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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温病本隶于伤寒论中：章氏说：“温热病皆从伤寒来，伤寒是病之初，温热是病之既”，“昧者不知此旨，以为风与寒是《伤寒论》中病，而于温热病谓不可用《伤寒论》中方，将温病剔出于《伤寒论》之外，另为之著书立论，谓仲景书详于治寒，略于治温，不见论中有芩，连、膏、黄之方，怪诞荒谬，莫此为甚。”章氏继承了恽氏关于温病分为伤寒系温病与非伤寒系温病的说法，将非伤寒系温病归纳为五种，并认为伤寒系之温病即伤寒之阳明病，而这六种温病，统隶于广义伤寒之中，仲景书是论广义伤寒之书，故“论温而跳出伤寒范围，即是歧途。”
4·寒邪为六种温病病原：章氏说温热病之分目，见于《温病条辨》者有九，他举了几个例予来诘难和讥笑吴鞠通，说他“自条白辨，还是辨不清楚”。对《温病条辨》中伤寒六经由表入卫，须横看，温病三焦由上及下，须竖看等说法，认为：“简直是神昏詀语”。按章氏意见，从病型以推究病理，从病理以归纳病名，温病不过六种，此六种温病，俱因伤寒邪而得，所不同者，伤寒系之温病，寒邪先伤太阳，逗留于太阳若干日，然后化燥内传入阳明。非伤寒系之温病，寒邪一开始就迳入阳明（书中对寒邪迳入阳明的病理，有详细解释），所以对柯韵伯提出的“阳明为成温之薮”的论点，同陆九芝等人一样，也是十分的赞赏，认为；“直捷痛快说温热病即阳明证，可以解决许多缴绕问题。”
5·温病下不嫌早说难从：章氏认为不论伤寒、温病，“用下药总须有下证”，若有下证，当下，下之无不获效，若“下之而不通，则下法有未当也。原文屡下不通，然后知有夹邪，治病何得如此荒谬，殆迷信温病下不嫌早之说，轻率从事，以下法试病，幸而屡下未坏，尚有再审夹邪之余地，是岂医法耶。”总之，夹邪下不能通，体虚下不能通等“皆当于事先顾及”若事先不顾及，贸然用下，下之不通，然后知“气虚而屡下不通者，血虚而屡下不通者云云，皆不通之论。”所以章氏说：“伤寒下不嫌迟，温病下不嫌早之说，不可迷信。”
6，治方以大论要略为宗：章氏崇尚仲景学说，认为《伤寒论》中硝、黄、芩、连，栀、膏等，均是为温病设。故主张：“温病应用方剂，当以大论要略为宗。”章氏这一主张，不是墨守成规、守株待兔，也不是固步自封、拒绝新知，这从下述二点，可以得到佐证：（一）反对滥用经方：章氏认为温病初起，用药须辛凉解表，“不宜麻、桂，故《温病条辨》第一方取桂枝汤，荒诞不径。”（二）主张博览广采：章氏对叶、吴之学攻排虽烈，但认为；“其说虽谬，其方间有可取，银翘、桑菊饮二方，于春初风温证，亦有用处。”又说：“三仁汤实为湿热正治之方剂，吴鞠通制此方可以采用。”因为“病变无常，或有不足应付者，仍当博考渚书，不能株守于此也。”
六、结尾简评
1·观点有可取：《温热辨惑》认为温病本隶于广义伤寒之中，《伤寒论》不是只论狭义伤寒之书；以及用下药须以下证为据，不可先有“温病下不嫌早”说横梗胸中等观点，是完全符合客观事实的。认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是“冬不藏精，春必病温”之互词，清轻疗法不足以愈大病，寒邪为六种温病病原等观点，虽是一派之见，但只要我们摒弃门户之见，实亦可备一格，以供研究外感热病之参考。
2·措词常欠酌，满清以降，在寒温之争中，对立双方，措词都相当严厉。《温热辨惑》之攻排叶派，也是如此，这难免使得叶派中人，相当的反感。在学术论争中，不论对古人对今人，观点不同各方，都应心平气和，不宜动感情（如愤慨、痛恨、鄙薄等），因为学术上的谦虚，并不意味着示弱，这确是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从这一角度看，《温热辨惑》中有些措词，确乎欠酌。本文在此提及这一点，目的是期为今后鉴，余此心之良苦，祈识者鉴之。
卷二叶吴学说驳议
《温热论》扬稗
时逸人认为：《温热论》的优点固应继承发扬，但缺点也不能忽略。笔者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但历来之注《温热论》者，出于对叶氏的崇拜，大多是宁为曲释，讳谈瑕疵，极少直率地指出其中之缺点。实则禾稗不辨，流弊无穷，贻误后世，为害不小。基此认识，现作“《温热论》扬稗”如次。
一、温病不都先犯肺
《温热论》开宗明义就提出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之说，吴鞠通又宏其义而敷扬之，谓：“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嗣后这一论点就为该派所公认，并成为当今之通论，如作为全国统一教材的《温病学》①，释“首先犯肺”条之义说；“本条为论证温病证治的总纲。条文首先概述温病的发生发展机理，”但众所周知，叶氏之《温热论》，至少是统风温、湿温二者而言。吴氏之所谓温热病，则有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疟等九种之多。从现代医学病名来看，叶吴之所谓温病，只少包括了下列一些疾病；“流感”，“脑炎”、“肠伤寒”、肺炎、猩红热，中暑、疟疾，“黄疸肝炎”、腮腺炎、痢疾等。此外，流行性出血热，钩喘螺旋体病等，一般也认为属于叶吴所说之温病范畴。按照“南方无真伤寒，都是温热”的说法，叶吴之所谓温热病，包括甚广。然上述疾病，除了“流感”等少数呼吸器病是首先犯肺外，象“乙脑”，“黄疸肝炎”，“肠伤寒”、“出血热”等。根本就不是首先犯肺的。谢诵穆认为温病大体可分为肺系温病与胃系温病二大类，而“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此十二字者……仅为犯肺温病之纲领，决不能包括湿温等胃系温病，以肺系温病之纲领，兼统胃系之温病，谚所谓张冠李戴，泾谓不分也。”祝味菊也说：《温热论》“风行一时，深入人心，以盲引盲，贻误滋多”，“吾人就该篇而论，允宜明辨其瑕瑜而不可盲从也。”余谓《温热论》之不可盲从，“首先犯肺”说，最为第一。我们如震摄于天士威名，唯随众喧喝，人云亦云，对此不明辨其是非，竟把它当作为温病初起之普遍规律看，就难免会用治肺之方药，去治与肺无关之热病，这样，能不贻误病机亦几稀矣！又安可望在初起阶段即收截断逆转之效哉！若外感热病果真都是“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则“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是病不应再加重，何以会“辛凉散风，甘淡驱湿，若病仍不解，是渐欲入营”？原因不外二个：一是病本不关肺而以治肺方药治之，无的放矢，二是杯水车薪，病重药轻，所以主观上希望风与热相离，病即向愈，而客观上从卫入气，入营入血，仍然步步加重。说明叶氏治温病，亦常事与愿违，惟彼不自知，故仍以“首先犯肺”立说以诲人。惜乎被王孟英等奉为圭臬之《温热论》，竟开首即错，此客观之事实，无庸为贤者讳。故吾人治外感热病，“不得以首先犯肺，以印定后人眼目，”否则必有“理论与实际脱节的舛误”，“如外感初起，并无呼吸器的症状，一概认为在手太阴，未免无的放矢。”②时逸人的这些说法，无疑是正确的。
二，辨卫气营血与伤寒异
卫气营血的辨证方法，最早开始运用者为张仲景，如《伤寒论》53条明文指出：“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营气和，营气租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营气谐和故尔”，所以时逸人说：“太阳篇中，已包括营卫气血，不能将营卫气血，剔出于太阳范围之外。”在这一问题上，叶氏也具有同样的看法，故尽管叶派中人，为与仲景学说分庭抗礼而颇多刻意罗织、甚不顾事实之议论（如鞠通及朱彬、汪廷珍等人，都硬说《伤寒论》只是一部论狭义伤寒的书等），但叶氏承认仲景也用卫气营血来辨外感，因此，叶氏只强调温病“治法与伤寒大异”，而“辨卫气营血（虽）与伤寒同。”然而，这实际上又要一个明显的错误，因为叶氏“四层”的浅深程次是“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是卫最浅，气稍深，入营更重。叶氏所说的营分病变已明显地比气分病为甚，故卫分病先传气，再传营，这样逐步的加重，算是顺传，如卫分直入营分，突然的加重，就是逆传，所以叶氏在治疗上主张，“入营犹可透热转气。”而《伤寒论》卫气营血的浅深层次是营在气之前，营分病比气分病为轻，故太阳病的经（表）证即有伤营、伤卫，二伤营卫之说；而腑（里）证才有用五苓散治气分，用抵当汤治血分的疗法。说明营卫趋表而浅，气血主里而深，所以邪在太阳，一开始就可以有营分病，仲景主以调和营卫之桂枝汤。桂枝汤在《温病条辨》中是吴氏用以治温病初起恶风寒之首方，叶氏所说的营分病，则根本不能用这张方治疗，说明叶氏之辨卫气营血，与仲景之辨卫气营血异，近之温热家以卫气营血为热病辨证纲领，宗法叶氏，故营分病比气分病重，此法系叶氏所创，然叶氏偏说“辨营卫气血与伤寒同”，这就经不得推敲。
三、治法只有小异
“清代医家如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诸氏，确实主张温病与伤寒对立。”①叶氏在《温热论》中说温病“冶法与伤寒大异”，就是这种主张的反映。但治法实际上只有小异，并无大异。伤寒家和温病家，对于外感热病的认识，虽然有许多不同，然论治法，仅在初起时有所出入。我们知道，所谓伤寒，有广狭二义，广义伤寒，包括了温病，《伤寒论》之于温病，虽理略而未详，法简而末备，但已开清热养阴治热病之法门，亦为后世温病学派赖以发展之基础。广义伤寒所包括在内的温病，与叶‘吴所说之温病，因为是同一个对象，故古今治法虽详略有殊，而原则一致，所以温热家之治温要方，如白虎、承气之类，都是从《伤寒论》中来。就狭义伤寒来说，其初虽与温病相对立，但化热之后，治法也完全相一致，如金寿山就说：“伤寒与温病治法之异，主要在初起见表证时，至于化热之后，都应该凉解，出入就不大了。”④陶节庵也说温病“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治，里证同。”说明即狭义伤寒，化热传里之后，治法亦即与温病不殊。如谓伤寒始终当重视救阳，温病始终应重视救阴，则是一种错觉。所谓“仲景伤寒，法在救阳，叶吴温病，法在救阴”，这只是后人的一种见解，实则《伤寒’论》对于存津液也很为重视，因为对象相同，则正确处理，其原则上总大体相一致，而不可能始终两途、截然不同的。故若谓狭义伤寒与温病，初起用药，有宜凉宜温之大异，尚可。若泛谓伤寒温病治法右大异，则不可。2003…9…1422：23：50北海散人头衔：佛门弟子等级：管理员文章：3797积分：4270注册：2002…12…24
第2楼
四、温病亦多传变
伤寒家好称外感热病为伤寒，温热家好称外感热病为温病，这是旧时医家之习惯。但同样的一种疾病，同样的一个对象，其传变若非药物治疗等原因之影响，它必按照着自己一定的规律而发展，决无称它为伤寒就多传变，称它为温病就少传变的道理。寒温之争在病因，病因观点的争执，诚如陈苏生老中医所说，事实上就是“用药方法上的争执”（《温热管窥》）这种争执，都无非是为了说明自己治疗主张的正确，并不是说客观上确实存在着寒与温这二类各自按不同规律发展的热病。即退一步说，叶氏既云“伤寒多有变证，温热既久，在一经不移，以此为辨。”又云“三焦不得从外解，必致成里结，里结于何，在阳明胃与肠也。”这本身就已自相矛盾了。但崇拜叶氏的人总是曲为之释，如章虚谷，他说：“伤寒先受于是经，是经脉长而多传变，温邪先受于手经，手经脉短，故少传变。”说得好象手太阴肺经根本就不存在有寒证，寒邪就只会伤足经。又如周学海，他说“寒邪为敛，其入以渐，进一境即转一象，故变证多；温邪为开，重门洞辟，初病常兼二三经，再传而六经已毕，故变证少。”叶氏之说，奉无以自圆，要粉饰其矛盾，解释的使人信服，当然不是易事，故章、周二人之说，都不能使后人满意，故《温病学》说章虚谷“对伤寒多传变，温病少传变，说理甚为牵强，颇难令人信服。”并认为周学海之说，亦未必尽然，因为“温邪初起如兼有二三经的证候，其病情大多较为严重复杂，证候演变亦是变化多端。这怎能认为是变证少呢？因此周氏这段解释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但谈醇不谈疵，言瑜不言瑕，这几乎已成为历来注《温热论》者之传统，故《温病学》的编者，亦但对章、周二人之注释表示不满，而对叶氏原文，也是丝毫的不加指谪，这与不满《伤寒论》中某些条文而只是指谪王叔和的方法一样，确是一种避免受数典忘祖指责的好方法，但这样一来，《温热论》也难免给人有一种字字金玉的错觉。实则按叶氏自己所说，温病初起在手太阴，逆传则入心包，顺传则入阳明，也可流连于三焦，虚则内陷入少阴（实则六经俱可涉及），既然并非不变不移，孰能教人据此以作为判断是伤寒还是温病之依据？！故多变不变之论，人谓堪称经验之谈，余谓最是无稽之说，谢诵穆也曾对此进行过驳斥，可谓是先得我心。
五、早用血药亦非动手就错
叶氏分卫气营血用药，划界颇严，他说：“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否则前后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按照“到气才可清气”之说，不用说表证用血药，即气药亦不可骤用，但实则不然，桂枝汤之桂、芍，都是，血分药，吴氏竟以之为《温病条辨》之首方，这本身就说明了叶吴学说之矛盾。后人批评吴氏用桂枝汤之不妥，主要是指责他以温治温，余谓按照叶氏之说，还要批评他早用血药，背前后不循缓急之训。但实际上在卫分时用了血分药，不能说是一种过失。伤寒表证可以用血分药，温病表证也未必。须忌血分药，叶氏制订这一清规戒律，本身就不符合“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原则，既然见到卫分证而知道它将向气分、营分、血分步步深入，为什么必须“到气才可清气”呢？为什么不可以按照见肝治脾的原则，来一个子治其气，予治其营，不使气分、营分证出现，在卫分时就解决它呢？“姜老治疗温病，不拘泥于‘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到气才可清气’的顺应疗法，主张先证而治。”⑤这种治疗主张，使人很受启发，但在迷信叶氏学说的人，则是不敢想象的。祝味菊曾说：“医之为工，工于救逆，”叶氏学说指导温热病的治疗，就截断逆转来说，效果还不能令人满意，我们为什么必须匍伏其下，诚惶诚恐，不能越雷池一步呢！推陈致新，不断捉高疗效，是时代发展提出的要求，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二个方面，都须勤加探索，理论上不宜因循守旧，泥于一家之说，临床上要从实际出发，以避免用药路子太窄，过去聂云台治肠伤寒（湿温），一开始就用大黄血药，亦有良效。近人“以活血化淤，通里攻下，清热解毒法治疗52例流行性出血热，全部治愈，特别是早期应用活血化淤药，具有增加吞噬细胞能力和增强网状内皮系统的活力的作用，对改善微循环，防止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等可能有所裨益。”⑥这些实例，说明温热病在早期使用血分药，也决非是“动手便错”，相反，明知卫将传气而不予治气，心知气将入血而不先治血，必待气分证出现始用气分药，必待血分证出现才用血分药，这种治法，尾随于病变之后而投药，说者每谓有是证，用是药，这是辨证论治，实际上并不符合“上工治未病”之原则，故并不真正符合辨证论治的精神。
六、营分受热不必即撤去气药
《温热论》“营分受热，则血液受劫，心神不定，夜甚无寐，或斑点隐隐，即撤去气药。如从风热陷入者，用犀角、竹叶之属；如从湿热陷入者，犀角、花露之品，参入凉血清热方中。”这段文字，理论上自相矛盾，临床上不符实际，根本不足以为训。若盲目尊信，为之曲释，恐不免“头脑蹒跚，不可几及”之诮。因就《温热论》来看，所谓卫分药，是指薄荷牛蒡之属；所谓气分药，是指竹叶、花露之品，所谓营分药，是指犀角、玄参之类；所谓血分药，则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