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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民歌。这时我明白了，我是被关在一个居民区的院子里。看来这个院子里有大人还有小孩，他们一定都知道我被关在地洞里。我昨天声嘶力竭地叫喊，他们不会听不到的。为什么昨天他们那么安静？他们是有点紧张。而今天，他们适应了，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他们都知道，在院子里的地洞里关着一只非常值钱的动物。也许用这只动物能换来他们几辈子都挣不到的钱呢。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我只觉得难言的愤怒。我在洞里来回走着，还做着下蹲练习，我得保持身体健壮。
现在我又悄悄走到那个四方的窗洞边。窗洞很明亮，外边有阳光。我伏在窗边好久，确信没有人在边上，才慢慢把脸贴到窗洞上。我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性。如果我和绑架者打一照面，他们就会觉得我会认出他的，只能把我杀死的。但是，我现在极想知道我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有没有机会逃脱。而且我要记住这个地方，在他们拿到赎金放了我以后，我一定要带着警察来找到他们，找到这个地洞，我一定要报这个仇。我贴着窗洞看了半天，只能看到对面的一小块墙。我突然想起那个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在电影开始部分有个细节，汤姆·汉克斯演的那个美军军官在密集的火力下想看清敌军的工事，他用口香胶粘着块镜子在匕首上，躲在石头后边从镜子里看着前面的情况。我想如果我有一小块镜子，我也能用这办法看到外面的情况。可我没有镜子，只有一枚１０列克的硬币，那是他们搜身时没摸到而留在牛仔裤袋里的。我想我要是慢慢把这硬币磨平了，磨光了，也许能当镜子用。这样，我就在地上开始磨起这枚复仇的硬币了。
迪米特里警长
现在想来，在我的十分晦气的被绑架事件里，倒也是有好几件运气的事保佑了我。比如阿国外交部长的访华，还有我没有手机（这件事我马上要讲到）。最幸运的是，我想是迪米特里警长办了这个案子。
迪米特里当时刚从意大利回来。他在那不勒斯警察局重案侦探队受训了一年，实际上做的就是和意大利同僚一样的反黑手党的危险工作。他的表现十分出色，那不勒斯的局长多次要他把家人接来，留在意大利工作。可迪米特里还是回到了地拉那。他觉得阿尔巴尼亚需要好的警察。
迪米特里在接到公安部长的特别指派后，就带着２３分局刑警队一群技术人员来到现场。
他发现现场很平静，没有任何搏斗的现象。门锁都是用钥匙自然打开的。唯一奇怪的是我那辆白色的大众高尔夫汽车停在大门前的路边，没有停在车库。迪米特里当天在中国使馆和杨小民、德光作了谈话，根据他们所说的我是在星期天中午时分匆忙回到地拉那接待客人，他们在一点钟打电话给我时没人接电话的事实，迪米特里判断我是在接待那个买药人时被绑架的。这个判断和尼可提供的礼拜五有个自称是爱尔巴桑的青年人约定礼拜天符合了。迪米特里的一个助手马上去爱尔巴桑和当地警察一起盘问了所有的药店和即将要开的药店，没发现有用的线索。迪米特里在得到杨记者提供的有奇怪的电话询问尼可的电话号码时，立即监听了尼可的电话。从各种情况来看，迪米特里相信罪犯是几个年轻的菜鸟。但是他并没因此也感到轻松，因为菜鸟做事无章可循，他们最容易会弄死人质。
迪米特里所以会认为他们是菜鸟的原因是他们使用了公用电话，这样他们就暴露了他们在打电话时所处的位置。如果是在意大利的西西里这样的大城市，公用电话成千上万到处都是，罪犯变化地点使用公用电话警察也拿他们没办法。但是在电讯还很不发达的阿尔巴尼亚，公用电话数量不多，地拉那大概五十来门，都拉斯二十多门，爱尔巴桑只有五门。这样就给迪米特里提供了这么一种可能：给公用电话设伏。在罪犯给尼可打电话时，测出电话位置，让埋伏在附近的便衣抓住他们。迪米特里还注意到这么个事实，罪犯对使用公用电话的危险性其实明白，所以他们打电话的时间极短，不超过一分钟，而且两次电话选在不同地点，第一个是在地拉那市中心，第二个是在几十公里外的都拉斯。这样，迪米特里知道要抓住他们，需要大量的警力，还需要特别的耐心和细心，另外，就是靠人质的运气了。
迪米特里还特别庆幸一件事，这个被绑架的据说很富有的中国人质居然没有手提电话。
如果他们用人质的电话和尼可联系，尽管地拉那警察局已有手机定位测定设备，只要他们打完电话就关机转移，警察还是抓不到他们。当然，迪米特里可以让手机公司停掉这门手机，逼他们使用公用电话。但他们会不会意识到这是警察的把戏，不敢用公用电话，改用信件的方法联系。那样，破案的难度就大得多了。
看来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还是简朴为好。其实那时手机在地拉那已经流行了两年。杨小民、德光他们都用烂了好几个手机了。可我和李明一向为人低调，再者考虑到准备移民，所以一直没买手机。但是就在两个月前，我在看到报纸上的手机公司广告后，突然心血来潮，跑到手机公司付了十万列克，定了一个手机号。非常奇怪的是，这个阿尔巴尼亚唯一的手机公司只做通讯服务，不卖手机。半个月后，我老婆来到阿尔巴尼亚，和我一起去布加勒斯特去见加拿大使馆的移民官。回来在苏黎世机场转机时，我在免税商店看准了一个ＳＯＮＹ手机，价格要六百多美元。我当时是爱不释手。可我老婆当头给我一盆冷水，说：你不是要去加拿大了吗？还买它干什么？我心里极为不快，只得把东西还给人家。回到地拉那又去手机公司退回了预定费。我现在记得绑架者在抓住我第一件事就是在找我的手提电话，说明用我的手提电话作为联系工具是他们精心策划的计划的一部分。我老婆在苏黎世机场的一句显得小气的话提前就挫败了他们的计划，逼得他们去使用公用电话，从而救了我一命。从那以后，我就告诉我的朋友们，女人们那些听起来十分不近情理，甚至显得愚蠢的话有时会包含雷霆万钧的真理，我们还得虚心听取为是。
绑架者打给尼可的电话是在星期三晚上。也就是我被抓的第四天。他们询问尼可李明是否已经回来。尼可在迪米特里的开导下，现在已镇定了许多。他说李明已经在路上，明天就会来。尼可按照迪米特里的意图尽量延长说话时间。所有的对话都进入了迪米特里的耳朵，而且录了音。信号显示这个电话是从２１大街打来的，迪米特里失望地看到，由于他的警力还不够，他只在一些他认为可能性较大的电话布了埋伏。２１大街还没有埋伏警员。当他通知最靠近的巡逻车赶过去时，打电话的人已不见踪影。他想，要是他像那不勒斯的警察局一样有一架直升机在空中巡逻多好，那样他就可以在空中锁定目标，然后指挥地面人员抓住目标。迪米特里听出绑架者的声音还很兴奋，他就知道人质现在还没事。但是，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通常，被绑的人质要么在七天内被赎出或救出，否则被撕票的机会就大增。现在，他需要编织一张没有死角的网，把地拉那还有都拉斯的所有公用电话都控制起来，那得需要近两百个训练有素的便衣警察才行。迪米特里已将此事向部长请示，部长已在紧急召集人马。当时，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的冲突正在加剧，阿国需要中国在安理会里不反对北约轰炸前南联盟。阿国外长访华有着这样的背景。所以迪米特里的任务充满了向中国示好的政治意义，部长给了他最好的警力资源。
李明是在星期四的下午回到地拉那。他一下飞机，就被迪米特里的助手接走，连海关手续都不需办。迪米特里要不让媒体知道李明已回到地拉那，从而可以拖延点时间。李明被直接送到了中国大使馆。没人知道他已回来。
在星期五这天日落之后，据说有两百多名便衣警察进入埋伏岗位。迪米特里巡视了一些地方，他一眼就看到那些扫马路的，在路边的酒鬼，还有停在不远处的汽车，都是埋伏哨。他感到满意，然后就去了他设在监听中心的临时办公室。他已有连续五个晚上回不了家过夜。
这个晚上，天气骤然寒冷，不久又下起了大雨。那些埋伏的警员真的是吃足了苦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室外，有的躲在建筑物的墙脚，有的躲在树下，只有个别的藏在汽车里。而绑架者也好像被雨水冲走了似的，一直没出来打电话。直到半夜两点钟，坐在沙发上打着瞌睡的尼可被骤然响起的电话惊得差点跳起。尼可刚拿起电话，就听到话筒里恶狠狠的声音：中国人回来没有？钱带来没有？尼可按照迪米特里事先布置的话去说：李明还没到，他的钱还不够，所以他在罗马要停留一天，向朋友借钱。迪米特里从绑架者的凶狠的吼声里听出他们现在很烦躁。他们叫着：你们都在骗，我们现在就要杀掉人质。电话的位置已测出，在大学路的尽头。迪米特里立即告诉那个电话的埋伏警员，立即出击。但是，好像命运注定我要多受几天苦，那两个警员接到命令时，却是在附近的一个通宵酒吧喝一杯咖啡暖身。在接到命令后，他们立即拔枪冲出来，但为时过晚，打电话的人已无影无踪。
迪米特里眼看着罪犯像一条鱼一样从他的网中溜走。他的脸色铁青。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阿尔巴尼亚的警察的纪律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已经算是精干的了。可是话说回来，自从这个中国人被绑走之后，这群警察已连续五天没休息。而迪米特里又没有能力给他们发点加班补贴。迪米特里知道现在人质还活着，但时间已不多。他从绑架者的声音已听出他们已极为急躁，如果这种急躁加剧，他们就会撕票了。现在，迪米特里知道接下去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要鼓舞起这几百人的队伍的士气。最有用的办法是给这些囊中羞涩的警员们发些钱，让他们可以买一杯酒喝。可哪来的钱呢？现在只能让中国人出了。他让所有人知道了，如果救出了中国人，每个人都可以得到１００美金，而主要立功的人至少会得到１０００美金的奖励。
我相信迪米特里的这个办法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我记得在我刚从地洞里被警察救出，在大家的欢呼中就有人开心地对我说：中国人，你现在要付钱了。
星期六星期天都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几乎感到绑架者撕票了事了。李明后来告诉我，他都在发愁怎么处理尸体了。但是在星期一早上，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信。按照迪米特里的安排，尼可、阿达、尤莎都在正常上班。那信是写给尼可的，上面说：今天晚上李明一定要和他们谈判。这是最后机会。否则他们就要杀人质了。还要烧了尼可的房子。迪米特里松了一口气，感谢上帝，人质还活着。机会再次来了，他相信这次是最后的机会了。
天黑之前，所有的埋伏哨进入了岗位。迪米特里这回对绑架者可能会出现的地点有所判断，所以在那些地方部署了最精干的侦探。然后，他通知军队方面的谢福谢特中校，请他准备几辆装甲车作为支援火力。现在，他让尼可知道，李明已经回来，今天晚上，他将和李明一起到他家和绑架者谈判。为了安全起见，迪米特里让尼可的家人今晚要到亲戚家过夜。迪米特里还特别庆幸一件事，媒体没有知道警方用电话监听的事情。如果他们把这报道出来，那就彻底完了。
六点钟，迪米特里给了李明一件防弹背心，让他穿上。他奇怪地看到李明在穿防弹背心前，在认真地打一条领带。他问李明打领带干什么？李明说，今晚也许会有枪战，万一中了弹，他可以用领带包扎止血。
就这样，迪米特里把一张巨大的网撒开了。他和李明坐在尼可的家，抽着李明带来的中华牌香烟。据李明后来说，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题并不是绑架的事，而是听尼可回忆一件历史事件。说的是一九六〇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周恩来的到来是为了一件事，当时中国想把几个巴尔干的国家统一起来，组建成为一个巴尔干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以抗衡苏联修正主义。尼可说那次会议铁托也来了，保加利亚的领导也秘密来了。他是作周总理和霍查之间的翻译。
这个晚上地拉那即将发生两件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在迪米特里的网铺开的同时，一支由美军特工和阿国警察联合组成的突击队包围了黛替山的埃及人的空中花园。在九点左右，他们发起突袭，冲进了建筑物的内部。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在不到十分钟时间，美国人就拔掉了本·拉登埋在地拉那多年的这枚定时炸弹。克林顿把这事作为自己得意的事写进了回忆录。
在十点半左右，尼可家的电话响了。当尼可紧张得发抖的手拿起话筒时，仪器已测出电话是从市中心的斯勘德佩广场打出的。迪米特里指示潜伏警员出击，并命令巡逻队马上包抄过来。就不到一分钟时间，迪米特里接到报告：猎物被擒获。
奇迹
现在，我的叙述即将到了尾声，我不由得感到了一阵轻松。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我力图把当时在地洞里的所受的折磨准确再现时，我还是感到非常强烈的不愉快。我强迫自己去回忆那些事情，找回当时的感觉，结果我好像中了咒语似的浑身难受，头上冒冷汗。尤其是我写完了“苦难的一天”这一节后，心情特别败坏。以致在马路上开车时心不在焉，撞了前面一辆车的屁股。这个小事故给了我警告：趁还没出更大的事情，快点把这篇东西结束。
现在是我被关在地洞的第八天了。绝望的心情正在来临。我现在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情绪，它是如此焦躁不安，几乎让我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在最初的几天，我时刻在计算着李明回来的时间。根据我的计算，李明在第五天无论如何应该回来了。如果他付了钱，我在第六天应该会被释放。但是他们告诉我李明不知在哪里，也没付钱。在接下去的两天里，我失去了精神的支撑，心理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在第八个晚上，我听到外边的铁门开启声时，我就像一条狗似的起了条件反射，浑身发抖，我盼望着他们已拿到钱，今晚会放我走。他们进来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手电筒照在我的身上。我就低着头坐着，心里极为紧张。我的手是在听到铁门响声时才套回绳圈的，头上的已和皮肤分离的胶布也才拉下来。我现在最怕是他们检查我头上的胶布。如果他们发现我已经撕开了胶布，那将对我极为危险。他们会知道我看到了一些东西，这样他们一定不会让我活着出去了。我想起了去年温州发生的一个惨案。几个窃贼入室偷窃，屋内有个小女孩看到了他们。他们把女孩绑在椅子上，杀了。他们在离开现场后，又折回来把女孩眼球刺破。因为他们想起有人告诉他们，人在死前看过的人会留在眼球里。警察可以以此破案。
他们解开我的绳子，给我吃一小块冷面包。我慢慢嚼着，他们一声不吭地守在一边。这样我知道了他们不是来释放我的。我突然感到想呕吐，根本吃不下面包。我问他们为什么还不放我走？李明是否已回来？他们是否已拿到钱？他们只是含糊地说，也许会是明天吧。我的情绪突然失去控制，喊叫起来：我要出去，我要走。立刻，几支手枪顶住我的脑袋。他们说：中国人，不许吵，再叫一句就打死你。他们的声音显得冰冷，听得出来他们也已很厌倦了。
现在，他们又把我捆起来，让我躺在木板上，盖上毯子。然后我又回到黑暗中，听着他们的汽车远去。
我坐了起来，想把被反剪着的手从绳套里脱出来。但因为我刚才的大声喊叫，他们把我的手绑得紧了，我怎么也脱不开来。我的心现在乱到了极点，我感觉到，他们释放我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了。我的脸上感到有一个黏稠冰冷的东西爬上来，我知道那是鼻涕虫。这地洞里潮湿，这东西很多。我的手无法活动，只好侧过脸在肩上蹭来蹭去。我能感觉到鼻涕虫的体液被搓了出来，发出一种苔藓似的怪味。
明天，或者后天，他们会把我怎么样呢？他们会把我装在麻袋里，从悬崖上摔下吗？他们会用刀刺死我呢还是用铁棍？他们不会用枪打吧！我的脑子一直离不开这些念头。其实死只是一刹那的事，可怕的是死之前对死的恐惧。当我的心乱得不能承受的时候，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去想念观音佛。我跪了下来，在黑暗中祈求着：观音菩萨呀，请您让我的心安宁下来吧。我知道您不能救我出来，但您可以让我的心安静，让我能平静面对事实。我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我的急促的呼吸渐渐平稳了下来，堵在胸口的剧烈的痛楚缓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