使我对朋友之道，变得甚为古典，我变得喜欢交够朋友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旧式的。我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我觉得那种友情现实、速成，而易消，因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心耿耿，他们对我，也是一样。
内务部街
沈二爷租给我家的房子，在内务部街中间。内务部街在北平东城灯市口附近。以前北洋政府的内务部，就在这里。后来内务部改成了市立第二中学，就在甲四十四号的斜对面。甲四十四号有一座大红门，大红门开的时候，正好是一间汽车间，平常不开，只开大红门中间的一扇小门。进门后，有「己」形的房子，前后相连，共有大小一二十间。我们住中间；前面房客住过、大爷大娘住过；后面爷爷奶奶住。
可怜的鸽子
我在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的最早记忆是：一天晚上，飞来一只受伤的鸽子，我们把牠包扎好，伤养好后，牠也不再飞走了，就成为家里的一员。不料一天被猫扑上去，把牠咬死了，我们都很伤心。那时家里不能不养猫，因为房子很旧，老鼠太多。老鼠猖獗到光天化日之下，透过阴沟铁栅，去咬走过铁栅的小鸡。
卖小鸡的
提到小鸡，也引起我的回味。北平乡下人沿街叫卖小鸡，用扁担挑两个很扁很扁的箩筐，到了家门口，把箩筐盖打开，顿时一两百个鸡头攒动，毛胡胡的、黄登登的，每只都在摇、每只都在叫，可爱极了。卖鸡的随手抓出一两只来，放在掌心，特别介绍，痒得你非买不可。
猫与狗
养鸡以外，家里也有猫狗。养猫狗，都以实用为目的，猫狗也不像现在这样娇生惯养，那时候猫狗好象都是脏兮兮的。对猫也有很多传说，比如奶奶、爷爷、姥姥死的时候，猫都要关起来，因为传说猫跳过死尸，死尸会坐起来，就是「炸（诈）尸」，这是谁都害怕的事，谁都不敢冒险，所以只好把猫关禁闭。
盲肠炎
我六岁时候，得了慢性盲肠炎。一开始是肚子痛，家里人以为是普通毛病，替我用热水袋去腾，结果越腾越严重，脓化开了，成了腹膜炎。爸爸感到情况不对，请关颂韬大夫来看，关大夫是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是中国第一名医，他断定是盲肠炎，必须开刀。听说肚子上要开刀，全家一致反对，爷爷、奶奶、姥姥等都坚信中医可以看好，为什么要给西医动刀。大家七嘴八舌，使爸爸也感为难。幸亏关大夫说：「开个刀没关系，如果不是，缝起来就是了。」于是爸爸决定开刀。
开刀之前
我住进东华医院，开刀那天，医生把哥罗仿按住我鼻孔，叫我跟他数数字，我跟他数到三十多，才麻醉过去。开刀打开一看，盲肠已烂，割下后为了清脓，插入两条皮管，不能封口，拖了二十多天，才能下床，下床时已经腿软得不能走路了。
中西医之争
爸爸高兴他的正确决定，使我大病不死。爷爷奶奶们对西医也没话说，只是认为，如果给中医看下去，照样可以看好。可见中医观念的深入人心，真是病入膏肓了。这种观念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关颂韬大夫
病好后，茂林陪我到关大夫家谢谢他。关大夫家庭院很大，他知道我喜欢鸟，特别送「李局长的少爷」名鸟一只。听说关大夫晚年住在台北，我一直很感念他。我读胡适写的「丁文江的传记」，看到关大夫坐飞机去救丁文江的事，就觉得特别亲切。到台湾后，有一两次，医生检查我身体，看到盲肠开过刀，听说刀是关颂韬开的，都会夸他是名医，可见关大夫在中国西化医学中的地位。
从大手术到小手术
我得盲肠炎的时候，还没有盘尼西林等名药，割盲肠还算不小的手术。如今已算是小手术了。
刘士豪大夫
另外一位名医，是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刘士豪，他算是我们家庭医生。听说他看死的病人很多，原因是他看病很贵，大家都不敢找他而去找便宜一点的医生，在便宜一点的医生看不好的时候，为了救人，只好再找他，但这时候，病人差不多都回天乏术了，最后都死在刘士豪手里。
周慕新郎中
我们的家庭医生也有一位中医，也住内务部街，叫周慕新。长得也跟刘士豪一样的白胖富泰、能说善道。我见过的中医都是能说善道的，中医博取人们的信任，这是噱头之一。中医看病外科全不行，内科又没有Ｘ光、心电图、听筒等器材，除了把脉，其它就全凭嘴巴看病了，所以嘴巴就是器材，不会吹是不行的。
四姊之眼
妈妈生下大姊、二姊、三姊后，怀了老四，全家一直盼望生老四是个男的，结果又是女儿，全家失望。为了平息这一失望，四姊从小便女扮男装，剪光头发，身穿短裤，一派傻小子的模样。也许是衣冠易人，四姊的作风也全部男生化，顽皮异常。一天她在两个沙发中间荡秋千，不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