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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自由”有三个层次：一、把人的潜能，即一个人的智力和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的自由；二、信仰的自由及不信仰的自由，用自己所选择的形式来表达对老弱妇孺和青壮年一切人的爱的自由；三、动员社会各界、诱导人们的社会本性，去谋求民间团体、政界、企业组织、婚姻和家庭等不同范畴的人类共同福祉的自由。言论自由是以上三大自由的基石。
在离广告栏五步之遥的地方，是一排玻璃橱窗。橱窗内是一组组专题宣传照片，有一组是“纪念李大钊烈士遇害七十周年”。照片上一大群师生在李大钊铜像前献花圈、默哀、鞠躬。那张启事跟这组照片相映成趣。李大钊先生因何而死？恐怕没有几个人去想。人们只知道，他是被张作霖所杀害的。张作霖为什么杀这位大学教授呢？李大钊又不跟他争督军、司令当。原因只有一个：李大钊追求自由。记得李大钊说过：“禁止思想自由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它们，超越它们。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效果，你要禁止它，它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它、制抑它、绝灭它、摧残它，它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
谁有资格“纪念”李大钊先生？既然“莫谈国事”，我便冒着“腹诽”的危险思想吧。
二
在图书馆上自习的时候，对面有个学生扔张纸条到我面前，便匆匆而去。我一看，写满了不堪入目的辱骂的话，原来他看见我桌上的包和他丢失的“十分相似”、“甚至书包上的小洞也知道是怎么来的。”因此他便认定我是窃贼，是“露出尾巴的王八蛋”；因此他就与这张条来痛骂我，谴责我。
这是一场误会，它深深地伤害了我。被误作盗贼倒还在其次，它背后有更可怕的东西。由此我想到了很多：一是北大确实有那么多的盗贼。我理解那个“愤怒者”的心情，因为我也丢过好几次包和书，那种痛苦仅次于失恋。二是这名“怀疑者”实在太愚昧了。我很难想象他在北大里念书，他居然不懂得什么叫“科学”，不分青红皂白就大骂出“手”——在纸上写肮脏的字句，然后仓皇而逃，显然非英雄行径。他既然认定我的包是他的包，他为什么不敢对质呢？三是法制观念的薄弱。“一口咬定”是国人最擅长玩的把戏，中国之冤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在“人”的上面，没有“法”的存在，我认为你有罪你就有罪，法律怎么认为与我无关。中国人最喜欢干的职业便是法官了——无法可依的法官。四是猜忌席卷了校园。人人皆为鲁迅，“不惮以最大的恶意估量世人”。这座校园里的信任、爱与关怀早已荡然无存，仅仅是写在宣传标语上。他人即我之地狱，那么我不也是他人之地狱吗？
有个叫杨树达的学生跑到鲁迅那里撒野，鲁迅写了篇文章痛斥之。后来得知杨君是精神病患者，先生又撰文表示歉意。那个“袭击”我的学生显然不是精神病病人，对于这种心灵扭曲的、生活在中世纪的黑暗里的家伙，我绝不宽恕，我诅咒他下地狱。并不仅仅因为他侮辱了我，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上流露出的可怕的“暴民”精神，以一副真理在握的姿态砍砍杀杀。
轻信、独断、固执源于愚昧。北大有无数这样愚昧的家伙，这是北大的悲哀。有朋友说，北大应该担当启蒙的历史使命；但我说：北大自身尚是一处蒙昧之地，自己尚需启蒙，如何能启他人之蒙？像那个轻信、独断而固执的家伙，他能去参加启蒙？北大居然培养出这样的玩意来，北大还能不反省吗？
我想，我的一生怕是要献给与愚昧的斗争了。王小波先生是九十年代难得的一个向蒙昧主义开战的文化人，他的猝逝与其说是疾病导致的，不如说是无边的愚昧淹没了他。“愚昧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力，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然而，有多少人意识到自己的愚昧，并以之为痛苦呢？那个可怜的丢失了书包的家伙，心里恐怕溢满了报复后的快感与幸福。而报复的对象是谁，对他来说已然不重要了。
在平静的校园里，遇到怪事的机会不多。很不幸，我遇上了被当作窃贼的命运。很幸运，这件事让我作了这么多的思考。
三
有一段时间，三角地和几个食堂前的广告栏上都贴着一张内容相同启事，它的内容传播在好奇心极强的学生们的口耳之间。
内容大致如下：“我是一个北大学生，某日在食堂遇见一名女孩，声称她是日本驻华大使的女儿，在北大留学，忘带了饭卡，需要借我的一用，只用五块钱，并让我留上地址，半个小时后来归还，我轻信了她，把饭卡借给她，结果从此杳无音讯。饭卡上还有数百元，这样一来连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学生是个女骗子。北大里已经有十多人受了她的骗，痛定思痛，为了避免更多的同学上当受骗，特意撰写警告，望大家引起警惕。”后面还有关于女骗子相貌的一番具体而微的描述。
我对故事本身没有什么兴趣，但对女骗子的手段很有兴趣，她的定位巧妙绝伦：日本大使的女儿。启事上说，该女相貌平平，显然难用“美人计”迷人，于是她便自我加冕，一旦成为“日本大使之女”，顿时身价百倍，畅通无阻。
我一点也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我想说的是：这个女骗子精通心理学。她准确地把握住了国人的脉博：国人对日本艳羡不已，对日货更是五体投地。南京大屠杀的灾难忘掉吧，战争赔款也一笔勾销，我们还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大使的女儿”谁不肃然起敬？谁还会想到“日本大使的女儿”是骗子？阿Q们总是对有钱人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怕”。
不恨日本人，这是当代中国人的耻辱。当以色列特工千里万里之外追捕昔日的纳粹余党的时候，中国人却嬉皮笑脸地向日本讨贷款。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并不把自己看作天朝国民，把日本人看作倭人，但血就是血，债就是债。这没有什么含糊的地方。日本罕有的一位有良知的学者铃木正夫先生写了《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考证出杀害郁达夫的凶手是日本宪兵队的军官，这头禽兽是剑道高手，七十岁了还身体硬朗，那双扼死郁达夫的手保养得很好。战后他逃避了法律的追究，也没有感到心灵的内疚，舒舒服服地活了半个世纪。
在日本，这样的畜生有几千、几万、几十万？
“日本大使的女儿”可以在北大骗十多名学生，这对北大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北大之为北大，乃是有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的契机是反对日本占我青岛。那些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的前辈们，知道他们的校友们一听到“日本大使的女儿”便像阿Q一样膝盖发软，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八百壮士的上海、血染征袍的上海，如今成了向日本输出廉价妓女的基地，这个“玩笑”，即使是昆德拉也承受不起啊！
日本凶焰高张，又图谋我钓鱼岛。北大只有几个学生站出来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后来便没有下文了。大部分人还是日本的“热爱者”，“有关部门”更是同别里科夫一样含叨着“千万别出什么乱子”。于是，一切作鸟兽散，连征集签名也成了空谷回音。
一个假的“日本大使的女儿”就能狐假虎威，那么真的“日本大使的女儿”驾临我校呢？我看过太多的良民们举着小旗子欢迎的镜头了。
第二辑·反叛之后反叛之后
一九九六年冬天，美国人再次选择克林顿当他们的总统。刚刚度过五十岁生日的克林顿听到当选的消息之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位满面红光、精力充沛的领袖，对于总统的宝座似乎心安理得。殊不知，二十八年以前，他作为一名真正的“反叛者”，最憎恶的恰恰是坐在总统宝座上的那个人——因为总统代表着不合理的现存制度，代表着金元和黑幕，代表着谎言和暴行。
六十年代，是反叛者的时代。在中国，数千万的红卫兵在串联的路上，社会是一口被他们掀翻的锅。在美国，“愤怒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凯鲁阿克写下了他最著名的的小说《在路上》。是的，整整一代美国人都在路上：民主、反战、性和毒品是他们的信仰。他们浩浩荡荡地向华盛顿进军，白宫和国会山庄成为人潮中的孤岛。一九六八年是“反叛者之年”。那一年，美军在越南兵败如山倒；那一年，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相继遇刺；那一年，宁静的美国大学忽然成为风暴的中心，二十二岁的克林顿在大学的广场上向示威的人群发表慷慨激昂的反战演说，发誓要同反动的政府绝裂。全副武装的军警正准备开进大学的校门。
他们堪称反叛的一代，一夜之间，他们就撕去了资产阶级二百年温情脉脉的面纱。反文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性解放运动，嬉皮士运动……一切反叛的基因和资源都被纠结在一起。这对上一代人来说，确实“难以置信”——这是美国吗？
二十八年之后，反叛者们仍然在路上，克林顿横穿美国，为竞选风尘仆仆地奔波，不过他已从体制外走到体制内，激情犹在，反叛却荡然无存。克林顿的同龄人们，也都回到原来的轨道上，随着潮起潮落，他们成了这个国家的脊梁——从政界要人到商界大亨，从学术精英到文化大腕，各个重要领域都被这群曾经愤怒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垄断。
反叛，成为回忆中的光荣和自豪。反叛之后，必然是对“反叛”长久的反叛。当现存秩序向反叛者们敞开母亲温暖的胸膛的时候，反叛者们灵魂深处的游子情绪扩散开来。于是，他们走下神的祭坛，走向人的真实与卑微。加缪认为，反叛的人是处于神圣之前或之后的人，他专心于求索一种人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一切答案都具有人性。反叛者会发现一切，或一无所有。反叛问题的现实性仅仅在于整个社会今天愿同神圣保持距离。“反叛是人的基本范畴之一”，这位哲学家的死亡方式证明了他对自己的这一命题的捍卫——加缪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正当盛年的哲学家来不及创造更多的思想，便与汽车——二十世纪技术发明最辉煌的象征之一——一起在高速公路上同归于尽。
我几乎不相信克林顿这个满脸漂浮着伪善伪真的笑容的家伙，当年曾是勇敢的反叛者。他反叛酗酒的继父，反叛去越南送死的命运，反叛厚厚的教科书，也反叛这个最富足也最强大的国度。这种反叛是对纯洁的怀念，是向生存发出的呼唤。怀念是忧伤的，呼唤是痛切的。而青年的克林顿是愤怒的。愤怒这种情绪属于青年，中年人是很难愤怒的。谁见过中年克林顿的愤怒——在俄城大爆炸发生的时候？在痛斥萨达姆的时候？在遭到多尔攻击的时候？这些都仅仅是愤怒的“表情”，离心灵的愤怒已经很远了。愤怒的表情只是为了表演，愤怒心灵却是为了信仰。
反叛之后的平静，是老人们早已料到的，而新的一代青年却难以忍受。我想，当中老年人为克林顿的五十岁生日祝福时，也有青年人投之以鄙夷的目光。加缪说过：“在等待成功的同时，人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前赴后继进行的反叛的总和”。那么，反叛是否并无前后，而为一条生生不息的，不知何所来，也不知何所往的河流？反叛是一种难于用价值标准界定的姿态，因为人们对丑恶和非正义的判断是迥异的。对于反叛者而言，惟有相反的观点才是真实的，这恰恰是反叛的“阿喀琉斯之踵”——反叛自身就在这里遭到了屈辱的颠覆。
我所处的是一个“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时代，这个时代里一切反叛都纳入哈哈镜里，被扭曲变形。这个反叛之后只剩下精神废墟的时代，连几朵萧索的野百合花都见不到。这个时代的反叛者，已堕落为抢劫银行金库的亡命徒和纵欲过度的艾滋病患者。假如一个时代有令后人怀念的东西，必然是它的反叛者及其反叛的行动；但是，今天我所处的时代，反叛却头一次缺席。在一地飞舞的鸡毛里，思想如同一把锈迹斑斑的，什么也砍不动的刀。
我们越来越心平气和，愤怒则成了一种危险的情绪。看到电视屏幕上演技高超的克林顿们，终于明白：这也许是反叛者的必然宿命，谁能抗拒成功的诱感力呢？即使是一名真诚的反叛者。反叛之后，回眸之时，这才知道，能发生的都已发生，不能发生的永远不能发生。当初的想法，实在有些幼稚可笑。
第二辑·反叛之后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五日，牛津大学各学院的学监们以二百五十九票对二百一十四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塞义德的提议。后者建议向牛津捐款三百四十万美元，让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
过似乎是天方夜谭。哪有拒绝送上门来的捐款的道理，牛津究竟是富得流油还是疯了？然而，牛津人自有牛津人的想法。牛津人认为，教育是让学生对公众服务，而不是对赚钱有所准备。他们担心，工商教育无非是讲授如何在六个月内赚取五十万美元。所以，校监们决定：“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工商教育”。
塞义德对牛津的决定迷惑不解，新闻界也有指责牛津“保守”的，但牛津人则认为：这一决定是“牛津大学历史价值观念的胜利”。在某些问题上，牛津确实像固执坚韧的“老牛筋”，决不作半点退让。现在，连某些非洲国家刚建立的大学也设置了规模庞大的工商管理学院，但有着近千年历史的牛津，却依然不为所动，将“花里胡哨”的工商管理学院拒之于门外。在牛津，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What do you think？”他们把思想创见看得最为重要。这里产生过星光灿烂的、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学者：托马斯·摩尔在这里写《乌托邦》、亚当·斯密在这里写《国富论》、艾略特在这里写《荒原》、汤因比在这里写《历史研究》……作为世界学术的圣城，“牛津本来就是为杰出的人才而存在”。
牛津人真正理解了“大学”含义。“大学”的目的是人格，而不是人力。它是一种通才教育。令人能够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在任何环境之下都有价值，使青少年过求学求仁的生活，促使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使人人获得机会参与讨论其本国以及世界的共同福利。它使人类消除成见，并奠定理智的基础。这样的大学，方成其为“大”学，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蔡校长真正理解了大学之“大”，他发展了前校长严复的思想，“大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进一步提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资格而已。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事机关”。
令人遗憾的是，八十多年后，教育界仿佛有人懂得什么叫“大学”了。北京大学一位地位显赫的负责人如是说：“北大要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照他看来，办大学同办工厂、办商店、办公司差不多了。北大那些并没有多少优势和底蕴的实用学科红红火火，而真正的根柢——基础学科却江河日下，文史哲、数理化奄奄一息。面对这样的状况，教育官员们居然还拍手称快，其短视程度，令人不寒而栗。与牛津大学的“牛筋”脾气相比，北大的“俯就”姿态多少有点不堪入目。
美国加州的教育部门制定了这样的人才计划：要求中学毕业中，列在前面八分之一的学生，要培养成真正的专家和研究人才，所以这八之一的人可以进入加州大学；从八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的学生，则进入加州州立大学，成为一般的律师、医生等脑力劳动者；最后，三分之一以下的学生就进入加州机械学院这类的学校，成为机械工、电工等技术人士。州政府在分配教育经费时，综合性大学比专业学院高出十倍，加上私人基金，两者相差超过二十倍。
然而，我们教育界有的人却糊涂到了连“大学”与“学院”都分不清的地步。一时间，“邮电大学”、“建工大学”、“体育大学”、“化工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匆匆忙忙地摘掉“学院”的旧帽子。虽然有了新帽子，它却显得不伦不类：不具备学科的“广谱性”、没有雄厚的基础学科的设置，也算是“大学”？与其名不副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