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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爷爷在小煤棚子里悄声唤我，我上前问：“爷爷，有什么事吗？”爷爷小声对我说：“小春儿，我床上的皮箱内有120元钱，你能不能从窗户上边钻进去给我拿出来？”望着爷爷那哀求的目光，我回头瞅了一眼有人还在看守的大门，心想：还让我划清界限呢，如果他们发现我为您偷着取钱，那可就全糟了！我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北院的哭嚎声又大了起来，夹杂着打人者的怒骂声，棍棒、皮带的“啪啪”声，甚至还有痛苦的呻吟声。冲天的火光中，一些燃烧后的灰烬飞落到我家院子里。
我不敢睡，最近发生的事情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在北京市第六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四月间，报纸上评了《海瑞罢官》，又批判了《三家村》，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学校里逐渐乱了起来；以后又成立了红卫兵、赤卫队两派互贴大字报；接着又成立了“西城区纠察队”“联动”等组织，揪出了党委书记，团委书记；学校的课没人上，“停课闹革命”的标语贴了出来。学校墙上还写着大幅标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红色恐怖万岁”等等。我看见厕所墙上的字呈暗红色，有人告诉我，这些字是用一个患白癜疯病的老工友的鲜血写成的。
整天搞运动，还教唱什么《革命造反歌》，我记得歌词是这样写的：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既然无课可上，我们只好在家呆着，有时到学校看一眼有什么事。
八月中旬我接到通知：8月18日凌晨2点在学校集合，有重要任务。
17日深夜，我匆匆忙忙爬起来，赶到学校。验过了学生证，走进教室之后，我总觉得有一种特殊的气氛。
进了教室，一个姓张的学生问我是什么出身，我说是工人；又问解放前三年呢？我说是起义军人；他冷笑了一下没说什么，走到黑板跟前，在我的名字下面写上“反动军官”四个字，又对我说：“老实在这儿呆着，哪儿也别去。”
我与石书库、袁天福、王斗几个同学在教室里坐着，一直等到近中午才让回家。原来这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我在家呆着，从不上街。听南院来打水的人说，街上的红卫兵很凶，手中拿着斧子，见了穿尖皮鞋的人就用斧子剁；还有的人手中拿着剪子，见了长头发的女子就追，强迫剪成齐耳短发。
伯父写了“破旧立新”四个大字，让我贴在大门上。
8月24日那天，二姐慌慌张张地从学校跑回来，对我们说：“现在全北京都已经行动起来了，咱们家今天也要破四旧立四新，你们跟我一块儿把爷爷的破烂儿砸了！”
伯父听到后搓着手围着屋内的摆设转了几圈，最后拿起凿子，把紫檀木的雕花大柜凿下一小块儿；一边干，手却一边哆嗦，嘴里还不停地唠叨：“真是可惜呀！”
我们几个人则与二姐一同把爷爷攒了一辈子的宝贝——几百幅古画、帛画，全部从箱子里拿出来，在地上堆成一堆。
伯父望着屋中杂乱不堪的各种文物，自言自语地说：“咱们已经破了四旧，这样一来，他们外边来人可能就不会再搞了。”
爷爷从中山公园练功回来，看见我们把他的宝贝堆在地上，大发雷霆。
伯父解释说：“外边抄家风大兴，挨家挨户翻，谁也躲不掉，咱们自己搞了，他们也许就不会来了，这样，这些画儿和文物也就保住了。”爷爷听了这番话，才默不作声了。
真没想到仅仅隔了一天，红卫兵就来抄家了，而且来了那么多人，一进门就那么气势汹汹的，丝毫没有因为我们自己破了四旧，而减轻对家中“牛鬼蛇神”的惩罚。
我正想着这些事，一夜未睡。忽然听见外面人声嘈杂，原来是北院的康大妈上吊了！
这些红卫兵把他们夫妇二人剃了光头，扒光了衣服，女人脖子上挂着两只破鞋，吊在门框上用皮带抽，用大棒打；整整打了一夜。天快亮时，大概打累了，才松了手。
康大妈本人性情耿直，好端端的在家里呆着，会平白无故遭此毒打侮辱。一个女人家，一时想不开，觉得死了，也就全都解脱了，趁着夜深人不备，竟在门框上吊死了！
康大伯精神受了刺激，走路也跌跌撞撞的，不久后，用同样的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家二哥睡觉时梦见红卫兵来了，吓得从窗户里向外冲去，结果让玻璃划得满脸鲜血直流，浑身是伤，窗子被撞得粉碎。至今几十年过去了，只要一有人提起红卫兵，他仍会吓得浑身发抖，颤栗不己。
8月下旬，大街上贴出了“勒令”，大意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全部清除出北京城。
街道主任和街道积极分子一群人也来了，他们命令爷爷立刻离开北京城，离开这已经生活了一辈子的家。
泪别北京
到哪儿去呢？到老家去。我老家是河北省固安县城西边的一个小村庄，距离与涿县交界的大清河只有几里地。
我祖父纪麟祥公元1890年1月28日旧历正月初八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虽然只有一些沙地和果树，但在这个十几户的小村子里，却是首屈一指的富裕人家。
年轻时代的祖父亲眼看到了晚清政府的没落腐朽，经历了封建主义灭亡的变革时期，勇于接受新思想，从家里走出来，毅然报考了天津北洋政法大学，取得优异成绩，并获得律师资格证书。
随后爷爷来到北京谋求发展，住在西华门附近，“律师纪麟祥”的大牌子就挂在南长街南口的西长安街上。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成为北京有名望的律师之一。解放后，成为政协民盟成员。
五十多年过去了，由于事务繁忙，爷爷几乎从不回固安老家，而村里的人也很少有人认识爷爷。现在命令立刻离开北京城，离开这已经生活了多年的家，村中连个立脚之地都没有，回去之后可怎么办呢？可是“勒令”让你立刻离京，你敢不听吗？
8月28日，早晨起来，我看见在院子里蹲了一夜的伯父正在收拾东西，我想去帮忙，伯父摆了摆手，指了指外边，示意不要让门口监视的红卫兵看见，并小声说：“要划清界限。”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恐怕连累我们，多善良的老人呀，我眼眶不由得湿润了。
这时，外边传来一阵嘈杂声，我趴在南屋后面的窗户上，听见有人在互相议论，说南院东屋的表爷爷在南苑自杀了！是用剃刀抹了脖子。
伯父听到消息后脸色非常难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扛起捆好的铺盖卷；爷爷回头看了看贴着封条的北屋门，又看了我们一眼，没有说一句话；随手拿起一根棍子当作拐杖，跟在伯父身后，步履艰难地向远方走去。
我望着爷爷的背影，心中觉得酸溜溜的，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爸爸妈妈已经三天两夜没有回来了，据说是在单位被造反派批斗，隔离审查了。
我与三个弟弟像离群的小雁，孤零零地不知飞向何方。
姐姐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去了成都。家中就数我大，如果当着弟弟的面哭，他们已经被吓坏了，那样一来，就更不知所措了，我还算什么大哥呢。
我自己暗下决心，不管怎样，目前爸爸妈妈不在家，我就一定要照顾好几个弟弟，好让爸爸妈妈放心。
9月2日，街道主任又带着红卫兵来了，喝令我们立刻把户口迁走，全家离开北京。我不知所措，父母都不在，我只得搪塞说：“我们已经划清界限了，为什么也要让我们迁走？”
第二天下午，爸爸由单位派人送回来了，脸色非常不好，一定吃了许多苦，几天未见，似乎老了许多，鬍子满脸，显得很憔悴。
我把街道主任让迁户口之事对爸爸讲了，爸爸说：“既然如此，回老家也好，有你们兄弟四人，加上你妈妈，六口人都是劳动力，也不会没有饭吃。”这时二弟建民说：“街道主任已经让我把户口迁了。”13岁的二弟，不知何时已经办理了户口迁出手续。
9月4日，妈妈也被单位派人送了回来，我们弟兄几个团团围上去，问长问短，妈妈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满不在乎地说：“甭耽心，我没事儿！”
见到我们已经迁了户口，便有些嗔怪地对爸爸说：“这么大事儿，怎么也不商量一下。”
爸爸看了我们一眼，谁也没说话。妈妈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默默地帮助爸爸去整理东西。
学海生涯
我打开抽屉，里面放着我珍藏的宝贝——我和弟弟的一百多张奖状。
看着这些奖状，我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是上四年级时的第二学期，我被怀疑患了肝炎，被隔离了42天。上学后，老师对我说：“已经临近考试了，这次试题相当难，你如果没把握，不如放弃考试，再重上一年，你考虑一下。”
我上学时，天天盼望着考试。私下里老师对别人说，这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别人怕考试，他却盼着考试。为什么我爱考试呢？因为我觉得考试是与别的同学比赛的一个机会。这次虽然我有一个半月没有上学，但是我怎肯放弃与同学们比赛的一次机会呢！
期末考试结束了，我五门功课共得了499分，名列第一名。老师觉得很意外，班会上对我进行了表扬。弟弟也与我一样，考了个第一名。爸爸妈妈高兴的合不拢嘴。我们每人捧回来一张大奖状。爸爸找来一个大镜框，把两张奖状都放进去，然后把它高高地挂在墙上。
挂了没有几天，我就把镜框摘了下来，并对爸爸说：“成绩只能代表过去，却不能代表现在和将来，眼望着它就会自满，就不会进步。”
我上了八年学，每学期各种奖状都要获得十来张，但是这些奖状我从来不给别人看，一直珍藏在我的抽屉里。现在我要走了，这张桌子却不能带走，奖状也不能带走了。我含着眼泪一动不动，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堆奖状，在爸爸的一再催促下，才从奖状中间拿出一张北京市颁发的“三好学生”奖状，放进我的书包中。
我知道，从这一天起，我将永远告别了我的学生时代。我再也不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了！我被夺走了学习的权利！
写到这里，鼻子一酸，眼泪却涌了出来，要知道，我是多么爱上学呀！我喜欢所学的每一门课程，无论是音乐、体育，还是地理或数学，我都觉得津津有味。在这里，我学到了各种知识，而且每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记得由于我爱唱歌，那年“六一”儿童节时，我还在北京市少年宫的联欢会上唱了两首歌呢。
我上了八年学，从来没有买过铅笔盒，只有二表哥给的一个旧的，铁锈斑斑的，盒盖却早已掉了。书包是妈妈用一小块一小块的三角布头拼成的，小得只能放书却无地方放本；后来，姐夫带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一个绿书包，因为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买的书包只是染成绿色的麻袋片儿，没用几天便烂了，但我用布把它缝上，凑合用。我用的作业本利用率更高，先用铅笔或钢笔写，然后再使它练毛笔字。我用的钢笔是7角5分钱在小铺买的，在当时，是价格最便宜的。
就这样，虽然学习条件比较艰苦，但我却一定要争口气，争取每门功课都取得优异的成绩，学好知识和本领，将来做个好医生，成为祖国栋梁之材，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泪别北京
泪别北京
到哪儿去呢？到老家去。我老家是河北省固安县城西边的一个小村庄，距离与涿县交界的大清河只有几里地。
我祖父纪麟祥公元1890年1月28日旧历正月初八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虽然只有一些沙地和果树，但在这个十几户的小村子里，却是首屈一指的富裕人家。
年轻时代的祖父亲眼看到了晚清政府的没落腐朽，经历了封建主义灭亡的变革时期，勇于接受新思想，从家里走出来，毅然报考了天津北洋政法大学，取得优异成绩，并获得律师资格证书。
随后爷爷来到北京谋求发展，住在西华门附近，“律师纪麟祥”的大牌子就挂在南长街南口的西长安街上。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成为北京有名望的律师之一。解放后，成为政协民盟成员。
五十多年过去了，由于事务繁忙，爷爷几乎从不回固安老家，而村里的人也很少有人认识爷爷。现在命令立刻离开北京城，离开这已经生活了多年的家，村中连个立脚之地都没有，回去之后可怎么办呢？可是“勒令”让你立刻离京，你敢不听吗？
8月28日，早晨起来，我看见在院子里蹲了一夜的伯父正在收拾东西，我想去帮忙，伯父摆了摆手，指了指外边，示意不要让门口监视的红卫兵看见，并小声说：“要划清界限。”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恐怕连累我们，多善良的老人呀，我眼眶不由得湿润了。
这时，外边传来一阵嘈杂声，我趴在南屋后面的窗户上，听见有人在互相议论，说南院东屋的表爷爷在南苑自杀了！是用剃刀抹了脖子。
伯父听到消息后脸色非常难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扛起捆好的铺盖卷；爷爷回头看了看贴着封条的北屋门，又看了我们一眼，没有说一句话；随手拿起一根棍子当作拐杖，跟在伯父身后，步履艰难地向远方走去。
我望着爷爷的背影，心中觉得酸溜溜的，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爸爸妈妈已经三天两夜没有回来了，据说是在单位被造反派批斗，隔离审查了。
我与三个弟弟像离群的小雁，孤零零地不知飞向何方。
姐姐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去了成都。家中就数我大，如果当着弟弟的面哭，他们已经被吓坏了，那样一来，就更不知所措了，我还算什么大哥呢。
我自己暗下决心，不管怎样，目前爸爸妈妈不在家，我就一定要照顾好几个弟弟，好让爸爸妈妈放心。
9月2日，街道主任又带着红卫兵来了，喝令我们立刻把户口迁走，全家离开北京。我不知所措，父母都不在，我只得搪塞说：“我们已经划清界限了，为什么也要让我们迁走？”
第二天下午，爸爸由单位派人送回来了，脸色非常不好，一定吃了许多苦，几天未见，似乎老了许多，鬍子满脸，显得很憔悴。
我把街道主任让迁户口之事对爸爸讲了，爸爸说：“既然如此，回老家也好，有你们兄弟四人，加上你妈妈，六口人都是劳动力，也不会没有饭吃。”这时二弟建民说：“街道主任已经让我把户口迁了。”13岁的二弟，不知何时已经办理了户口迁出手续。
9月4日，妈妈也被单位派人送了回来，我们弟兄几个团团围上去，问长问短，妈妈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满不在乎地说：“甭耽心，我没事儿！”
见到我们已经迁了户口，便有些嗔怪地对爸爸说：“这么大事儿，怎么也不商量一下。”
爸爸看了我们一眼，谁也没说话。妈妈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默默地帮助爸爸去整理东西。
学海生涯
我打开抽屉，里面放着我珍藏的宝贝——我和弟弟的一百多张奖状。
看着这些奖状，我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是上四年级时的第二学期，我被怀疑患了肝炎，被隔离了42天。上学后，老师对我说：“已经临近考试了，这次试题相当难，你如果没把握，不如放弃考试，再重上一年，你考虑一下。”
我上学时，天天盼望着考试。私下里老师对别人说，这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别人怕考试，他却盼着考试。为什么我爱考试呢？因为我觉得考试是与别的同学比赛的一个机会。这次虽然我有一个半月没有上学，但是我怎肯放弃与同学们比赛的一次机会呢！
期末考试结束了，我五门功课共得了499分，名列第一名。老师觉得很意外，班会上对我进行了表扬。弟弟也与我一样，考了个第一名。爸爸妈妈高兴的合不拢嘴。我们每人捧回来一张大奖状。爸爸找来一个大镜框，把两张奖状都放进去，然后把它高高地挂在墙上。
挂了没有几天，我就把镜框摘了下来，并对爸爸说：“成绩只能代表过去，却不能代表现在和将来，眼望着它就会自满，就不会进步。”
我上了八年学，每学期各种奖状都要获得十来张，但是这些奖状我从来不给别人看，一直珍藏在我的抽屉里。现在我要走了，这张桌子却不能带走，奖状也不能带走了。我含着眼泪一动不动，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堆奖状，在爸爸的一再催促下，才从奖状中间拿出一张北京市颁发的“三好学生”奖状，放进我的书包中。
我知道，从这一天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