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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谋生手册-第3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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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一点端倪,估计能够追回将近一万的银钱,而姚府尊有了这笔银钱,在此次善后的事情上,能做的事情就多了。”

    尽管汪孚林只说是端倪,又巧妙地声称这笔钱有希望追回,但姚辉祖还是从中品出了滋味来。休宁婺源闹得这么大,却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平复下来,汪孚林下的功夫绝不会是像其现在嘴上说的这么轻易,这一点从他见到汪孚林走路都有些不大方便就能够看得出来。如果不是来回奔走,哪里这么巧就休宁那边乱民反过来拿了那几个恶棍,而险些被劫的婺源县令吴琯怎么就被人救了之后送回去弹压大局?

    尤其是前面一件事,说得不好听一点,休宁那些棍徒那是聚敛无数却遭了黑吃黑!至于那笔钱,汪孚林其实大可以闷声不响自己搂进就行了,根本不必拿出来,可人家却大大方方拿了出来给他,别说他姚辉祖家境本就富裕,就算他穷疯了,也不会拿这笔钱往自己腰包里揣?

    这笔飞来横财确实很适合用来弥补此次大乱,用来给自己刷政绩!

    姚辉祖用激赏中糅合着几分谢意的眼神看了汪孚林一眼,这才若有所思地说道:“但这笔钱的名义呢?”

    “歙县程许汪吴鲍黄等几家名门,以及休宁那些属于徽州米业行会的粮商慷慨解囊。”

    汪孚林毫不客气地给这笔钱找了一个非常风光的名义,见姚辉祖先是愕然,随即就笑了起来,他知道对方算是认可了,这才叹了口气说道:“当年,为了充实歙县预备仓,我和当时还是歙县令的岳父一块捣腾出了一家义店,我拿出一部分钱,岳父则是挪用了一部分县衙公费,后来,预备仓满了,甚至接连两年在征收税赋的时候,减少了县衙公费,其实也就算是变相减少了夏税丝绢这一档子事。这本来只是临时措施,挪用的那一笔公费以及盈余都已经在上一任徐县尊在任的时候收回去了,可惜薛县尊却是上任就惦记这一茬,直接就向义店伸手了。”

    汪孚林说到这里,就微微笑道:“姚府尊你是明白人,我也不说暗话,其实这无非就是用商家的生财之道,来填补县衙以及赋税的亏空,但这是临时性的,不能作为永制,更不能留在纸面上,否则成为永制,徽州府的商人们就会永无宁日!所以,虽说这一万多两银子我能够轻轻巧巧钱生钱,利生利,不用放高利贷就能变出大利,但姚府尊你是年富力强的清白好官,下一任下下一任就难说了,故而这次我不敢再用这种办法来填补官府亏空。”

    姚辉祖有些尴尬地笑了笑。虽说汪孚林那灾星名头确实如雷贯耳,但他却也知道,这位年纪轻轻的进士也同样生财有道,至少徽商们因为那遍布浙江和南直隶的银庄票号网络,一下子占得先机,而且赚得盆满钵满,再加上当初义店私业公用先例还在,他确实打过汪孚林的主意。可汪孚林既然把缺口给堵住了,他就只能表示自己绝对没想过这样的主意,而是诚恳问计。

    “虽说都察院刚刚被首辅大人整饬过,但如若用这笔钱来官营产业,自然会被人怒斥为与民争利。所以,这笔钱财,就是歙县以及休宁的富商眼看五县乱起,歙民无辜遭害,故而慷慨捐资襄助重建。”说这话的时候,汪孚林想起县城被打砸的主要就是帅嘉谟家,可以说歙县反而受害很小,这借口也就只能喊着好听,他不禁心下哂然,“至于重建是不是用不完这笔钱,所以用来填补一部分今年的夏税丝绢,这样今年歙县减征一部分丝绢,那是另外一回事。”

    见姚辉祖没有反对,汪孚林就继续说道:“而府尊可以让民间抛出几个朝三暮四的建议,比如不再均派夏税丝绢,而是取歙县均平银中一部分加派给下头五县,这样显然不可能被下头接受的方案,等民间哗然讨论,然后向南京都察院禀报,就说徽人尚气好争,如今天下承平,而歙县所派丝绢甚至高于浙江布政司通省,不合情理,恳请加以宽恤,少征丝绢,如果担心名义,可用歙县船税、茶税、祠租、麦米支剩、夫银这些杂项填补。此次休宁婺源险些闹得这么大,每年丝绢仍是独派歙县,但因此少征一两千,拆东墙补西墙,朝廷也许是能能够同意的。”

    PS:昨天情人节?早忘了……(未完待续。)

第六四三章 架空和减负

    听到要拆东墙补西墙,姚辉祖有些犹豫,可汪孚林竟然不偏私歙人,他却不免意外。可当看到汪孚林从袖子里拿出两张纸,他接过来拿在手上一看,见是两个自己从没见过的古怪表格,其中很直观地罗列着当初朱元璋还没登基时,龙凤甲辰和乙巳这接连两年各县夏税秋粮额度的变化,其中五县所征米麦都是大幅度增长,唯有歙县是米麦都有下降,唯独加了一项丝绢税,他就明白了过来。

    也就是说,歙县独派夏税丝绢也许有些不公,但还没到那么不公平的地步,毕竟乙巳改制的时候,每个县都负担加重了五成到数倍不止!

    “虽说对一个不产丝的歙县加征丝绢,而不是像徽州府其余五县那样增加米麦,但从数字来看,很有可能是乙巳加税的缘故。当然具体如何谁也说不清,毕竟,数额实在是大得出人意料。总而言之,只要争取歙县减丝绢,而与此同时其余五县不多派,府尊离任的时候,肯定能进名宦祠。而趁着首辅大人整饬学政,府尊敦请提学大宗师好好整顿一下徽州一府六县那些生员,多革退几个无德无行的讼棍,这同样也给其余府县立了榜样。”

    “至于刚刚说的那笔钱,修缮那些被毁坏的房屋之外,至少还有七八千,府尊可用于抚恤一府六县老者,又或者给社学添置书籍,或者修路造桥,总而言之,府尊要做什么福泽六县的事情,就宽裕多了。”

    汪孚林这个送财童子给姚辉祖直接送了一万多来路清白。可供各处发挥的银子。姚辉祖自然心情好了不少。再加上给他出了个哪怕不算最好,却也是矮子里拔高子,比较合乎情理的主意,在官场混迹多年的他也很清楚确实可行。因此汪孚林走时,他自然亲自将其送到了府衙內仪门。只不过汪孚林临走时对他提的另外一件事,他却是忍不住犯踌躇。

    歙县令谁当都不要紧,但现在这个薛超绝对不能留!

    强龙不压地头蛇,薛超虽对于汪孚林这最后流露出的强硬有些小小的嘀咕。但薛超那贪婪无能确实也让他颇为恼火。更何况,他是张居正的心腹,不是张四维的心腹,张四维的同乡无能,他有什么好为其回护的?更何况,汪孚林能够给他带来的利益和政绩,比小小一个薛超要来得重要得多。就如同薛超想要把帅嘉谟丢出去当替罪羊一样,他何尝也不想找个替罪羊丢出去挡灾?

    此次的乱子闹得这么大,余懋学如何用不着他去操心,想来锦衣卫和东厂自己会去编排。至于官面上要负责的人,歙县、婺源、休宁三个县的县令是最好的选择。但婺源县令吴琯是有名的四不县令。强项的好官,婺源的一片乱局也是他安抚弹压下去的,至少是功大于过。休宁的陈县令确实昏庸无能,甚至被人软禁在了府衙里,可终究不像薛超那样前头上蹿下跳,后头就半点担待也没有,所以申斥罚俸没问题,夺职就不大妥当了。

    用薛超这样一个之前首倡均平夏税丝绢的县令平息五县民众之怒,同时平息歙县乡宦的不满,还是很划算的!

    歙县县衙之中,薛超本来只是气急晕倒,可听说了徽州知府姚辉祖竟然让喻县丞署理自己的县令之职,他赫然又惊又怒,立时大骂了刘师爷一顿,这下真的是气病了。然而,等到几帖药吃下去不见好,他又想起刘师爷的时候,叫来亲随一问,这才知道刘师爷已然留下一封书信请辞,不待他同意就飘然而去。而他展开那封信时,只见刘师爷的文风言辞极其生硬,甚至还写明,日后会把他的教训转告其他同仁,引以为戒,这下他才真有些慌了。

    要知道,师爷也是有圈子的,如果他那刚愎自用的名声真的被刘师爷传出去,谁还肯入他的幕?像他这样第一任就是地方官的,不可能和那些储相似的不放出来做地方官,怎么少得了幕僚帮忙?

    “他走几天了?”见身前那亲随面对自己的问题竟然有些迟疑,薛超顿时气得七窍生烟,“我是问你刘师爷走几天了?”

    “前天走的,说是就此离开徽州……”

    “混账东西,这么大的事情竟然早不说!”薛超气得直接劈手砸了床头小几上的一个茶盏,随即觉得脑际一阵晕眩,不由得有些疑神疑鬼。他这是在歙县,县后街上汪孚林就住着,这个在歙县足以一手遮天的地头蛇只要发一句话,他这病还能好吗?他越想越是悚然,越想越是担心,到最后便冲着那亲随喝道:“你给我去府衙求见姚府尊,就说我这病来得蹊跷,恳请府尊不看僧面看佛面,举荐一位稳妥的大夫给我,我铭感五内!”

    见那亲随面色一变,连声答应之后转身就要走,薛超突然又叫住了他,改口说道:“不,不要去找姚府尊,去徽宁道衙门找冯观察!冯观察现在总该回来了吧?”

    得到了那亲随肯定的答复,薛超立刻赶了人走,继而往枕头上一靠,没多久突然又想起一事,叫了人进来伺候笔墨,提起精神预备写一封信送给张四维和王崇古。然而,平日文思如泉涌的他眼下提起笔来却是不知道该写什么,每次都只写了几个字就不耐烦地将信笺揉成一团往地上一扔,到最后干脆丢下纸笔在那儿生闷气。

    如若有刘师爷在,怎会需要他带病亲自动手?

    然而,他这边一封信尚未斟酌好,去府城见徽宁道冯观察的那个亲随却已经回来了。面对薛超那满脸期盼的眼神,那亲随只能深深垂下头,小心翼翼地说道:“冯观察说,徽州府这些大夫都不是吃白饭的,县尊不过是气急攻心的小病。哪里就看不好?县尊请的这个大夫。他看过。姚府尊也看过,让县尊不要心急。须知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听到连冯观察都这么说,分明在暗中责备自己疑神疑鬼杯弓蛇影,薛超只觉得喉头一阵腥甜,可到了嘴边却不得不吞咽了下去。再没有半点侥幸的他狠狠捏紧了拳头,用沙哑的声音问道:“冯观察还有没有说别的?”见那亲随只是摇头,他只能又追问道。“那喻县丞署理县衙事务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

    这几天病得昏昏沉沉,薛超还是第一次打起精神问外头的事。等到他得知喻县丞在三班六房的全力配合下,已经把歙县城内城外都安定了下来,而徽州府其他各县的乱民也已经都散去,局势差不多平稳了,只有相应首恶被送到了府衙,不日即将当众审问发落,他少不得又追问夏税丝绢纷争,可那亲随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火冒三丈的他只能让其去叫户房司吏刘会来。可人去了不多久,却又是一个人回来的。

    “怎么。莫非我这个堂尊病了,他们就一个个都敢不把我放在眼里?”

    “老爷,刘司吏跟着喻县丞去府衙了,据说五县都派了属官和户房的掌案过来,商讨夏税丝绢之事,婺源是那个之前挨打的虞县丞和户房司吏程德焕,咱们歙县自然也少不得派人过去。据说府衙那边传来消息,咱们歙县汪公子带头,好些乡宦富民捐资,休宁那边是米业行会的人捐了钱,一来是重建那些被乱民打砸了的房舍等等,二来也是给伤员抚恤,咱们歙县衙门之前被乱民石块砖瓦砸伤的差役,好些都拿到了疗伤的钱……”

    “别说了!”

    薛超一口喝止了那亲随絮絮叨叨的陈述,只觉得再不打断他更要吐血了。等到把人给轰走,他只觉得浑身上下瘫软无力,心头那股邪火根本没地方发。这一次的事情闹得他灰头土脸,结果汪孚林驱散了乱民之后,还拿出钱来做好人得赞誉?他却要凄凄惨惨戚戚地躺在床上养病,眼看连县令大权都给区区一个县丞谋夺过去了,凭什么他就这么倒霉?

    在歙县县城这一亩三分地上如何做影子县尊,汪孚林自然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尤其是歙县县衙,三班六房中无数眼线时时刻刻通风报信,再加上喻县丞拿到署理的职权后就和打了鸡血似的,办事仔细不说,而且还“虚心诚恳”向几个司吏求教,大方放权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喻县丞和刘会从徽州府衙一回来,坐镇县后街汪宅的他就得到了一份今日府衙议事的详细情报——要不是他特意嘱咐那两人不要直接过来,怕是喻县丞和刘会就要直接来汇报了。

    眼下他手头的这东西是刘会的笔迹,其中提到姚辉祖当众挑明,已经上书请编修赋役全书,以及提请太平府和宁国府派属官一同核查赋役黄册和旧档。这都是他的提议,姚辉祖这位徽州知府不止是口头上接纳了,在实际操作上也是这么做的,对此汪孚林自然放下心来。至于夏税丝绢纷争依旧没个结果,他一点都不意外,甚至都没费心去看刘会复述的交锋经过,扫了一眼就知道纯粹都是斗嘴皮子而已。毕竟,这得朝廷说了算。

    除此之外,刘会在末尾提了一笔,徽州知府姚辉祖将程文烈吴大江等在婺源和休宁煽风点火的事情经过宣示于府衙八字墙,择日审理。他对于这个更感兴趣,想了想便叫来金宝,吩咐他去府衙前头看个热闹,然后将那贴出来的布告内容背下回来复述。

    对于过目不忘又或者说过耳不忘的金宝来说,此事自然毫无难度,他不到一个时辰就打了个来回,将那篇记述两县之乱起因经过结果的布告一字不漏复述了一遍之后,说到围观者的反应时,他忍不住也表现得激愤了起来:“这次的布告是府衙派出专人,一遍一遍反复读给围观人等听的,最初还有人不信,但很快就开始骚动了起来,甚至有人提议将首恶先行在府衙门前枷号示众。世上竟然有这等卑劣无耻的家伙,趁着这夏税丝绢纷争大肆敛财,甚至乱传谣言,他们这良心都给狗吃了吗?”

    见汪孚林似笑非笑看着自己,没有说话,金宝以为是自己说错了,当下便闭嘴不吭声了。可接下来,汪孚林说出来的话却让他大吃一惊。那些汪孚林曾经对帅嘉谟陈述过的徽州府岁办和坐派的数字,眼下金宝又听汪孚林说了一遍,却是比帅嘉谟受震动更大,因为帅嘉谟是早就心知肚明,他却第一次知道,朝廷所谓的轻徭薄赋之后,竟是隐藏着这样的玄机!他犹豫了好一会儿,最终低声说道:“难道就没有正直敢言的人提议减少岁办和坐派吗?”

    “怎么提?你以为有多少科道言官会去看地方府志县志?就算看了,又有多少人会为了小民百姓的利益,去指斥朝廷征收太狠?我给你说一个故事。大明建国之前,太祖皇帝曾经和张士诚苦战十年,到最后军中缺粮,于是就向常州府的武进和宜兴两个县,预借第二年的赋税作为军粮,也就是说,这一年的赋税多征了一倍。有了这样一批充足的军粮,不久之后,张士诚覆灭。你猜猜,这借的赋税之后怎样了?”

    金宝顿时愣住了,他想了又想,最终不大确定地说:“应该是免了这两县第二年的赋税吧?”

    “错,大错特错。”汪孚林勾手示意金宝再上前两步,这才淡淡地说道,“第二年,大明就建国了,太祖皇帝贵人多忘事,预借军粮的这一茬早就完全忘记了,而制定各地赋税的时候,以前一年作为基准,于是常州府武进和宜兴,就是以前一年的双倍赋税作为基准征收赋税。这两地的地方官生怕激怒了上峰以及朝廷,故而根本不敢言明此事,于是一直到现在,这两个县就只能以旧额再加上预借之数合在一起,作为征税的基准。”

    金宝登时倒吸一口凉气,只觉得眼下听到的这些颠覆了自己之前读书读史的所有认识。可就在他只觉得满心混乱,挣扎万分的时候,汪孚林又接下来说出了一件他更加无法相信的事。

    “宣德年间,巡抚周忱开始于东南地区行金花银,也就是不用再将沉重而又容易散失税粮解送京师,而是折银征收。他在到了常州府之后,就知道了武进和宜兴两地的税额竟然有这样大的弊病,但是,即便怜悯两县粮赋过重,他依旧没有向上提请,而是仅仅为两县多争取了一部分金花银作为补偿。是周忱真的不管武进宜兴两地百姓疾苦吗?不是,他在江南期间,屡次提请减免江南重赋,光是苏州一地,就从二百七十七万石减了七十二万石。”

    “然则就因为这样,他反而遭胡濙等人弹劾,而宣宗皇帝也没有同意他降低某些官田过重税额的请求。正因为如此,他知道有些事没法提,不得不另辟蹊径改革赋役均平负担。即便如此,此人晚年却又遭科道构陷弹劾,被迫致仕,三年后便病故了。即便这样敢言而又能干的计臣,都不敢言宜兴武进之事,即便另辟蹊径减轻百姓负担,却仍旧遭到言官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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