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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最初我没有任何动机，不过是赌了口气。
第五部分一种无奈的选择
任：后来呢？
刘：（笑）可能与性别有关。男孩子吧，大都想在年轻时代做点有名堂的事情出来，博得男女老少对自己英雄行为的赞美。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青春年华被一些嘻嘻哈哈的无聊事情打发掉并且坚信自己能有所作为，追求的是死后能进入教科书的那种，心里面有一种追求不朽的冲动。
任：听起来挺吓人的，《战士》你总共写了多长时间？
刘：从1999年冬天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了两三年，其间被退役、谋生等等乱七八糟的事情耽误了不少时间。
任：写作期间，生存压力有没有使你产生过放弃的念头？
刘：每面对一次生存危机，我坚持到底的信念就会比上一次更加坚定。
任：你每天大概写多少字？
刘：没统计过。顺手了一天一夜能写万把字儿，不顺手的时候在屋子里憋上好几天，还是写不出一段令自己感到满意的话。不顺手了我出去找点儿活干，顺手了我连饭都不愿吃。吃饱了就思维僵滞，饥饿状态下思维活跃。
任：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艺术之都”，很多文艺青年都在往首都挤，你为什么反行其道，从北京来到了上海？
刘：北京的确是个不错的地方，苍茫、大气，又不失繁荣与灵性。特别是秋天，空气里充满了抒情的味道，街头景象美丽得令人连眼睛都不忍心眨一下，艺术氛围也特别浓，如果那儿的树叶能当饭吃就好了。
任：喜欢上海吗？
刘：上海很可爱，也很先进。
任：你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是否感到满意？
刘：十分满意。生活状态无非就是物质和精神什么的，我是一个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多奢求的人，不冷不饿就满足了。物质不是最重要的，对于从事写作的人来说，精神上要有野心，但物质上要知足。物质欲望的诱惑是强大并且无限的，一定要具备抵制这种诱惑的能力。斯宾诺沙为了写作《伦理学》，曾经在异国他乡隐姓埋名数十载，以磨眼镜片为生。
任：你觉得自己眼下有什么问题需要面对吗？
刘：可能是如何对待自由这个问题了。退役之后，我感到了前所未有过的自由，跟任何单位都没了关系，再也没人管我了，自由得非常彻底。人人都渴望自由，但真正能享受并驾驭自由的人并不多。只有意志与品德都能经得起考验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自由。
第二部分：愤怒是一种青春期生理反应
任：你的经历比较特别，从一个因为企图组建摇滚乐队而退学的中学生到士兵，在边疆服役四载之后考入军校，然后再次选择了退学、退役。《战士》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主人公就叫“刘健”，书里面的故事都是你亲身经历的吗？你在小说里面使用作者姓名，是不是想让小说读起来更真实？
刘：虚构，本故事纯属虚构。《战士》是长篇小说，不是纪实文学。在文本中使用作者姓名作为主人公名字，并不是由我独创，国内外都有先例。别人为什么这样做，我不知道。我这么干，不是为了使小说读起来更真实，而是出于“尽最大可能减少阅读障碍”的前提考虑，让读者、作者和作品这三者的关系变得亲近、平等、自然。不但在小说中使用作者姓名，非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不会让汉语中夹杂英文。此外，《战士》第八章里，重要人物“大强”的命运将由读者决定，这等于给读者提供了颠覆作品与作者的机会和权利。
任：丰富的生活经历给你提供了创作的灵感与素材，眼下，文坛“70后”的作家大都开始从社会大背景退出，转向私人化写作。应当说，这种转变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家那里就已经开始了。而你的《战士》选择的却是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宏大背景。你为何逆流而上，选择了宏大叙事？
刘：首先我要说的是，在我心中，“70后”压根儿就没存在过，那只是一帮用浅薄的早慧和早熟来玷污“七十年代”声誉的文化混混，表达的大都是病态、欲念之类。他们拿出的不是作品，而是半成品、废品。真正的“70后”还没浮出水面。说起中国作家从“宏大叙事 ”转入“私人化写作”这个潮流，我们必须要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向内转”的行为并不是一种自觉选择，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种潮流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没有杰作，只有灾难。个别作家自圆其说，说“私人化写作”是对生活、商业、权威、意识形态等等的消解。说得不错，是消解了，关键是谁把谁给消解了？试图“消解生活”的人是滑稽的。我觉得他们之所以选择“私人化写作”就是因为缺乏驾驭“宏大叙事”的意志、才华、技巧与能力。
任：“文以载道”的年代似乎是否已经远去？
刘：是的，“文以载道”的年代早已远去，商业时代已经到来。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使文学的功能在一夜之间倒退到印刷术发明之前。正是因为如此，作家更要有良心和责任。不能助纣为虐，要有高尚品格。记得余华在一篇谈论长篇小说写作的随笔中这样写道：“当作家继续第二天写作的时候，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问问自己，我是否具备了高尚的品格与意志？”我觉得这样的作家才叫作家，不辱“作家”称谓。这也是中国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人文传统，这种精神不会被商业时代彻底消灭。
第五部分愤怒是一种青春期的生理反应
任：你在写作中涉及战争的原因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在对战争行为进行反思？
刘：战争不是什么好现象，但一个健康的民族不应该惧怕战争，更不应该回避谈论战争。战争是一种深刻的爱国主义行为，没有爱国主义就没有战争。《战士》涉及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烘托和平，我主要讲述的是和平年代的当代士兵，他们的生存状态及精神面貌。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祖国的优秀儿女。他们之所以言语反常并渴望战争，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军人，而是因为他们对祖国的热爱过于强烈。
任：“战争”、“叛逆”、“摇滚乐”，这曾经是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愤怒青年的事业，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精神的精髓。我注意到你的个人气质和形象，与那个年代具有某种精神上的暗合，国内有人把你称为“愤怒作家”，把你的作品称作“愤怒文学”，对此你有何感想？
刘：“愤怒”是一个男人成长发育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否则他就不是人。愤怒是一种青春期的生理反应。没有“愤怒”过的人，不是健全的人，思想有问题，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一样。愤怒与否表明了他是否热爱祖国、是否具有“爱国主义”精神。英国心理学家MCDOUGAII说得非常好，他说“爱国主义就是人类本能情绪中的恐惧、愤怒、爱与自负，在后天以祖国为中心结合而成的一种情感”。至于评论家所言及的“愤怒作家”、“愤怒文学”，那是他们的事情，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任：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愤怒建立在彻底的虚无和否定的基础上，我注意到你的愤怒与“嬉皮运动”时期的“愤怒”明显地有所不同。你的“愤怒”里介入了理性。理性的介入会不会消减“愤怒”的力量？
刘：理性介入让愤怒变得合情、合理、合法，让愤怒更有力量。
任：你有宗教信仰吗？
刘：没有。
任：你会将愤怒进行到底吗？艾伦·金斯伯格在告别愤怒之后穿上西装那天，他说没想到自己穿西装会有这么好看，你是否会穿上西装？
刘：我穿西装去干什么呢？
第三部分：刘健知道你们最希望看到什么
任：你是从解放军艺术学院出来的，在军事文学领域，你曾经就读的这所学校被誉为“ 殿堂”，是什么事情使你选择了离开殿堂？
刘：“军艺”是个挺不错的地方，出了不少人，莫言、阎连科、柳建伟等等吧。阎连科曾经说，“军艺文学系里插根筷子都能发芽”。他的话很有道理，问题是发芽之后能否成长为参天大树？发芽不见得总是好事，姜发芽就不辣了。离开军队是因为我觉得那儿太衣食无忧了，人会变懒的，而且还有一些烦琐的清规戒律。譬如我写《战士》一稿期间，跟军校的作息时间严重冲突。我喜欢晚上干活，可学校规定过10点就得熄灯。后来我在魏公村租了间房子，秘密的，他们不知道。晚上熄灯后我把宿舍里的被子展开放在床铺上，里面用东西给顶着，然后把背包绳系在窗户上，拉着绳子往下爬，跑到租来的房子里写东西。天快亮的时候回来，拉着绳子往上爬，坐在宿舍里等候跑操。一次，队长查铺，掀开我的被子看到里面放了个篮球，害得我写检讨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诵一遍才算天下太平。离开军校，是因为我不适合过那种生活。
任：说走就走了？
刘：（笑）被关了9天禁闭。离开的时候校保卫处负责把我从北京押送边疆，上火车之后我心里面难过极了，跟罪犯似的，怎么有脸面对江东父老？我决定一跑了之，等将来有点儿出息了再回去。列车到武昌站，我装着下车买东西，撒腿就跑。结果被军官追了回来，上车之后差点儿把我铐在车门上。车到边疆，迎接我的军官得知我途中逃跑的事情，担心我再次逃跑，直接把我送进了禁闭室。（笑）……
任：你刚才提到了莫言，目前在中国文坛莫言如日中天。你们师出同门，写作上是否受到过莫言的影响？
刘：莫言很了不起，希望他能活100岁，拿个“诺贝尔”。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称他为 “莫爷”，据说莫爷当年实在是威风，写的东西连错别字都照发。莫爷当年为了摆脱作息时间的冲突，曾经在熄灯之后搬把椅子到水房里点着蜡烛写东西，他的刻苦和勤奋是我的榜样。
任：莫言的作品是否对你的写作产生过影响？
刘：我相信我的写作能力是天生的，任何人的艺术创造性都是天生的。学院与导师，包括榜样，不过是激活了你潜在的某种才华。
任：《战士》很快就要出版了，你对它出版之后的意义与畅销性有没有过设想？
刘：想过。有什么意义我说不上来，但我想畅销是肯定的，因为我知道自己都写了些什么。1999年的一个“重量级拳王争霸赛”上，泰森把勃萨一拳击倒在地。事后，泰森说，“ 我知道你们最希望看到什么！”同样，现在我想说的是：刘健知道你们最希望看到什么！
任：问一个隐私问题，你这么长的胡子什么时候开始留的？有没有什么象征？
刘：（笑）写《战士》二稿的时候剃刀坏了，干脆我就不剃了，顺便许了个愿：《战士》不出，胡子不剃。
任：蓄须明志了？
刘：谈不上，只是不想违背那心愿。
任：对未来你有何打算？
刘：我想做好眼前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任：今年最让你感到高兴的一件事是什么？让我们在你最高兴的事情中结束今天的谈话。
刘：我是个乐观的人，基本上每天都挺高兴的。
第五部分后记
20世纪末，我在北京西区的魏公村写下《战士》开头的第一段。
21世纪的第三个年头，我在上海东区的五角场为《战士》写后记。
最初决定写《战士》的时候我曾想，后记不应少于五万字。我要用最优美最煽情的文字记录一部杰作的诞生。一稿写完，我想自己并没有太多的话要说，两万字就够了。二稿写完，我觉得后记最多也就是五千字了。到了三稿，一切差不多尘埃落定，我尝试着写了个后记，千字不足。时至今日，最后修订已经结束，我忽然觉得已无话可说。
《战士》的写作进程亦是我的成长过程，我现实生活中的每一次转捩点都与它息息相关。为了它，我数次铤而走险。现在看来，这步棋我越走越对。《战士》出版之前，编辑和几位看过书稿的朋友都说，非火不可。我说倘若把写《战士》的时间用来搬砖头，也该盖一座高楼了，付出就会有收获。
无法忘记《战士》里面的几个主要人物，他们都曾与我在梦中相会。有人问我为什么把他们弄得痞里痞气、一点儿正经没有？我回答：这是小说，不是教科书，更不是史记。我不是专家，也不是院士，我只是个码字儿的年轻人，讲故事供大伙儿消遣。
更无法忘记在现实生活中给了我极大帮助的人物，我要向你们表示感谢：
——感谢曾经同在边疆服役的李华等几个战友、郑州的孙涛以及你那几位从不看书的朋友，与你们一起共度的时光令人难忘；感谢节延华、傅建文、张志忠、尹敬书 、温玉兰、 曹东升、刘爱平、刘四加等诸位恩师和兄长（排名不分先后），如果不与你们结缘，就没有我的今天；感谢责任编辑袁敏老师，您的智慧和远见让我散发光芒；感谢青年作家韩寒的关注，祝你车技越来越棒；感谢“来福枪”剧本工作室的几位兄弟，让我们继续并肩作战；特别感谢廖鸿云，希望你继续意志坚强。特别感谢爸爸刘学立和妈妈张宏，你们是我的挚爱。最后，感谢大脑和胃，你们让我健康、快乐，能吃能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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