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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打磨、装配，每个程序都精益求精，劳动情状几乎比夜晚在灯下写哲学著作还要虔诚。在他生活的城市里，没有人意识到斯宾诺莎将是影响几个世纪人类精神领域的大思想家，却都知道他是手艺精湛的工匠。艰辛的劳动使斯宾诺莎双目失明，英年早逝。有人说，要是能把他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让他一心一意著书立说就好了。我却认为，没有认真打制眼镜片的劳动姿态，也就不可能有在思考和写作中燃烧自我的精神境界。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寻求永恒价值的根基，后者则是前者在另一种劳动形态上的升华。在为世人寻求光明这个意义上而言，斯宾诺莎打制的每一副镜片与写下的每一页手稿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认真的坐标既可以指向平淡无奇的劳动，也可以指向飘忽不定的爱情。认真，使爱情成为人的内宇宙中最后一座崇高的圣殿。即使是失败的爱情，也会因为有“认真”的内核而光彩夺目。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金岳霖先生与一代才女林徽音的恋爱可用“认真”来概括。世人皆知徐志摩苦恋林氏，殊不知金岳霖也是暗恋者之一。后来林氏嫁与梁思成，金岳霖依旧痴心不变，由情场的角逐者变为夫妇二人最亲密的友人，在动荡的几十年里一直与他们比邻而居，共度艰难岁月，自己竟终身不娶。林氏去世后，一天金岳霖突然邀老友们到饭店聚会，这天并非什么特殊日子，大家都觉困惑。席间，金先生含泪倾倒美酒一杯，坦坦荡荡地说：“今天是徽音的生日。”在座诸人看先生，却已满头白发。这种“痴”，就是认真的极致。在爱情日益贬值的今天，还能找到这样真正“认真”的爱情吗？认真使我们无法潇洒走一回，却使我们听到了自己心灵深处对真情的永恒呼唤。
认真昭示着人类对世界和生命本体的执着追索。布鲁诺甘受教会的火刑和世人的唾弃，而绝不放弃对真理的坚持，是一种认真；斯各特明知南极之行已经失败依然大步向前，最后献身冰天雪地，也是一种认真；清洁工人披着晨曦，打扫干净街道的每一个角落，是一种认真；读者为了一个印刷的错误，写信给编辑部，也是一种认真。认真，可以体现在伟大的事业、纯洁的爱情里，亦可体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中。在面临每一个困境的时候，认真在怀疑与肯定中螺旋式的演进，使认真的人永远拥有自信的微笑。透过“认真”这扇发掘人类高贵性的窗口，我们的心房将洒满黄金般的阳光，所有的沮丧与失望将被战胜。认真是我们用以观察和感觉宇宙的全部推力和压力的个人的方法，它在最细微的缝隙中发挥作用，但它展开了宽广的前景，以认真的姿态生活的人，也正脚踏实地地走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
怜悯
二十世纪的天堂里，怜悯已经成为一棵不招人喜欢的杂草。
刚刚读完一本斯大林的传记。斯大林的肃反、清洗、民族迫害、集中营体制……这些政治暴行早已众所周知。这本传记中却描述到斯大林私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暴君角色：斯大林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羞辱自己的妻子，致使其不堪忍受饮弹自尽。他的亲身儿子雅可夫也受不了父亲对他长期的恶劣态度而企图开枪自杀。在众人的劝说下，好不容易前往医院探视的斯大林，见了儿子劈头一句就是挖苦：“哈哈！没有打中啊！”当时周围的人为其毫无怜悯之心的处世态度而震惊。斯大林对妻儿的态度，反映出他对于人所区别于任何动物而特有的尊严与情感世界，是何等罕见的冷漠与藐视！斯大林非常喜欢看一部描写海盗生涯的美国影片。影片中，老海盗与同伙下围棋取乐。每吃掉一个棋子，便把同伴杀掉一个。影片的结尾，是老海盗吃掉对手的最后一个棋子，同时把最后一个同伴扔进大海，然后驾着船，哈哈大笑地向大海上耸起的冰峰驶去。斯大林看得津津有味，不停地说：“满有意思的。”还建议全体政治局成员一起观看。观看过程中，斯大林的狂笑与老海盗的狂笑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令他的“同志们”心惊胆战。作为一个大国领袖，假如其世界观中丝毫不能为人的尊严留下一小块空间的话，那么这个大国的人民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怜悯是一个社会正常与否的标志。我非常尊重基督教与佛教中关于“怜悯”的教义。尼采以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否定“怜悯”，认为“怜悯”是弱者的人生观。作为哲学家，他持一种重估一切价值的观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作为一个人，他也离不开怜悯。当尼采神经错乱的时候，没有妹妹的怜悯与照料，他也许早就病饿而死了，著书立说更是无从谈起。尼采以后的德国，“反怜悯”居然成为一套伦理准则，这便走到了尼采的反面。当大多数人都把怜悯像穿旧的衣服一样扔进垃圾箱时，纳粹便有了一个应运而生的温床。然而，德意志毕竟是一个诗歌与音乐之乡，也有人没有卷入到冷酷与仇恨的狂潮里。住在柏林郊区的一个老太太，儿子被送上前线，她毅然收养一名从集中营逃出来的犹太小姑娘。“小姑娘的生命与我的儿子的生命同样宝贵。如果儿子死在战场上，小女孩便是他生命的延续。”老妇人的这句话足以让所有的人道主义宣言黯然天色。对他人的尊重也就是对自己的尊重。怜悯，代表着一种毫无私利的爱，一种至柔至刚的善。有了怜悯，人与人之间，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才有了一种息息相关的神秘联系。在那些黑暗的时代里，怜悯是一盏人们可以捧在手心里的烛光。
怜悯并不是一种轻易就能具备的品质。在利弊得失的天平上，怜悯显得无足轻重。卡夫卡认为，怜悯不仅要施加给小人物，还应施加给变形了的大甲虫。小公务员的躯体变成了甲虫，思想却还是人的思想。然而，父母和妹妹先后对他失去耐心，关上了那扇厚厚的门，把他抛进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怜悯终究被猜忌与厌恶吞没。我宁愿把《变形记》看作一个关于“怜悯”的故事。人类的感情像一座浮在海面的冰山，可见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卡夫卡却勾勒出海水下面那大部分的形貌。世界上的人有很多种。有一类人是坚强而麻木的，如贾府里的焦大，被王熙凤叫人捆起来痛打一顿，嘴里塞满马粪，第二天照样高高兴兴地干活去。焦大这一类人，连自己的痛苦也若无其事，浑然不觉，又怎能怜悯别人的痛苦呢？另一类人是脆弱而敏感的，如卡夫卡，父亲严厉的一个眼神就可能使他跳河自杀，不设防地面对种种伤害。卡夫卡这一类人，对痛苦体验得刻骨铭心，又怎能忽略别人的痛苦呢？然而，卡夫卡一天比一天少，焦大一天比一天多。
没有怜悯的世界与地狱无异，甚至还有过之。学者王友琴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文革中学生打老师情况的文章，读完之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我震惊得一连几夜被恶梦惊醒。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下午，北师大女子附中高一年级发起“斗黑帮”，那天打斗了五名校领导。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经过大约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尽管医院就在学校对门，但两个小时都没有人送她去医院。后来抬进医院时，人已死了。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五十岁，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十七年。今天迷恋张国荣、刘德华，穿名牌服装，爱吃零食的高中女生绝对想象不到，三十年前，一群同样是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会把她们的老师活活打死。在北师大二附中，学生打死了党支书姜培良，打的时候强迫他十四岁的儿子打父亲，还有人大叫“拿盐撒在他的伤口上”。校长高云的额头上被按进一排图钉，站在烈日下被学生泼开水。甚至小学生也参加了暴行，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班主任被学生逼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被一群不到十三岁的小学生打死。
读到这样的历史，我无法让自己轻松起来。施暴的人也许还在我们身边，而我们亦有可能变成施暴的人，当人们认为什么都富足的时候，匮乏的只有怜悯。温室效应的缘故，气温越来越暖和，与之相反，人心却越来越冷。当穿着狐皮大衣的女士白眼瞥着衣不遮体的民工的时候，当医生无情地拒绝交不起入院费用的重病人的时候，当显贵的奔驰车撞伤行人车也不刹地疾驰而去的时候，殊不知整个人类的境况都是一致的。正如帕斯卡尔所说：“让我们想象有一大群人披枷带锁，都被判了死刑，他们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余人的眼前被处决，那些活下来的人就从他们同样的境况中看到了自身境况，他们充满悲痛而毫无希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待轮到自己。这就是人类境况的缩影。”在这样的境况下，怜悯是我们共同的体温，在寒冷中让我们互相温暖。《费城故事》是一个所有的当代人都必须直面的故事：最可怕的不是艾滋病，而是恐惧与憎恶的感情。如果让恐惧与憎恶压倒了同情与怜悯，那么还不等艾滋病泛滥，我们就自取灭亡了。如果我们还能将怜悯存留在柔软的心房里，那么我们还有希望在战争、杀戮与灾难之后顽强地生存下去。
第一辑·口吃的人九种武器（3）
轻蔑
轻蔑是忍耐的对立面。中国人有忍耐的德行，却无轻蔑的志气。中国人不缺乏对善良的认同，却罕有对丑恶的轻蔑，所以在中国，丑恶一直驾临在善良之上。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反思了“中国式的好人”的问题。北平这座古城，由千万个胡同、四合院组成，胡同、四合院里有无数个像祁家这样的家庭。他们艰难地活着，忍气吞声、不得罪人、整天陪着笑脸；他们随波逐流，八面玲珑，明明知道什么是卑下的、可耻的，却不敢去指认。他们活下来了，但他们也死去了；活下来的是臭皮囊，死去的是精神。
轻蔑是人的尊严内最后一道防线。一个人还能对那些理应轻蔑的东西表示轻蔑，这就说明尊严尚在。德国占领巴黎的时候，在国家剧院举办音乐会。当有军官在包厢里喧哗的时候，指挥立刻停止庄严的交响乐，哼起一曲黄色小调来，令全场为之惊愕。他冒着被送进集中营的危险，也要表达他的轻蔑。“没有人能够侮辱艺术，即使这个人有决定我的生死的权力。”指挥如是说。最后，趾高气扬的德国人不得不向他道歉。轻蔑，改变了现实中的不平等。弱者轻蔑强者，败者轻蔑胜者，方显英雄之本色。
“虽万人吾往也”，轻蔑的力量四两拨千斤。首先，你得有轻蔑对方的本钱，倘若与对方同流合污、狼狈为奸，那么轻蔑便无从谈起。对方是淤泥，你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对方是流沙，你是流沙中发出光芒的金子；对方是燕雀，你是展翅高飞的鸿鹄；对方是鱼虾，你是见尾不见首的游龙；如是，你方可以轻蔑对方，你向对方表示轻蔑时，才能理直且气壮。
嵇康是中古最有个性的文人。他有个奇怪的爱好——炼铁。夏天酷暑，他在大柳树下亲自打铁。当时，深得皇帝宠幸的新贵钟会，“精而有才理，乘肥衣轻，宾客如云”，钟会久闻嵇康的大名，乃邀请当进的贤隽之士，一起去拜会嵇康。嵇康在院子里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会等了许久，自讨没趣，只好起身而去。嵇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嵇康一代高人，自是疾恶如仇，将权贵视作一片鸿毛，不给对方留一点面子。而钟会亦是一世奸雄，不动声色，对答如流。脸皮不厚何以能在朝廷中混一碗饭吃呢？后来嵇康果然为他的轻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钟会怀恨在心，向晋武帝进谗言，成为嵇康被杀的导火线之一。然而，倘若嵇康不对钟会表示轻蔑之意，而与他交好，那么嵇康也就不再是嵇康了。
嵇康的朋友吕安，想与嵇康见面，便命令手下准备千里马，飞驰见嵇康。有一次，嵇康不在家，其兄嵇喜邀请吕安进屋。吕安不入，独坐车中良久，离去前题门上作“凤”字。嵇喜十分高兴，还以为吕安在称赞他。殊不知，吕安此字拆开乃是“凡鸟”也。
我常常想，我们离魏晋人的生活态度太远了。我们不敢哭、不敢笑、不敢爱、不敢恨、不敢敬佩、不敢轻蔑，自以为坚强似钢，其实脆弱如玻璃。我们为他人而生活，而不是为自己而生活。我们习惯于看他人的脸色，自己却只能作媚笑，除了媚笑以外，脸上没有其他的神态。像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们、最下等的文官们，以卑微的灵魂换取怜悯。各种公共关系，处世大全被演练、被实践，一切以“厚黑”为旨归，至于尊严、纯洁全不在考虑之列。
我喜欢读武侠小说，最欣赏的不是大侠们的绝代武功，而是他们特立独行的狂狷之气。对那些三脚猫式的不入流的角色，他们不屑于动手，一个白眼便令鸡鸣狗盗之徒屁滚尿流而去。我身上没有惊世骇俗的武功。但我的自尊使我有勇气轻蔑那些利禄熏心之辈。对那些所谓的“学生干部”——“主席”、“书记”、“会长”之类的人，我一向是连白眼也不给。擦肩而过的时候，把脖子绷得紧紧的，好像身边窜过了一条狗、一只猫。我洞悉他们如何拉选票，如何分配权力，如何拉帮结派，如何见风使舵，全然是梁山草寇的转世灵童。我的蔑视无遮无掩，痛快淋漓，自然会遭来恨意，不过我不怕。木秀于林，风岂能摧之？
我所说的轻蔑是精神上的轻蔑。至于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对外地人，尤其是外地民工的轻蔑，我百分之百地反对，并且对这种“轻蔑”示以我的轻蔑。除了拥有“户口”，所谓的城里人并不一定比乡下人聪明能干。而“户口”的获得，显然与他们本人的努力无关，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城里人，且在城里作爱罢了。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假如他们诞生在乡下，他们的处境也许会比民工还要糟糕。
要真正让善良成为一种受人尊重的美德，前提就是要对丑恶有轻蔑的勇气。王宝森案件被揭露出来后，对其轻蔑者少，而羡慕者多，“能派专机接港姐来玩弄，能有几百亩地的别墅，死也值得了！”这是百姓们茶余饭后的惊叹。有这样的社会心理机制，恶焉能不泛滥？到头来受恶的折磨的还不是小百姓自己。因此，轻蔑是当下我们最急需的情感——过街老鼠，倘若人人喊打，它不等真的拳头挥上来，早就吓得肝胆俱裂了。
轻蔑那些只应被轻蔑的一切，用你的智慧，用你的勇气。
从容
一个朋友参加学生会主席的竞选，失败后跑来向我诉苦。他讲述了许许多多竞选的内幕，如派遣“间谍”到竞争对手那边去偷窃对方准备的讲演稿，在辩论赛上找好“托儿”提那些事先拟好答案的问题，动用一切关系邀请各方面有头脸有份量的人物去饭店交流感情……而他的失败，并不是个人才华的欠缺，而仅仅是竞选的“技巧”略差一筹。他对失败咬牙切齿，甚至涕泪并下。我没有劝他的心情，因为我的心情也被他破坏得差不多了。“学生干部”还算不上真正的“官”，可学生们对这种“准官”的如痴如醉的迷恋，已经说明我们生活的某些环节出了问题。学生本来是离名利最遥远的一群人，但到了学生也为求名利而不择手段，被名利搞得废寝忘食、心神不定的时候，这个时代便多少显得有些不健康。名利剥夺了我们所有从容不迫的生活乐趣，将我们推上一列没有目的地的、疯狂行驶的火车中。
米兰·昆德拉的新著《缓慢》保持了他以往作品一贯的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力。《缓慢》触及了现代生活中极为严重的现象：现代人为何失去了从容不迫的生活乐趣？外部生活是那么可怕，工具也是那么可怕，人的内部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昆德拉认为，在慢速和记忆之间，快速和忘却之间，潜藏着一种有机联系。而慢速与记忆的强度必然成正比——“例如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突然想起一件事，但记不清细节。这时，他极为自然地放慢脚步。反之，一个人急于忘记他刚才经历的令他不愉快的遭遇时，必将加快步子以便尽快逃过那一段离他太近的时间。”这里，昆德拉揭示了现代人紧张、快速的生活节奏的本质：是用“忙”的借口来回避生命的本真状态。这样，人被锁定在“现在”之中，“过去”和“将来”都被抽空了，“回忆”和“眺望”也都消失了。昆德拉对“缓慢”的发现，希望能警醒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