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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就怔着了。原来这个姑娘就是米拉呀！我的脑子里立即浮现出米拉露着肩膀换药的情景，我看见她长着一颗黑痣的脸，看见那个德国军官把一朵白花扔进了她背后的墓坑，看见她面带微笑走向了绞索……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这个歌声如潮水一样在我耳边响起来。
阿尔塔
在夏天，通常在６点左右，地拉那的天开始黑下来。这时候，几乎所有的地拉那居民都会走出家门，外出串门，散步，或喝咖啡。阿尔巴尼亚的作息时间是早上七点上班，一直做到下午三点。这时大家下班回家吃饭，然后好好来个午睡。醒来后，正是精神爽朗。这时的地拉那的街头，到处是闲逛的人。从地拉那大学到斯坎德培广场这条大道上，咖啡店鳞次栉比。市中心有一片连成一体的花园别墅，那是恩维尔·霍查的故居。这里依然鲜花盛开，在建筑群的一角，辟出了一大块地作为露天咖啡园。在一丛从的玫瑰旁边，头上樱桃树沙沙摇动。这时你坐在近路边的座位上，喝一杯加冰块的意大利咖啡，眼前鱼贯而过的是穿着极清凉，一个比一个漂亮的阿尔巴尼亚姑娘，你真会有一种乐不思蜀的感觉。
然而在我刚到地拉那的那一年，我和李明没心思玩乐。通常在天黑后，要去见翻译阿尔塔。
阿尔塔住在地拉那城西边火车站附近的一座公寓。那时她家没有电话。可她家有个临街的窗口。每次我们远远看见她家的灯亮着，知道她在家，就会松一口气。那种感觉好像是海上的水手看见灯塔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的大量药品已经到来。可并没有找到买家。虽然这里极其需要中国的低价药品，但这里的医院和药房的采购权在卫生部手里。在卫生部下面有个国家药库，叫ＦＵＬＬ ＦＡＲＭＡ。我们得把药品卖给他们，可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搞不清楚谁是决定买药的人。我们现在开始着急了，可是在白天，我们只能无所事事。翻译阿尔塔在政府的内务部上班，她只能在晚上的时间为我们工作。所以那时，我们老是盼望着夜幕早点降临。
其实这样真的很不方便。我起初很不明白李明为何要用三百美金雇用一个夜间才可以用的兼职翻译。当时地拉那会说中文的阿国人很多很多，一百美金就足够雇用一个全职的翻译。但李明觉得，阿尔塔有与他人不一样的能力，尽管这种能力有时会使得李明害怕。在不久以后，我就信服了李明。
阿尔塔无疑是个漂亮的女人。她总是剪着棕色的短发，个子修长，眼睛碧蓝碧蓝的，笑起来像个小孩子。她那时大概四十来岁，皮肤开始有了皱纹，她对穿着打扮不大在意。我好像对她的性别不很敏感。记得有一回在我们的住处，李明和阿尔塔在房间里说话，当时我进了那个有个大铁盆的卫生间，忘记关门就哗哗地撒起尿来。共青团干部出身的李明当时就气愤地大声提醒我：讲点文明！阿尔塔在这里呢，你怎么连门都不关！我听到阿尔塔在哈哈地笑着。这时我才赶紧关上门。
阿尔塔来自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撒兰达，那里的海岸是欧洲最美的，银白色的沙滩，墨绿的橄榄树浓荫，柠檬树的花到处开放。阿尔塔的身上就是散发着这种海洋的气息。她在十六岁那年就成了阿尔巴尼亚的女子跳高和一百米短跑冠军。一九七五年她来到了中国，先是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了一年中文，然后就到北京体育学院专门训练跳高和十项全能。虽然那时中阿关系已经降温，但阿尔塔在中国依旧过得十分的开心。她说那时她经常和中国国家队一起训练，和后来破世界纪录的倪志钦关系很好的。她说这些时眼睛里流出柔情，可那次米里突然走进来。她戛然而止，好像有点脸红。
她回到阿国后，却离开了体育界。国家让她做更重要的工作了。阿尔塔从这以后的经历对我们来说是个黑洞。她从来不会说这些事情。后来，我们从一些渠道知道了些事情。阿尔塔曾经做过谢胡的中文秘书。谢胡是当时的总理，霍查的接班人。
有关谢胡，稍有点年纪的中国人大概都有点印象。他当时在阿尔巴尼亚的地位很像是林彪。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和霍查吵了一架，起因是谢胡的儿子爱上了一个有海外关系的女排球运动员。次日凌晨，谢胡就自杀了。霍查宣布了谢胡是叛徒，是南斯拉夫的间谍，开除了他党籍，株连了他九族。不过后来有很多说法：谢胡不是自杀，是被霍查派在他身边的人暗杀的。
阿尔塔家住五楼。每当我们气喘吁吁爬上楼，她家的门总是紧闭着的。按门铃后，要等好久，你能看见门里边的猫眼里有眼睛贴了上去，看见了我们，门才会打开。
通常，阿尔塔这时还围着围裙做家务。如果米里这时在家，他一般是坐在客厅里抽烟。看到我们来了就会客气地站起来握手问候。米里当年也是在北京体育学院读书，他是阿国的链球冠军。他的个子极其健壮，体重达１２０公斤，可人看起来还比较腼腆的。现在他是地拉那体育俱乐部的头，不过那俱乐部其实是名存实亡。有时米里会去一家青田人开的中餐馆做翻译，但更多的时候他要喝酒。喝过酒以后他就会喜欢说话了。我们和米里抽烟说话，耳朵却在听着厨房里或者洗衣房里的阿尔塔的声音，盼望她早点做好家务。通常她做好了家务，会穿戴整齐，提着她那重得出奇的牛皮公事包，带着我们出去了。
现在我还记得那时在昏暗的街巷里，阿尔塔总是有意无意地走在前面，和我们形成一个三角形。她走得很快，还总是贴着阴影的部位走。在转弯的地方，她还会检查身后，好像怕人家盯梢。她带我们见了很多的人，大部分是些夸夸其谈者。但我们还是能感觉到，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正步步接近。
阿尔塔有两个儿子。大的叫罗伯特，小的叫内迪。我第一次看见他们时，他们还是孩子。但当我五年后再次看见他们时，他们已是彪形大汉。
阿尔塔家还有一只猫，很大很大。有好几次我看到阿尔塔手臂上有长长的血痕。她说是被猫抓的。
药剂师阿里
按照阿尔巴尼亚卫生部的规定，药品在进口之后，需经过阿尔巴尼亚国家药物总检验室的检查许可，才可卖出。我们在货柜到达后不久，要去找药剂师阿里先生。阿里先生当时就在国家药物总检验室工作。他是兼职做我们的药剂师，不过他已说好，下个月要辞职，专门为我们工作。
药检局在地拉那总医院的马路对面，是一座圆形建筑，有一条小桥连接到马路。我是第一次到这里。这个环形的走廊有很多房间。我们无法找到阿里先生。记得那次有个房间的门打开了，走出一个穿白工作服的金发姑娘。她马上客气地用英语打招呼：你们好，我可以帮助什么吗？当时我已啃了一册新概念，会一些简单的英语了。我说我们要找阿里先生。她就说阿里先生在楼上的５０４房间。后来我知道了这个姑娘名字叫伊丽达。在一年多后她成了我们的药剂师，和我一起工作了半年时间。后来她又开了自己的药房。但最后被人枪杀了。
阿里先生在他的实验室门口十分热情地迎接了我们。他在五十年代就到中国留学。中文
一直没忘掉。不过他的礼貌之周到，问候语之多令人难以承受。我的感觉里，阿里先生极像契诃夫那篇有名的小说《一个小公务员之死》里那个打了一个喷嚏的公务员。他的实验室里全是玻璃试管、烧杯、滴定器，充满浓烈的化学试剂气味。他让我们坐下。他在一只广口烧瓶里注满了水，用固定器将它架在空中。然后在它底部点上一只酒精灯。浅蓝色的火焰轻轻舔着烧瓶的底部。
“怎么样，李先生，陈先生，你们都好吗？”阿里先生满脸堆笑，开始了他的问候。
“好啊，好啊。”我们赶紧说。
“好得厉害吗？”阿里先生这句中文不知从谁那里学来的。
“好得很厉害，非常厉害，ＶＥＲＹ厉害。”我们坚定不移地回答。
这时那酒精灯上面的广口烧瓶里的液体开始冒出气泡，呈沸腾状了。阿里先生从抽屉深处取出一只陈旧的铁盒，上面有杭州西湖的图画。他打开铁盒，从里取出少许茶叶，倒入沸腾的烧瓶里。然后用一根玻璃棒均匀地搅拌。一会儿，烧瓶里液体呈现出棕红色。这时阿里先生将酒精灯的盖子盖上，取出两只平口量杯，将广口烧瓶里的棕色液体注入了量杯，刻度各为两百毫升。阿里先生将量杯推到我们面前，说：李先生，陈先生，请喝茶。这是我一九七四年第二次去中国带回的龙井茶。
我和李明迅速地对视了一眼。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神里充满恐惧。令人恐惧的事还没结束，阿里先生从桌上那排装满粉末的容器中某一个瓶子里取出一些白色的结晶体，加入那两百毫升的液体里。我赶紧问：这是什么东西？阿里先生说：这是白糖。这杯茶给我的印象至深，以致后来美国人在伊拉克抓住那个化学阿里，我都觉得那个阿里就是阿里先生。
我们把送检的药品样品和文件拿出给阿里先生过目。我敢保证这批青霉素的质量绝对没问题。它们是春风制药厂的优质产品，当时在国内都供不应求。在文件中，一份是我们公司的送检申请。是用阿文的。上面要有李明的签字，公司盖章，还要有药剂师的签字。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让阿里签字。另外两份材料令我十分头疼。一份是药品检查报告单，一份是政府批准该药品生产的批准文号文件。根据要求，这两份材料必须是英文的原件，盖有公章。我们所得到的仅仅是一份中文的化验单的复印件。我们请人把化验单翻译成英文，可盖不到工厂的印章。至于让省卫生厅给我们出一份英文的批准文号文件还加盖公章，那简直是痴心妄想。那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动手制作文件了。
用英文打字机打一份材料不难，很快就做好了。问题是那两只公章。在阿尔巴尼亚不像在中国，到处都是刻字店。我得自己动手。我把一支筷子劈开，剪了一小块剃须刀片夹进去，用胶布缠上，还算锋利。都说图章是橡皮的，可我现在缺的就是橡皮。我先是切了一块土豆，但发现土豆的汁水太多，还有淀粉会结晶。李明提醒我，听说当年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政府用过肥皂印章。这话使我大受启发。我挑选了很多种肥皂，最后找到一种意大利的白色洗衣皂，硬度和韧度较理想。我把肥皂打开，在桌面上加少量水慢慢研磨，让它的表面密度得到加强。然后让它晾些时候。与此同时，李明在一张透明的纸上用铅笔艰难地写出弧形的春风制药厂的仿宋体字。由于图章的字是反写的，这给他增加了很高的难度。另外，他还得画出一个标准的五角星来。现在，我在闭目养神一阵子之后，开始运刀刻字。我真是凝聚了自己的所有的能力，每一刀下去都是屏住气息。大概在糟蹋了十来块肥皂之后，我总算刻出一块完整的。高高兴兴沾上印泥，往白纸上一盖，春风制药厂赫然可见。只是字体显得古朴粗拙，不像个公章，倒是像汉代的碑拓。这可真叫人失望。这时我突然极其想念我在温州的朋友阿乔。他的表叔是中国金石泰斗方介堪，受表叔影响，阿乔也会刻一手好印章。不过我更想念还是另一个叫相国的朋友。他是从阿乔那里学会刻字的，但有所发展。有一回他给我看过他的印谱，前面几页是一些“高山流水”“慎独”“一日三省”的古句，后面的几页令人生疑地加入几方篆刻“美酒咖啡”“星球大战”“迈克乔丹”，到后来甚至出现了“温州市发动机厂”的圆章。在我一再追问下，他才红着脸说：那是多年前他所在新单位加工资，要他去老厂里盖章。他懒得去跑，就自己刻了一个。要是相国这回在我身边该有多好……我又刻坏了几块肥皂，总算让字体显得瘦削了一些，中间那个五星也规则了点。可是印章周围那个圆圈我实在是无法刻好。情急之下，一只菜油瓶子的盖子吸引了我。我把它拧下来，沾上红印泥，在我刻的字外边一盖。哇！天衣无缝。它一下子就让我难看的字变得像样起来。
现在，这叠材料就放在阿里先生面前。按理说，阿里先生现在已经为我们工作，不必担心他什么。可他就是那种特别细节的、爱较劲的人。他戴上老花眼镜，把材料看来看去。很快就停留在那只公章上。他在中国呆过这么多年，大概对中国的公章有点印象。他大概是看出一点破绽，但他绝对没有这样的想像力能想到这章是我刻的。他握着笔的手哆哆嗦嗦，想签字，又签不下来。还是李明有办法，拿出两百美金放在他前面。说这是你这月的工资（本来要到下周才发）。这样，阿里先生高悬的笔总算签了下来。
然后我们就去见实验室主任皮斯尼可先生。皮斯尼可在看阅了材料后感慨地说：你们中国真是文明古国，连公章都设计得像艺术品。
青霉素
在黑暗的地拉那城里跟着阿尔塔走了那么多路，访问了那么多人。终于在一个白天，按照一个人的指点，我们走进国家药库ＦＦＬＬ ＦＡＲ…ＭＡ的门，将一份报价单送进去。没有多久，有一个中年男人走了出来。当时李明和我，还有阿尔塔都等在外面的停车场，那人朝我们走来。他用阿语和阿尔塔说：他要到市中心邮电局发一份电报，能否请我们用车送他一下。我们迟疑了一下，但还是答应了。这个就是法托茨，是ＦＵＬＬ ＦＡＲＭＡ做采购计划的。他的背后有很大的背景，在当时权力很大。法托茨一上车，就开门见山说：你们得拿出百分之七的成交额作回扣，我就可以买你们的药。他说这回扣不是给他一人，他后面还有好些人。我们马上答应了下来。
几天后，ＦＵＬＬ ＦＡＲＭＡ的第一个大订单就下来了，是个令人心跳的数字。光是青霉素就有５００箱，每箱是１０００支，总共有５０００００支。还有制霉素，扑热息痛等等。但是在发货之前，还有一个难题要解决。这批青霉素是国内内销包装，没有拉丁名名称。我们必须用印好不干胶的标签ＰＲＯＣＡＩＮＥ 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给每个瓶子都贴上。我们在国内印好标签，用Ｄ．Ｈ．Ｌ快件寄来。我和李明干了一通宵，只贴了两箱。按这样的进度，几个月也交不了货。
我想起我小时候寄养在姑妈家。她家挨着菜市场。蚕豆豌豆上市时，卖豆子的人会把豆荚子分给邻居去剥豆仁，每斤两分钱。那时我才四五岁吧，记得也会在早晨四点起床，为了两分钱跟大人睡眼惺忪的去剥豆子。能否把这个办法在这推而广之呢？我们找来了房东里里姆和他老婆杰丽，他们现在都失业在家。我们先是从中阿友好的历史说起，说中国人民愿意把最好的药品供应给阿国人民。只是这回中国人民实在太糊涂，忘了在药瓶上标上拉丁文。所以现在需要阿国人民支持，在药瓶上贴上标签。里里姆和杰丽好像听得不得要领，注意力开始不集中。这时我们说到每贴好一箱，中国人民会付给一块美金，我看到杰丽的眼里放出了光辉。她说：这事包在她身上了。
杰丽当年在空军当按摩医生一定是很风光的吧。尽管她现在像个保温桶，年轻时身体一定特别丰满。我能想象当她给那些疗养的飞行员按摩时，飞行员们一定更想来按摩她。所以杰丽对过去的好时光极其怀念。有一回，李明让她听了一段国际歌，杰丽顿时热泪倾盆。这个晚上，我不知杰丽跑了多少户人家。我想她一定像是背上插了翅膀的天使，或者像辛勤的蜜蜂一样在周围一带的居民家里进进出出。她把令人振奋的消息送进了一个个紧闭的蜂巢里，使得里面的蜜蜂夜不成寐，嗡嗡作响。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打开房门就看见门外已站着好几十人。杰丽卷着衣袖，站在石级上，神采飞扬地向人群说着什么。她的形象让我想起了洪湖赤卫队里的韩英。大概无论中国外国，革命者的形象大致都是相似的吧。杰丽的组织能力真的非常强，她让里里姆把住大门，每次只能进两个人，她负责登记，让每家领取两箱青霉素。要求他们在天黑之前一定要做好送回来。一切都井井有序，那些拿到青霉素的人，把东西扛在肩上飞快地离去。他们想尽快地做完这两箱后，赶紧拿回来再换两箱。那青霉素其实很重，每箱有四十公斤。那些妇女、孩子只能抬着走了。也有人用自行车驮，我还看见了一辆独轮车。到后来，我甚至看见来了一辆驴车，那是杰丽家的姨妈，从老远的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