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鲁迅逝世的时候，告诉妻子和孩子、朋友和学生，“忘了我，好好生活”。然而，我们依然无法忘记他，我们依然难以“好好生活”。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还在不断地谈论着鲁迅，似乎在前辈中只有鲁迅可以如此长久地被我们所谈论。我们之所以要谈论鲁迅，根本原因还是他的对立面变得更加强大了。我相信，被后人谈论并不是鲁迅的骄傲，而是鲁迅最大的悲哀。
鲁迅为我们在铁屋子上打开了一扇窗户，他还来不及做更多的事情就劳累而死。开一扇窗户就会耗尽一个人一生的能量，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国情”。我们的历史太悠久了，我们的文化太丰富了，我们的土地太宽广了，我们的人口太繁密了。所以，我们是“无所不有”的“天朝大国”。
铁屋子的墙壁上开了一扇窗户，窗外阳光灿烂，油菜花也一样灿烂，浓郁的花香还飘了进来。然而，让鲁迅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行为恰恰成为他招致攻击原因。那些喜爱或者适应呆在黑暗里的人，开始疯狂地咒骂他。同胞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同胞们的心灵已经习惯了奴役。绝大多数人依靠梦境而生活，至于血淋淋的现实，他们可以用鸵鸟埋头入沙、屁股高翘的方式来对付。因此，最厌恶鲁迅的并不是统治者，而是那些将脖子伸得像鸭子一样长的观看杀人场面的大众。
那位一度权势滔天的林副统帅，虽然身经百战、战功赫赫，却最害怕光和风。瘦骨嶙峋的元帅躲在一年四季恒温的房间里，并拉上厚厚的窗帘。他说，要“绝对”的黑暗；他想，要是整个中国就是这样一间密不透风的屋子该有多好。
而我，愿意透过那扇鲁迅亲手打开的、小小的窗户眺望远方。
正如学者夏济安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一文中所说，鲁迅面临的问题远比他的同时代人复杂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正是他那一时代的论争、冲突、渴望的最真实的代表。鲁迅对黑暗主题的揭示特别重要，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这种昏暗时刻究竟多久才能结束。就算是在表面上结束了，在人的心灵中也还是没有结束。
千年的铁门槛，千年的铁屋子。
有时候，我很羡慕美国人，羡慕他们脸上的阳光，羡慕他们嘴角的微笑，羡慕他们没有历史，羡慕他们没有皇帝。倘若传统的存在仅仅是增添我们的痛苦，这种传统又有什么值得骄傲地方的呢？鲁迅说过：“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我理解鲁迅为什么要劝说给青年人“不读中国书”——虽然他本人读了那么多的中国书，但有一天他突然明白了：这些书籍跟墙壁里的砖头其实是一样，正是砖头和书籍共同建构了这座坚不可摧的铁屋子。他从“仁”、“义”这些美好的字眼中读出了“吃人”两个字来。
一九九三的秋天，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忍受了一年所谓的“军政训练”之后，我第一次踏进了北大的校园。在那被延宕的一年时间里，北大的湖光塔影每天都出现在梦中。然而，真正到了北大以后，新鲜感在几天之内就消失了，我很快就陷入一种没有边际的失望之中：原来，北大也是一间铁屋子。
九十年代初的北大就像是一个失血太多的伤员，连走路也摇摇晃晃的，更不用说奔跑了。伤筋动骨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又被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得阵脚大乱。未名湖开始“翻修”了，湖水都被排光。水底只有恶臭的淤泥，而没有白衣飘飘的诗人。当两岸的乱石都被平整的水泥板所取代的时候，北大正在凯歌高进地走向清华。学生们都涌进了“新东方”的课堂和党组织的怀抱。没有青春的“青春”，如一位评论家所说，“过于聪明了”。那么，对这两种选择都没有兴趣的我，是不是太傻了呢？
面对被挖去眼睛的未名湖，我忽然想起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的一首名为《恐怖》的诗：
他们让人渐渐地变得驯顺，
他们给一切都盖上了印。
哪儿应该沉默——就让你叫喊，
哪儿应该呐喊——就叫你沉默。
不，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我重新阅读鲁迅的书。这次的阅读与中学课本的教育截然不同。在不同的背景下，阅读同一本书，居然会获得如此不一样的、甚至完全对立的感受，这个结果让我惊讶了好久。我与五位室友住在三十八楼一楼一间向北的宿舍里，很少有阳光，走廊里一年四季都挂满湿漉漉的刚洗过的衣服。
在潮湿与晦暗的宿舍里，我读完了《鲁迅全集》，也开始写自己的文字。
鲁迅说：“觉醒的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寄希望于孩子，他知道作为“中间物”的自己将在呐喊中与黑暗一起灭亡。
然而，现实总是比人们的估计更加悲观。夏济安写道：“鲁迅是处于一个艰难的时代，他个人敏锐的感受性并未被他中国的追随者和解释者所充分赏识。他们作为后一辈反抗者也许真的认为他们所享受的阳光，都得归功于鲁迅以他巨人般的威力肩住了闸门。”我不同意夏济安的看法，孩子们真的享受到阳光了吗？
思考着鲁迅的命运和孩子们的命运，比较着铁屋子的巨大和窗户的狭小，我寂寞地度过了自己的本科时代。与《火与冰》一样，《铁屋中呐喊》真实地记载了我那段青春岁月的心路历程。那时，我常常想，我是不是能够撬动铁屋子里的一块砖头，使得窗户变得稍微大一点呢？这些年来，也颇经历了一些人世的沧桑，但我的努力依然没有停止。
我向来是“不悔少作”的，尽管我也愿意像梁启超那样“善变”。然而，我不喜欢自己作品的遭到编辑过多删节和加工的版本，当《铁屋中呐喊》刚刚出版时，我就企盼着将来有一天能够出版一个基本上恢复其本来面目的修订本。现在，修订本终于得以出版，比起无比粗糙的初版来，既有修改，也有“复原”；既有删除，也有“增添”，相信任何一位细心读者都能够发现若干有趣的“蛛丝马迹”。在此，向出版者表示感谢，也向每一位读者表示感谢。
第一辑·口吃的人口吃的人
我是一个口吃的人。
小时候，因为口吃，遭到同龄人无数的嘲弄。他们学着我口吃的腔调，快活地在课间休息时表演。我曾哭泣着奔回家，责问母亲，为什么、为什么生下一个口吃的孩子？母亲也陪我掉眼泪。
回想起来，也许是因为与病中的父亲的见面。那时我还在襁褓之中，父亲患肝炎，下了病危通知单。母亲抱着我到医院，隔着玻璃窗让父亲望望我。后来父亲奇迹般地死里逃生，但那次在死神阴影下的遥远的眺望，却撕裂了我对外部世界完整性的认识。尽管那时我什么也不懂，只有一双孩子的眼睛。鲁迅说的“于浩歌之际寒”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从此，我成了一个沉默的孩子，偶尔开口，也会口吃。
我选择纸上的世界、笔耕的生涯，部分的原因是我的口吃。读汉代扬雄的《法言》、《太玄》，读不懂。每句话里都有冷僻的字眼和艰深的典故，不可能完整、流畅地读过一句话。“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裙。”当我知道扬雄是口吃者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他为什么要用艰深晦涩的文字写作《法言》、《太玄》。这是他对日常生活表达的困窘所进行的绝望的反抗。他一开口，便发现世界抛弃了他；他一落笔，便自觉地抛弃了世界。花开花落，循环的时间其实是由一处处的断裂组成的。《法言》、《太玄》是口吃者写的两本奇书，也许只有口吃者才读得懂。在那些寻常人以为平坦如砥的道路上，口吃的人却体验到坑坑洼洼。
口吃是一种特殊的“残疾”。毛姆把它夸张为“生理和智力方面的缺陷”，口吃使他由虔诚的教徒变成了无神论者。毛姆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叔父一起生活。叔父是个五十多岁的单身的牧师，对小毛姆管教严厉，很容易便将教义灌输到他的心灵中。毛姆进了学校，由于受到同学们的嘲笑和侮辱，他发现口吃是多大的不幸。他在《圣经》上读过，只要信仰上帝，山也可以搬动。叔父曾说，这的的确确是事实。一天晚上，他拼命地祷告上帝，祈求上帝他去掉自己口吃的毛病。他的信仰是多么诚笃，入睡的时候，确信无疑明天早上醒过来定能同常人一样说话。他想象同学们看到自己不再口吃时的惊奇情形。第二天他欣喜若狂地醒来，却发现口吃依然如故。这一沉重打击使毛姆放弃了他的信仰。
与扬雄的策略相反，毛姆的文笔轻松自如，温柔近人。扬雄以口吃式的写作对抗口吃，毛姆却在纸上营造了一处娓娓而谈的空间。“我对痛苦的感受比我对生命中的欢乐的感受强烈，这是我性格上的一个错误。但要是没有我生理上的缺陷，有个强壮的身体和健全的头脑，我并不反对再到这个世界上来重新做一世人。”
口吃当然不是自己的错，也不是父母的错，但它施施然地矗立在那里，越想回避越回避不了。好比一道门槛，你抬起脚来想跨过去，却发现它永远在前面，永远也跨不过。毛姆是英国作家中文笔最流畅的语言大师，他放弃了对口吃的矫正和掩饰，流水在大堤前翻涌着，汇集着，那么让流水寻求一条新的水道吧。韩毓海在他的精彩之作《口吃者说》中，把口吃称为“表述功能的某种工作状态”，我很喜欢这个中性的定义。作为一个口吃的人，我敏锐地感受到其中的平等与尊重。韩毓海相信鲁迅也是有一种深刻的潜在的口吃的。“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便是一个明证。
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是一部从哲学、美学、语言学的角度来讨论“口吃”问题的小说。生来口吃、体弱、性情不定的沟口，未成年时便到金阁寺当了和尚。“我在人生中遇到的第一难题就是美”——金阁寺象征着美，而主人公的口吃，则是“被排斥感”的生理依托。沟口因口吃遭现实社会及女人的轻蔑而痛苦，因发现被美抛弃而焦灼。语言腐蚀着现实，破碎的语言呼应着破碎的现实生活。沟口最后放火烧毁了美的造物金阁，他的口吃能因此而改变吗？《金阁寺》的字里行间，处处充满着日本文化特有的自丑自虐意识，但我认为它所揭示的“本体状态的口吃”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尴尬。小和尚还能活下去吗？我怀疑。
读禅宗公案的时候，我大不敬地把禅师们都看作口吃的人。有僧礼拜雪峰义存禅师，师打五棒，僧曰：“过在甚么处？”师又打五棒。三圣慧然禅师问僧：“近离甚处？”僧便喝，师亦喝，僧又喝，师又喝。药山惟严禅师问僧：“甚处来？”曰：“江西来。”师以拄杖敲禅床三下。僧曰：“某甲粗知去处。”师抛下拄杖，僧无语。这些都是“无法言说的困境”的真实写照。说法，说法，“法”是要“说”的。但到了禅宗这里，“法”却无法说了。天下的口吃者，都投身到禅宗的门下。禅宗大师是一群思想者兼游戏者，以游戏的态度来看待思想所赋予的“口吃”，因此活得自足自在。
这种“自在”在当代却很难拥有。现实对缄默和断裂极不宽容。在各地的方言中，都有形象生动的对口吃者的命名，这些命名充溢着非口吃者对口吃者洋洋自得的欺辱和嘲弄。例如四川方言把口吃的人叫“夹舌子”。“子”字颇有些古风，如孔子、孟子、韩非子的“子”。但“夹舌”二字极具动感，可谓穷形尽相，对口吃的人心灵的戕害是无以复加的。可惜的是，对这样一类“伤害性”的方言却没有几个语言学家去关注。语言的残暴继续显性于当代语境之中。今天的口吃者们，谁能有邓艾对答皇帝时“艾兮艾兮，凤兮凤兮”的幽默呢？
罗伯——格里耶说过：“我永远也走不到彼岸，永远也上升不到‘类’，这也就是说，不存在对自我的‘完整而连贯的表述’，绝对的完整和连贯其实是不可能的。”直面自己思想的矛盾性的时候，操持语言为生的知识人便走向了口吃。口吃的人坚信：几乎所有连贯、完整和宏大的叙述都是虚伪的、空洞的和残忍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们，看似处于知识界的“话语中心”的位置，都该滔滔不绝地表达，但他们中间却有好些是有点口吃的人。例如谢冕教授和费振刚教授。谢冕教授是诗人，热情膨胀，一不小心就激动起来。一激动，高亢的语言便出现了中断，如欧阳修《醉翁亭记》所写的“峰回路转，有亭翼然”。这时，听众们都静静地等待着，分享谢冕内心承受的煎熬。而中文系系主任费振刚教授则是另一种典型，他冷静而安详。他的口吃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基于一种春蚕吐丝般的艰辛。听他讲课，我会时时想起蚕嚼桑叶或老牛反刍的形象来。表面上看，谢冕先生和费振刚先生是迥然不同的两类人，但骨子里他们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最重要的一种相似就是对“困难”的自觉意识。这又使我想起曹禺戏剧里常出现的对白来：“做人，难哪！”是的，做人，不容易；作知识人，更不容易；做有良心有个性的知识人，尤其不容易。
从这个意义上，我也理解李银河为什么把丈夫的杂文随笔全编命名为《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云南当知青的时候，知青们买东西时有一种骗当地人的方法：不还价，甩下一叠毛票让你慢慢数，同时把货物抱走。等你数完发现钱不够时，连人带货都找不到了。终于有一天，有个学生在这样买东西时被老乡扯住了。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半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了！斗私批修啦！”沉默的大多数，只能这样结结巴巴地说话，说着不是他们自己的话。
我依然口吃，但我依然不因口吃而痛苦。在可能的场合，我努力地表达和交流。否则，保持沉默。美国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无一例外地会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
说还是不说，这是一个问题。
怎么说，这也是一个问题。
第一辑·口吃的人欲望号街车
“每个人都会受到伤害，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抚慰”——圆桌上是一朵莲花形状的蜡烛，烛光闪闪，烛光旁边小卡片上的两行文字跳跃着进入我的眼帘。我怀着受抚慰的欲望而来，我相信：一定有甘美的处所，可以靠岸；一定有情感的驿站，可以卸下肩上的重轭；一定有风雪中屹立的小屋，可以使匆匆的过客憩息。我已钓过一江的寂寞，蓑笠上爬满昨夜的飞霜。我倦了，于是我推开欲望号街车的车门。
“欲望号街车”是蓉城一家酒吧的名字，它躲在城市的边缘，窥视着这个城市漠然的人群。人们在一座座迷宫一样的高楼大厦里进进出出，像是在鲨鱼的牙缝里游弋的小虾，吞吞吐吐，时隐时没。每个人都是商贾，每个人都在欲望中漂泊。欲望有两种：一种欲望如金，是对物质的欲望；一种欲望似水，是对感情的欲望。在这个楼群越来越密，汽车越来越多，孩子脾气越来越坏，女人穿着越来越少，谎言越来越高明，真诚越来越稀疏的时代里，闪烁的黄金自然比诗意的流水更有魅力。然而，纵使沙漠里每粒沙都变成黄金，照样无法蕴含一颗晶莹的露珠。因此，“欲望号街车”便成为城市惟一汨汨的泉眼；而我，恰似一只归巢的燕子，在日落时分归来。
不大的房间，设计成车头与车厢两部分。车头是舞台，舞台属于歌手；车厢是沙龙，沙龙里有三三两两的听众。那是一首只用吉它来伴奏的歌，一首令人想起校园的歌，银杏叶在歌声中飞舞，象牙塔在歌声中摇曳。朋友告诉我，戴眼镜的男歌手曾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我理解他对纯真时代刻骨铭心的依恋。这首歌的调子很像著名的美国歌曲《月河》（MOON RIVER），让我想起马克·吐温笔下那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两个少年人沿密西西比河漂流的故事。汤姆是文明世界的反叛者，哈克则是乡野间长大的自然人，他们不找圣杯，也不寻宝藏；阳光之外，河水之外，两岸原野芳香之外，他们别无所求。“激起梦想的月河啊，同时你也令人心碎。不论你到哪里，我都跟随着你。两个漂流者一起去看世界，那儿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