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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我们回到招待所，我发现姐夫在与同事们谈话时，总觉得有一股非常神祕的感觉，使我感到莫名其妙，这是为什么呢？
东东是个很懂事很乖的女孩儿，虽然只有五岁，却非常讨人喜欢。
我带着东东回到了固安，在县城的十字街头，偶然碰见了原来海河工地当县团广播员的王清芳。她一见到我非常热情，把我们接到她的工作单位。这是位于十字街头的一个商店，她在里面任售货员。
小王满面春风地把我介绍给她的几个女同伴，并留我们在她那儿吃了午饭。我们休息了一会儿，我便背着东东，步行２０多里回到了家。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中国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身为副统帅的林彪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驾机逃跑，坠毁在蒙古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当时国内执行的是明松暗紧的政策，姐夫他们在北京开会就是因为此事。历史上称之为‘九一三事件’。
我当时还是一个不知世事的农村孩子，从来看不到报纸，只知道埋头干活儿，对这次发生的严重的政治事件一无所知。
特大冰雹
我在１９６７年秋天参加了根治海河独流碱河的第一期工程，随后在１９６９年春天，又连续参加了六期海河工程。其中有赵王新渠工程，大清河筑堤，北运河、蓟运河工程，还有清河农场附近的茶淀工程，但是芦台附近的张凤庄工程，却使我终生难忘。
１９７１年的秋天，正当高粱晒红穗的时候，我们一行人作为海河大军的先遣部队，来到了芦台附近的张凤庄。
这地方离海很近，我们经过村子时，正碰上一群人在盖房。
他们这个地方盖房很特别，不用砖，用什么呢？用土。
先由两个人拉着一个石碾子在地面上压。因为这里的地面表层有一层小草，根系很密。压过几遍之后，由一个人用铲子，是一种专用的大扁铲，把压过的地面切成一块块长约一尺半，宽约八寸，厚度有四五寸的土块，并用扁铲把这一块块泥土底朝上翻过来，晾干。然后再把这些土块码放成一垛一垛的，等到这些土块积攒到一定数量之后，就开始盖房了。
他们这里一般都是盖两间房，而且这两间房只用三根长长的檀条，从这边的墙搭到那边的墙，中间也没有房柁，也是一堵土墙。
人们首先把那些晾干的土块码成长条，用干土在上面撒一层，然后再码土块；这样一层干土一层土块地码上去，一直到顶，这叫干打垒。
墙垒好了，当四面的墙与中间的截断墙都垒好之后，在山墙正中放一根檀条，两边各放一根，只放三根。然后再把高粱杆或者芦苇捆成七八寸粗的圆柱形长条，捆得紧紧的码放在檀条上，横一层竖一层再横一层，这样并排码放三层之后，上面再铺上芦苇叶和泥巴，这样房顶就算盖好了。
在干打垒的墙壁外面，把许多高粱头一层一层地头朝下用泥抹在上面，就像穿上蓑衣一样，可以减少雨水的冲刷。于是，这新房子就盖成了。
这地方木料奇缺，经常一个村子也看不到一棵树，所以盖房时用的木料很少，基本上都是就地取材，也可能是人民生活太困难太艰苦的原因吧！
我们十几个人来到了搭工棚的地方，这个位置正好是一望无际的一大片高粱地。这里的高粱长得非常好，高粱杆又粗又长，又红又大的高粱穗在微风中摇摆，真是一片即将丰收的景象。
我们来的这些民工都是庄稼人，大家看到这样一大片即将收获的庄稼，不等成熟就毁掉，觉得非常可惜。于是就向领导建议，能否将工程开工日期推迟半个月，那时这一大片正在灌浆的高粱就可以收割了，否则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呀！
报告打上去了，很快就获得了批准，将工期推迟半个月，我们先在旁边搭一个简易的工棚凑合几天。
这天天气非常炎热，简直热得大家喘不上气来。工棚的顶是塑料苫布的，里面像个大蒸笼，大家实在热得受不了跑到外面来，火辣辣的阳光直接照射在皮肤上，将皮肤灼得通红，人人的皮肤都像烫伤一样，针扎一样疼，一点儿也不敢碰。简直热得邪乎。
吃过晚饭，大家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觉，情绪非常反常，不知怎么回事，我也觉得烦燥不安，直到半夜才昏昏沉沉睡去。
我睡着没有多久，忽然觉得憋得喘不上气来，把我一下子憋醒了。怎么搞的，气压竟然会这么低。
我一翻身坐起来，大口大口地喘气。工棚里很多人都跟我一样，觉得透不过气来。大家都莫名其妙地醒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天色黑沉沉的，四周死一般寂静。
突然，夜空中寒光一闪，紧跟着一个大劈雷在我们头顶上炸响。我马上爬起来向外看，没有一个雨点儿。我正在纳闷儿，只听见不远处‘咚’‘叭嚓’一声巨响，不知什么东西把伙房做饭用的大案板砸裂了！
紧跟着又是‘扑通’一声，我定睛一看，只见一个像小暖瓶大小，外形像狼牙棒似的纺锤形大冰雹，正落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把地面砸了个大坑。
我顾不得多想，迅速拿起两个双层草袋子，用一只手紧捏着草袋子的边缘，另一只手托着顶在头顶上。
‘噗’的一声响，一个大雹子砸在铁皮暖水瓶上，暖水瓶立刻被砸扁了，只见冒出了一股热气。
这一情景在场的人都看得真真切切，全傻了眼，目瞪口呆，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慌乱之中，人们不知拿什么顶在头上才安全。有的人顶着一袋面，有的人顶着个脸盆，也有的像个没头苍蝇一样转来转去。看着那惊慌失措的样子，仿佛己经到了世界末日。
我们村的红头来抢我顶在头上的草袋子，拽了两下，没想到我捏得紧紧的，纹丝不动，看看没有得手，他随即拿起一个木匠用的工具箱子，也顾不得里边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工具，不顾一切地顶在头上。我亲眼看见有一把凿子正掉在他赤裸的脚面上，他竟然浑然不知，没有任何感觉，只是瞪着两眼看着前面的情景发楞。
‘扑通’‘嘭！嘭！嘭！’硕大的雹子落在我们头顶上的苫布上，把苫布砸成了一个个碗口大的窟窿。有的雹子落在我们这些人中头顶着的脸盆，水桶和饭锅上面，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
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雹子。有的人没有来得及找到遮挡的东西，只是用手抱住头蜷缩在角落里，被雹子砸得哭嚎起来，那凄惨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我听着那声音，感到既恐惧又紧张，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连长老夏睡梦中被惊醒，突然遇上这来自空中的‘重磅炸弹’，吓得不知朝哪儿钻才好，急中生智钻进了一个墙洞，但是只把脑袋钻进去了，屁股却露在外面。
也就是大约有一个小时光景，眼前几道白光划过，随着几声隆隆的闷雷，外面的‘扑通’声变成了淅沥浙沥的小雨声，只下了一小会儿，雨便停了。
大家惊魂未定，探头探脑地向四处张望。看看确实没有动静了，才悄悄地缩头缩脑地走出来。
我听见连长老夏在高喊：“快拉我出来！快拉我出来！”
我跑过去一看，昨天用澄浆泥刚刚堆得一段松软的泥墙，被老夏用头顶了一个洞。当时一着急，头虽然用力顶进去了，可现在自己却退不出来了。
我帮助他把头拔出来，一看，哎呀呀，弄得满脸污泥，简直狼狈不堪。老夏拔出头来，用手捂住屁股大哭：“哎呀！我的屁股呀！”我凑过去一看，老夏的屁股又红又肿，简直快被砸烂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暗自庆幸躲过一劫。
我看见满地大大小小的雹子堆了足有一尺来厚，旁边盖工棚时挖得约二尺来深的沟，己经被雹子填平。
真奇怪，下那么大的雹子雨却下的很小。再看四外，一眼望不到边的那么好的一大片高粱，已经踪影全无，像抹墙用的麻刀一样被砸得稀烂。
忽然，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抬头一看，原来是牛驼公社的表舅吉尧，他也来挖海河了。这次他们公社的地段挨着我们，由于被大片的高粱挡着看不见，这会儿高粱被砸平了，视野开阔了，他一眼就认出了我。
太好了！我一个箭步窜过去，这深更半夜的，正发愁没有地方呆着呢！
我们亲热地聊了一会儿，就钻进了表舅的被窝。俩人合盖着一床被子，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牛驼公社的工棚上面是帆布顶子，所以雹子没有砸透。可怜我们连队的那些人，没有地方呆，大家挤着在露天坐了半夜。
第二天，听路过的人说，静海县当夜被砸死了八个人，张凤庄村子里的许多民房被砸得只剩下四堵墙了。
这是又一次死里逃生。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次下大雹子的亲身经历，也不会忘记在最困难的时候表舅吉尧所给予我的帮助。
遭人暗算
我与红头第一次分在一个班，而且我们两人都被选为组长，各带领一队人马干活儿。他带的人推上层土，我们推下层土，一干起活儿来，他暗中就与我较劲儿，想比一比到底谁能干。
我干活儿并不惜力，也不在乎比不比，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我飞快的装车技术和灵巧的推车方法并不比任何人差。
我们俩是一个村的民工，我的能干并没有得到他的赞许，招来的却是嫉妒的眼光。吃饭的时候，他故意用筷子敲碎我的碗，害得我不得不向别人借碗用。
记得在冬天没有农活儿的时候，大家又要聚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只不过这次我们几个人被单独放在一间房子里学，而且我们有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呼，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这群人开会学习的时候，除了几个弟兄之外，还多了红头和二蛋。
开会学习时，红头不断地用手摆弄我的耳帽。这是一个棕色的耳帽，很好看，戴在耳朵上又舒服又保暖，刮大风耳朵也不会冷。这个耳帽是妈妈以前给我织的。
散会后，我发现耳帽的边缘有一个被撕开的口子，有了这个口子，耳帽就没法戴了。
我不知道红头这人为什么这样做，他这个人天生爱嫉妒，看到别人有的东西他没有，就想办法搞坏。我看了看己经坏了的耳帽，又轻蔑地瞧了他一眼，红头的表情极不自然，我没有理他，这种人不配与我理论。回到家，我用线把耳帽缝了一下仍然可以用。
当这期工程结束，就要返程的时候，我绑车用的两根长竿不知被何人偷走了。而红头决定与二蛋合绑在一起，我想把自己的车与他们绑在一起，却遭到他们的拒绝。这就意味着在回家的五百多里地这遥远的路程，我只能一个人走完，这是红头有意安排的。
正在这时，有人向我推荐了来自西宫村的徐书元，此人１９岁，比我小一岁，据说名声不大好听，有人说他奸懒馋滑样样具备，还外带手脚不干净，所以没有人愿意与他绑在一起，都离他远远的。
徐书元找到我，想把我们的车绑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一路换着拉车回家，也可以轻松点，我勉强同意了。
但是我们没有绑车用的杆子，我灵机一动，在即将拆毁的工棚上抽出两根长竿，把我们俩人的车绑在了一起。
快要出发了，红头让我把车靠近他和二蛋的车。
我过去一看，他的车正好放在连队办公室门口，而我的车是用拆工棚的长竿绑的，只要推过去，就会被认出来，那就前功尽弃了。
我一看他在与我使心计，就没有理会他，车也没有推过去。
吃过早饭，大家就拉着车出发了。我去招呼红头一起走，到连队办公室门口一看，他们的车早就没有影儿了，听说还不到半夜他们就跑了。我们是一个村子一同来的，走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我拉着小车向前猛跑，路上徐书元说他肚子疼没法拉，让我先拉着他走，等他好点再来换我。
从芦台我一直拉到永清，走了一天一夜，累得我精疲力尽，脚上也磨了个大泡。如果我自己推着小车单独走也不会累成这样，凭我的体力完全可以坚持，我自己心中有数。但是我还要拉着两辆小车和一个病人哪，离家这么远我怎能丢下他不管呢！
徐书元一直躺在车子上睡觉，从芦台出发就没下车，我拉着他一天一夜跑了差不多四百里地，一口气跑到永清。
当车子拉到永清城关饭馆的时候，徐书元在车上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跳下车来，对我说：“我想在这儿吃点儿饭，借我点儿钱吧！”他说他没有钱吃饭，我想既然在一起，吃顿饭也不算什么。
我这个人比较仗义，不好回绝别人的请求，便请他吃了一顿饭，他一边吃一边说，到家后马上把钱还给我。
我特意多要了几个菜。因为我连续奔跑这么远什么也没有吃，体力的消耗也很大。徐书元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肚子疼的样子，比我还吃的快吃的多。
吃完了饭，徐书元站起来一抹嘴，说这两辆车不能绑在一起了，必须拆开。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一点劲儿也没有，只能推动一辆车，如果要拉我是绝对不行的。说完就坐在地上耍赖，怎么也不肯再走了。
没有办法，我看他不走了，赖在地上不起来，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只得把车拆开了，各人推各人的车。
没想到我刚刚把车拆开，徐书元推起车子就跑，把我远远地拉在后面。这时他也不嚷肚子疼了，简直比兔子跑得还快。
看来他一路上一直在装病，躺在车上呼呼睡大觉，把精神都保养好了，眼看着就要到家了，恐怕我让他拉我，便把车拆开自己推着跑了。此人真够卑鄙的。
我这人一直要强，怎肯让这种人把我甩在后面呢！便一鼓作气追上他并超过去，利用半天的时间从永清跑到家，才只有中午一点多钟。
我坚持着用最后的一点儿力气，凭着顽强的毅力跑回家。从芦台到家，五百多里地只用了一夜一天半。
到家后，妈妈见到我真是又惊又喜。因为红头他们的车是上午到家的，他们告诉我妈妈，我不知上哪去了，妈妈听了后心中非常着急非常掂念，看我平安回来，不禁喜出望外。
我到家后觉得脚有些疼，就想把鞋脱掉烫烫脚。我低头一看，脚面肿得像个大馒头，鞋己经根本无法脱下来了！
妈妈用颤抖的双手托着我的脚，用剪子把鞋帮剪开一看，红色的血和肉己经与鞋帮鞋面粘在一起，向下一脱鞋，疼的我直咬牙，汗水伴随着泪水流进嘴里，咸咸的，略有些苦。
妈妈双手哆嗦着捧着我的脚，心疼得掉下了眼泪，口中喃喃地说道：“这个傻孩子，怎么会累成了这样！”
我的两脚都肿了，而且肿的老高，像个发面馒头。妈妈用热盐水烫也不见消肿，没办法，我只得在炕上躺着，双脚不敢沾地。
当天晚上，我吃完晚饭，刚想歪在炕上睡个好觉，这时突然从窗外闯进一个人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村治保主任牛二皮。
他进门来，两眼一瞪，大声喝道：“小大春，你明天去文安南艾头挖河去！”我伸出两只红肿的脚让他看，说：“我今天才回来，怎么也得歇两天呐，再说我的两只脚肿成这样，怎么能干活呢？”
牛二皮毫不客气地向我大声吼道：“少废话！让你去你就得去，不去不行！要死也要到工地那儿死去！你不去就让你爸爸去！”
我就是真的死了，也无论如何不会让我那年迈体弱的老爸爸去啊！
就这样，我从海河工地回家后没有休息一天，就一瘸一拐地到南艾头挖河去了。
文安之行
固安县南边是霸县，过了霸县再向南就是文安县了。
有人说：文安洼，文安洼，十年九涝无庄稼，不收庄稼摸鱼虾，饿得野狗满街爬。
文安县是个地势低洼的地方，所有的村子都建在高高的土岗上；一发大水，一片汪洋。稀稀落落的村庄则像一个个的孤岛，村中的人们生活很苦，住的房子都很简陋，大部分是土堆的小房，砖房很少。
我们村的两辆大车拉着乱七八糟的挖河的工具和一些行李，来到了距离王老疙瘩村五里远的一个村子，天色已经黑了，大家决定先住下再说，车把式便去前边号房子。
大约有一袋烟的工夫，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他叼着烟袋走过来，带领我们来到了大队部。
大队部的门没有锁，老头儿用脚一踹就走了进去。
我跟在后面进去一看，这哪叫大队部呀，这所房子的两扇房门是两块用芦苇扎起来的篱笆门，两间房子都没有房顶，只有四堵土墙；屋里除了一个土炕，什么也没有。锅台上锅的位置只是一个大窟窿，根本也没有锅。
我听说这老头儿就是大队长，我便问他：“老队长，您这儿是大队部吗？”
老头儿把烟袋锅子在自己的鞋底上磕了磕烟灰，抬起头来慢条斯里地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