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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的另一战将张福来到汉口后，也直接向赵恒惕通电表示友谊，似乎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所以从直军开到前方以来，湘军停止了进攻，并且自动地放弃了汀泗桥车站和前方若干突出据点，以避免双方因阵地相接而可能发生的冲突。不料8月13日，靳旅发动了第二次偷袭，企图占领汀泗桥车站，又被埋伏在车站两边高地的湘军击退了。湘军曾向萧耀南提出质问，萧回答说：“这是误会。”湘军在战场上查出靳云鹏致靳云鹗的电报，上面写道：“……南人禽兽也，不可理喻，惟有杀尽无遗耳！彼以诈来，莫怪我以诈往，一面与之敷衍，一面因利乘便。以后务宜爱惜兵士，爱惜子弹，勿轻攻，勿浪战，凡百持重沉稳为主”。这个电报，说明靳云鹏咬牙切齿地仇恨南方人，教导他的兄弟用“诈和计”欺骗湘军，不妨乘机偷袭，但须保全实力，不要打硬仗损失自己的本钱。湘军把这个电报影印出来交报纸发表。
从8月上旬到中旬，湘直两军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赵恒惕派总部秘书长钟才宏、参谋长唐义彬、军法处长萧光礼先后到湖北进行和谈，并且提出了以上四个条件。萧耀南除表示可以补偿湘军军费100万元外，其余各条须待“吴巡阅使”决定。湖南代表直接去找吴，可是吴是一个“马不停蹄”的忙人，12日视察前方阵地，13日在咸宁召集张福来、靳云鹗、赵杰等讨论军事，14日乘舰巡视金口，即使偶尔在汉口停留一下，他既不与赵恒惕直接通电，也不肯接见湖南代表。15日他又回到汉口来了，在百忙中下令禁止武汉学生召开弭战国民大会和武汉市民召开弭兵大会。16日，湖北各界联合会函请吴表明对湖北自治与湘鄂停战的态度，吴置之不理。吴的狰狞面貌日益暴露，因此全国涌现了反对直系军阀穷兵黩武的浪潮，除人民团体通电呼吁停战外，旅津湘鄂人士黎元洪、熊希龄等劝告曹、吴不要迷信武力，梁启超劝告吴“勿将安福系之垢衣，取而自披于肩背”。吴对这些呼声充耳不闻，16日又派海军总司令杜锡珪ND337率领建中、江元等舰，协助张克瑶、王都庆两旅向已经进抵宝塔州、嘉鱼一带的湘军左翼进攻。等到前方布置完全就绪，吴就改派张福来为前敌总指挥，扣留湖南代表萧光礼湖南代表钟才宏、唐义彬看见吴佩孚调兵遣将，知道事情不妙，便先回长沙，只留萧光礼一人在汉口等候与吴见面。吴对湘军作战时，指责萧光礼捏造假情报，蒙蔽赵恒惕，以致引起湘鄂战争，把他拘禁起来。一直到1921年年底，吴准备对奉军作战时，为了讨好湘军，才把萧释放（此项资料由钟才宏提供）。并向湖南提出两个反条件：一、湘军完全退出湖北；二、惩办甘为戎首的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关于任命蒋作宾为湖北省长的问题，吴表示可以由北京政府考虑，其余废督、自治和赔款等问题都谈不到。
赵恒惕得到以上消息，不禁大为吃惊。8月19日，他到蒲圻召开军事会议，下级军官和兵士们推举代表请求再战，因此22日赵又下了攻击命令。在这次战斗中，湘军兵士和军官订立“生死不退”的誓约，军官退缩，兵士可以擒而斩之，兵士退缩，军官可在阵前执法，旅长以上军官亦须随时上火线督战。直军方面，吴佩孚也组织了督战队随军出发，只许前进，不许后退。22日，湘、直两军展开了汀泗桥的争夺战，湘军被阻于强烈的炮火网不能前进，这时赵已上了火车，准备开回长沙，看见这个形势，他又跳下车来组织了几十名敢死队，每人犒赏20元，冒着炮火冲锋前进，夺得直军的机关枪四挺，直军被迫向后退走，赵才再上火车回长沙去了。
23日，直军增援反攻，战斗十分激烈。24日，湘军才把直军压迫到汀泗桥以北，汀泗桥车站重入湘军之手。25日，靳旅被湘军包围时，湘军因争夺北军枪支起了内讧，直军乘势反攻，湘军向蒲圻赵李桥败退。同时湘军右翼独立旅旅长易震东部（葛豪的铁道警备队改编的，易是葛的表兄）忽然倒起戈来，湘军右翼向通城迅速撤退。吴佩孚又叫海军在金口决堤以淹湘军，左翼湘军也不能立足，由嘉鱼向临湘迅速撤退。赵接到以上战报，26日又赶到前线来，诰诫官兵不得再退，并亲自处决作战不力的团长二人，湘军阵地便又稳定下来。当时中外报纸描绘湘、直两军的战争情况，认为“中国历年来的内战，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就是震动全国的直皖战争，也不过打了三天就告结束，从来没有像这次战争打得这么久而激烈的”。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4）
赵恒惕用全力应付当前的敌人，将“援桂”军谢国光部调回，但是负隅湘西的蔡巨猷、陈渠珍各部都调不动，因此在兵力上大有“难乎为继”之势。在军火、军饷上，王占元所送的子弹几乎全部都“回敬”给王占元了，而本来打算打到武汉补发军饷的计划，又已成为泡影。湘军为久战疲劳之师，而直军是新投入战斗的生力军，吴佩孚调动海、陆军源源而来，军火又很充足，在数量上和装备上大大优于湘军。赵恒惕眼见这场军事赌博快要失败，只得饥不择食地收容在广西不能立足已经逃到永州的桂军沈鸿英部，给以“湖南援鄂自治军第三军”的番号，令其火速开赴前线。同时，孙中山已经指定许崇智的第二军和李福林的福字军为北伐军，整装待发。赵对北伐军仍然存在“伐虢取虞”的顾虑，一面商请孙中山改道江西，一面商请陈炯明派自己的可靠军队入湘应援。此时桂系已经瓦解，陈炯明为了履行湘粤同盟义务和巩固西南“联治派”的联合阵线，一面阻止北伐军出发，一面将粤军中的湘籍部队编为“援湘军”，派洪兆麟为总指挥，即日开拔赴援。
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8月28日，杜锡珪率领军舰7艘，运载北洋军第四十八混成旅、山东第一混成旅、湖北第四混成旅及第十二混成团，紧紧尾随在日本军舰的后面，由螺山向岳州上驶。湖南既无海军，江防又很薄弱，加以不敢开炮误伤外国兵舰，北方军舰竟得通过洞庭湖而抵岳阳楼下。当天下午4时海军炮轰岳州城的时候，岳州守军只有第二混成旅两个连，当然无力抵抗，在岳州的赵恒惕只得乘轿落荒而逃（南津港桥梁被海军炮火破坏，火车不通）。这样一来，前线湘军就像潮水一般败退下来，战斗意志完全瓦解了。
赵由岳州绕道平江向南逃走，于30日回到长沙。赵未回到前，长沙陷于大混乱中。各医院住满了缺肢断臂的伤兵，街头上到处可以看见怒容满面的败兵和伤兵。他们抱怨如果不是误于上级对吴佩孚妥协求和之一念，他们早已登临黄鹤楼，漫步晴川阁，何致有今天这样一败涂地的结局。赵回来后，发现总部曾被伤兵闯进来打劫过，他的勋章 、军帽都已不翼而飞。警察因欠饷而罢岗。各学校都被军队占驻，和张敬尧时代没有什么区别。前方败兵一路上大肆抢劫退回来，农村大受破坏，甚至耕牛都被宰食，和张敬尧时代的北兵也不相上下。最使赵吃惊的是，一向对湖南陪笑脸的陈光远，也派萧安国一旅侵入醴陵，长沙岌岌可危。幸而30日桂军沈鸿英部赶到，赵急忙命令该军开往浏阳、醴陵一带布防，北兵才撤退回赣。
由于长沙受到北洋军的两面威胁，赵恒惕决定了放弃长沙、退守湘西的计划。他回到长沙的第二天，驻湘英国领事忽然前来访问，愿意自居为湘直之间的“调人”，极力劝他乘坐英舰美格诺里亚号到岳州，与吴佩孚当面进行谈判。原来驻汉英国领事已经与吴讲好，只要赵肯到岳州来签定湘直停战条约，直军可不进攻长沙，维持赵的地位不动。英国领事如此热情，介绍吴、赵二人直接见面讲和，使人回想到1912年驻汉英国领事介绍清朝代表与民军代表进行和谈的往事。当其时，陕西问题牵制了直系的部分兵力，奉系还在扬言派兵南下，四川“援鄂军”又已侵入鄂西，吴佩孚显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必须迅速终止对湘军的战争，反过来利用湖南为南北双方的军事缓冲地带，才能腾出手来抢救鄂西，解除四面受敌的严重危机。英帝国主义正是为了帮助它的工具直系军阀才出面来作“和事佬”的。
9月1日，赵乘英舰到岳州时，吴已乘江贞舰先到。赵到吴的座舰上举行湘直和平谈判。这两个老朋友还是第一次见面。参加会谈的人有蒋百里、张绍曾等。吴首先表示倾慕之忱，希望勿存芥蒂，并且保证直军决不侵犯湖南。正说着，后舱里忽然跳出来一个长脸汉子，揪着赵的胳膊大叫：“好，我今天要跟你算账，你为什么要破坏湘鄂联防条约，为什么要进攻湖北！”赵回转头来一看，认得这个人就是他的日本士官老同学孙传芳。吴从旁替赵解围说道：“馨远，过去的事不必提了，湘鄂战争的戎首是宋、鲁两人，不要错怪炎午（赵）。”
随后吴、赵二人进行了一小时的扃门会议吴、赵会谈的情况，由蒋百里提供。关于湘直战争和湘直和谈的经过，均由作者亲自采访，但有若干文史资料，由直方有关人士撰述，颇多失实之处，这里就不备述了。，吴提出湖南取消自治、惩办宋鹤庚、鲁涤平等条，赵坚决不肯同意。吴又提出直军驻防岳州，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争论多时，赵承认划岳州为不设防城市，双方都不驻兵，吴也坚决不肯同意。最后赵终于被迫接受了让出岳州的“城下之盟”，签定了停战条约九款，主要为双方以汩罗江为界，直军撒至黄沙街、长乐街，湘军撤至湘阴、白水；湘东、鄂西各军撤回原防；武长、株萍两路及江面交通一律恢复等条。签字后，当天吴回到汉口布置鄂西军事，赵也回到长沙处理军事善后问题。
赵回长沙后，一连接到陈炯明打来9个“百万火急”电报，询问前方战况，由于湘直停战条约成立，粤军援湘部队停止出发。
这次湘鄂战争，是军阀与军阀之间的两个骗局，王占元受了赵恒惕的骗，赵又受了吴佩孚的骗。这次战争，拆穿了湖南“自治”的假戏法，暴露了南北军阀为个人权力地位而勇于内战的狰狞面目，也就促进了全国人民反军阀和反内战运动的继续高涨。湘军做了一场向外发展的空梦，从此内部的斗争又逐步激化了。
四湘军“援鄂”与组织联省自治政府的关系。吴佩孚授意张绍曾建议召开庐山“国是会议”
湘军“援鄂”一举，是联省自治运动和第三政府路线成败的重大关键。湘军发动前，赵恒惕派有代表多人分途到西南各省活动，打算攻下武汉后在汉口召集各省联席会议，组织联省自治政府，陈炯明和川、滇、黔三省当局一致表示同意。孙中山当然反对组织第三政府，1921年7月25日曾在广州总统府会议上提出下令讨伐北京政府、大举出兵湖南的建议。由此可见，在湖南的国民党政客提出湘军“援鄂”后，孙中山决不假道湖南北伐的保证是不可靠的。但是陈炯明反对出兵湖南，认为这样做是拖湘军的后腿，只能造成有利于北方而不利于西南的局势。因此，孙中山的北伐计划不能实现。
湖南代表还到浙江、陕西、江西等省进行组织第三政府的活动，皖系卢永祥、陈树藩等一致表示同意。陈树藩虽然离开了西安，但是手中还有兵，愿意由陕南出兵湖北，与湘军在武汉会师。最使人莫测高深的是，直系军阀陈光远也同意组织第三政府，在湖南征求同意的名单上签了名，并向湖南代表胡瑛表示，湘军“援鄂”并不影响湘赣联防条约。其实，这位实力并不雄厚的直系军阀，既害怕孙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钧进攻江西，对湖南不得不竭力讨好，借以减少敌对的力量。赵恒惕还幻想吴佩孚能够同意组织第三政府，湖南代表赵冕携带这个方案到洛阳接洽，但是吴避不见面，所以这个方案始终没有向吴提出来。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5）
早在湘军“援鄂”前，6月4日，卢永祥曾建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推进自治运动，西南各省一致赞成。卢电请赵恒惕主持这个会议，赵觉得自己的声望不高，不敢出面主持。湘军驱王后，8月11日，赵通电全国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讨论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问题，这是联省自治运动发展到最高峰的一个阶段。赵为什么不提“各省联席会议”而改提“国民大会”呢？原来，以前吴佩孚驻兵衡阳的时候，曾与军政府及湘桂军成立秘密协定，拟在推翻安福政权后，建议召开国民大会，通过恢复法统，取消南北两政府，另行组织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后来他推翻了安福政权，提出了召开国民大会的建议，可是这个建议当时受到以奉系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各方面的猛烈反对，他放了一个空炮，只得悄悄收兵。现在赵恒惕根据吴的旧方案，加入新内容，建议在汉口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各省自治法，取消南北两政府，另行组织全国统一的联省自治政府，是想把直系拉进来，以增强联省自治派的力量。可是赵的建议与吴佩孚武力统一的野心不相容，与卢永祥反对直系的政治倾向也不相适应。
赵的真电发表后，卢授意浙江各团体和省宪会议通电建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讨论国内问题与派遣太平洋会议国民外交代表问题。浙江省长沈金鉴建议在杭州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并推卢为南北间的“调人”。十分明显，在皖系势力下召开各省联席会议或者召开和平会议，其目的也是要组织联省自治政府，但是与赵的意见大有出入，因为皖系与直系立于敌对地位，并不幻想吴佩孚参加。
同一时期，陈炯明在桂平处理改编桂军残部的问题，他的周围也有四川、云南等省代表，所讨论的也是组织第三政府的问题。此时，陈与吴佩孚的关系尚未建立好，不赞成在汉口召开国民大会，他发表巧电（8月18日），请卢领衔通电在上海召开各省联席会议，协定“自治大法”，本人愿派代表参加。这个电报对孙中山说来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为陈是他手下的现任官吏，却公然同意另外组织政府，不啻是“反对现行政府”的叛逆行为。孙气得要下命令讨伐陈，经胡汉民、汪精卫等竭力劝阻才罢。陈在广西得到这个消息，也不敢刺激孙中山过甚，便又授意省长公署发布一条消息，解释巧电乃是向卢永祥表示好意的一种应酬文章 ，此外别无用心。其实，巧电有具体内容，并非空洞无物的应酬文章 。
以上说明，卢、赵、陈三人虽然同以组织第三政府为目标，但在若干具体内容上，却又存在严重的分歧。
湘军“援鄂”失败，不但汉口会议成为空中楼阁，就是杭州会议、上海会议也因形势转变而召集不起来。吴佩孚却乘战胜余威，重弹“国民大会”的老调，拟定了会议的主要条款如下：一、地点在庐山，名称为国是会议，下分国民会议与国军会议两种；二、国民会议为最高会议，由各省省议会及各法团公推代表（每省3人，蒙古、青海、西藏各推2人）组成之，被推者不限于省议会及各法团的成员，以制定国宪为其任务；三、国军会议由各省区军队每省（区）公推代表3人、海军全体公推代表6人、中央军公推代表6人组成之，以议定军制及裁兵方案为其任务；四、国军会议决议须交国民会议通过，如被否决，得声叙理由提请复议，如否决二次，即应修正；五、国民会议在双十节前开会，得推定出席太平洋会议代表；六、国民会议、国军会议的决议均用国民会议名义公布之，公布后如全国各省区县议会、各法团有过半数不同意时，得于公布后一个月内提交复议。
吴佩孚为什么要把“国民大会”改变为“国是会议”，而在“国民会议”之外又要加上一个“国军会议”呢？原来他自己是秀才出身，懂得伪造民意的一套手法，但是他的同道中人都是一些老粗，都是只知有“军意”而不知有“民意”的，所以加上“国军会议”，使他们乐于接受。这个方案是吴的儿女亲家张绍曾和“苏州才子”张一麔共同草拟的，本来打算用吴的名义发表，但是吴上次放了一个空炮，不愿意再放第二个空炮，因此涂去了自己的名字而请张绍曾用个人名义，于9月2日发表。
电报发表后，首先通电赞成的就是起草人之一的张一麔。9月9日，汉口就成立了庐山会议筹备处。10日，吴佩孚、陈光远、萧耀南、杜锡珪、孙传芳联名通电赞成庐山会议。10月10日，曹锟、张作霖、吴佩孚也有联名通电表示赞成。看上去这次建议不会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