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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牛期间，我坚持听收音机，到七八里外的乡文化站看报纸，了解了不少外面的信息。很多农村专业户、万元户依靠科技发家致富的成功事迹，激起了我勃勃的野心。
17岁那年，我成了全乡第一个养鸡专业户。
我小打小闹了两年后，乡里许多农户靠关棚养鸭赚了钱，哥哥也想养，便让我帮着家中养鸭。
我把书上的一些科技知识运用于养鸭上，家中的几百只蛋鸭产蛋率竟连续5个多月高达九成以上。
乡亲们都夸我“厉害”，“有文化就是不一样”，纷纷向我讨教养鸭技术。
乡报道组张干事也闻风而来，替我在省里的科技报上发了一篇小报道。
一天，张干事领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到我住的鸭棚里来，说，这是我们乡的邱书记，他特地来看看你。
邱书记很用力地握了我的手，说，小缪啊，听说你很肯钻研，最近还有个“人工鱼粉”的新发明哩……
我受宠若惊，有些语无伦次地向这位爱才的父母官和盘托出了我想搞“人工鱼粉”加工的想法。
鱼粉是鸡鸭饲料中不可缺少的动物性蛋白原料，国产鱼粉大多质量低劣，进口鱼粉成本又过高，一直是影响养鸭效益的一大难题。从书里，我琢磨出了一种人工合成鱼粉的思路，可以替代价高的进口鱼粉。再进一步，当时全乡蛋鸭有上百万只，在整个福建省也是大名鼎鼎，饲料原料（包括鱼粉）用量巨大，倘若这一思路付诸实施，每年可为全乡鸭农节省饲料成本上百万元。
邱书记当即拍板，将为我争取2000元贷款，把我的“人工合成鱼粉”项目扶上马；尽快让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在上世纪80年代，2000元几乎相等于现在的一两万元，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
主任大人不肯见“鸡”行事
我去找了乡信用社主任。
主任大人是位眼睛高度近视的干瘦老头，怀疑的目光从厚厚的镜片后面狠狠地盯了我这个矮小、驼背、嘴上没几根毛的小青年几眼，说：“关于你的贷款问题嘛，嗯，邱书记是跟我打过招呼，不过，最近信用社资金紧张，等过两个月我们再想办法给你安排吧。”
两个月后，我又去找那位主任，主任推说现在贷款都没收回来，让我再等等。
我急了，想起当下盛行的“走后门”，不知主任是否因为我没给他送礼而不给我贷款，干脆，我也走一回“后门”吧。
但我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手，便抓了自养的一只又大又肥的老母鸡，捆上双脚，往黑提包里一塞，准备去给主任行贿。
在主任办公室外面等了好半天，瞅准里面只有主任一个人，赶紧做贼似的溜进去，叫了声主任，便把老母鸡往包外掏……
主任见鸡顿然变色：“你……你这小同志，把我……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快点拿回去，快点……”
我把掏出包才一半的鸡又塞了回去，满脸红得像鸡冠，推门鼠窜而去。
没办法，我去找邱书记。
邱书记当即挂了电话给信用社主任，说，小缪的贷款你怎么一推再推？你信用社应支持农业科技开发嘛，我现在就叫小缪过去，你把他的贷款今天就给批了。
第二天，我终于从信用社拿到了2000元贷款。
我购齐了所需原料，在家中开始了“人工鱼粉”的手工试生产。
哪曾想，一场全国性的养殖业大滑坡就像那年的洪水一样从江北席卷了江南；浙江、江西、福建等省蛋价一跌再跌，产蛋率超过九成也要亏本，鸭农们纷纷将产蛋母鸭杀的杀，卖的卖，我所在的乡亦未能逃过这一劫。哥哥不得已忍痛低价抛售了正值产量高峰期的鸭群。
几乎是短短两三个月的风云突变，我的“人工鱼粉”还没卖回几百块钱，就只剩下积压亏本的命运了。
无奈之下，我把目光转到了养殖业之外。
这一转，就把我“转”进了拘留所
这一转，就把我“转”进了拘留所。
或许是我亏本亏急了，竟然胆大包天，打起了“性”的鬼主意。
上世纪80年代末，“性”在国人的眼里还是一个非常隐晦、敏感的字眼，书店里也没有一本书敢像现在这样公开宣扬性知识、性健康、性道德、性文化，连中学教生理卫生的老师教到生殖系统那一节时，总是跳过去不教；让同学们自学。那时整个时代对于“性”都像那些老师们那样含蓄羞涩，不像现在这么开放这么无所顾忌。
我经常收到一些所谓的科技中心、研究所寄来的“狗皮膏药”，推销“一本万利的致富技术”、“生活保健秘术”等等。我将散落在这些“狗皮膏药”中与性保健有关的内容搜集到一块。我给它们安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幸福生活大全》，便按买回来的一些通讯录寄出了几百封推销信。
这些现在车站随处可见的那种夫妻性生活“指南”、“技巧”等东西，在20世纪80 年代可是属于“严禁”之列的稀罕物，因而，我撒出去的“鱼饵”很快有“咬钩”的了──我开始不断收到求购的汇款。
哈哈，我终于要发大财了！
第一章 牢狱之灾（5）
我也知道自己在“铤而走险”，但又心存侥幸，认为只是通过信函“买卖”，又不上大街去推销，公安不可能发现躲在暗处的我。
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此时，我的身份是乡办孵化场的技术员──孵化场场长三顾茅庐，把养鸭“很厉害”的我请去照看场里重金买进的一批法国种鸭。
一天，我正在鸭场用自制的油印机印《幸福生活大全》，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也是我太大意，以为这个鸭场地处偏僻，公安不可能到这儿来，所以我大着狗胆在大白天干起“地下工作”来，还居然连鸭场门都不关。
那个突然出现的家伙，看了看我散发着油墨香的“杰作”，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出去了。
我觉得此人有点面熟，又想不起在哪见过。
忽然，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那家伙，不会是派出所的吧？
我忐忑不安起来，却又自我安慰：不会那么巧吧？
几分钟之后，那人带了一个高个子闯了进来。
来人抓起桌上的资料快速扫了一眼，然后，掏出一个证件晃了一下：“我是派出所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我一下子愣住了。
冰凉的手铐铐上了我的双手。
他们，的确是派出所的。
原来，这天正是星期天，他们换了便装出来钓鱼，钓鱼的地点就离我工作的鸭场不远。
第一个家伙是鬼使神差地在鱼塘的附近瞎转悠，碰巧发现了我这条“大鱼”。
他带来的那个人，是他的顶头上司──派出所所长。
那天，他们是第一次来这块偏僻之地钓鱼。
我成了他们钓到的一条“大鱼”。
一场没有上刑的审讯之后，所长大人扬了扬手里我摁了手印的口供，义正词严地说：
“你贩卖黄色印刷品，破坏社会风气，是全县第一个典型，你要坐牢了。”
第二天，我就被送进了“号子”。
我一咬牙，抡起“魔掌”……
进“号子”的第三天晚上，盛仔忽然发令：
“全体‘生产队员’紧急集合！”
不一会，八九个“生产队员”就列队站成了一排，面向铁塔般屹立在床上的盛仔。
在“号子”里，“生产队员”专门伺候包括盛仔在内的“上等人”，为他们洗衣、捶肩、搓背、倒洗脚水，以及负责扫地、洗碗、倒尿桶，等等，是“号子”里的“下等人”。
凡“新兵”和没本事没靠山的，都得进“生产队”接受“锻炼”。我也“锻炼”了两天。
盛仔威严地扫视了我们一眼，说：
“这几天，你们的‘生产’搞得也太不像话了吧？地扫得不干不净，洗饭盒也你推我躲的，你们的‘队长’老狗才‘高升’几天，你们就想造反了？”
“队员”们的脸色瞬间又红又青起来。
“今天，我给你们分派一个新队长。”
“驼子，”盛仔把手指向我，“你上来。”
我犹疑地出了队列，脱鞋上床，站在盛仔身边。
“以后，他，就是你们的队长！”
我？盛仔让我当“队长”，管理他们？这怎么行？……
“盛仔，我……我不行……”我嗫嚅着说。
“我说你行你就行！”盛仔的语气斩钉截铁，不容丝毫分辨。
“去，赏给他们每人一耳光！”盛仔命令道。
打人？打耳光？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终于，我还是伸出了我干瘦的手……
我知道，盛仔在这儿说一不二，我不可能“给脸不要脸”。
我一咬牙，抡起“魔掌”，挨个打了过去。
“太轻，太轻。”有人嚷道。
“对，太轻了，叫他重打。”有人附和。
“老大，叫他用这个！”一个家伙拎过来一只拖鞋。
他妈的！我暗骂了一声。的确，刚才我并没有使劲。
“对，你就用它打！”盛仔一脸坏笑。
“生产队员”们脸色大变。
没办法，我还是接过塑胶拖鞋，朝“生产队员”们挥过去──
“啪、啪、啪……”
第二天，我就颐指气使地指挥“生产队员”干这干那，俨然一个“队长”模样。
由于有盛仔和钢条为我撑腰，“生产队员”尽管对听命于一个驼背“领导”心有不甘，却也敢怒不敢言。
我从小学就开始自己洗衣服，只有在“号子”里的那一段日子，我的衣服全部由别人给洗得一干二净。
“号子”里最折磨人的，就是饥饿了。
“一天三餐八大两，扣去一二两；萝卜白菜没人要，我们通通包。”一首流传在号子里的牢歌，形象地概括了我们这些囚徒的伙食。
早餐是稀饭配几根萝卜丝，中、晚餐是大米饭配清水煮大白菜或芥菜。
每到上午十点送开水进来时，难友有的泡方便面，有的冲米粉，然后就“稀里哗啦”地填起无底洞似的肚子来。
我和一些没有东西（家里没送来）可吃的难友，只有躲在一旁吞咽口水的份。
下午三点，第二次开水送进来，我们又得再躲在一旁吞咽一回口水。
第一章 牢狱之灾（6）
盛仔家里也没给他送食品，但他是老大，有人上供──凡有人家里送吃的来，先得交到盛仔那儿，他留下一部分，再把剩下的“赏”给上供者。因而，盛仔的食物总是吃不完。别人进一回号子往往要瘦掉好几斤，盛仔身上的肉却越来越多。
有时，盛仔会把吃剩的方便面汤倒给我，那简直是我一生中所吃过的最美味的方便面汤了。
由于饭吃不饱，菜里又没有什么油水，进号子不到十天，饥饿就如影随形地缠上了我。
我的身子本就单薄，经不起饿，时时感到胃肠被掏空了似的，饿劲一上来，仿佛有无数蚂蚁在里面啃噬我的每一根神经。
一天又一天，我只能默默忍受着饥饿的煎熬。
我老想：出去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饭馆暴吃一顿。
“不好了，有人自杀了！”
一天，阿洪心血来潮，让我唱电影《少年犯》的插曲《心声》给他听。
《心声》刻画了一个失足少年弃旧图新的心路历程，脍炙人口，在当时被广为传唱。
经不住他的一再恳求，我唱了。当我唱到最后“……当儿回家时，再喊你亲爱的妈……”时，年仅18岁的阿洪，放声嚎啕大哭起来……
阿洪是因为团伙敲诈而被抓的。
警察抓他那天，他的母亲当场晕倒在地。
进来之后，阿洪整日沉默寡言，脸上难得见到笑容。
被我唱歌唱哭了的那天夜里，和我睡在一块的阿洪整整辗转反侧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午睡，被阿洪痛苦的呻吟惊醒。
阿洪口吐白沫，脸色煞白。
“阿洪，你怎么了？”
“我不行了……快要死了……我想……想见我妈最后……最后……一面……”
盛仔听出了阿洪的弦外之音，立刻朝外面大叫：“不好了，有人自杀了！”
其他人也跟着喊：“干部快来啊！有人自杀啦！”
立刻，一名干部带了两个干警进来，把阿洪抬了出去。
号子里根本搞不到毒药，阿洪到底用什么自杀的呢？
大约一个小时后，阿洪又被抬了进来。
“没什么，没什么，只不过吞了半块肥皂，死不了……”干部笑着说。
“这家伙，找死都不会，吓了我们一大跳！”有人嬉皮笑脸地调侃道。
大家哄笑起来……
我知道，阿洪之所以想死，是因为承受不了沉重的心理压力。
在号子里，比饥饿更折磨人的，莫过于那样一种心理压力──你命运的吉凶未卜。
我们这些被收审的“嫌疑犯”们，在法律上还不是“罪犯”，而是“公民”，需等公安机关审结后，认定有罪或无罪。
只有认定你无罪了，你才可以被放出来，获得自由。否则，等着你的，将是令人更加谈之色变的看守所和劳改农场。
我被派出所所长大人的一句“你是典型，要坐牢了”吓得不轻，以为自己必被判刑无疑，对未来充满了无尽的恐惧。
真要劳改吗？会判几年呢？……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死死纠缠着我，几乎让我窒息。
“最可怕的生活，就是蜘蛛的生活——悬而未决的生活。”一位外国作家这样说。
我才20岁啊，如果判刑的话，我这一辈子不就彻底完蛋了么？
时间一天天过去。那里面的每一天，都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大锯子，它锋利的锯齿毫不留情地朝你的心上锯过来，锯过去……
在号子里，我见识了难友的创造力。
一些烟鬼们要过烟瘾，叼着一截香烟头却找不着火（号子里不容许有打火机和火柴），便从被子上扯下一团白花花的棉絮，刮下一些白墙粉混进去，搓成棉条，再取下木床脚，按住棉条在水泥地上来回猛搓，搓到冒烟时，放嘴边吹几下，便吹出豆大的火苗来……
写信没有墨水和笔，这也难不倒我们。只要往地上洒一点水，再把胶鞋底放在上面用力磨，渐渐地，那水就变黑变浓，再把筷子的一头磨尖，就可以蘸着“墨水”在破报纸的空白边角上写信了。
我在手臂上文下了刻骨铭心的两个字……
一天，哥哥和三姐夫以及我的两个同学来“接见”了我。
哥哥告诉我，他正在想办法，争取让我在年前出去。
哥哥的话，多少给了我一点安慰。
元旦过后不久，号子里忽然掀起一股文身热。
不知是谁搞进来一枚缝衣针，一瓶墨水，难友们有的在手臂上文匕首和骷髅头，有的文“忍”字、“搏”字，有的文老虎、老鹰，就连书法家“港澳先生”也赶时髦，在手臂上文了四个字“龙的传人”。
盛仔在手臂上文了一个太极图，图的两侧各文了一枚铜钱，他说，太极图代表乾坤，只有金钱才能扭转乾坤……
见我无动于衷，盛仔极力劝我也文一个什么：“留作纪念嘛，也不枉坐牢一场啊……”
阿洪在大腿上文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也力劝我文一个。
我终于下了决心：文一个做纪念。
但是，文什么呢？
苦思冥想之下，两个字如一道电光划过我的脑际：
第一章 牢狱之灾（7）
──“命运”！
书法家“港澳先生”的才华在文身热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在我手臂上笔走龙蛇地描上了“命运”二字，又在后面添上了一串省略号，口中哼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的主旋律：“当当当当……”
一个难友自告奋勇为我文身。
裹了棉花的针尖饱蘸墨水之后，便沿着描好的“命运”笔划行走开来……
那两个字，文了有几百针。
针针见血，针针刺心。
命运待我如此不公，从今往后，我要把它锁在我的手上，永远，锁在手上！
其实，命运是最公平的，因为它对谁都不公平。
要想让命运对我们公平，我们就应当去拼搏，去抗争。
沉重而压抑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被我挨了过去。
农历腊月二十七，我进号子已经50天了。
这天一大早，阿洪就对我说：“灯明，我昨晚做了一个梦，你今天可以回家了。”
“是吗？”我将信将疑。
还有三天就过年了，我还能出去么？
如果过年前出不去，何时又能出去呢？
年前出不去，我被判刑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这种悲观的念头，像一块千斤巨石一样沉沉地坠在我心头。
上午，干部叫我们挨个出去剃光头。
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