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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问洛阳，那边的回电说：“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发过这种电报。”
倒是黎元洪真心不愿张内阁下台，他声泪俱下地请求吴景濂、王家襄支持这个内阁。张绍曾也表示愿意帮总统的忙，不使政务停顿，每天在私宅处理公文，副署命令，仍然像是一个在职的总理。
张绍曾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大家背地里都叫他“张疯子”，说他做事有头无尾，并举早年滦州兵谏一事为例。他宣布辞职后，疯病发作得更厉害，经常喃喃自语地自称为九重天宫的古佛下降人间，当代人物多系他手下的星君托胎转世，但也有妖魔鬼怪下凡作祟，他念动经文，请求仙师赐以神斧斩尽群魔。3月16日，他忽派程克乘专车到天津，迎接财政总长刘恩源、交通总长吴毓麟回京复职，又派汽车守候在东车站，等到专车开回时，就把这些阁员迎接到自己的住宅，讨论复职问题。果然，17日这两位保派阁员都服帖地回来了。刘恩源在谈话中首先炫耀自己是保定的“留声机器”（传声筒），保定所提的两道命令如肯发表，当然可以复职。吴毓麟认为今天不必多所讨论，命令发表与否一言可决，我们复职与否也就一言可决。于是张绍曾表示“意见已趋一致”，定于19日全体复职。
闽、粤两省督理问题虽是内阁总辞职的导火线，但是津保政客集团早已决定了“阁员倒阁”的计划，为什么保派阁员又肯跑回北京来复职呢？原来这里面又有一个内幕。在此以前，张绍曾秘密向曹锟表示，对南方针完全一致，闽、粤两省督理命令可以发表，曹锟也就应允维持张内阁，电嘱刘、吴两人回京复职。
内阁复职虽已决定，张绍曾究竟觉得发表这两道命令，对自己的面子太不好看，想仿照蔡成勋为江西督理的前例，用参陆办公处的电令发表，而不用总统的命令。这个意见不为保、洛两方面所接受。
19日，张内阁复职后举行国务会议时，吴毓麟首先提议讨论闽、粤两省督理一案。张绍曾说：“我已大彻大悟，今天一定要发表这两道命令。前些日子，我们为了这个问题闹辞职是错误的。”他的话刚说完，以前坚决反对发表这两道命令的两位政学系阁员一致附和，李根源愿意负责疏通总统盖印。原来他们为了保全位置，也不得不扯起顺风旗来。
3月20日，北京政府下令特派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杨希闵为军务帮办，林虎为潮梅护军使兼粤军总指挥，陈炯光、钟景棠为广东陆军第一、第二两师师长，温树德为驻粤海军舰队司令；特派孙传芳督理福建军务善后事宜，王永泉为军务帮办，臧致平为漳厦护军使。这些命令超过了保、洛两方面所要求的范围，督理以下的任命令都是张绍曾自己加进去的，这是为了更进一步地讨好保、洛两方面，同时用以粉饰这些命令并非出自军阀的胁迫，而是内阁主动地决定的。
这些命令是向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公开挑战，张内阁上台后卖和平统一的野人头，到此原形毕露了。
4月3日，北京政府继续任命刘冠雄为闽粤海疆防御使，显然具有调动海军进攻广东的意图。同日，任命洪兆麟为洪威将军兼广东陆军第三师师长，李易标为广惠护军使，申葆藩为钦廉镇守使。这是把一切反对孙中山的势力集中起来，以便总攻广州的具体表现。
但是黎、张两人还像做梦一样，不肯放弃和平统一的进行。除3月27日丁槐以总统特使名义到广州慰问孙中山并拟授为“全国兵工督办”外，4月7日王宠惠又以内阁代表名义携带全体阁员的联名函件南下，劝告孙中山取消大元帅府，或者到北京，或者到上海赞助和平统一。黎还授意金永炎致函湖南省议会议长林支宇，表示并不反对联省自治，希望湖南也赞助和平统一。
4月15日，张绍曾到保定商谈对孙、对奉等问题，并同意齐燮元所提的召开南京会议解决南北统一问题的建议。曹、吴本来把黎、张二人所进行的和平统一当作痴人说梦，但是正要利用他们分化南方，所以曹锟对张绍曾的和平建议采取了“姑妄听之”的态度。
王宠惠到上海后，4月11日曾与孙中山代表胡汉民、孙洪伊、徐谦等进行统一问题的谈判。胡等提出北京政府撤销闽、粤两省督理为南北统一的先决条件，孙洪伊还提出黎元洪下野的条件。王宠惠的随员杨天骥电告北京，如欲孙文下台，吴佩孚必须同时解除兵权。报纸把这个电报登出来，徐谦、孙洪伊曾质问王宠惠：“此说从何而来？”
4月16日，沈鸿英果然在吴佩孚的指示下带兵进攻广州。孙中山电令驻沪代表向王宠惠提出严厉质问：“北方阳为言和，阴实迷信武力，且借以懈我之备，言之殊堪痛恨！”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二章 艰难内阁（3）
沈鸿英进攻广州失败，北京政府于4月21日任命洪兆麟为汕头防务督办，叶举为惠威将军，尹骥、李云复、赖世璜、苏世安、杨坤如、翁式亮为广东陆军第五至第十师师长，企图拉拢陈炯明旧部与沈鸿英合作夹攻广州。孙中山电令驻沪代表，北方如欲言和，应先罢免吴佩孚，否则和谈可以终止。当然，北京政府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因此这个具体而微的上海南北和会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王宠惠本来想做孙中山与吴佩孚之间的桥梁。孙、吴关系破裂后，4月24日他到广州谒见孙，随即出国到海牙就任国际法庭的审判官去了。
三北京学生发起驱彭运动。京汉铁路工人举行政治性大罢工，直系军阀对罢工工人展开了血腥屠杀
在军阀统治下，法律是用以镇压劳动人民，巩固他们专政的工具，根本谈不到人民权利的一章 。但是统治阶级内部也经常发生狗咬狗的现象，在这一情况下，法律是为强有力的军阀服务的。即如罗文干一案，仅就受贿部分而论，罪名不能成立，北京检察厅已经决定不予起诉，由于曹锟打来一个电报认为有罪，法院的裁决书便不敢发表，罗文干又被解往看守所收押。这一事件，引起了当时士大夫之流的普遍不满，帝国主义也指为小国司法制度不良、蹂躏人权的一个证据，并且引为不能废止领事裁判权的借口。
张内阁上台后，1923年1月11日检察厅仍然认为此案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并将罗文干、黄体濂二人释放出来。接着，五省直系军阀一致抨击法院裁决不当，通电要求重行处理。而司法总长程克为了讨好军阀，15日公然发表部令，又将罗、黄两人逮捕入狱。
国务会议讨论此案时，由于缺少告发人，想不出一个定案有罪的法律根据来。彭允彝建议由国务院代表国家出面为告发人，申请法院复议，大家一致赞成。于是彭自告奋勇起草咨交法院的文件。消息传出来，北大校长蔡元培认为彭允彝身为教育总长，不惜逢迎军阀，破坏司法独立，不愿在这样一个卑鄙政客之下供职，即于18日辞职出京。
1月19日，北大学生到公府请愿撤换彭，彭是府派阁员，黎借口总统不能干涉内阁，不予接受。北京各大专校长支持学生的行动，联名呈请去彭留蔡，彭忿而辞职，黎将辞呈退还。北大学生代表又到众议院请愿否决教育总长的同意案，议长吴景濂公然指挥院警殴伤学生多人。24日，学生又到参议院请愿，该院议员竟以学生“聚众要挟”为由，通过彭允彝的同意案以示报复。
1月31日，北京专科以上学生分批出发讲演，向人民群众控诉内阁蹂躏人权，破坏司法独立，国会违反民意以及议长指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同时学生代表十余人又一次到公府请愿，黎回答说，已电请孑民（蔡）回京复职，教长问题须由内阁、国会解决。2月1日，学生代表又到国务院请愿，张绍曾对于彭允彝应否撤换并不回答，只说阁员同意案已由国会通过，未便有所变更。
北大、高师等六校学生鉴于政府、国会都不讲理，请愿无效果，决定停课，并对教育部宣布“独立”，不接受彭允彝署名的部令和公文。六校教职员一致支援学生的行动。因此，北京又一次出现了以驱彭为目标的学生运动高潮。北京政府认为“学风不良”，2月9日下了整顿学风的命令。
与此同时，京汉铁路工人为了争取人民权利，成立全路总工会，直系军阀竟然采取疯狂屠杀的手段来镇压工人运动，这一暴行使吴佩孚与人民为敌，特别是与工人阶级为敌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原来京汉铁路工人自1920年5月以来，在中国共产主义者小组的领导下，先后用“工人俱乐部”的形式组织了自己的工会。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并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来，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922年1月，香港海员爆发了以反对外国资本家为目标的大罢工，以封锁香港为斗争策略，在全国工人的热烈支援下，英帝国主义终于被迫屈服，罢工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以胜利而告结束。同年5月1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号召下，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明确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向，并通过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前，公认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总机关。自此以后，工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在党的领导和革命新形势的推动下，京汉铁路工人决定把全路各段先后成立的“工人俱乐部”联合起来，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事前同意成立总工会，承认将1月28日的例假与2月1日调换，以便工人前往郑州开会，并允加挂客车、发给免票，以供工人代表和参加大会的来宾之用。不料这个笑面虎一面讨好工人，一面向吴佩孚告密请求武装干涉，当本路工人代表和参加大会的全国三十余团体约200人齐集郑州时，1月28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宣布奉“大帅”命令，禁止工人开会。次日，驻郑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奉吴佩孚的电令，不许开会。30日，吴电召工人代表杨德甫等五人到洛阳，当面阻止他们开会。31日，杨等回到郑州后，工人代表认为赵继贤口是心非，吴佩孚无理干涉，为了争取工人自己的民主权利，决定如期召开大会。
2月1日，靳云鹗颁布了郑州戒严令，并派大批军警分途警戒，惶惶如临大敌。但是工人代表英勇地冲破了军警的封锁线，到达大会会场，庄严地宣布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这一行动激怒了军阀，当晚派出大队军警占领会场，大打出手，将会场内什物任情捣毁，并派人监视工人代表的住宿旅馆，限他们即日离开郑州。在军警的淫威下，总工会迁往汉口江岸办公。
2月4日，在总工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全路工人爆发了为争人权、争自由而战的政治性大罢工，并提出撤换局长赵继贤、南段处长冯NC144、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以及军警撤出工会和赔偿损失等要求。当天客货车全部停开，瘫痪了全国交通大动脉，严重影响了直系军阀布置内战的军事运输。
2月5日，吴佩孚手下大将、湖北督军萧耀南派汉口镇守使署参谋长张厚生到江岸工会，要求交出工人代表杨德甫等五人，工会严词拒绝。湖北军阀对于工人阶级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与团结一致的精神认识不足，以为刀枪之下，何求不得，因此捕去司机二人，强迫他们开车，并在大智门车站公开发售车票。不料工人纠察队勇敢地把被捕司机同志抢救出来，使军阀强迫通车的计划落了空。当天工人纠察队被捕去三人，由于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支援，军警当局害怕引起重大事故，只得把他们释放了。
2月6日，武汉工团代表在江岸举行大会慰问罢工工人，参加大会者万余人，显示了工人阶级众志成城的巨大威力。随即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通过租界时，帝国主义者敢怒而不敢言，当晚他们唆使军阀采取镇压工人运动的严厉措施。
2月7日，萧耀南骗诱工会代表到江岸等候，当派参谋长前来举行谈判。下午5时20分，赴会代表走到半路上，听得枪声大作，原来萧耀南设下陷阱引诱工人代表集中江岸工会，企图一网打尽。张厚生统率两营兵士前来，竟像对敌作战一样，下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工人曾玉良等37人，受伤者达200余人。张厚生意犹未足，指挥兵士分途搜索，这些兽军乘机抢劫奸淫，极尽野蛮惨酷之能事。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共产党员）等60余人被捕。军警把林绑在车站站台的灯柱上，迫他下令复工，林坚贞不屈，被张厚生下令斩首，把首级挂在车站上示众。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二章 艰难内阁（4）
同一天，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在自己的住宅被捕。15日也就是农历除夕，被军法会审处以死刑，即日执行。
在湖北军阀对罢工工人展开疯狂屠杀的时期，京汉铁路各站也发生了大逮捕和大屠杀。2月5日，靳云鹗在郑州捕去工会职员王宗培等五人，手镣脚铐，毒刑拷打，强迫他们下令开工，他们都抵死不肯屈服。同日，曹锟派兵三营到长辛店，捕去工会分会职工史文彬等11人，解往保定审理。7日又来捉人，并盲目开枪扫射，打死了工人5人，受伤者60余人。信阳、驻马店、广水等站也有同样事件发生。
这次“二七”大惨案，被屠杀的铁路工人有40余人，受伤者达数百人之多。主持屠杀者不是别人，正是一贯伪装同情人民运动和保护劳工的大军阀吴佩孚。罢工后的第三天，道清、正太及津浦铁路南段工人一致罢工响应，全国学生和人民团体也都站在正义的一面，对蹂躏人权、摧残工运的军阀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使军阀的丑恶面貌无所遁形。为了保存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不得不劝告工人忍痛复工，从此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四“援闽军”开抵福州，孙传芳接任福建督理。海军舰队在上海变相独立。沈鸿英进攻广州失败。陈炯明旧部在东江叛变
闽、粤两省督理命令发表前，福建孙皖两系的合作关系已经日益动摇，讨贼军许崇智等部取道闽南回粤，北方“援闽军”由赣东向闽边推进，王永泉、臧致平等也都竭力讨好北京政府以求自保。王永泉利用驻闽海军排斥国民党，2月8日嗾使福州“公民团”驱逐国民党省长林森下台，推举海军领袖萨镇冰复任省长。另一方面，他还采取了分化“援闽军”的策略，愿意让出光泽、邵武、建宁、泰宁四县为“援闽军”先锋第十二师周荫人部的防地，以交换周荫人脱离孙传芳的关系，与之合作。3月15日，萨镇冰、刘冠雄通电接受北京政府所委“办理福建善后事宜”的职务，请孙传芳来闽共同办理“善后”，并请北京政府饬“援闽军”遵照1月22日的命令，停止开入闽境。但是，北京政府在曹、吴的胁迫下，又于3月20日发表孙传芳为福建督理的命令。4月6日，第十二师兼程开到福州，孙传芳也于12日行抵福州。17日，孙传芳接任福建督理，王永泉取消福建总司令名义，退居军务帮办一职。
福建局势发生变动前，4月8日由青岛开抵上海的海军第一舰队，以海筹舰长许建廷为首，联合永绩、建康两舰长及列字艇长，通电宣布“福建自治”，公推林建章 为海军领袖，称黎元洪为“先生”，拒绝孙传芳入闽，并且表示了赞成联省自治的态度。他们派兵登陆设防，派员检查邮电，实际上是向北京政府宣布独立。海军官兵以闽籍为最多，他们关怀故乡是可以理解的，但此中另有孙皖同盟的政治内幕：由于直系的势力达到福建，浙江和广东都受到严重威胁，所以安福系分子福建人曾毓隽，通过乃弟曾以鼎与海军的关系，策动海军发难，企图以上海为根据地，联合奉皖两系与孙中山的势力，大举向直系进攻。许建廷等的庚电发表后，卢永祥发表真电（11日）、张作霖发表元电（13日）、臧致平发表盐电（14日）予以响应。卢永祥派浙军第一师潘国纲部进驻浦城，18日，臧致平在厦门宣布独立，浙闽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由于沈鸿英已在广东发动，孙中山没有余力出兵北伐，王永泉在北方“援闽军”的控制下，也不能有所作为。孙传芳向卢永祥表示，自己并非吴佩孚的嫡系，决不侵犯浙江。同时北京政府对上海海军四舰不敢加以谴责，却用利诱手段笼络他们，因此浙、闽两省的紧张局势又暂时缓和下来。
4月23日，北京政府派王永泉兼任建安护军使，周荫人兼任泉永镇守使。为了防止王永泉与卢永祥因防地相接而打成一片，5月21日，又调任王永泉为泉永护军使，周荫人改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