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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唐继尧升任李友勋、田钟谷、胡若愚、杨益谦为靖国军第一至第四军军长。28日，唐军开始出发回滇。由于黔军谷旅扼守长安阻止唐军向北假道贵州入滇，唐军只得改而向西，分作两路，一路由百色进攻剥隘，一路假道贵州兴义进攻师宗。唐军出发后，在庆远、怀远、河池、东兰、凤山一带遇到了漫山遍野的桂军残部，展开了夺路夺枪的大混战，第一军军长李友勋战死了，唐就提升该军前敌司令龙云代理军长。2月20日，唐军进抵泗城。23日，孙中山通电痛斥唐“擅设总司令部，私委各军军长，调遣军队，反戈回滇，显系违抗命令，不顾大局”，并令云南、贵州、广西各省当局“迅即严行制止，勿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为西南大局之梗”。同时，金汉鼎却有密电向唐表示好意，他的目的是想促进唐、顾合作，推戴他们为北伐军滇军总副司令，让他们在外发展，不要回到云南来引起滇军的内战。
唐军进抵泗城后，按照原定计划派田钟谷率领一部向北由兴义进攻曲靖，自己率领一部向南由剥隘直趋广南。2月28日，唐军占领广南。此时顾品珍在宜良设立大本营，派第一路司令杨希闵防守师宗、罗平，抵抗由曲靖进攻的唐军，派副司令张开儒率领第四混成旅旅长杨如轩、第六混成旅旅长赵燧生两部，由蒙自、开化东行抵抗由广南进攻的唐军。不料第一路在师宗发生内变，杨蓁旧部赶走了杨希闵，推举参谋长周永祚为司令，并宣布在唐、顾战争中保持中立。同时，吴学显在临安、蒙自、开化一带响应唐军，赵燧生出击吴学显阵亡。3月7日唐军占领开化，张开儒退守蒙自，又因唐军与吴学显部两路进攻，退守阿迷，13日唐军占领蒙自。顾亲自率兵反攻蒙自，因军无斗志退到天生关来。3月25日，吴学显部以奇袭包围顾的司令部，顾与将佐20余人都被乱枪打死。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七章 西南各省内讧的新发展（4）
以前，唐有心腹军队王洁修、何世雄、习自强三团留在昆明未带走。王洁修是金汉鼎的把兄弟。顾接任总司令时，金力保这三团不会发生意外，因此得以保全。当顾军两路失败的消息传到昆明时，这三团忽然开往迤西一带宣布独立，同时唐军东、南两路逼近省城，金与迤南巡阅使罗佩金离开昆明向安宁、禄丰逃走。3月24日，唐率胡若愚部占领昆明。25日，金、罗两人在镇南被另一受唐收编的迤西匪首普小洪部冲散，罗未及逃脱，普用烂泥涂在他的身上，叫他站在烈日之下，用这样的酷刑逼他交出财物来，因此被凌磨而死。金则渡过金沙江，取道会理逃往重庆。
顾死后，该军残部杨希闵、蒋光亮、范石生等公推张开儒继任北伐军滇军总司令，由贵州盘县开往广西庆远与李烈钧部滇军会合。
唐继尧恢复政权后，任命胡若愚、田钟谷、龙云、张汝骥、李选廷为第一至第五军军长，胡若愚兼迤东镇守使驻昭通，龙云兼滇中镇守使驻省城，张汝骥兼迤西镇守使驻大理，李选廷兼迤南镇守使驻蒙自。张汝骥是从胡若愚的第三军中提升起来的。
四袁祖铭组织“定黔军”攻入贵阳
云南发生变化的时候，贵州也发生了变化。
贵州总司令卢焘是个两面性人物，一面赞成联省自治，一面拥护孙中山为南方总统。1921年10月上旬，正当川军“援鄂”失败后，他忽然发出一个“援鄂”讨吴的电报，声称：“遵照大总统命令，由焘亲自督师，举兵援鄂，以谷正伦、胡瑛、窦居仁为第一至第三路司令，克日出发”。其实，卢焘既未亲自督师，也未举兵“援鄂”，而是派出谷、胡两旅开往广西接受李烈钧的指挥，用以防堵旧军系统王华裔的回黔活动。前文提过，湘西晃县一带是湖南省政府“鞭长莫及”的地区，所以黔军能够来去自如。以前卢焘等由四川回贵阳发动政变时，驻防洪江的王华裔部开到贵阳援救刘显世，失败后仍然逃回洪江。不久，李烈钧率领滇军假道湘西，王华裔站脚不住，所部由王天培率领逃往黔桂边境，由陆荣廷收容。陆失败后又由唐系滇军胡若愚收容。此时旧军系统首领刘显世及其党徒袁祖铭都在湖北，在吴佩孚的卵翼下，积极进行回黔活动，卢焘拥孙反吴的原因就在于此。
唐继尧和刘显世是多年来狼狈为奸的老搭挡，如果唐的回滇活动能够达到目的，将来一定会支援刘的回黔活动，因此卢焘和顾品珍在共同的利害关系上订立了阻唐回滇的密约。后来，唐变更路线绕道兴义回滇，黔军谷、胡两旅并未予以追击。
卢焘是广西人，并不符合“黔人治黔”的原则，他的威信也不高，很想回到广西活动。此时，桂系残兵败将退据庆远、百色、泗城一带的山地中，推举林俊廷为广西自治军总司令，希望与粤军成立协定停止战争。但是孙中山和粤军都不信任林。因此，林通电推举卢焘为广西总司令，企图在卢的掩护下保全实力。孙中山并不需要卢焘回到广西来，而在粤桂战争中立过功的刘震寰久有总司令的呼声，也不愿意卢焘回来。1922年3月3日，卢通电表明本人既无意于回桂，亦无意于在黔。
孙中山到桂林后，派王文华之兄王伯群为贵州省长，改任谷正伦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这两个人都有回到贵州做总司令的野心。卢焘并未取得孙的同意，任命林俊廷为黔桂讨贼联军第一师师长。这些情况，说明卢焘并非真心拥护孙，而孙也并不信任卢。
1922年春天，袁祖铭在湘西晃县成立了“定黔军”，王华裔旧部也从广西集中到晃县来。卢焘派第一旅旅长窦居仁率部开往铜仁拒敌。窦迎接王伯群到铜仁，准备拥戴他上台。顾品珍在云南失败的时候，“定黔军”向贵州进攻。3月18日，窦旅军官受袁运动发生内变，王伯群、窦居仁都逃走了，“定黔军”没有经过战斗便占领了玉屏、铜仁、镇远。4月4日，卢焘通电将总司令一职让予谷正伦，在谷未回到贵阳之前，派总部参谋长兼第四旅旅长张春浦代理总司令。他并非真心下台，又在遵义设立军民两政行署，并且调动胡瑛、孙勤梁、何应钦各旅准备反攻“定黔军”。张春浦守不住贵阳，也退到遵义来与卢会合。4月9日，“定黔军”占领贵阳，贵州各团体推举刘显世再任贵州总司令，袁祖铭却以“定黔军”总指挥名义发号施令，并不欢迎刘回来复职。卢焘曾派代理第一旅旅长周西成攻占铜仁，打死了王华裔，王的残部向湘西洪江退走；张春浦旅也一度攻入贵阳。5月9日，“定黔军”反攻后，张旅又退出贵阳，逃回遵义。在此以后，卢焘率领残部退往广西，张春浦逃往四川，何应钦逃往云南。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八章 第一次直奉战争（1）
一奉皖两系对吴佩孚的初步回击。张作霖向曹锟提出三条件。曹锐代吴佩孚发出的蒸电
1922年1月19日，吴佩孚和六省直系军阀加足火力发出的一个电报，终于迫使梁士诒请假前往天津。一直到这时为止，张作霖对吴的挑战行为采取了不应战的态度，这是由于直系兵力相当雄厚，奉系有所顾忌，不愿单独作战。张作霖希望北伐军首先发动，皖系起而响应，然后他所勾结的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省长刘镇华等，也都在直系的心脏地区及其周围地带动作起来，同时还利用一批下台的失意军阀，煽动他们的旧部张作霖的座上客有王占元、张敬尧、吴光新等。此时张敬尧的旧部吴新田在陕南，王占元的旧部孙传芳、吴光新的旧部卢金山都在鄂西。，从四面八方打击直系，使直系陷于重围，顾此失彼，奉系以举手之劳就可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时，奉系和孙中山及皖系的反直三角同盟虽已成熟，但是北伐军受制于陈炯明不能出发，这个联盟还不能起配合作战的作用，张作霖只得捺住火性，等待时机。
直系方面，曹锟和他的兄弟曹锐（直隶省长）始终抱有息事宁人的心理。曹锟一再约束吴佩孚切勿孟浪从事，并派直军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奉天人）三次到沈阳表示善意，张作霖也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聘。曹锟建议撤退北京及直隶境内的奉军，以免直奉两军因防地逼近而引起冲突。张作霖表示了同意，就派张景惠主持关内奉军撤退事务。这一协议使直奉两系的紧张局势大见缓和。
1月26日，北京财政部发行盐余公债9600万元，指定以关税提高至值百抽五所增加的收入为公债基金，用以偿还以盐余为担保的内债7000余万、外债2600余万。可是，本国银行界所组织的“盐余借款团”公布此项债款共有一亿元，与财政部公布的数目不相符合；而且，这一措施有利于操纵本国银行事业的交通系，而外债又以日本为最多，因此直系军阀怀疑新旧交通系为奉军张罗战费，全国各方面也都怀疑此中有不可告人之隐。在直系指责和舆论的督促下，北京政府只得组织“偿还内外短债审查委员会”，由审计院、检察厅、银行团共同组成，指定以司法总长董康为委员长，负责审查此项债款有无弊端。
1月25日卢永祥通电，对内阁问题有所表示。电报说：“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倘以‘为国锄奸’为名，反为巧宦新旧交通系联合推倒靳内阁后，靳的“智囊”张志潭到洛阳控诉梁士诒上台乃是奉系控制中央财政、张罗战费以便大举进攻直系的一个步骤。卢永祥、张作霖电中的“巧宦”是指张志潭。造机会，国人良知不昧，终必抵死力争。”这个电报是皖系军阀为他们的同盟者打气助威，对吴佩孚的初步回击。接着，30日张作霖电请徐世昌公布内阁办理鲁案交涉的经过情形，并且话中有刺地说：“事必察其有无，情必审其虚实。倘事属于虚或属误会，则锻炼周内以入人罪，何以服天下之人心。……若以爱国之热诚，转而为祸国之导线，以演出亡国之惨剧，试问与卖国之结果有何差别！……愿钧座采纳卢督所陈‘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二语，不致令以‘为国锄奸’为名者，反为巧宦生机会。尤愿钧座饬纪整纲，使天下有真公理，然后国家有真人才。倘彰瘅不明，是非不辨，则作霖必随贤哲之后，为民请命。”这个电报暗示吴佩孚干涉内阁是一种破坏纪纲的行为，如果徐世昌不能制裁，他就要联合其他力量代替北京政府加以制裁。以上皖奉两系一唱一和的示威电发表后，直奉两系的紧张局势便又加剧。
曹锟兄弟为了缓和局势，忽又改变主意，曹锐亲自到沈阳挽留关内奉军，并解释攻击内阁是吴佩孚的个人行动，与他们兄弟无关。张作霖也就表示他所恨的只是吴一人，并不涉及自己的亲戚弟兄。
2月25日，徐世昌通电表示关于内阁问题的态度。电报说，“中枢进退，皆属本大总统之职权，而本大总统于人才进退之际，但期有利国家，初无丝毫成见。至于整饬纪纲，则本大总统职责所在，不敢不勉”。徐世昌把内阁问题的责任归在自己的身上，意在保全张作霖的面子，同时暗示可以“训斥”吴佩孚以平张作霖之气。另一方面，他又准备罢免梁士诒以息吴佩孚之怒，而用梁内阁的陆军总长鲍贵卿继任内阁总理。鲍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这又是见好张作霖的一种做法。他还放心不下，叫鲍自己到沈阳去商量。不料张作霖不买这笔账，沉下脸色来向鲍说道：“霆九，你如果要过总理的瘾，可以自己上台，何必跑来问我！”这样，鲍内阁便流产了。
由于段祺瑞已从北京逃走，孙中山又表示可以出兵北伐，张作霖对直系的态度便日益强硬起来。他以“换防”为名，动员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于是曹锐大起恐慌，3月8日以“祝寿”为由，再到沈阳乞情3月10日（农历二月十二日）是张作霖的47岁生日。。张作霖对待他虽然仍像往日一样，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政治问题，就“顾而言他”，使他满肚子的话都说不出来。他只得找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说：“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他们兄弟决不会纵容部下干出对不起亲戚的事情来。张作霖才开门见山地提出三个条件：一、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二、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三、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张作霖决心与吴佩孚硬拼一下，如果吴敢于反对梁复职，他就加以“反抗元首”和“军人干政”的罪名，胁迫徐世昌下令加以讨伐。
就在这时候，北京查账大员董康提出了一件大参案，指出盐余借款中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假公济私的不法行为，建议法庭票传财政当局和有关人员到案对质。财政总长张弧看见风色不佳，弃职逃往天津。吴佩孚抓到这个题目，又大做文章 ，称赞董康为“包公再世”，要挟北京政府立刻下令将张弧撤职查办。这样一来，气得张作霖声色俱厉地质问曹氏弟兄，究竟有无约束吴佩孚的能力，如果没有，他就代替他们弟兄重重地教训吴佩孚一下。在张作霖的盛怒之下，曹锐胆战心惊地赶回到保定，要求曹锟以重大压力制止吴佩孚乱说乱动。
曹锟电召吴到保定面商重大问题，吴借口忙于军务不能分身。这样一来，曹锟也就火气大发，表示如果吴敢于一意孤行，他们兄弟将在张、吴两人之间宣布中立。吴听到这个消息，才松了口气，表示一切问题请“老帅”做主，自己绝对服从。
由于事机十分危迫，曹锐便代吴拟就电稿，于3月10日发出。这个电报解释五点：“（1）元首提梁士诒组阁，张、曹两使均赞成之，佩孚反对梁氏乃反对其媚外政策，根本不牵涉他方。（2）佩孚服从曹使，对于张使挟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3）共和国家，内阁失政，国会得而弹劾之，人民得而攻击之，不能因佩孚反对梁氏，疑为奉直间别有问题。（4）奉直譬之人身之元气，而内阁股肱也，不能因股肱有疾而自戕元气。（5）张、曹两使遇事和衷，初无芥蒂，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畛域之见。……以上各节，均证明谣言之不足信，挑拨者别有用心。……”
二徐世昌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奉军大举入关，曹锟下令直军不得抵抗。张作霖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卢永祥建议召开天津会议解决直奉争端。吴佩孚等宣布张作霖罪状。张作霖到军粮城指挥作战
华盛顿会议后，梁士诒既不辞职，又不销假复职，代理总理颜惠庆坚决不肯再代下去。徐世昌要求直奉两系推荐一个双方可以同意的内阁总理，张作霖仍然表示“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也表示“军人决不干政”。徐世昌得到密报，张作霖准备向全国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其目的在于恢复旧国会，改组北京政府，驱逐“元首”下台，因此3月12日他通电各省，催促办理第三届国会的选举。这是他苟延残喘，避免政变发生的一种做法。但是内阁问题必须决定，无政府的状态必须改变，否则政变发生的可能性仍然很大。1922年4月8日，徐自作主张，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八章 第一次直奉战争（2）
徐作出这个决定，具有以下四个原因：一、让梁士诒下台，就对得起吴佩孚了；二、梁、周同属旧交通系，楚弓楚得，也算对得起张作霖和梁士诒了；三、周刚从美国回来，向美国借款大有苗头；四、周对徐的感情很好。不料命令发表后，梁士诒首先提出抗议：“内阁未被批准辞职以前，只能由原班阁员代理总理，周自齐并非阁员，代理总理是违法的。”徐乃于9日倒填8日的日期发表命令，任命周自齐署理教育总长，并发出更正电报，在“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的命令上补进了一个“兼”字。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对徐并未带来任何好处，而且直奉战争就要爆发，内阁问题已经不居重要了。
在奉直两系摩拳擦掌的时期，西方国家多方支持直系，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运兵；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