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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李大钊看了，知道胡适针对的不是别的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针对的主要的不是陈独秀，而是自己，说：“胡适真是胡说，不懂主义，怎么研究问题？”一次胡适讲课，文言白话掺着讲，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写到自己写了“胡说”，成了笑话。胡适无所谓，去年上半年作诗《胡说》，讽刺“拟古”。
7月下旬，李大钊利用回老家避难时间，写了反驳胡适的文章。适之说“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不错，纸上的空谈的‘主义’是危险的，但主义本身并不带来危险呀？！”李大钊直接了当地写道：“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拉杂写了三五千字，李大钊自觉口气还是心平气和的。反复看了几遍后，8月初寄出。胡适将李大钊的文章登在8月17日《每周评论》35号上，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载在下一期《每周评论》上。
秋天，李大钊从五峰山回到北京。对于胡适的反驳，李大钊觉得和他的前文重复，不必再反驳了。胡适似乎话还没有说尽，又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专谈输入学理的方法，拟刊在《每周评论》8月30日37号上。就在这天，徐世昌政府查封《每周评论》。
9月上旬，急欲与西南和解的徐世昌政府派出和谈代表许世英到上海。针对沸沸扬扬的陈独秀案，孙中山说：“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许世英连连点头，说：“东海、心湛都是主张从速开释陈独秀的，孙先生的意见，我立即打电报回去禀报。”
孙中山发话后，9月16日下午4时，警察厅同意安徽同乡会以陈独秀胃病为由，保释出狱。出狱前，警方当着保人的面，提醒陈独秀行动仍受限制，重大行动须得政府批准。当天，北大同学会召开欢迎会，欢迎陈独秀出狱。会议主席张国焘致欢迎辞说：“我代表北大同学，热烈欢迎陈先生光荣出狱，并对陈先生狱中所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问。” 张国焘二十二三岁，江西萍乡上粟人。陈独秀见他方方的脸盘，鼻隆眉直，话虽不多，却很得体，对这位北大理学院的学生印象不坏。他致答辞说：“此后无论是否在北大工作，都将和同学们一道与恶势力作斗争。”北大已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一职，改任国史馆编纂。
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写了欢迎诗：“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刘半农的欢迎诗开头是：“D——！我已八十多天看不见你。人家说，这是别离，是悲惨的别离……”他们来看陈独秀时，房里进来了一个獐头鼠目的陌生人，客人只好告辞。来人是警方的探员，奉命每日到陈宅巡察，并叫陈独秀填写《受缘戒令者月记表》。
思想界的明星
1919年中秋之后，仲甫邀玄同、半农、守常、适之、尹默、启明等人开了编辑会议，鲁迅因修理八道湾房子；没有来。但启明说了长兄的意见，最后还是鲁迅意见占了上风，反对胡适一人编《新青年》。决定从12月1日7卷1号起，《新青年》仍由陈独秀一人编。蔡元培回校后，邀陈独秀任历史系教授。
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出版，晚上，胡适作《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继续主张研究一个一个的问题：“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大罪案……”在胡适看来，陈独秀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陈独秀对《新青年》“罪案”作了个承诺，但陈没有替新文化运动下定义。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表现出“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两种趋势。新思潮的惟一目的是再造文明，即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陈独秀出狱后，对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有了倾向性，但他对布尔什维主义并没有多少了解。他写文章说：“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的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主义。”
冬天的一个夜晚，上完法文班的潘赞化顶着初冬的寒风离校回家，远处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人影以手抚肩背，瑟瑟缩缩向他迎面走来，像是沙漠上一只离群的小羔羊，走近才知是延年。陈独秀去北京后，延年、乔年兄弟住在亚东店堂的地板上，今年入震旦大学读书。
见延年仍然穿着秋天的夹呢袍，潘赞化停下问：“你不冷吗？”延年说“还好”。“到我家去，我给你找件棉衣。”潘赞化怜悯地说。“不需要，谢谢。”延年摇了摇头。近日，他打算和乔年赴法勤工俭学，正在刻意吃苦锻炼自己。潘赞化不再勉强他，问：“上次，你父亲在北京被京警局长吴炳湘逮捕，不少朋友以同乡关系营救他，你知道吗？”“已听说了一些。”延年当时已和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黄凌霜、郑佩刚等人有来往。“你对此事有什么想法？怕不怕？”“既作就不怕，怕就不作。况且这次学潮的意义千古未有。情况这么复杂，肯定有危险；仁人志士有这么一个机会光荣牺牲，是求之不得的呢，有什么可怕的。”潘赞化吃了一惊，说：“假如同仁救援无效，你会怎么想？”“中国失去一个有学识的人罢，当然可惜。”延年说。
1920年1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到箭杆胡同9号，拜访陈独秀。“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办了《湘江评论》，这次带一班湖南人进京请愿，要求驱走湖南军阀张敬尧。《湘江评论》创刊于去年7月14日，连载了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长文。
胡适在《每周评论》36号上写文章推荐说，这篇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毛泽东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曾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谈到驱张运动，陈独秀赞扬道：“我觉得你们湖南人的精神十分可贵，懂得生命的价值。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我很赞赏你们驱张，也赞成你们打算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最后，陈独秀答应毛泽东，作一篇《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支持驱张运动。这次见毛泽东，陈独秀增添了对湖南青年人的好印象，趁着余兴未了，他研墨挥毫，写道：“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第五章 创立共产党（1920。1…1923。1）
相约建党（1）
1920年1月底，陈独秀接受湖北学生联合会邀请，去汉口讲学。与此同时，陈延年、陈乔年登上一艘海轮，从上海开出，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科伦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得港向马赛驶去，开始了漫长的赴法勤工俭学生活。
在上海住了4夜，2月2日凌晨，陈独秀乘大通轮去武汉。船过家乡安庆，雄巍的振风塔挺拔如故，塔檐下的风铃光秃秃地悬挂空中，轮廓明快清晰，使人增添了萧瑟苍凉的感觉。塔的不远处，陈家大洋房已失却了昔日的豪华，掩没在一片错杂不齐的民宅之间。站在船舷边，陈独秀一阵难过，产生了一种未曾有的负疚感。
2月5日上午，武汉学生联合会、文华学生协会在文华大学召开千人大会，欢迎陈独秀的到来。陈独秀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几个大字。陈先生的字迹流利遒劲，引起了台下学生的啧啧赞叹。陈独秀说：“中国的存亡决定于社会改造，而求之于根本之解决，又非从教育上着手不可。”陈独秀的演讲引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鼓乐声和掌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
“陈先生，您的演讲精彩极了，我想找您做一次专访。”散场后，一位青年记者紧跟在陈独秀身后说。陈独秀接过青年人递过来的名片，笑着说：“可以，可以。”名片上写着“包惠僧”三个字，一个出家人的名字。
陈独秀演讲安排得很满，两天安排了4场演讲。2月7日傍晚，包惠僧来见陈独秀，因为要到普海春赴宴。陈独秀和包惠僧握手说：“这次来汉，有负诸君厚望，还望你转达我的歉意，请诸君原谅。”走到门外，陈独秀放低声说：“湖北官吏惟恐我在汉多呆一日，当局如此压迫言论自由，和北方没有两样。这种局面，倒是最令人担忧的。”当晚7点，陈独秀由大智门登车回北京。
陈独秀哪里知道，在北京，一张捕捉他的大网正在加紧编织之中。1月底，陈独秀刚一离开北京，警探就发现出了问题，陈独秀不见了。陈独秀在武汉演讲的消息经华中报纸传开后，引起北京政府的愤怒，限期要警察署交人。警察署慌张一团，纷纷到火车站和陈宅侦查陈独秀行踪，打算一等陈独秀回来，立即逮捕归案。
高一涵等人听到风声，和李大钊商议，派人到西车站等候陈独秀，但派的人在西车站没有接到陈独秀。陈独秀糊里糊涂回到寓所，他稍事休息，坐下来写了几份请柬，邀请胡适等人来家中晤谈。这时一位警察进来了，他已在陈家门前转了几天，发现陈独秀在家，大吃一惊。“啊，陈先生，你怎么没跟我们打声招呼就离开北京了啊？”警察说。陈独秀忙解释：“一点急事，家里的事情，时间不长，就没有和你们打招呼了。”为了缓和口气，警察点燃一支烟说：“你现在是名人了，能不能给一张名片啊？”陈独秀递了一张名片给他，警察放在口袋里，又闲扯了几句，急急走了。
陈独秀警觉起来，他前脚进门，警察后脚步进来，十分蹊跷。他立即带上随身要用的东西，去了胡适家。一看胡适家不是藏身之处，又去了李大钊家。陈独秀将他回家遇到警察的事对李大钊说了一遍。“仲甫，北京呆不下去了，想法子回南方吧。”李大钊担心地说。陈炯明支持办西南大学，陈独秀回南方是个机会。“我也这样想。”陈独秀现在已被北洋政府盯上了，不走也得走了。“只是乘火车和小汽车是万万不行了。”陈独秀想起家中遇到的那个警察。李大钊决定亲自送陈独秀逃离北京，说：“我们先到天津，再从天津乘船去上海。”
连夜，陈独秀、李大钊二人来到北大化学系教授王星拱（抚五）家，王星拱是安庆怀宁高河埠人，和陈独秀是正经老乡。王星拱忙给陈独秀戴上一顶毡帽，穿上王家厨师穿的一件油渍斑斑的背心，装成病人。李大钊装成生意人，携带几本账本及店家用的红底片子，两人雇了一辆骡车，连夜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
雪后的夜晚，大地是白茫茫的一片，旷野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骡身上的铃铛有节奏地响着，急急地向前奔去。两只轱辘在脆嘣嘣的雪地上留下了崭新的辙印。
进入旷野以后，李大钊和陈独秀松了口气，因为兴奋，两人一点倦意也没有。“仲甫，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Bolshevism式的政党？”李大钊决定利用送陈独秀的机会，和他交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看法。“好啊。我以前是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的。倘若那个时候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我是不干的。”陈独秀欢快地说。上个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说，永远不加入“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哦？现在怎么变了呢？”李大钊问。“没有变。苏俄式政党是谋求全社会幸福的政党，再说……”陈独秀用力吸了一口烟说，“我声明不加入这样的党，并没有声明不发起一个自己信仰的党啊？！”“说得好。”李大钊话音刚落，两人不约而同地一起纵情大笑起来。赶车人受到情绪感染，随着轻轻的一声吆喝，“叭”的甩出了一个响鞭，骡车欢快地跑了起来，客人的笑声与有节奏的骡铃声车轱辘声响成一片，在白雪映照的空旷原野上久久回荡……
这一夜，两人亲密地交谈分头在南北筹划建党事宜，只到拂晓。一团血红的日光冲破黑暗投向大地，皑皑白雪被反衬得眩人眼目。这是新世纪的曙光，五彩纷披，光芒万丈。
相约建党（2）
在天津分手时，李大钊握着换了新装的陈独秀的手说，“我马上给许德珩、张国焘他们拍电报，让他们给你联系房子。你只管放心的在船上睡觉”。陈独秀紧紧地拉着李大钊的手，用力摇了摇，“你也要保重”。一夜未眠的交谈之后，陈独秀感到和李大钊的感情又近了许多。自长兄去世后，陈独秀多年没有体会到这种手足亲情了。
维经斯基来华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外国船到达上海，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高高的门楣上方，有一个砖砌的“A”字形的门檐。以前这里是柏文蔚的住宅。许德珩、张国焘等人接到李大钊的电报，帮陈独秀找到房子。
陈独秀到上海后，去汪孟邹家坐。潘赞化连忙来见，几句话一讲，潘赞化就提到了延年、乔年。赴法前，兄弟俩回了一趟家乡安庆，与祖母谢氏、母亲及亲友道别。家里人见两人脸色憔悴，衣服破旧，十分伤感。祖母要给他们添置衣服，两人见家境不好，拒绝了。陈独秀到上海的同时，延年兄弟俩到达了马赛。2月3日，到达巴黎，住凯旋门附近哥伯凡街32号。为了解决二陈出国所必须的400元旅费（三等舱300元一张票），吴稚晖于去年11月23日给上海留法勤工俭学执事沈仲俊写信说：“陈先生昆仲为陈独秀先生之令嗣，志行为弟等所敬佩。”希望沈仲俊“大力设法为之招待，俾得早日成行”。一个月后，吴稚晖又写信请沈仲俊为陈延年等人“觅得船位西行”。陈独秀担心儿子和吴稚晖靠得太近，成了无政府主义者。
正月里，鲁迅和二弟谈到刊印《域外小说集》的事。这本书是宣统元年在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的。两人决定请陈独秀帮忙，找群益书店出版，但版权不给群益。周作人给陈独秀写信时，将鲁迅《〈一个青年梦〉的正误》附寄。陈独秀给周作人写回信说：“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陈独秀到上海后，向记者发表谈话说，“北京市民还没有觉醒，仅仅只有学界运动，力量薄弱。广东人民活泼勇健，腐败空气没有北京厉害，因此，改造广州社会比改造北京容易些。” 他不赞成吴稚晖的主张，把西南大学办在上海租界，因为设在租界倚人为生，寄人篱下，大学失去了独立性难以发展。他更不赞成李石曾提出在巴黎办中国大学的主张。
3月4日，旧历正月十四日，张元济到上海霞飞路221申江医院，看望住在这里的陈独秀。张元济今年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经理，改任监理，忙着出版《四库全书》，并请沈雁冰主持《小说月报》。谈到今后的打算，陈独秀说，准备和章行严、汪精卫等办西南大学。汪精卫、吴稚晖、章士钊、李石曾等人已先期去广州。陈独秀打算等邮船一到，即去广州与他们会合。次日，章士钊从广州拍来电报：西南大学办学大纲已经政务会议通过。但校址因广州政潮突起，决定迁回上海。章士钊、汪精卫日内即回上海。陈独秀只好取消广州之行。
就是这时，上海陈独秀寓所来了一位李大钊介绍来的俄国客人，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之路。来人是伊尔库茨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吴廷康），同行的有夫人库茨涅佐娃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还在陈独秀关押在监狱时，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得到了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同意，并派他作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抵达远东具体实施这个提纲。当时的交通不发达，东亚书记处所在地伊尔库茨克与中国的联系有4条道路。
李大钊在信中介绍了维经斯基一行的目的：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说：“我和李大钊多次谈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这次吴先生和杨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杨明斋将陈独秀话翻译后，吴廷康说：“我这次来华的任务，是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社团建立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维经斯基中等身材，态度沉默，一口流利的英语。陈独秀说：“吴先生想和中国先进分子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