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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也很周到，这是他的长处。为了迎接外国人，孔祥熙往往是亲自出马到车站接站，经常是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同时在外国人面前，他又替阎锡山吹嘘其“施政方针”，吹嘘山西，“在安定中求进步”，从而使得阎锡山这位督军大人也备感风光无限。 1919年初夏，华北运动会在太原举行。当时的山西已有了“模范省”之“荣誉”，英国、美国和瑞典等国的公使、参赞、武官及随员都前来参观。孔祥熙应邀担任接待任务，还作为向导领外宾参观机关和各学术团体。孔祥熙详细介绍了山西的教育状况和施政措施，替阎锡山做了不少宣传。从华北运动会开幕到闭幕，孔祥熙一直陪着外宾在看台上观看。运动会闭幕后，他又同各国公使畅游山西名胜，瞻仰了古朴庄严的晋祠，还游览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由于孔祥熙的努力，第一次接待外宾的任务圆满完成，外国人对山西所谓的“模范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孔祥熙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感激。1920年美国公使克兰率领一批参赞武官再度入山西游玩，孔祥熙又一次出任招待和向导，陪同他们游历考察，晋祠里和五台山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1917年以来，阎锡山在山西推行所谓的“村政改革”。“村政改革”主要从养蚕、植树、水利、天足、剪辫、戒烟6个方面进行，所以亦称“六政”。“村政改革”得到了孔祥熙的全力支持。孔祥熙当时逢人便说：“整理村范地就是实施村政，我们人人有责，尤其是居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读书人。读书人的知识比较常人为高，因此应负责领导重任，而且必须认真从事、广得宣传。”孔祥熙发动铭贤学校的师生大力宣传“村政改革”，在寒暑假期间，师生们带着盖有山西都军府及关防大印的证书，以半官方的身份向家乡父老兄弟姐妹宣传、讲解“村政改革”。他还告诫铭贤的学生说：“讲话不可疾言厉色，好像是在训斥一般，以免听讲的人产生反感，不愿接受。”孔祥熙认为阎锡山的施政内容和他从事的“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所以他才不遗余力地为阎锡山大肆吹捧。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山多而平地少，素有十年九旱之恶誉。1919年山西全省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全省七十余县夏秋两季干旱少雨，当时灾情十分严重，有不少的县竟颗粒不收。当时北洋政府内外交困，入不敷出，各机关、学校和团体常常一连数月欠薪欠饷，对山西的灾情更是无能为力。阎锡山对此也是异常焦急。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为了缓和事态的发展，阎锡山特命孔祥熙速想办法救济灾民。可是又有哪位士绅肯真正拿出钱来救济百姓呢，尽管孔祥熙四处游说，可是效果甚微。最后，亦没有办法的孔祥熙只好凭着自己在官场上的一 些关系，代山西灾民向华洋义赈会请求贷予100万元救济灾民。主持华洋义赈会的一位外国传教士，虽说和孔祥熙私交不错，但因会中贷款的硬性规定是任何贷款必须提出抵押担保。孔祥熙就商量着通过“以工代赈”也就是发动灾民修筑公路，将来再以公路的收益分期偿还贷款的办法，为北洋政府和阎锡山解决了一大难题，从而也大大地缓解了山西的社会矛盾。因此总统黎元洪和督军阎锡山分别赠给孔祥熙一块“急公好义”和“扶危济困”的匾额，孔祥熙将它们都送给了太谷教会。 由于孔祥熙对地方公益极为热心，乡绅们对他无不称颂，他本人的威望与日俱增。孔祥熙正是利用这些，和号称“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搭上关系并且日趋密切。 1916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一命呜呼。随即就由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总理，但却没有给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留下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开始了反对北洋政府独裁统治的新一轮斗争。当时的政局是阴晴不定，变化无常，因而使得一些北洋系统的知名将领，如张作霖、吴佩孚等人也主动与革命党在北方的代表人物孔祥熙联系，以为不时之需。这倒也正中了孔祥熙的下怀，因为当时，无论张作霖还是吴佩孚都是中国北方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如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倾向革命，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1916年底，张作霖派遣专使持亲笔信和聘书，专程从东北赶到山西，请孔祥熙到奉天督军府担任参议，主持外交事宜，名曰“协助处理外交事宜”。张作霖作为东北的大军阀，早就知道孔祥熙当时已是山西督军府的“参议”，是阎锡山的重臣和心腹，却还要请孔祥熙北上，是真的看中了孔祥熙“熟悉洋务”而“求贤若渴”，还是有什么其他想法？今天都已无从考证了。 孔祥熙仔细看完张作霖的信件并听完信使对东北情况的介绍后，便陷入了矛盾之中。他衡量再三觉得自己弃近求远，千里迢迢到东北去为军阀效力不划算，所以孔祥熙热情接待了来使之后，请他转告对张作霖的谢意，又强调自己办铭贤学校的重要性，最后孔祥熙婉转地说：“请转告督军，铭贤学堂是我一手创办，我不能轻易离开。”
《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二娇妻美眷铭贤校（4）
谁曾想，这样一来反而更激起了张作霖拉拢孔祥熙的想法。特使之行告吹之后，张作霖又亲自致电孔祥熙，请他赴奉天会晤。孔祥熙虽不想成为张作霖的幕僚，却想和张作霖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为今后的革命前途打下良好的基础。况且孙中山先生交给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结交北方的军政要人，和张作霖往来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也是大有裨益的。权衡过后，孔祥熙决定北上。于是1917年春天，孔祥熙准备好礼品，亲赴沈阳会晤张作霖。孔样熙被张作霖视为上宾热情接待。当听罢孔祥熙不能离开“铭贤”的理由后，张作霖非常失望并仍劝孔祥熙三思。
在沈阳孔祥熙同张作霖进行了多次的密谈，相互之间取得了一定的默契和信任。虽然孔祥熙没有留在张府任“参议”，却给张作霖提供了不少山西的情况，并一再地向张作霖表示了自己忠诚之心。后来孔祥熙在沈阳充任中俄交涉督办驻奉天代表期间，更进一步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同时张学良也把孔祥熙视为知己，正因为如此，才有后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首先想到孔祥熙并专函孔氏以请求出面“明示”的举动。可以说，孔祥熙与张家也算是有父子两辈的交情。孔祥熙返回山西之后，同张作霖函电不断互通信息，彼此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
就在孔祥熙与张作霖建立密切交往的前后，另有一位当时也是北洋军阀中的枭雄人物吴佩孚，也开始出面极力拉拢孔祥熙为其臂膀。当时，吴佩孚正担任北洋第三师师长的职务。在孔祥熙给他发了一封仰慕恭维的电报之后，吴佩孚深受感动，他平生尊孔，对孔祥熙其人也有所耳闻，知道这位阎锡山的高参并非凡人。当下便提笔复函孔祥熙，邀孔祥熙“出山为助”，代为运筹帷幄。孔祥熙则仍以对待张作霖的态度对待吴佩孚。他回信说：“自己正在兴学救国，手上的铭贤校务丢不得，只能对大帅的盛情好意深表感谢！”吴佩孚大概看出孔祥熙不愿轻易离开山西，也就没有再勉强。就是如此地鸿雁往来互相吹捧，居然使两人建立了后来曾被某些人赞誉的所谓“神交”。
从孔祥熙与张作霖、吴佩孚交往的过程来看，的确是比较复杂且难以用非此即彼的态度来褒贬的。尽管后来的结果在今人看来，已少有积极意义。但起码孔祥熙当初与北方军阀接触及至交往的初衷还是应该肯定的，即当初他的确是奉孙中山先生的命令，开展军界要人的争取工作，以扩大力量为未来的更大规模的中国革命做准备。这一点在最初，孔祥熙的确是忠实执行了，包括后来他对冯玉祥将军的争取工作，也是如此。实事求是地说，在与各方军阀称兄论弟的过程中，孔祥熙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确实也为革命鞍前马后做了不少事情，但这些对孔祥熙来说也是一件双赢的事情，他也从中捞到了包括提高声望和聚敛财富在内的不少资本。
只是，孔祥熙毕竟不是那种甘心寂寞的等闲之辈，加之夫人宋霭龄在身后也一直撺掇着丈夫跃跃欲试，渐渐地孔氏开始不满意“参议”、“帮办”一类闲职，他渴望正式地跻身政界，以便进一步施展自己的宏大抱负。就当此时，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自天降临般地摆在了孔祥熙的面前。当时担任北京政府鲁案善后督办的王正廷，风风火火地给孔祥熙这位耶鲁大学当年的同学拍来一封电报，邀他即赴山东济南出任督办公署的实业处长。于是，对孔祥熙来说一个官运亨通乃至飞黄腾达的好时机，自此开始了。孔夫人着装回上海（宋霭龄从太
谷返回上海以后，在交易市场大搞投机，迅速操纵了工商业和部分企业的股票，为使孔祥熙一跃而成为政治上的潜在实力人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孔祥熙则准备去济南的事宜。
《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二谋求仕途见证遗嘱（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春，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召开和会，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也派代表参加，王正廷就是代表之一。会上，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拒绝将日本在山东占领地交还中国，消息传至国内，引发了著名的“五四”爱国反帝运动，并迫使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帝国主义列强不得不对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做出让步。1921年11月，经美国发起又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当时共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以及中国的北洋政府共9国政府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即《九国公约》。
根据《九国公约》的规定中关于接受胶州湾主权之需要，当时的北洋政府于1922年3月在济南成立了“鲁案公署”，特派王正廷出面督办“鲁案”善后事宜，其任务主要就是收回山东青岛的主权。当时，这实在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王正廷一时感到为难，并且身边也缺少得力的助手办事。这样思来想去，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在美国耶鲁大学时的同学孔祥熙。当年在日本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事件中，孔祥熙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帮了王正廷一把。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王正廷知恩图报且“鲁案”公署又极需人手，他便极力举荐并盛情邀请孔祥熙即日赴鲁，出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的实业处处长。
孔祥熙就此事征询孙中山先生意见时，中山先生当即复电敦促孔祥熙早日成行。就这样，孔祥熙于公于私已均属义不容辞，便回复王正廷表示接受聘请不日赴职。随即孔祥熙向阎锡山辞去了省府“参议”之职，于1922年3月前后束装赶赴济南，就任“鲁案”公署实业处长。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当时北洋政府的官员职务，也是他正式步入仕途的一个标志。后来，为了青岛接收上的工作便利，王正廷又兼任了中日联合委员会委员长，而孔祥熙也由实业处长同时兼任“胶澳商埠电话局局长”之职。1922年12月，王正廷及孔祥熙为“鲁案”公署官员由济南专程赶赴青岛具体承办各项接收事宜。到任后孔祥熙经过调查研究，很快制定出各项接收细则和具体的执行步骤，为此王正廷对他大加赞许。但“鲁案”公署毕竟是个临时性的机构，只限于接收期间，且当时的接收工作又进展得较为顺利，所以截至当年的12月中旬整个接收工作已告结束。由于工作的需要，孔祥熙一直滞留到次年的春天，才由山东返回山西。
经过这一次当官的经历后，孔祥熙的官瘾给撩拨得更加难以超脱了。孔祥熙突然意识到，太谷乃至山西这穷乡僻壤已不是他的立足之地了。外边的精彩世界，正等待他去施展一番也享乐一番呢。孔祥熙这种出外闯世界的想法，尤其是出外谋官的愿望，自然得到了夫人宋霭龄的赞许和支持，当然这本来也属于宋霭龄打算重新设计丈夫的一个范畴。所以当下孔祥熙就给王正廷写了一封信，其后又多次写信，请求王正廷设法在官场上再作提携之德，帮他谋上个一官半职，以图进一步发展。对于孔祥熙的这般请求，那王正廷倒是乐于成全。1925年春末，他即打电报给山西的孔祥熙，请孔祥熙速来北京“中俄会议”督办公署报到，政府另有重任。
原来，北洋军阀政府正准备与当时的苏联新生政权——苏维埃政府恢复邦交。苏联方面委派加拉罕为代表，中国北洋政府方面则委派王正廷为代表。当时为洽商中苏两国间有关一切事宜，特设立了“中俄会议”督办会署，并且正式委派王正廷出任督办。当时所谓的“中俄会议”是指中苏双方为协商解决以前俄国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召开的专门会议，其督办公署则为该会议的常设机构，专门处理日常事务。因为此事涉及两国之间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好多主权归属问题，关系重大且非常棘手，王正廷考虑再三，决定还得请老同学孔祥熙出山以助一臂之力。当时在督办公署一共设置了两名要员，一曰“会办”，另一曰“坐办”。当时“会办”一职由张作霖推荐的郑谦出任；而“坐办”一职则由王正廷保荐孔祥熙来担任了。只是当孔祥熙到任后才发现，这个“坐办”的官职，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办。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且中国的北洋政府又腐败无能，致使所谓的“中俄会议”后来也并未谈出什么结果。如此一来，难免有人形容孔祥熙当时的“坐办”一职，不过是“案牍劳形看报纸，职权行使唤茶房”罢了。因为无事可坐，闲极无聊时，孔祥熙便跑到附近的东安市场下馆子喝小酒，用以打发时光；再不就是和少帅张学良骑马打猎，在帅府高谈阔论，为自己无聊的日子作调剂。
实事求是地讲，辛亥革命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无论在山西、在日本以及后来在山东和北京出任北洋政府官员期间，孔祥熙在政治上均始终紧跟孙中山先生并与之保持密切联系。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不断加强了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联络并谋求建立反对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大联盟。此外，孔祥熙还做了大量争取冯玉祥将军的工作，反复向冯玉祥将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并最终促使冯玉祥逐渐倾向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南方革命政府。其后当孙中山北上并且在北京病重期间，孔祥熙又一直守护在中山先生病榻前，成为《总理遗嘱》的见证人。凡此种种均可表明，在孔祥熙早年的活动中，他的确是孙中山先生的一名忠实的追随者。
但是他由于受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在北方活动，所以一直没有机会追随在孙中山左右。仅在1922年4月应宋庆龄之邀，孔夫人宋霭龄携刚刚出生不久的长女孔令仪赶赴广州看望宋庆龄和孙中山先生。到1924年初，孔祥熙方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邀请，赶赴广州正式加入革命政府。当时在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下，孔祥熙又开始积极地和当时直系军阀的冯玉祥将军密切联络。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当时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率20万大军与张作霖的奉军大战于山海关。一时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战争爆发后，吴佩孚即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并率部开赴前线。同年10月19日当冯玉祥在滦平得知前线失利的消息后，认为举事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即他下令全军班师回返，并于10月23日未鸣一枪即率部占领北京城。囚禁了当时有名的“贿选总统”曹锟，并下令前方全线停战，这便是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北京政变”。
《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二谋求仕途见证遗嘱（2）
“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就把所部统统改称为国民军，并成立了以冯系为中心的临时混合内阁。其后不久，冯玉祥即下令所部进宫将当时一直赖在皇宫里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并废除了自民国成立后又延续了13年的所谓“帝号”。当时，冯玉祥将军的这些革命行动，受到了国内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的赞同与支持。
“北京政变”后，在中国北方出现了以冯玉祥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共同支配且由段祺瑞为临时政府总执政的所谓中央政权，于是三方之间又形成了既联合又争斗的新的复杂局面。由于当时在北京的三个方面依旧各怀心腹事勉强合作，致使许多事情无法协调并且新的矛盾又不断涌现。最后，三方竟各怀不同的政治目的，一齐电邀广东革命政府领袖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接到北京政权三方邀请后，孙中山先生为求得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