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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馈控制
反馈控制，也称事后控制，是指在一个时期的生产经营活动已经结束以后，对本期的资源利用状况及其结果进行总结。由于这种控制是在经营过程结束以后进行的，因此，不论其分析如何中肯，结论如何正确，都已无法改变已经存在的事实。结果控制的主要作用，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作用，是通过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为未来计划的制定和活动的安排提供借鉴。反馈控制主要包括财务分析、成本分析、质量分析以及职工成绩评定等内容。
根据确定控制标准的方法不同，可以将控制过程分为下列几类：
1程序控制
程序控制的特点是，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严格按照预先规定的程序进行动作。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大量的管理工作都属于程序控制性质。例如，计划编制程序、统计报告程序、信息传递程序等都必须严格按事前规定的时间进行活动，以保证整个系统行动的统一。
2跟踪控制
跟踪控制的特点是控制标准固定，有一个先行的量，依据这个先行的量来确定跟踪的量。如在企业纳税控制中，产品的销售额就是先行量，税金就是跟随量，控制标准就是各个税种的税率。这是一种动态的跟踪控制。国家通过制定各种税种和税率，就可有效地控制国家与企业在经济利益上的分配关系。
3自适应控制
自适应控制的特点是根据目前已经达到的状态，还有过去的历史，通过学习和总结经验进行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面对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企业决策者必须进行自适应控制，往往要根据过去时刻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已经达到的状态，凭直觉经验和理性判断来做出决策，实施控制。
4最佳控制
最佳控制的特点是，控制标准是一个最大或最小的值。组织活动中往往采取最佳控制的方法。例如，用最低成本来控制生产规模，用最大利润率控制投资，用最短路程控制运输路线等等。
第八讲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简介引例：道与术的追求
道与术的追求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一个异常丰富的思想宝库。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更为发达的文化，所以这一宝库中的经典也绝大多数为人文社科类的精粹。
管理科学以一门系统学科的面貌兴起于世界，起自1911年前后“科学管理”的实践与探索。时间动作研究、定额与计件工资是这一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一阶段，人的问题还没有被摆到突出的位置上。及至1924年～1932年间，霍桑实验开风气之先，把管理全面地引入了人的领域。企业家和研究者们都逐渐认识到：管理的主体是人、客体是人、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是人的矛盾，所以此后人的问题一直是管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研究管理学理论和进行管理实践的过程中，开启古代的思想宝库，探讨灿若繁星的人文精粹，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简言之，就是可以得到“三件宝”：理论的依据、研究的材料、行动的参考。
谈及传统文化，我们首先要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太史公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谈凭借自己对春秋以来各种学说的领会与把握，“论六家之要指”（《史记太史公自序》），对阴阳、儒、墨、名、法、道进行了学术上的概括总结。可以说司马谈作了一个开创性的工作，为后世人系统研究前人的文化遗产提供了框架。司马谈对6家的评价是：
阴阳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家：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以上6家只有道家没有涉及弊，可见司马谈本人从思想上是倾向于道家的。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成果博大精深。就管理思想而言，仅上述6家就已著作林立，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成果。在6家之外，更有众多的学说。而且历史发展，人才辈出，春秋战国的时代也仅是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其后的数千年历史中，思想家与实践家们又创造了更为丰富的思想精华。所以在此，我们仅能择其要略，作一个简单的介绍。更多的内容则需要以专著的容量，作更为专深的研究。
总括上来讲，古代管理思想分成了两个系统：一个是“经世”的；一个是“治生”的。经世也就是治理国家，治生就是经商，两者相比“经世”一直在管理的发展中占据主流。
“经世”的体系大体上又集中注意力于“为帝王、为人臣和领兵”三个主要方面，每个方面都有若干著作、一系列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这些前人留下的思想成果，若是以二元化的简括方法来分类的话，大抵可以分成两类：一是“道”；一是“术”。
“道”指的是管理过程中的信念、价值观和伦理标准。
“术”指的是管理当中的方法与谋略。
儒家的理论体系当中，特别是在孔子那里，“道”的含量是很高的，第八讲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简介后来的宋明理学又对其比强者更强进行了发展与补充。可以说古代管理思想中“道”的主体思想一部分来自道家，大部分来自儒家。儒家学说强调管理要从修身开始，先进行自我修养，确立在内为“仁”，在外为“义”的价值体系，并且以“礼”的规范、“信”的要求、“忠孝”的准则来约束自己，沿着“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发展道路前进。
“术”的思想在韩非子和鬼谷子的著作当中都可以找到。法家和纵横家对术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主要的内容是：要懂得权变，学会把握形势，借助外力和寻找时机，依靠高明的谋略来达到目的。
后世成功的实践者们的成功经验是：以“道”为原则，为“术”为方法，内外兼修、内明与外功并举去实施管理。
我们选择孔子、韩非子、鬼谷子和孙子这4位大师，把他们的管理思想作为介绍的对象。因为可以说，道与术的发展都是从他们那里发源的，这也体现了“厚本、重源、道术兼顾”的原则。
第八讲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简介孔子的管理思想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也就是鲁襄公2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也就是鲁哀公14年。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属于殷商的后裔，孔子的父亲是鲁国著名的武士。孔子少年比较困苦，3岁丧父，随母亲移居在曲阜。他从小就勤奋好学，17岁时当过季氏家里管仓库和牛的小官，他对工作非常认真，同时对学习孜孜不倦，到处向别人虚心学习知识和技能。孔子到30岁已经成为掌握《六易》、通晓诗书的贤者，在当时以博学多才闻名，于是一些人闻名来向他学习，从而开创了民间教育先河，打破了自西周以来教育官办的局面。
青年时代的孔子已经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声望。当孔子结婚生子时，鲁昭公特别派人给他送去了一条鲤鱼以表示庆贺，孔子于是给儿子取名鲤，字伯鱼。孔子36岁时鲁国重臣季氏驱逐了鲁昭公，孔子为了避乱到了齐国，受到礼遇，齐王准备重用孔子，结果遭到晏子的反对。后来孔子由齐归鲁，继续讲学。51岁时，孔子终于迎来自己仕途上的辉煌，先后担任中都宰，后来又升任司空，后来又升为司寇。相传在孔子的治理下整个鲁国路不拾遗，门不闭户，治理效果非常好。52岁时孔子参加了齐鲁的夹谷会盟，以机智、勇敢挫败了齐国企图劫持鲁国的阴谋。54岁时孔子“堕三都”的计划失败，受到排挤，于是被迫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生活。孔子的周游是为了推行政治主张。他先后访问了魏、曹、宋、郑、陈、蔡、楚等国家，但是没有统治者采纳他的主张而且一路备尝艰辛，在匡被围、在宋遇险、在陈绝粮。68岁时孔子结束了流浪生活，回到了鲁国，此后他一直聚众讲学，努力地培养人才。传说孔子一生有弟子三千，其中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所以后世人说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一生的言行和事迹都被他的弟子记录下来，写成了《论语》一书。后人研究孔子的思想都是以《论语》为最直接最重要的材料的。另外在《左传》、《国语》中都有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史记》中也专门为孔子写了列传。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同时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儒家有四部经典之作：《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论语》是记录孔子弟子言行的著作，孔子的一系列思想和主张都记录在其中。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名人叫赵普，他是辅佐宋太祖赵匡胤取得政权并治理国家的一代名相。史传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只用半部《论语》就把天下治理得一派开平景象了。《论语》这部典籍里确实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值得后人去思考和借鉴。我们对孔子管理思想的概述主要就以这本著作为依据。孔子的管理思想可以概况为以下几个方面：
“和”就是和谐统一。相互差异的事物组织在一起，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就是“和”。我们的故宫有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从大殿的名称当中我们即可以看到古代的国家管理者们对“和”的追求和向往。
孔子主张“和为贵”，明确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孟子进一步明确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把“人和”的理念推到管理准则的最高位置上。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和”的理念呢？在方法论上孔子又提出了“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并非是我们贯常说的老好人主义。关键的理解在这个“庸”字上，我们所持的语义系统里，“庸”代表的是平庸无能，没有作为。但孔子在提出中庸之道里，“庸”字却是另一种解释。在儒家经典《中庸》一书中，开篇就解释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所以庸是一种状态，一种不走极端符合外在情势和内在规律的状态。中庸之道就是达到“和”的方法，以现代哲学的观点来认识的话，实际上是对度的把握与灵活运用。
这种对度的灵活运用是管理的极高境界，所以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比起来谁好一些，孔子评论说：子张做事总做过头，而子夏呢又总是做不到位。子贡追问那子张是不是比子夏好呢，孔子明确回答：“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孔子的观点是过头和不足一样不好，必须把握度，也就是体现中庸之道。在一系列关于为官、从政、治家、治国的言论中，我们时时都能找到这种强调度的理念和方法。
“仁”是居于整个儒家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论语》一书当中提到仁的有109处之多。
《论语·里仁》当中记载了这样的故事：孔子坐在厅堂上，曾参经过他面前，孔子说：曾参啊，我的学说是以一个核心的线索贯穿下来的啊（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参点头说：是的。等孔子走了，同学们都围过来问曾参：老师说的是什么呀！曾参回答说：老师的学说就是忠恕两个字而已。
仁的内涵，孔子说的很明确，“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如何去实践呢？孔子强调在内为仁，在外为礼，内心的道德操守和外在的行为规范相统一就达到了仁的境界。仁者，人也，其核心是尊重和关爱人；义者，宜也，就是做该做的事，忠实地去职守与承诺。可以说72位贤人中仁的典范是颜回，义的典范是子路。仁的具体的实践方法也就是曾子所讲的忠和恕。关于这两个字的含义，孔子有很明确的解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就是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就是恕。
也就是说修炼思想境界的最基本的方法和途径就是体现一颗善良正直之心，自己想办成的好事，也帮别人办成，自己不喜欢的，也决不施加到别人的身上。
达到这种境界的关键在于从身边的日常小事做起，坚持不懈。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术而》）
儒家的管理思想最大的两个特点一个就是讲究度，另一个就是强调伦理道德观念。
《论语·为政》是孔子专门讲国家管理原理的，开篇就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论述·为政》）这段话道出了强调伦理道德的巨大价值，一个人一旦有了仁德，就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样，满天的星辰都会围绕着你，听从你的指挥。所以修德是建立领导权威的关键所在。只有制度权力是不够的，必须有道德感召力。这一论述和我们在第二讲中提到的感召权是一致的。
〖BT）＇为了能实践仁的价值观，把握和的精义，管理者必须加强自我修养。儒家在修身方面的严格要求从孔子开始，至宋明理学时便更为严谨，这种严格自修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就是培养了一批作风严谨、思理高尚的人才，但也产生了不小的弊端，琐细的修身与过度的自省，消耗了知识分子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整个中华民族的治学求知的眼界日益内向，不但导致了实践兴趣的下降，而且制约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营管理这样的与实践相结合、实用倾向的理论的建立与发展。这也是一种思想走向极端时的不良后果，儒学的这种现象恰恰说明儒家所强调的度（中和）的重要性。一种学说，以自己的失足验证了自己坚持的原则的正确性，这个现象是颇耐人寻味的。
对于修身的要诀，孔子提了五个字：温、良、恭、俭、让。
温就是温和稳重，不走极端，善于自控。
良就是慈爱、善良。
恭就是态度恭敬严谨，无懈怠之心。
俭就是节约。
让就是谦逊。
这五个字给我们刻画出了活生生的一个经典的儒者形象。五字要诀是有来历的。老子在《道德经》里讲：“吾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对照一下可以发现，温和良大致相当于老子的慈，俭这一条孔子和老子都有，而让与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相当。
孔子实际上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理念。他在原有的三宝之外又加上了恭来强调为人处事的态度，分化出了温以强调性格的历练。
修身是自我的净化。从古到今，英雄总是求功于外，期待战胜外力，而圣贤总是求功于内，期待战胜自我。“心魔难抑”，战胜自我确实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大凡成功者，都是以顽强的意志力闯过自我、战胜一道道难关的。孔子强调在修身的主观努力过程中，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君子总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小人则是放宽自己而一再要求别人。律己修身的过程是一个学习加自省的过程。学习上，要“三人行，必有我师” （《论语·述而》）、“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也就是说，要向同行学，向周围的人学，广泛吸纳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同时要读点历史，看些案例，多方了解成功与失败的事例，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提供参考依据。
孔子特别欣赏自己的学生颜回，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圣贤之才。在自我修养上，颜回有三大优点：
其一是安贫乐道。尽管家境十分贫寒，甚至温饱都成问题，但是颜回依然孜孜不倦地追求学问，修养道德，并乐此不疲。试想我们大家一旦经济困难到一天只能吃上一大碗饭，这个时候能有谁可以保持平和的心态在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