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天亮时,小说写好了,约5000来字,末尾想了想,第一次用了“鲁迅”笔名。趁着余兴,鲁迅用隔夜水重新泡了一杯清茶,吃了几块点心,重燃了烟嘴上的半截纸烟,又将《狂人日记》上可有可无的字划去。他想尽快将稿誊清,然后请钱玄同交给陈独秀。
成绩品
1918年清明节晚上,钱玄同、刘半农顶风去了半截胡同,见到这篇小说,钱刘两人急急地看了一遍。鲁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两人唏嘘了半天;说算得上《新青年》之。
第二天,钱玄同将《狂人日记》交陈独秀。“玄同,你立了大功劳哪。”陈独秀高兴地说。“其实,他也写新诗。”钱玄同记得在鲁迅家看过他写的诗《梦》。
陈独秀说:“何不一块找豫才要了来,4卷5号上还有空。”
过了几天;钱玄同将鲁迅的新诗拿来了;一共3首。其中《桃花》诗云:“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桃花可是生气了;满面涨作‘杨妃红’。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6月9日晚上,胡适作东请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等人吃饭。
和江冬秀结婚时,胡适收到不少结婚贺礼。请送贺礼的同事吃一顿,是推不掉的事。所以,胡适年初在绩溪给钱玄同写信,就许诺请客,当时还说如章士钊把我的研究公孙龙的文章发表了,拿了稿费就请客。回到北大,事情一多,就耽误了。钱玄同笑着说:“你再不请客,也好,我们就等嫂子来了再喝喜酒,岂不快哉!”此话一激,果然有效。
喝酒时,大家都敬胡适的酒,胡适心里时时提醒自己:一定少喝!结果还是喝得烂醉如泥。回到家里,仆人阎海给胡适喝了许多开水,半夜就吐了。胡适对阎海说:“我这是第一次醉酒,以前还没有吐过。”阎海不知道胡适是在说醉话了。
7月9日下午两点三刻,住北京饭店19号的张元济(张菊生)到北大,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马幼渔、沈尹默、朱逖先、李石曾等谈有关大学出版教材事宜。
上月20日,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由天津乘京奉通车到北京。到北京一周后,张元济拜访陈独秀未遇。
讨论编辑教育书和改订本版教科书事时,蔡校长问:“排印速度如何?” “如无图表就快了。”张元济52岁,和蔡元培同岁。“只有石曾所编生物学有几幅插图,其他的很少有插图。”说着,蔡元培将已写好的书稿《人类学》、《心理学大纲》和《欧洲文学史》给张元济看。
谈到板式和字号,胡适说:“可以用四号字横行。书照‘科学’式,用五号。如何校对呢?”上海印刷,北京校对,毕竟不方便。张元济说:“制成纸版,打样后送校,少则挖改,多则附勘误表。”陈独秀问:“合同所限字数,每册不得过15万字,恐难免逾越。”陈独秀准备的是文字学考证方面的书。张元济说:“合同本来有彼此协商的话,此不过希望出书价格稍廉,易于推销,避免降低编辑人员的兴趣。”陈独秀点头,说:“这样就好。”
会议结束后,陈独秀问张元济:“每书另订契约一节,我还不明白。是否说本约已满,而每书之专约仍有效?”张元济说:“就是这个意思。”陈独秀问:“每本印多少册?”张元济说:“约500册。”胡适在一旁听了,说:“太少了。”张元济说:“有纸版,随时可以补印。”
初见毛泽东
1918年7月20日,已近大暑。下午下了几滴小雨,可惜一会儿就停了。吃过晚饭,鲁迅写了《我之节烈观》。写之前,他将今年已印出的几期《新青年》翻了翻;4卷3号上有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长篇大论;鲁迅写道:“康有为,指手划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他先列出陈独秀、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及胡适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以为呼应。因为是周末,鲁迅写了一个通宵,好在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一般是没有人来坐的。天亮时,文章写好了,5000多字。
8月下旬的一天,一位来自岳麓山下的年轻人风尘仆仆走进北大校园,他便是杨昌济推荐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的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毛泽东见到了陈独秀。听到毛泽东提到《体育之研究》一文,陈独秀眯着眼笑了:“对了,对了,毛泽东,正好二十八画呀。”
在北大,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最多,此外还拜访了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人,并与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陈公博、谭平山等学生交往,但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秋日的一天,北大德文预科班的罗章龙,和另外两位代表找到陈独秀在北大红楼的文科学长办公室。上月15日,罗章龙和毛泽东、张昆弟、李维汉等十余人,离长沙到北京。9月,罗章龙考进北大预科,住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
罗章龙班上的学生德文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外交人员的子女,在德国生活过,有的在青岛大学学过德文,还有的就是罗章龙这样的,只在中学学过。因为水平不齐,大家的学习进度意见不一,最后决定三种类型的学生各推一名代表,请校方出面解决。
“你们来干什么?”陈独秀问。罗章龙等谈了情况,提出分班的要求。“分班?办不到,目前教员和教室都没有多余的。”陈独秀说。罗章龙说:“是否可采取甄别的办法,部分同学经过考试合格后,可升到本科学习。”陈独秀听了不耐烦,打断了他的话:“你们学生是想读书,还是想早毕业?你们希望早毕业好做官宦?多读两年书有何不好?”
一位代表申辩说:“不是这个意思。再说早毕业进入社会、转入仕途也不是坏事。”陈独秀近来情绪不好,发火说:“你们根本不想认真读书。你们平时对社会上的重大问题也不愿研究,只知道考虑个人……”见陈独秀发脾气了,罗章龙等同学知道问题不能解决,赶忙离开。陈独秀见同学们“诺诺”转身,不欢而散,起身送他们到门口。他对走在后面的罗章龙说:“你是哪里人?”“湖南人,湖南联合中学毕业生。”罗章龙说。陈独秀点头说:“你且留下,我们再谈谈。”
回到办公室,陈独秀问:“你说说看,这事该怎么办?”罗章龙说:“同学们的意见是合理的,并不过分。没有教员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责任,可以转告学校有关部门,让他们解决!”陈独秀点点头。罗章龙继续说:“同学们要求通过甄别考试,提前毕业,也是正当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说我们都是怀着做官的思想。今天没有解决问题,大家不会就此罢休。”陈独秀若有所思,点点头。罗章龙便告辞了。
回来后,大家果然不同意陈独秀的答复,请三人再找陈独秀交涉。这次,陈独秀答应向学校反映学生分班的要求。他说:“提前毕业还要教育部核准。”
《每周评论》
1918年11月4日,天已渐冷,鲁迅写通信《渡河与引路》。起因是夏天玄同编5卷2号时,冒出一句“唐俟也不反对Esperanto,以及可以一齐讨论”的话。Esperanto(世界语)是波兰柴门霍甫1887年创造的一种国际辅助语。《新青年》第2卷3号(1916年11月1日)起,陆续发表讨论世界语的通信,当时孙国璋、区声白、钱玄同等主张全力提倡,陶孟和等坚决反对,胡适主张停止讨论。因此,钱玄同在5卷2号(1918年8月15日)“通信”栏里说:“刘半农、唐俟、周启明、沈尹默诸先生,我平日听他们的言论,对于Esperanto,都不反对,吾亦愿其腾出工夫来讨论Esperanto究竟是否可行。”
鲁迅知道,陈独秀赞成世界语,认为有利于世界将来去国别、归大同。鲁迅也说:“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Esperanto。”但鲁迅和陈独秀不尽同,认为将来是否必有一种共同的言语,现在没有讨论的必要。
11月24日上午,胡适接到母亲病逝电报后,到北大红楼向蔡元培请假,顺便到文科学长室和陈独秀打招呼。听说胡母去世,陈独秀说:“啊?这实在不幸!后天讲好商议创刊《每周评论》的事,你是参加不上了。”“回头你和守常、作人说说……”胡适喉咙有些嘶哑了。对于陈独秀等人热心办《每周评论》,胡适似乎没有多大的热情。他尤其对李大钊写《Bolshevism的胜利》不感兴趣。胡适曾和陈独秀说过,《新青年》应该坚持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因此,《每周评论》的创办是有尊重胡适主张的成分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政治有很浓的兴趣,为了尊重胡适的意见,也为了自己的政治上的兴趣,所以办了这张小报,专门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但陈独秀不希望胡适站在《每周评论》的外面,叮嘱说:“如回家有诗作,望尽快寄来。”
陈独秀、李大钊办《周评》的意见,得到张申府、周作人、高一涵的支持,加上胡适、钱玄同、刘复、马裕藻、沈尹默等人对《每周评论》也支持,最后确定《每周评论》编辑部设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发行所设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安徽泾县会馆。参加的人交5元大洋,做开办经费。
12月21日,旧历冬至的前夜,北京的夜已很冷了。李大钊和张申府到宣外大街北京《晨报》的印刷所。无论如何,他们必须在今夜完成《每周评论》第一号最后的校对。陈独秀在《发刊词》里写道:“《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这一夜,两人校到凌晨4点。第一期组稿,为了模糊警察厅的注意,登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连高一涵看后都说,尽是些迂腐的议论!
1919年年初,《新青年》轮到陈独秀编,然后依顺序是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其他人有特殊情况不参加编,陶孟和要去欧洲,周作人去日本,鲁迅因绍兴县馆不能再住,要找房子,找好房子后还要回绍兴接母亲来北京住,因此确定这年轮编计划时,这几个人都没有安排。
新年伊始,陈独秀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为《新青年》四支大笔之一的钱玄同辩护。钱玄同主张废汉文,陈独秀认为是“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但社会上人因此怒骂讥笑钱玄同,陈独秀则当仁不让。“若是因为拥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受到攻击谩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字里行间,已有血腥气。
元旦正好逢出版《每周评论》第二期,李大钊写了一篇《新纪元》社论,提出“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胡适更认准了自己的判断没有错,下决心不给《周评》写文章,后来碍于面子,答应写点小说。李大钊明显感到,胡适对自己态度上的变化始于自己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讲和《Bolshevism的胜利》文章,这使胡适很不以为然。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说,“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胡适写信在美国的朋友张奚若面前叫苦。张奚若回信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他的《Bolshevism的胜利》空空洞洞。”在《新青年》同人中,张奚若只恭维胡适、陶孟和,对陈独秀、鲁迅等人,他赞成蒋梦麟的话——“无源之水”。
田必美
1919年1月中旬,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鲁迅一开始就对此次会议很怀疑,“都说公理战胜了强权;还向公理颂扬了一番,客气了一顿……将来如何收场,我是毫无经验,不敢妄谈”。陈独秀比鲁迅说得更激烈:“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吗?”
整个一月,钱玄同、刘半农轮番上门,或写信或一道来坐,少不了替陈独秀催稿。他们来催一次,鲁迅便做一篇随感录。钱刘陆陆续续来五次,鲁迅便做了五篇随感录。陈独秀对鲁迅谈进步美术家一文很感兴趣。凑巧自己最近写《答吕澄〈美术革命〉》一文,鲁迅的文章正补了《新青年》谈美术的不足。陈独秀嗣父陈昔凡是清末画家,家中藏有200多件王石谷的山水画。可惜二次革命后被马联甲抄走了不少。王石谷的画在京城能卖大钱,但缺点是临摹仿古画,并不追求自家创作。这种方法陈独秀并不感兴趣。因此,陈独秀主张美术革命,要学西洋画写实精神,不落古人窠臼。鲁迅自己爱画画,也肯花钱搜集画。因此在美术知识上,比陈独秀专得多。
正月,光绪举人林琴南化名林之在《新申报》“蠡叟丛谈”上发表小说《荆生》和《妖梦》,攻击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真是无聊的举动。”看到《新申报》,李大钊来到文科学长办公室。“这个伟丈夫荆生,大约是他的学生徐树铮吧。算什么本事,拿军阀吓人么?” 皖人徐树铮做段祺瑞的军事参谋时,曾南下镇压辛亥革命,当时正操纵安福国会。“抱陆军部次长的大腿,靠写胡编乱造的小说出气,不是正派人所为。”一向心平气和的李大钊也有些愤愤然了,这些人是不怕什么“伟丈夫”的。回到图书馆主任室,李大钊拿出书刊用纸放在红漆书桌上,在绿格竖写的竹纸上写出《新旧思潮之激战》7个字,开始反击林琴南的挑战。
不日,蔡元培也到北大红楼陈独秀办公室闲谈。“这家伙出语伤人,连我、适之、玄同一起骂了。”陈独秀点了一支烟说。“田必美、狄莫、金心异,细一想,还真是你们3个。”蔡元培说。《荆生》里讲,有三个人在一起放言高论,诋毁前贤,被荆生痛打了一顿。“田必美”指陈独秀,“必美”与“独秀”同,“狄”与胡适的“胡”同,“金心异”与“钱玄同”同。“到底是古文学家,对仗工整,亏他想得出。还好,只是被痛打一顿,没有抓去杀头。”“不至于。新旧思想交锋,难免讲过头话。”蔡元培想起,钱玄同也骂守旧派为“谬种”。
“你也被骂了呢。”陈独秀笑道。“是么?”“这‘元绪公’不是讲你么?”陈独秀提醒蔡元培。《妖梦》里的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影射胡适,白话学堂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林纾写道:白话学堂有一“毙孔堂”,田秦二人毁伦常,赞扬白话文,元绪则点首赞赏。有一个能啖月亮的罗喉罗王妖魔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邱,臭不可近”。蔡元培和林琴南都是清末科举出身,以前也认识,入主北大时,有人提到聘林纾教国文,蔡元培考虑其桐城文风已过时,未加聘用。蔡元培不聘林纾后,徐树铮请“恩师”到自己主办的北京正志中学讲授《史记》。林纾希望“荆生”打“田必美”,就是唆使北洋军阀干涉新文化运动。刘半农已明显感到,文字狱黑影渐渐压了过来。
全无根据的谣言
和林琴南发表隐射小说同时,1919年2月,《神州日报》发表北大学生张鹆子(张厚载)《半谷通信》,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人,以思想激烈,受到政府干涉,陈独秀已去天津,态度消极云云。无风不起浪,张厚载发表《半谷通信》起因是北大关于文理合并的改革。理科的秦景阳等人不帮夏浮筠,恨他废止年功加俸和每年更换聘约制度(不知道是胡适的点子),也不希望本科学长落到陈独秀头上,建议用教务长取代学长。蔡元培还没有采纳,张厚载便迫不及待将此消息公布,加上揣测之辞,犯了捕风捉影大忌。
张鹆子去年曾来信谈新文学及中国旧戏问题,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给予反驳。
一年前,张厚载对胡适编《尝试集》也有微词,说胡适“轻于尝试”。
2月19日上午,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在文科学长室闲谈。“适之太容忍了!看得起宋春舫,看得起张厚载……再这样,我要脱离《新青年》了。”钱玄同生气地说。去年,胡适给张厚载写了一封信,张厚载到处炫耀;此后,胡适找张厚载写文章,请他帮自己找材料,两人来往频繁,引起了钱玄同的反感。
陈独秀、胡适等人名气很大,张厚载的流言立即被上海等报刊转载,《神州日报》一时走俏。张厚载见陈独秀缄默,3月初,又在《神州日报》发表《半谷通信》说,“北京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