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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这边，仅蔡元培延聘号称“大中华最后一条辫子”的辜鸿铭略可比较。依在下愚见，这才是最正宗的“北大精神”。
精通数学的爱因斯坦连薪水都不会算。很多文章作者将其归结于爱因斯坦的伟大。其实不然。爱因斯坦不是做秀。他太伟大了，根本用不着做秀。
爱因斯坦远非圣人，他的缺点闭着眼睛都能抓上一把。而且，他一辈子深恐世界把他看成圣人。他终生不遗余力地反复向世界说自己并非圣人。
可我们实在太热爱他了。正因为热爱，我们才会如此真心诚意地为贤者讳，才会不由自主地在叙述爱因斯坦传说时加上我们想象的神奇，才会孜孜不倦地把爱因斯坦的鸡眼和平庸铺陈为伟大的幽默。
我们这么做确实并非出于恶意。
然而我们确实伤害了爱因斯坦，同纳头便拜的误解。
弗莱克斯纳的一万六千美元年薪，买来普林斯顿几千居民天天都能见到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住在梅塞街１１２号，离办公室两公里。爱因斯坦踏遍世界人未老，却始终拒绝学开车。他总是每天来回步行四公里上下班，无论晴雨随身带伞，边走边用伞在人行道旁的围墙铁栅栏上“嗒—嗒—嗒”地一格一格划过，同时两眼无神，灵魂出窍。但是，如果错过了一格，他立刻就来神了——他一定要走回去再划一遍。
有个刚放学的小姑娘看到蓬头垢面的爱因斯坦这些奇异举动，回家后当做八卦讲给正在吃饭的父亲听。这父亲立刻放下刀叉，神色庄重地说：“我的孩子，记住这一天吧，今天你见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爱因斯坦的很多趣事都发生在普林斯顿，例如他拿比利时王后御笔题诗的背面打草稿；穿着短裤拖鞋出席盛大宴会；出门后忘了自己的家在哪里，居然打电话给弗莱克斯纳的秘书问自己住在哪条街；帮一个小姑娘算几何题换她的小甜饼吃，等等。
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拉开帷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了爱因斯坦与原子弹之间的风流韵事。
看官须知，相对论虽然是原子弹理论的奠基石，但威廉·孔拉德·伦琴和玛丽·居里、弗里德里克·若里奥·居里夫妇才是原子弹理论的先驱。相对论最广为人知的功绩，是发现质量和能量可以互换。这其实并非相对论的核心要义。然而，鲁迅说过，杀人最多的统治者给人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理论亦然。质能互换理论，无疑是史上杀人之冠，所以大家经常误以为原子弹就是相对论。质能互换理论的浓缩版就是那个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著名的公式：
Ｅ＝ＭＣ２
１９３９年夏，二战阴云压城欲摧，匈牙利科学家西拉德向美国政府提议抢先研制核弹，可尸位素餐的政府官员却将此视为天方夜谭，置之不理。西拉德不得其门而入，只好辗转找到爱因斯坦，说服他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明核裂变的威力。１９３９年８月２日，爱因斯坦给罗斯福写下了这封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未来道德秩序的著名信件：“……这种新物理现象的发现也能用于制造炸弹。虽然还没有十足的把握，但可以想象，有可能根据这个理论制造出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式炸弹，仅需一枚，用船运载到港口爆炸，就可以完全摧毁整个港口连同它周围的部分地区……”此信落款为“您忠实的朋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美国总统罗斯福是有名的“爱饭”（爱因斯坦ｆａｎｓ）。他于１０月接见了爱因斯坦。后者像辅导中学生作物理题那样向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政治家讲解了核裂变。
罗斯福的行动十分迅速。爱因斯坦背影还未消失，他已决定马上制造原子弹：一定要赶在希特勒之前！另一个被希特勒赶到美国的犹太人、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奥本海默被钦定为项目负责人。
奥大师就此荣任人类“原子弹之父”。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美国军方向联邦调查局（ＦＢＩ）递交了一份准备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名单，爱因斯坦榜上有名。可他最后却被刷了下来。原来爱因斯坦的反战和思想左倾早已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所以被ＦＢＩ局长胡佛一票否决。他亲笔在文件上批到：“基于这种背景，此人在短时间内摇身变为忠诚的美国公民，看来是不可能的。”
在胡佛授意下，ＦＢＩ不仅力阻爱因斯坦加入曼哈顿工程，而且从这个时候开始监视爱因斯坦的邮件和电话，甚至分析他家的垃圾，直到他１９５５年去世为止。
胡佛虽然声名狼藉，但从美国特务头子这个职位来说，我们还得承认他相当敬业。在胡佛执掌ＦＢＩ的４８年里，美国换了８位总统，１６位总检察官，但胡佛却稳坐钓鱼台，始终是ＦＢＩ局长，可见伟大的美国人民对他的认可，虽然几乎没有一个美国政治家喜欢他。
胡佛对爱因斯坦的关心变成了ＦＢＩ的传统，一直持续到他死后。就是作为监视对象，爱因斯坦也无与伦比，他是唯一一位在联邦调查局资料库中占有一千四百页材料的物理学家。
历史证明，胡佛的鼻子跟狗确实有些亲戚关系。因为当时在爱因斯坦身边，还真有一个原子弹带来的美女间谍。
该美女名唤玛加丽塔，苏联著名雕塑家科涅库夫的妻子，１９２４年随丈夫赴美，以举办艺术展为生，在美国一住就是２０多年，其间被苏联女间谍扎鲁比娜招募为间谍，专事收集高科技情报。１９３５年她与爱因斯坦初次相识时３９岁，爱因斯坦５６岁。同年６月，普林斯顿高研院邀请科涅库夫为爱因斯坦制作雕像，上司立刻命令她抓住机会靠拢爱因斯坦。她和丈夫一起来到爱因斯坦身边，并显然很快就成为爱因斯坦“不能解雇的雇员”。
玛加丽塔向爱因斯坦摊牌，是在１９４５年８月。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结伴前去萨拉纳克莱克休假。她在莫斯科的授意之下向爱因斯坦和盘托出，而爱因斯坦也显然尽力满足了她的好奇心。
玛加丽塔去世后，她的后人整理遗物时发现了９封用德语书写的情书，作者正是爱因斯坦！这些信件证明，爱因斯坦完全知道她是苏联间谍。在他看来，原子弹这样的恐怖武器，根本就不应当开发，而如果开发出来又被掌握在一个国家手中，哪怕是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也不啻是世界末日的前兆。所以，他向玛加丽塔提供原子弹情报完全是自愿的，跟美人计无关。就像约里奥·居里当年向钱三强透露这个秘密一样，谈不上中计。
不过，美人他似乎确实是笑纳了。
仅凭爱因斯坦，苏联人对原子弹仍只能雾里看花，因为他实际上被胡佛关在绝密情报大门之外。可是，大门之内被严密监控的千余名曼哈顿工程参与者中，竟有英国科学家福克斯等几十名共产主义同情者。他们冒着人头落地的风险向“格别乌”和红军情报总局提供原子弹的详细情报，却拒绝收取任何报酬！
只能认为这些科学家信仰世界和平。
１９４５年７月，美国试爆原子弹成功两天后，刚接任总统的杜鲁门便在波茨坦会议上向斯大林大吹大擂。身材矮小的斯大林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吸着粗大雪茄的丘吉尔因此鄙视地认为这个土包子根本没听懂。其实，斯大林这个土包子知道曼哈顿工程的时间甚至早于杜鲁门（罗斯福禁止军方通知副总统），苏联的同类研究早于１９４３年展开，人类核竞赛那时已经拉开帷幕两年之久。
１９４５年春，美军进占德国西部，发现纳粹的核研究只限于实验室阶段，并无核武计划。爱因斯坦得知后，马上向白宫提出不要使用核武器，美国七位著名科学家联名向政府递交请愿书，指出使用核弹会带来严重的道德问题、开创毁灭性攻击的先例并引发核竞赛。何况日本败降在即，战略上原子弹确无用武之地。
按照历史规律，杀人武器制造完毕，科学家会得到一秒钟万众喝彩的盛装光荣。然而，这一秒钟之后，他们便立刻无足轻重。五年之后，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凭一己之力掀起“麦卡锡反共大清洗”，全国２５０万公务员被逐一审查，两位国务卿马歇尔和艾奇逊先后被迫辞职，１４００多名政府官员被指“亲共”而遭清洗，８０００多人被认定“危害国家安全”——为美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赫然名列其中。当此凄风苦雨时节，全美国只有一个全盘否定原子弹的爱因斯坦挺身而出为奥本海默辩护。
以“无国界”自诩的科学家，只不过是穿着燕尾服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的主人从来都是政治家。只有政治家才能决定是否杀人，和杀多少人。
在绝大部分政治家看来，这才是权力中最令他们心醉神迷的Ｇ点。
１９４５年７月，人类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试爆成功。紧接着，发动了征服亚洲残酷战争的狂妄的日本人遭到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报复：８月６日和９日，美国空军秀出了它们当时仅有的十分原始的两颗原子弹，将“男孩”送给了广岛，将“胖子”送给了长崎。
据日本官方统计，这两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厚礼共造成逾三十万人死亡，其中约十万人当场被还原成基本粒子。这个史上最大规模屠杀人类的过程在我们后人看来惊心动魄，但对死者本身来说，其实等于安乐死：他们几乎是在一秒钟之内实至名归地“魂飞魄散”。
核轰炸成功的消息传来，美国广大政府官员弹冠相庆、论功行赏，而大多数参与开发的科学家们却垂头丧气、迹近罪犯。爱因斯坦就多次忏悔说：“写信给罗斯福总统是我一生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他甚至后悔当初从事物理学：“早知如此，我宁可当个修表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美国大获全胜、领袖世界结束。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０日，纽约举行诺贝尔追思晚宴庆祝胜利，素不喜社交的爱因斯坦应邀参加晚宴，并即席发表著名演讲“我们赢得了战争，却并未赢得和平”（Ｔｈｅ ｗａｒ ｉｓ ｗｏｎ？熏 ｂｕｔ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ｉｓ ｎｏｔ），这是他对科学研究成败功过的反思，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演讲。他的这个态度，与信奉“人类从新发现中得到的好处总要比坏处多”格言的诺贝尔相比，更多地显示了科学家的良心。
５６年之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７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巴拉迪因防止原子弹扩散获诺贝尔和平奖。
原子弹的使用，让爱因斯坦对人类未来充满担忧。他说过：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使用什么武器，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我们一定使用棍子。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使用棍子的可能性比以前任何一个世纪都大！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３日，爱因斯坦给其精神密友、英国哲学家罗素写信，签名支持罗素关于所有国家放弃核武器的呼吁，这就是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这个宣言直接催生了“帕格沃什会议”（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该会议于１９９５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签名之后两天，爱因斯坦被急救车送进普林斯顿医院：他那个确诊已久的动脉瘤终于破裂了。１７日，感觉稍好一点的爱因斯坦从普林斯顿医院的病榻上坐起来，开始他一生的最后一次计算。
他计算的是统一场理论。
没有爱因斯坦的物理界群龙无首，一片混乱。物理学家集体呼吁爱因斯坦重出江湖，统领天下，其情形仿佛当年万众呼唤弃物理学而就英国国会的牛顿。
粪土以色列总统的爱因斯坦对这些呼唤充耳不闻。他宁愿去普通的学校向不通物理的学生发表演讲，演讲题目就是统一场。三十年代初访英期间，爱因斯坦拒绝了剑桥大学的邀请，跑到英格兰北部一所普通女子学校去讲解统一场，在万众聚焦，灼热得爱因斯坦鼻子几乎当场起火的目光中，他两眼冲天高谈阔论一番，留下云里雾里的听众和一黑板杂乱公式。受宠若惊的校方从此宣布该黑板退役。直到今天，这块黑板还珍藏在这所学校中，成为镇校之宝。
统一场研究花费了爱因斯坦三十多年的生命，却没有成功。综观人类历史，如果地球上真有一个人有能力统一引力理论和电磁力理论，此人必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对此的解释简直令人喷饭。有一次他和助手谈起统一场研究时说，这样的尝试总要有人来做，但年轻人不适合干，因为它会毫不留情地吸光研究者一生的心血，而他自己反正已经功成名就，正好有生命可以浪费。
此事也是“爱因斯坦幽默”的经典段子。
其实这是他的严肃解释。他就是这么想的。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７日夜，爱因斯坦将“统一场”演算草稿轻轻放在床边。
他累了，却并未意识到这就是他在我们这个四维时空的终点。他放下演算的纸笔，平躺到病床上。
几个小时以后，４月１８日凌晨１点１５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驾鹤西行，兑现了当年对罗爱莎的旦旦信誓：“假设大限一到，就是倒毙也要尽量少用医疗手段。”
按照我们这个时空的计算法，他去世时７６岁。
遵爱因斯坦遗嘱，他的遗体当天火化。他唯一在世的朋友格利芬回忆：“他非常谦虚，但非常坦率。他讨厌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因此也反对任何以他个人做秀的举动。那年我２０岁，他７３……爱因斯坦希望一声不响地离开，他害怕他的房子或者坟墓将来成为纪念堂。为什么他会允许别人去研究他的大脑？他的三个女人（玛戈特？熏海伦和约翰娜）根据他本人要求把他的骨灰抛撒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我觉得肯定是在研究院后面的森林里。他在休息时总去那儿散步。但具体是什么地方，谁都不知道，因为这三个女人都已经去世了。”
“为什么他会允许别人去研究他的大脑？”这句话，说的是爱因斯坦生平最像侦探小说的故事，就发生在他逝世之后、遗体火化之前这几个小时。
为爱因斯坦做尸检的是普林斯顿医院４２岁的医生哈维。他对爱因斯坦仰慕已久，认定研究他的大脑能揭开天才的秘密。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征得爱因斯坦长子汉斯的同意，他在尸检时完整地取出了爱因斯坦的大脑并悄悄带回家中，在防腐药水中浸泡之后又用树脂固化，再切成２４０多片，不仅自己研究，还提供给别人研究。４２年后，行将去世的８４岁高龄的哈维才将脑切片送还普林斯顿大学。
肯定是害怕大师在天堂问罪于己，在送还普林斯顿大学之前，哈维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携大脑切片做了一次横贯美国的旅行，因为爱因斯坦病中曾对哈维说过，他想做一次横贯美国东西的旅行。
哈维到死都不知道，他的这次旅行惊动了联邦调查局。胡佛已去世多年，可联邦调查局仍然对爱因斯坦放心不下。哈维从东到西走了４０００公里，联邦调查局就跟了他４０００公里。
然而，哈维的研究令所有人大失所望：爱因斯坦的大脑，从表面皮层的面积、结构和脑重量来看，和普通人毫无二致。他的脑重只有１２３０克，甚至还略低于成年男性的平均值——也就是说，比我的脑重都低，远落后于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后者的大脑重为２０１２克，大大超出人类平均值。
爱因斯坦的脑重雄辩地证明了他的有一说一：
他是跟我们一样的人。
２００５年，爱因斯坦热再次席卷全球。这是１９０５“奇迹年”的１００周年，爱因斯坦出生１２５周年，逝世５０周年。所谓“周年”，对宇宙这个巨大的深不可测的存在，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但对于我们来说，它却有着巨大的意义。联合国第５８次会议决定２００５年为“世界物理年”，纪念对象为爱因斯坦。德国是全球最早开始纪念爱因斯坦的国家，伟大如席勒者都没争过他。在柏林德国总理府，１５个工人吊着吊绳在３６米高的北墙上工作了数天，才把那５７个一米四高的字母安好。这是爱因斯坦１９３２年在日内瓦裁军会议发言中的一句话：“国家服务于人民，而非人民服务国家。”瑞士驻德国大使馆亦不甘人后，它的墙上是爱因斯坦１９５５年说的一句话：“真正的民主并非空洞的狂想。”
１９９９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爱因斯坦为“世纪人物”，称他为“天才、政治难民、人道主义者、原子和宇宙谜的开启者”，推许他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理想主义者”。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８日英国最新民调显示，６４％的男性表示他们最崇拜的人是爱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