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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械耐昝榔拮邮恰翱吞锏墓蟾尽⑽允依锏牡锤尽⑵鹁邮依锏钠透尽保馄涫狄彩窃谙煊φ畔壬睦砺郏航档徒灰壮杀尽Ｎ冶砩┮蛭て诠┯Φ闹蚀渭鄹叩男圆罚沼谠�1999年被我表哥取消了交易资格，他们离婚了。这对一直持币待购的投资者，我，是一个沉重打击，从那以后我见人就说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
前些日子各地都有“换妻俱乐部”的报道，我这个人有点趣味低下，遇到这样的新闻，总要反来复去地看。《圣经》上说“亲近邻舍之妻的，不免受罚”，所以搞换妻俱乐部的这些家伙，最后全都被捉将官里去，打板子，捱班房，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没资格参与这种非法活动，见了总不免有点幸灾乐祸。
换妻这事可以算是一种等价交换，稍具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交换是一种增值行为，农民拿粮换布，是因为他织布要比种粮食花更多的时间，这种交易让他节约了时间。由于没有人想作亏本买卖，所以换妻肯定也是一种增值行为，前面说过了，夫妻之间有个“性的边际效用递减”问题，“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而换妻则可以解决生产中的设备老化问题，以自己的不新鲜换别人的新鲜，使效用大大提高。萨缪尔森有个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在欲望不变的情况下，效用越高，就越幸福。所以换妻事实上是一件幸福的事，但这结论显然不符合上帝的旨意。
经济学中有个名词叫“帕累托优化”，是指在资源分配中，不损害他人福利而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福利，1980年华罗庚数学竞赛有这样一道题目：大家排队取水，桶各有大小，怎样排列才能保证总体效率最高？答案很明显：小桶在前，大桶在后。但这损害了大桶者的利益，所以它是一个伪帕累托。阿瑟？奥肯1975年的“漏桶试验”，损害富人的利益来帮助穷人，是另一个著名的伪帕累托。照我看世间真正的帕累托优化不多，而换妻就是一个。它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大家自愿，换过后也不影响使用，但每个人得到的效用都大大提高，当然这里必须排除性病传染的因素。
几单位的性资源换一辆保时捷，可能大多数人都觉得不值，也付不起，香港某位著名女星还换了一套几千万的豪宅呢，你怎么说。不过这也正常，交换总会有价格问题，电影《不道德的交易中》，黛咪摩尔的老公拿她换了一百万美元，事后十分痛苦，觉得这生意不划算，如果他换来的不是一堆钱，而是别人的老婆，想来就会好过一些。
换妻应该算是男人的恶行，网上有些女网友评论，说这样的男人真恶心，拿老婆当玩物。这话看似偏激，实则非常接近真理——性其实就是种物权。物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排他性，你买了一只锅，这只锅就只属于你自己，别人不能轻易碰。性也是这样，尽管老婆大多时候都闲着，但谁也不会让别人轻易使用，也许变态会这么干，但我从没见过。再说说网上评论的事，女网友评论完了，有个男网友在后面骂，骂得十分提神：三八，你们怎么不说那些当老婆的，她们不也在换夫吗？
当然，换妻这事最终是个道德问题。经济学要不要兼顾道德，这事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吵个不停。但道德这东西谁能说得清呢，除了上帝。宗教主义者认为上帝是人类最终的理性，这话可以跟波茨纳那句“性是人类理性的实现”联系起来理解。《圣经》里是这么说的：“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值得称赞。”这话有点费解，如果我有个老婆，让她怕耶和华我没意见，但非要她敬他爱他，我就觉得他是在占我便宜，单方面的我不干，要就换妻。
按古龙的说法，性产业是最古老的职业，“堪为百代祖师”，那时候没有钞票，人们拿贝壳换粮换米，我怀疑有些人收藏贝壳就是想回到原始社会。根据伪学者慕容雪村的考证，“性”这东西可以算是另一种贝壳，每一单位的性资源换多少张狍子皮，换几捧高梁米，大概早有定数。即使到了现代社会，性依然是万能结算工具，可以换彩电，换房子，换工作，换城镇户口，有个美女还拿它换了一个法官当。所以英国前首相狄斯赖利说“货币比唯一比爱情更让人发狂的东西”，这里的“货币”如果不是指性资源，我就觉得不大好理解。
站在动物的立场，人类的性压抑、性苦闷实在是不可理解，93年春天我去北京动物园玩，看见一只老虎四脚乱跳，咆哮不止，据说是发情使然。想想这些动物们也真可怜，一年只有那么一季，还不容易遇见合适的对象，茫茫林海，真爱何求啊。人类就不一样，一年到头都不闲着，自带设备搞生产，方便又轻松，资源又丰富，没有稀缺性。经济学中的“稀缺性”指的是对需求而言，资源总是有限的、不足的。这种理论应该不适用于性资源，人类的性需求十分有限，“百年三万日”，这数字大概可以算是人类的极限，即使威猛强悍如张伯伦，也有支撑不住的时候。与这有限的需求相比，人类拥有的性资源可以算是无穷无尽的，50亿人口中有一半都是异性，如果我们也是老虎，肯定用不着四脚乱跳，咆哮不止。
一个开放的性市场需要制定交易规则，这是套用康芒斯的话。为了避免性市场陷入萧条，政府应当以行政干预拉动需求，比如对性产业免税等等，这大概可以算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不过在现阶段的中国，康芒斯和凯恩斯们都无用武之地，性产业不合法，从业者只好在地下状态左躲右闪，偶尔生产，这显然不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就象爱伦？坡的诗：被光明弃绝向幽暗中寻找自我。这诗是我查字典翻译的，不知道译得对不对，但2000年我曾见过一个被收容的姑娘，她这样对警察说：找不到工作，摆个摊你们又要没收，不干这个干什么？那姑娘如果会用英文写诗，中国可能要多一位女文豪。
红灯区合法化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有争论，反对者认为性产业合法化会导致伦理危机，上帝是这么说的，“妓女如深坑…她埋伏好象强盗，她使人多有奸诈。”上帝的比喻总是很形象。除此之外上帝还说了一句：“与妓女结交的，浪费钱财，”事实上有钱不用才是恶行，因为那将导致经济危机，否则政府拼命拉动内需干什么。18世纪初，英国医生伯纳德？曼德维尔写过一首诗叫《蜜蜂的寓言》，说节约并非美德，奢侈浪费才是致富之道，这诗对凯恩斯有莫大影响，但明显跟上帝过不去，所以被禁了好几百年。反对者的第二个理由是性病，认为红灯区合法化就是性病泛滥的前兆，这话也有事实依据，比如泰国就有爱滋病泛滥的问题。
我个人倒是赞成合法化，但谁如果认为我这是为了自己嫖娼方便，我也无话可说。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既然不可能禁绝，不如拿它来赚钱。一个阵地，政府不去占领，黑社会就必然去占领。钱在政府手里和在黑社会手里哪个更能为广大人民造福，这事不好说，但逃税总不是美德。至于“伦理危机”，我看就是个幌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米蒂亚这样告诉阿辽沙：关于伦理学，我没法对你解释清楚。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所有解释不清楚的东西都会成为幌子，比如雷公电母、狐仙和柳树精，乡村巫医们靠着这些发了老鼻子财了，但最大的一个幌子就是所谓的伦理道德。再说说泰国的爱滋病，据我分析它不是红灯区合法化的问题，只是政府管理不当，如果不合法，可能传染得更厉害。众所周知，地下状态什么东西都传播得快，比如小道消息、黄段子，还有sars。
上世纪九十年代，荷兰鹿特丹曾打击过色情行业，结果政府税收锐减了几亿盾。据说太原也有这种情况，但身边的事不好说，我们还是说别人吧。
作为一名独身主义者，我坚决认为婚姻是个赔本买卖。首先它的机会成本太高，我们形容某人得不偿失，常说他“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么结婚就是捡了一粒芝麻，却丢了一个谷仓。投资理论讲“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结婚显然是违背了投资理论，你把所有的蛋都放了进去，最后却未必就能孵出小鸡来，弄不好连蛋都要打破。前些日子广东有个案例：有个人在外面包了个二奶，老婆发现后怒不可遏，一刀将他的作案工具割下来扔进了马桶，连生产设备都报废了，可以算是鸡飞蛋打的典型。同例我们还可以参照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他现在一年要付给前妻300万美元，有一次差点就破了产。
说起婚姻的实质，连我这个独身主义者都替你们难过。人类的性供应时间不长，20岁开张，60岁打烊，也就40年左右的时间，听说有人七十多岁还能搞批发，我觉得那肯定是部长以上级干部，全靠补药顶着，要不然就是super猛男。40年是14000天，按三天一次计，人一辈子能消费的性资源不过4600单位。如果不生孩子，也不谈爱情，那么结婚其实就是为了这4600次。“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细细分析起来这事其实并不怎么浪漫，白首偕老，终生相伴，不过是4600次活塞运动的另一种说法。为了使问题更好理解，我们对结婚的成本进行实证分析：
一、结婚的直接成本。北京人结婚时，前来道贺的小伙子会这么唱：“结婚了吧，傻冒了吧，一个人挣钱两个人花……”可见结婚要付出50％的收入，即使离婚也要按这个标准来分割共同财产。根据莫迪利阿尼的生命周期假说，消费取决于人一生的收入，我们假设一个人月收入1000元，工作40年的总收入是48万。48万一半自己用，一半拿来跟老婆换那4600次，平均每次也就是52块多。在这个问题上富人比穷人吃亏更大一些，如果月收入一万，那么性交的单价就是500多，据说莫斯科四星级酒店里就是这个价格，所以富人容易包二奶，因为每多包一个，他的成本就会降低一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决定夫妻关系并不是所谓的道德伦理，而是供需关系。如果你不巧是比尔？盖茨，那就太惊人了，按上述计算方式，你跟老婆亲热一次的价格是1100万美元，这钱如果买成猪肉，可以买16；000；000斤。
二、结婚的简接成本。胡塞尔说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不结婚的，这说明结婚要损失自由，裴多菲有诗道：为了自由，生命也可抛，爱情也可抛，可见自由是无价的，除了这无价的自由，你还必须在婚姻生活中花费大量的个人时间，比如陪老婆逛街，或者陪老公打麻将，这时间也是金钱；有人婚后感情不好，喜欢跟老婆吵架，说不定还要发生武斗，但不管是打坏了老婆还是被老婆打坏了，都要付出修理成本；如果被抓伤了脸，还要编谎话请假，产生误工成本；如果老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你可能要磨破几双皮鞋，经济学中把这种成本叫作“皮鞋成本”。
这么说来，婚姻就是一个大竹杠。批发本来应该比零售便宜，我们都知道商业采购的原理是“批量越大，成本越低”，现在可好，你一下子全包了，结果还被人狠狠敲了一竹杠。
当然，婚姻还有其他的价值，比如社科院的一个博士就说婚姻是人类繁衍的工具。我不大赞同这种说法，据我所知，人类繁衍靠的是性器官，而不是靠结婚证书。否则你去领个结婚证，再回家把那什么割了，看看能不能生出孩子来。要是生得出来，我情愿输你一本《葵花宝典》。照我看，婚姻不仅不能保证繁衍，反而大大有害于人类繁衍，我们都知道杂交水稻好，不仅长得壮，产量也高，五八年的时候据说一亩地能打几十万斤。而结婚即使有一千种好处，也掩盖不了这个致命的缺点：在婚姻的稻田里，你永远没法培育杂交品种。
在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之前，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怎样增加生产，避免出现饥荒。我们都知道，饥荒是生活基本资料，尤其是粮食的供应不足引起的，三年困难时期，因为高估产、高征收，再加上大办人民公社的过度浪费，弄得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
性爱市场也会产生供应不足的问题，对男性来说，女方不断提升的性技术、不断扩大的性需求真是个灾难。据说有个丈夫天天在汤里放安眠药，让老婆一吃完就呼呼大睡，不去想性供应和性需求的事，这法子可能有效，但实在是有点缺德：你万一把人家吃傻了怎么办？
供应不足如果严重了就会发生饥荒，有饥荒就会有逃荒者，这事就叫红杏出墙。平常人们对逃荒者总是很同情，除了安徽凤阳在1961打击过要饭的，说他们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大好形象，捉进去吊起来打，此外还真没见过这么没人性的。但对性爱逃荒者，人们却一直都很鄙视，说她们淫荡、道德沦丧、不守妇道，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潘金莲，人家不过就是在饥荒时吃了几口别人家的饭，就被道德学家们骂了一千多年，骂得人人自危，连慕容雪村这么大胆的人都有点害怕。这事跟国企改革差不多，说到底还是一个产权不清的问题：潘金莲有没有权利按照供需状况分配她的性资源？或者说，究竟谁是潘金莲性工厂的真正所有者？是她自己，还是武大郎？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武大郎最多只有经营权，但你们非要连所有权都夺去，我觉得这中间一定有什么猫匿，建议清河县反贪局介入调查。
我在企业里管过采购工作，一般情况下我都会选一家固定的供应商，定点采购的好处就是成本低、供应及时。但如果这家供应商供不上货，那我就要多找两家，这和潘金莲做的没什么区别，也没见谁说我淫荡或者道德沦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点同情潘金莲，她和我一样都是优秀的采购员，关注采购质量，寻求足量、及时的供应，但我又加薪又升职，过得滋滋润润，潘采购却被公安局长武松一刀砍了，其间的迹遇，真是令人不胜嘘嘘。
前面说过了，经济学有时要研究如何增加生产，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们有很多理论，比如提高劳动生产率，延长作业时间，还有费亨氏理论、德罗定律什么的，金正日将军提出还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科学技术，所以西门庆买了两个银托子，所以印度神油和龟鳖丸才会那么畅销，社会学家说性药泛滥是社会道德沦丧的标志，我觉得这事跟道德关系不大，我们卖春药只不过是为了避免饥荒，而众所周知，搞出饥荒可实在算不上什么道德高尚。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说也奇怪，性工业应用科技不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反而是为了降低生产效率。说起“效率”这个词人人都明白，就是用最少的时间做最多的事，比的是谁更快，而在性爱问题上，人们却总想用最长的时间做同一件事，比的是谁更慢。
经济活动会产生外部效应。关于“外部效应”，可以这么理解：比如办教育，除了能赚钱，还能提高国民素质，这“提高国民素质”就是一种外部效应，它是好的，所以叫作正的外部效应；开化工厂要污染大气，这是坏的，就是负外部效应。工厂污染大气，这是政府要管的事，所以要对化工厂额外收税，这种税最早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来的，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叫作庇古税。
我们的主旨是谈性。性产业的负外部效应十分明显，前段时间澳大利亚有家妓院上市，我到他们的网页上浏览了一下，发现满页都是黄色图片。我这个人虽然趣味低下，自制能力还是有的，所以看了也不会出什么事。换了是个没有自制能力的人，说不定就要跑到大街上骚扰妇女，这事我看就该算到妓院头上。
除了诱发犯罪，性产业更严重的外部效应是伦理问题。伦理是人间正道，不管佛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反对色情，如来讲不可邪淫，耶酥说不可亲近妓女，安拉更彻底，连妇女穿高鞋他都会不高兴。在这个问题上三位神仙站到了一起，旗帜鲜明地反对色情事业，不过照我看也没妨碍了它的兴旺发达。
性产业悖德，主要是因为它的非法性、经营场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