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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五大”（1）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开幕。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都在这里。汪精卫赶来致了贺词后，为了防止意外，会场迁往汉口市郊黄陂会馆。场内条桌后的条凳上坐着正式代表，加上工作人员及非正式代表，约有100多人。代表们没有出席证，进门时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冲锋”二字。
李大钊没有来，“五大”开幕这天，是他临刑前夜。4月28日下午2时，38岁的李大钊在北京警察厅看守所被绞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给中共电报：李大钊的英勇就义和其他在北京被杀害的共产党员的壮烈牺牲是在国际无产阶级的记忆中永远不可磨灭的。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荪没有来。10天前，他们在广州被李济琛、古应芳杀害。
上海特委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有来，他们正在白色恐怖之中与敌人周旋。陈独秀主持会议。在他身旁坐着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及米夫、罗卓夫斯基等人。主席台挂着马恩列斯相片和国共两党党旗。大会开始时，大家起立唱《国际歌》，有人发现叶挺手臂上有一个虱子，捻了给叶挺，叶挺一边捻一边说，“捻死这个吴佩孚！”这位代表又从叶挺的衣领上捻下一个虱子，问，“这是哪个呢？”叶挺笑着说：“你应该晓得这是哪一个！”4月29日，陈独秀作工作报告，足足讲了5个小时。他谈农民问题话很少，最后提到：“我们的同志从前就向农民进行过工作，如彭湃同志就在广东农民群众中工作过。我们党向农民进行工作已有
两年……今后，我们应开展农民运动，增加农民协会的会员人数。” 这个政治报告的大纲是罗易规定的，所以提到西北学说。
会间休息时，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说：“糟糕。”罗亦农绰号“大口”，他刚刚赶到武汉。羊牧之走到低头一支接一支抽烟的瞿秋白身边，轻声说，“叶挺问中央讨论过没有？”瞿秋白半天没有吭声，最后说，“要相信中央”。羊牧之点点头，走到一边去了。叶挺的话，唤起了瞿秋白的回忆。陈独秀的报告，在“五大”预备会上讨论过，而且发生了争论。对于中山舰事件，陈独秀归咎于革命力量不足，甚至指责上海工人不该起义，提到党内妥协退让，陈独秀就发火，就训人。这些情况，瞿秋白当然不好告诉羊牧之。
陈独秀发言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发言。他引导代表就陈独秀的报告进行辩论。
辩论进行了4天。要求签名发言的达38人，达到参加会议代表的半数，任弼时、瞿秋白等人的发言最引人瞩目。任弼时去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回到上海正逢“四·一二”大屠杀，在了解情况后，迅速离开上海到达武汉。任弼时到武汉后，在武昌都府堤41号见到了毛泽东，交换了对当前形势的意见。
辩论期间，每个代表收到瞿秋白写的4万字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瞿秋白写道：“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瞿秋白列举了1923年至1927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17例，说：“将这些事实一一罗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
现在轮到陈独秀出汗了，彭述之早已躁动不安，嘴里咕噜咕噜“见了鬼了”。这是彭述之的出口腔。瞿秋白写道：“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似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们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们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在文章后，瞿秋白写道 ，我们的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在小组讨论时，瞿秋白当面讽刺彭述之：“当前革命的领导权，已经或正在被这个鬼篡夺了。”正在作记录的羊牧之发现，瞿秋白脸色刷白，但声调高昂。
瞿秋白的小册子在代表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代表们如饥似渴地低头读小册子，脸上不时地露出笑容，会场上出现了喜气洋洋的局面，昨天令人压抑的气氛被冲淡了。坐在杨之华身边的恽代英一边翻《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边笑着对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他是指扉页上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0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见杨之华在认真听，恽代英接着说：“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问得实在好！”这5个问题是：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
周恩来请罗亦农带来两点意见：中央要承认错误，彭述之不能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批评了中央的错误，他在大会前和彭湃、方志敏等同志准备了提案，但陈独秀拒绝在大会上交流，并将毛泽东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
蔡和森说：“我党必须负起领导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责任，而不能当他们的尾巴。我们应当通过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来一扫小资产阶级身上的动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的革命肯定会失败。”他提醒人们注意：“不要忘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同时在庇护资产阶级和地主，这些人随时可能重演三·二○和四·一二事件。”
中共“五大”（2）
5月初，鲍罗廷在会上说，我是坚决主张同蒋介石作坚决彻底的斗争的，如果我们打败张作霖，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地消灭蒋介石。我认为，我们已经摆脱了危急的局面，若再坚持三四个月，我们就必将取得胜利。
5月3日，维经斯基讲话：“代表团讲没收土地是指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不是小地主的土地……无产阶级将在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联盟中起主导作用……我们党所犯的重大错误之一是关于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问题……瞿秋白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要求彼得罗夫同志为所犯的错误承担责任，还这样说，‘您承认这一点还是大家抨击您，您都不再是布尔什维克’，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彼得罗夫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不像彼得罗夫分子，而像孔夫子信徒，他说：‘如果是这样，那你们就判处我的政治死刑，或者五年政治监禁’……在大会辩论期间，我们党的成就谈得很少。我希望陈独秀同志在闭幕词中谈谈成就……最后我想说，在代表大会以前，党就有一种不只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病症，不是存在一个中心，而是两个中心。不久这些原因就会消除。”
维经斯基讲话后，罗易作“五大”上第二次发言：“首先，我要消除由于张太雷同志对我的第一次讲话中的某些论点提出批评所引起的混乱。我无意于对张太雷同志进行个人攻击，但批评他所代表的观点是完全必要的。他所引起的混乱必须消除……”罗易反对张太雷，偏袒罗亦农，是因为张太雷支持鲍罗廷西北说。
经过争论，“五大”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得大地主所占据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目前国民运动应继续高涨”。
共产国际代表考虑增加新的力量，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增加了人数。结果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张国焘、李维汉、苏兆征、张太雷、阮萧仙、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陈乔年、贺昌、向忠发、彭湃、项英、彭公达、赵世炎、恽代英、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等31人当选。此外，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等11人。政治局委员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9人。彭述之终于落选。政治局常委为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周恩来为秘书长。
因为矛头集中在彭述之身上，加上陈独秀作了检讨，国际代表罗易又说：“中国的劳动群众是英勇的斗争，因此，中国不会有孟塞维克主义。”结果选举时，陈独秀仍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苏联驻华代表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勃雷希脱在3月中旬给苏共中央去信称，“老头子”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够继续成为党的领袖之一。
斯大林与新反对派（1）
罗易和多里奥1927年5月9日给斯大林拍电报：“在土地问题上，在共产党人当中有走得太远的倾向，在代表大会上经我们的努力制止了。”他们是指毛泽东、李维汉等人。“五大”后，维经斯基和罗易都不愿立即回莫斯科。维经斯基认为，目前往莫斯科可能被英国人逮捕。罗易认为邀请他去莫斯科意味着解除他在中国的工作，他打算永远离开政治生活。
5月13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罗易、陈独秀拍电报：（1）口号“一切权力归农会”；（2）现在就应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
随着中国革命危机加剧，斯大林、布哈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也白热化了。4月5日，季诺维也夫致联共中央政治局：“莫斯科干部大会上斯大林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同我们进行论战并把实际上我没有的观点强加给于我。”4月14日，季诺维也夫写《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说：“1927年4月4日布哈林同志在莫斯科干部大会上说，国民党是党和苏维埃的杂交体。斯大林同志在同一大会上说：‘国民党是这样一类革命的议会，有它的主席团即中央委员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革命的议会中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不能享有完全的独立性？……必须帮助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都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获得真正的独立性。必须消除束缚和限制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一切可能。”
4月21日，《真理报》刊登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联共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反对派（拉狄克及其同伙）的基本错误是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懂得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的国际环境。”“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国民党敌人称快。”
针对斯大林的文章，5月7日，托洛茨基写《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说：“此大纲在中央会议上并未提出讨论……为什么大纲可以公布，而对于大纲的批评就不可以公布呢？说讨论中国问题是妨害了我们国家的利益，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错误……中国革命4月的失败，不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同时也是官僚主义指导方法的失败……斯大林的大纲是代表中央发表的……政治局的委员——斯大林、布哈林、莫洛托夫，把这个大纲看过，仅经他们三个人的同意……斯大林说‘我们采取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路线’事实怎样，反映出来这个路线，谭平山第七次扩大会议（1926。12。）自己的报告中说：‘……工农运动因受了各方面的阻碍，不能扩引到广大的群众中去’……大纲还自辩说：‘预先’已料到资产阶级必然的从革命队伍中退出，难道这种料到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策就算够了吗？……
斯大林于1925年曾称国民党为‘工农政党’（？！）……这个定义，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相符合。”
5月13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联共中央政治局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个月来，联共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向各地散发了关于中国问题和关于英苏统一委员会等机构的文章、书信、声明和提纲……而且已被联共中央1927年4月（13日—16日）全会所否决……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派别活动、他们对中央政治局及其个别成员（布哈林、斯大林）的不能容忍的攻击……反对派要求（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和实质上把国民党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右派的方针，则是拱手让出中国革命阵地，迎合取消派。”
5月24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的报告的讨论中，托洛茨基说：“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你们知道了苏联共产党至今没有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季诺维也夫同志没有获准参加今天的会议，尽管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礼节上都完全有权出席这次会议……我曾经尝试在党的理论刊物上发表我批判斯大林的提纲的文章，但没有成功。由于我的提纲是针对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路线的，所以它禁止发表我的批判文章，禁止发表季诺维也夫和我的其他文章……意见分歧大吗？很大，非常大，非常重大！意见分歧在最近一年中扩大了，这是无可争议的……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是错误的，同时也是极端危险的……它使得左派遭到了突然的袭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硝烟中可能而且必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所以不能接受这个决议。我们党和整个共产国际也不能接受这个决议宣布为自己的决议。”
5月24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演说《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最近几天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给执行委员会写了这么多的论著、提纲和书信，我们要批判反对派，材料不会是不够的。因此，我将根据这些文件来批判托洛茨基的错误，我不怀疑，这个批判同时将是对托洛茨基今天演说的基础的批判……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性质。共产国际的出发点是：封建残余是现时在中国推动土地革命的压迫的主要因素……正因为如此，现在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按其力量和规模来说是最伟大的土地革命……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呢？不，暂时还不是……
斯大林与新反对派（2）
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托洛茨基看问题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武汉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的中心。”
托洛茨基当天在大会上作第二次发言：“我们要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说：陈独秀同志的纲领，名义上是推迟‘改组’汉口政权和没收大地主、直至战争危险被消灭，这是确实地和最迅速地走向毁灭的道路。”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总结发言：“最堪刺心的是托洛茨基与其党徒否认与中国自由资产阶级有联合的必要与可能，然而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自己都屡次举手赞成帮助广东政府……当时他们竟没有一人说这是不对的，而现在同是这些人却事后说这是无产阶级的‘背叛’是‘耻辱’……（中国共产党员）扩展农民群众运动、与夺取土地的方针，必须十分坚决去实施，现在如用别的策略是罪恶的。必须在此基础上来组织忠实的武装队伍，必须在此基础上来改组国民党。”
夏斗寅、许克祥叛变（1）
1927年5月的武汉上空，乌云密布。
5月17日，驻宜昌的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借口农民运动过火，趁武汉主力军队第二次北伐河南之机叛变，进攻武汉抵达距武昌仅40里的纸坊。
蔡和森等提议派军队立即占领粤汉路，清剿夏斗寅。
但中央未接受这种意见，派叶挺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武力去镇压夏斗寅。
中共中央在发布的声讨夏斗寅叛变的宣言中，甚至承认两湖的农运过失。
陈独秀说：“湖南农运不是我们领导的，而是地痞与哥老会的领导。
次日，叶挺率第四军第二十四师（独立师）开赴前线，武汉人心惶惶。
在汉口任《民国日报》主编的沈雁冰夜半来到瞿秋白家里。
瞿秋白正和陈公博对酌，等待消息，杨之华见茅盾来了，忙加了一个酒杯。
茅盾问，“怎么样？”
陈公博愁云满面地摇摇头。
瞿秋白沉思地说，“叶挺出兵必胜。
茅盾点头，喝了一口酒，说，“就怕叶挺不能很快获胜，武汉无人防守，现在人心不稳得很。
“如相持不下，可从河南调第四军来武汉。
瞿秋白说。
黎明时，从前线传来夏斗寅部被叶挺部队粉碎的好消息。
3人举杯同贺，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沈雁冰告诉瞿秋白：“独秀埋怨《民国日报》办得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他希望少登一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
瞿秋白说：“你就按照‘五大’决议的精神去办。
《民国日报》过去办得不错，旗帜鲜明，就这样继续办下去！”
沉思了一会，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