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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出访的第一站美国，他们遭遇到了极大的尴尬。因为美国从来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骂总统的文章都敢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更何况是讲另一个国家的事情。在孔氏夫妇出访美国的日子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率先刊登了蒋介石在上海向宋美龄求婚的秘闻，并称这种联姻与其说是出于爱情，不如说是处于政治的需要，“中国惟一能够控制现代军队的人和中国惟一能够控制财政混乱的人成了郎舅。”还说孔祥熙、宋霭龄极力促成这桩婚事是为了制造自己发财致富的机会……种种“传言”让这两个爱面子的人觉得遭受了极大的污辱，使得他们的心情极度恶劣，宋霭龄甚至想提前离开美国。各种各样的报道使得孔祥熙也如坐针毡，于是夫妇俩礼节性地匆匆拜会了美国总统胡佛后，带着抑郁和遗憾，离开了美国。这次美国之行，没有收到任何外交效果。
孔氏夫妇欧美之行的第二站是意大利。意大利对孔祥熙夫妇的到来非常重视。靠发动政变上台的法西斯分子、当时的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和孔祥熙进行了正式会谈。由于孔祥熙受的是欧美教育，深信技术决定胜负的道理。因此，他对墨索里尼的“应先发展空军才能赶上日本”的论调极为赞赏，在请示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决定购买一大批意大利生产的飞霞式轰炸机，一种被墨索里尼吹嘘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轰炸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批所谓最先进的轰炸机全是意军淘汰的产品，等于说孔祥熙用大笔的金钱买回来一堆破铜烂铁，但是由于碍着宋氏姐妹面子，这件事也是不了了之。
离开意大利后，孔祥熙又偕宋霭龄来到德国，当时正是希特勒刚刚就任德国总理不久，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大厦刚刚奠基。他为了主宰这个工业强国，正在做全力的冲刺。因此，希特勒对这个从遥远的东方赶来的客人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在与德国外交部长和工业巨头的会谈中，最后敲定了中国购买2500万美元的德国军火，这才使希特勒对孔祥熙露出了笑脸。要知道，1933年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在经济上刚刚开始复苏的德国，一下能出口2500万美元的军火，对他们的出口贸易该是多么大的鼓舞。但孔祥熙用巨款购买的这批军火，绝大多数被蒋介石用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去了。
孔祥熙这次出访的时间近一年，回国后他详细向蒋介石汇报了出访的情况。蒋介石认为他对中国空军的建设有功，遂任命孔祥熙为中央航校校务委员。这一次的任命使得孔祥熙的“官瘾”越来越大，梦想着做航空部长。但随着他订制的意大利飞机运抵中国，他的美梦随之破灭。但是，孔祥熙毕竟是一个蒋介石一直倚重的人员，虽然没有做成航空部长，但由于他那善于理财的本领，在出国访问回来不久，就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国银行的总裁。这次的任命也直接导致了孔祥熙和宋子文之间矛盾的总爆发。
宋子文，这个年纪轻轻的中国资本家，被称为国民党左派，再加上和二姐宋庆龄的关系比较密切，深受宋庆龄反蒋思想的影响，一直以来就瞧不起“码头无赖”出身的蒋介石。加上在抗日和打击共产党方面和蒋介石意见相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蒋介石对宋子文的态度是限制加利用的。宦海沉浮，蒋介石的心狠手辣，使宋子文心灰意懒。他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借参加世界经济会议的理由，到美国散散心。这正中蒋介石下怀，随即任命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
孔祥熙和宋子文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留洋受过美国教育，都是基督教徒，都和孙中山、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通过家族关系在政界发迹，在商界也都是出了名的大亨。自蒋宋联姻之后，就有人说中国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但是，他们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如孔祥熙虽受的是西方教育，但却热衷于儒学，崇尚中庸，为人随和，被认为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对蒋介石从来是惟命是从。而宋子文虽有学士风度，注重礼仪但却为人耿直，在官场不善于见风使舵，说话也直来直去，因此为政期间在南京树敌较多。在一段时间内，他甚至对蒋介石都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认为蒋介石出身卑微，不过是一个政治投机家、一个在乱世中靠手腕混迹于政坛的暴发户。他曾私下对好友说：“给蒋介石当财政部长，就跟当他一条狗差不多。”
为报知遇之恩，孔祥熙走马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为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筹措经费。但是当时的中国由于连年混战，国库空虚，经济发展滞缓，政府更是连年财政赤字。但是在孔祥熙的筹措下，国民党政府靠发行公债，通过越来越多的银行借款透支来支持军费开支。孔祥熙的“锦囊妙计”，实际上是高利率夺走了本来应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4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出访归来。看他的生意场上的朋友一个个怨声载道，多年呕心沥血积累起来的家当被蒋介石、孔祥熙一纸公文就剥夺了大半。宋子文又得知自己做中央银行总裁时为蒋家政权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几十亿元的资产，也被挥霍一空，就越发对孔祥熙恼怒，对蒋介石不满。这种不满的日积月累，终于酿成了后来路人皆知的蒋宋之间的“耳光风波”。而这场风波的最大受益者，仍旧还是孔祥熙。在宋子文挨打愤而辞职之后，孔祥熙又顺理成章地接替宋子文当上了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1933年11月，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
可以说，尽管孔祥熙和宋子文是朋友又是亲戚，但孔祥熙是踩着宋子文的肩膀一步一步爬上去的，最终成为国民党财经领域的“皇帝”。当然，宋子文也非等闲之辈，抗战后，孔祥熙失势后，宋子文又复掌财政大权。
孔祥熙表面上为人谦和，态度温顺，提倡中庸，然而他对财富的追逐却表现出一种无止境的贪婪。他在中央银行取得了中国银行界的统治地位之后，又把攫取的下一个目标盯在了当时颇具影响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上。为了搞垮中国、交通这两大银行，孔祥熙还找到了青帮头子杜月笙。孔祥熙和杜月笙早有交往。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时，杜月笙送了一份礼表示祝贺。当时，杜看中了孔掌的权，孔则看中了杜的钱和他在上海的影响。杜月笙答应了为孔祥熙帮忙，孔祥熙则答应在搞垮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后分一杯羹给杜，二人开始沆瀣一气。夺取了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之后，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3家重要银行，即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发起进攻。在他狡诈的手段和中央银行权力压迫下，这3家银行也纷纷落马。当年，孔祥熙在上海银行界的所作所为，彻底摧毁了上海原民族资本银行的地位，并逐步形成了全国的金融垄断，表现出他贪婪狡诈的本性。同时，他也为四大家族在金融界后来的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
《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二上行下效大行其道（2）
1929年至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白银价格上涨，中国国民的大量白银外流。孔祥熙虽然采取了征收白银出口税等政策，但仍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白银从公开买卖转入到地下交易，走私风大盛。此时，已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在金融上扫清了“政敌”的孔祥熙明白，作为南京政府在财经方面的最高长官，第一把手，他必须要做出实质业绩，才能真正树立威信并慑服众人。而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来说，要想解决和摆脱当前在经济上的困境，首先就要实行币制改革。
早在1932年7月，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就提出币制改革的设想。宋子文想废两改元，统一币制，实行纸币政策。1933年初，宋子文通过南京政府正式宣布废两改元，并规定今后国内外大宗贸易一律使用银元，废两改元是我国货币制度上的一大进步。但宋子文的改革刚刚开始，就因和蒋介石在“剿共”问题上的分歧被免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但他的这项改革为推行纸币制度奠定了基础。孔祥熙自然知道在币制改革上，宋子文是先驱，如果能得到宋子文的帮助，可谓是事半功倍。于是他转回家跟宋霭龄求计策，在宋霭龄的润滑下，宋子文答应协助孔祥熙把币制改革搞下去。
于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又成了密友。二人商讨后，觉得首先要争取英美的支持。于是，他们动用所有的关系，一方面向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人士吹风动员，一方面到英美使馆宣传解释。在孔祥熙和宋子文的活动下，英国带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纷纷效法认同了中国的币制改革。到1935年底，除日本之外所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承认了中国新发行的货币——法币。
1935年11月3日，法币改革正式出台。当天，孔祥熙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向全国发表了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同时，南京政府还发布了《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布告对币制改革阐述了6条具体规定，币制改革初步成功。
孔祥熙所搞的法币改革统一了全国的货币，对缓解通货紧缩、恢复经济发展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法币在全国流通后，物价开始回升，黄金白银投机行为明显减少，对外贸易呈活跃和上升的势头，对外汇价也趋于稳定。此外，老天爷也帮了孔祥熙一把，1936年基本上属于风调雨顺的年景，全国农业丰收，农副产品也较为丰富，市场一度出现了繁荣景象。于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显露出复苏的迹象，有些行业和企业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孔祥熙曾不无得意地对他的同僚说：“使用银元是多少年留下来的传统，可在我手里改变了，而且获得了成功。这是天助、也是人为。幸也，幸也！……”
但是孔祥熙是个惯于操纵投机市场的老手，就算是在币制改革中，他照样利用所有的机会大发横财。随着孔祥熙对全国金融界的控制、垄断和法币改革的成功，孔祥熙在国民党及南京政府中的地位迅速上升。1935年11月，孔祥熙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加上已担任的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使孔祥熙迈进了南京政府的最高层，成为在蒋介石身边的核心层少数几个决策者之一。
当然，孔祥熙也并不仅仅对蒋介石惟命是从。他知道要想在政坛上站住脚，就必须培养发展自己的势力。孔祥熙首先选用的“人才”，是自己山西太谷铭贤学校的学生。随着孔祥熙的地位不断上升，势力不断扩大，孔祥熙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派系。而在孔家派系中又分为几个小派系，如以宋霭龄为代表的公馆派系；以高秉坊、李毓万为代表的山东派系；以孔令侃为代表的儿女派系等等。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打击自己的反对派和竞争对手，孔祥熙还特别注意拉拢和讨好青帮头子杜月笙。为了巩固孔、杜两家的关系，他们不仅频繁往来，而且相互结为干亲。杜月笙的儿子杜维藩、杜维屏和孔令侃、孔令仪都是最要好的朋友。孔令侃当了扬子公司总经理后开始走私欧美名车，赚了点钱就买了一辆最新式的美国轿车送给杜月笙，令杜月笙感激涕零。
孔祥熙最初和杜月笙交好，根本原因还在于蒋介石。虽然孔祥熙很早就听说过蒋介石早年混迹于上海，曾在黄金荣手下做过事，和杜月笙有过私交的传闻。当他决心跟随蒋介石走的那一天起，他就为自己的言行定下了一个原则，以蒋介石的好恶为好恶、以蒋介石的原则为原则，想蒋介石之所想，急蒋介石之所急。于是，当孔祥熙发现蒋介石真的和杜月笙有一种默契后，他便也开始对杜月笙另眼相看了。
当年有人不无揶揄地说孔祥熙“名如其人，字如其人”。孔祥熙又有个英文名字叫做“h．h．kong”，以致人们常常在私下里称他“哈哈孔”，这个名字恰好和孔祥熙的相貌外表尤其是他那个浑圆的富态劲儿对号入座。
一般人都认为孔祥熙是一个庸庸碌碌，哼哼哈哈，整日里大腹便便地昏聩无能，就知道自己搂钱，就知道效忠蒋介石或者惟太太宋霭龄之命是从的无能之辈。这从人们对孔祥熙的称呼中，就可以看出。不过人们对“哈哈孔”的评说往往是多看了表面。尽管孔祥熙字庸之，的的确确沾了“庸”字，并且这个“庸”字里面，也确多庸俗、庸碌的一面。只是“人不可貌相”，正如当年孔祥熙身边的一些随从人员所说：“孔祥熙与宋子文比较，一般人都以为宋精明而孔庸碌，其实并非如此。孔有时装糊涂，都为应付一时环境，他的精明厉害处比宋子文有过之而无不及。“初次见到孔祥熙的人，都容易为其‘哈哈孔’的外表所迷惑。因为乍看上去，这个人性情平和，既不锋芒毕露又不潇洒风流，甚至于没有什么明显的个人喜好，不打牌不搓麻将也几乎不找女人，惟一爱抽一点烟还要背着老婆。当年许多人记得孔祥熙比较突出的一个爱好，就是和部属嘻嘻哈哈地聊天，而且乐此不疲常常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而宋子文一派欧美作风，孔祥熙却是‘中西合璧’，待人接物，因人而施。特别是对蒋的逢迎献媚，既有内线更借外力，所以蒋宋风波迭起，蒋孔则始终如一。”讲上面这番话的人，是当年曾任孔祥熙官邸秘书以及中央银行秘书处处长的谭光。他长期跟随孔祥熙左右，且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孔祥熙的身边机密之事，因而对孔祥熙的其人本性有比较透彻地了解。
《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二上行下效大行其道（3）
孔祥熙性格的一个核心就是那个“庸”字。孔祥熙本人倒也常常自诩他那个“庸”字，就是中庸之道的那个“庸”。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孔祥熙倒有自知之明，纵观孔氏大半生在官场上混事的经历，待人处事的确分寸把握慎重，尽力做到适可而止，留有余地而不走极端。当年曾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孔祥熙“用人是善善而不能用，或虽用而仍故掣其肘，不尽其才；恶恶而不能去，或虽去而仍藕断丝连，不种仇恨。”此即所谓孔祥熙的处世哲学，圆滑，世故，外圆内方。而孔祥熙之所以能将自己修炼得如此炉火纯青一般深谙世故，自然也和他很早就投身商界磨炼，尤其跻身政界以来阅世渐深有关。
不过，孔祥熙的精明只在人情世故方面，在才识能力方面，“哈哈孔”却是一个庸碌昏聩之辈。而且当年在蒋介石看来，他相中孔祥熙的恐怕也是个“庸”字。因为老蒋深知“哈哈孔”的分量，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守成有余、开拓不足的材料。事实上，自孔祥熙荣任财政部长等要职以来，其财政金融方面的许多绝妙好主意，专利都在孔夫人宋霭龄那里。所以当年人们都知道孔祥熙办公事时常讲的一句口头语就是：“让我问问太太怎么说？”并且孔祥熙对此“妻管严”的形象还不以为意，毫无顾忌。以至当年有人讽刺说，“孔内阁”只不过是个宋霭龄幕后操纵的前台木偶而已。宋霭龄虽然在国民党政府没担任什么职务，但她仰仗着宋家的势力，加上自己的财力和手腕，什么都想插手，什么都想过问。不要说孔祥熙，连蒋介石在公开场合都要让她三分。
从孔氏夫妇二人的性格来看，孔祥熙如此行为倒也不足为奇。因为他的性格历来缠绵，常常缺乏当机立断的魄力和决心。本来不很复杂的事情到了孔祥熙手里，他也经常地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最后斟酌不下时只好找太太请示。偏赶上夫人宋霭龄又确实是办事精明强干，快刀斩乱麻一般。尤其令孔祥熙不得不佩服的是，宋霭龄每临大事既不糊涂也不慌张，且常常于冷静自持之际就想出妙策高招为孔祥熙破解难题。
《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三危难见人心（1）（图）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而这种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情，对被蒋介石派到西北“剿共”的东北军影响很大。在东北军的强烈要求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中国历史上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囚禁了蒋介石，要求他联共抗日。而在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当时任国民党代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孔祥熙、宋霭龄和宋美龄都在上海。12月12日下午3时，正在书房的孔祥熙收到了一封加急电报，“西安有兵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