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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的咄咄逼人的态度，有时也加在曹锟的身上。他曾公开表示：“北京的空气太龌龊了，应当把总统府迁移到保定来，内阁、国会却可以留在北京不动。”1924年年初，他保荐高恩洪为胶澳商埠督办，高是曹锟深恶痛绝的一个人，心中大不痛快，他叫着吴的名字悻悻地说道：“吴佩孚，吴子玉，你保举别人都可以，保举这个人却办不到。”吴马上打来电报说：“我之信任高恩洪，犹元首之信任我也。”于是曹锟无话可说，于3月18日乖乖地发表了任命高恩洪为胶澳商埠督办的命令胶澳督办原由山东省长熊炳琦兼任。熊是曹锟的红人，吴佩孚劾其卖官鬻爵，同时保荐高恩洪继任。高到任后，首先向胶济路局提款10万元为渤海舰队的经费。日本借口胶济路局收入，在华盛顿条约中规定为中国还债赎路之用，指使日本会计师拒绝付款，同时派海军上将铃木率领舰队来华示威，仅青岛一处就泊有日本军舰26艘之多。。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六章 “太上政府”吴佩孚（3）
1924年年初，吴提出所谓统一军权于中央的建议——各省巡阅使、督军一律不得兼任师长，所兼师长一职须由中央派人接任，各师均改归陆军部直辖。这对各省军阀说来，是从半空云里打下来的一个霹雳：这些军政大员所恃以保持其权力地位的，就是手中掌握的兵权，如果交出师长，就将成为赤手空拳的光杆。吴提出这个建议，正是要解除他们的兵权，以便加强中央的军事集权，而这个中央却又控制在吴的手里，实际上也就是要把各省兵权都交在他个人的手里。这个计划害得各省军阀像哑子吃黄连一样，心中暗暗叫苦，嘴里却说不出反对的理由来。当然，他们对于自己的利害得失是不会不动脑筋的，随后山东督理郑士琦、河南督理张福来都回答北京政府说，他们愿意不做督理而保留师长的地位。他们就是要用这个手法来反“将”北京政府一“军”的。但吴对这个计划志在必行，并且深得曹锟的赞同，因此北京政府先后下令解除萧耀南所兼第二十五师师长，以陈嘉祐继任；解除王承斌所兼第二十三师师长，以王维城继任（以上2月28日）；解除陆锦所兼第九师师长，以董政国调升（3月10日）；解除张福来所兼第二十四师师长，以杨清臣调升（3月20日）；解除马联甲所兼安徽第一混成旅旅长，以张克瑶继任（4月2日）；解除郑士琦所兼第五师师长，以孙宗先继任（5月8日）。以上新任师长，除个别系由别处调升者外，大多是由本师的旅长提升起来的，因此各省军阀无法鼓动部下反对北京政府的命令。但是执行这个计划也不是没有遇到阻力的。吴佩孚自己是山东人，而又身为直鲁豫巡阅使，因此决定先从山东入手。由于郑士琦愿意舍督理而留师长，他就以巡阅使的身份召集第五师团长以上军官，轮流到洛阳“听训”，郑敢怒而不敢言。这批受训军官回到山东后，郑也召集他们训话一次，在训话中强调“安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不致受人宰割”（郑属于皖系，第五师官兵大多为安徽人），言下放声大哭。吴也害怕激成事变，原来决定调升靠拢自己的山东人潘鸿钧为第五师师长，临时改派第五师旅长孙宗先继任，而吴自己在山东设立巡阅使行署的计划，也就无形打消了。其次，第九师师长陆锦兼任陆军总长、公府军事处处长等职（只有陆锦一人不是督理），是曹锟身边的红人，吴费了很大气力才说服曹锟把陆锦的师长兼职解除。再次，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将各师改归北京政府直辖，可以调来调去，这样才能改变各省军阀拥兵自卫的局势。可是在执行计划的时候，各省军阀坚决要求各师仍须留驻本省并受本人的节制，这两个条件与部属的利益完全一致（部属可以成为督理的候补者），北京政府和吴佩孚只得让步，予以同意。其实，这个计划并不新奇，就是以前袁世凯采用过的拉下层、挤上层的老办法。后来蒋介石也正是采用这个办法来分化对手，以加强其统治力的。这个办法助长了各省军阀朝秦暮楚、“以下犯上”的风气，对于军事独裁者来说，实际上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在更换师长的过程中，齐燮元所兼第六师师长、冯玉祥所兼第十一师师长，由于他们的态度非常坚决，北京政府只能置而不问。吴佩孚也不得不假惺惺地电请解除自己所兼的第三师师长。曹锟立刻打来回电，认为吴在洛阳练兵，情况有所不同，未便同案办理。其实，除第三师外，吴在洛阳还拥有学兵团、幼年兵团、讲武堂、军官讲习所、铁甲车队、炸弹队、飞行队等等，还有巩县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为其扩张武力的有力工具。他和袁世凯组织模范团、段祺瑞组织边防军一模一样，正在加紧训练子弟兵作为个人军事独裁的政治资本。这些做法，使各省直系军阀无不侧目而视，他的地位更孤立了。
北京政府一面夺去各省军阀所兼的师长职务，另一方面却又加派他们兼任省长，如马联甲兼任安徽省长、蔡成勋兼任江西省长、萧耀南兼任湖北省长等等。这比黎元洪时期所提倡的“军民分治”又大大倒退了一步。
这个时期，曹锟的耳根子里充满着控诉吴佩孚的声音。曹替吴解释说：“子玉就是好喝酒，容易动肝火，我要劝他少喝几杯黄汤。”
津、保政客一面采取“联奉制吴”的策略，一面还想捧齐燮元做副总统，让他压在吴的头上，而齐也就野心勃勃地想援引以前江苏督军冯国璋兼任副总统的前例，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副总统规定必须年满40才能当选，他就在南京大做其四旬整寿，而他的年龄却只有39岁。他又发起在南京召开“巡检高级会议”，除吴（直鲁豫巡阅使）、齐（苏皖赣巡阅使）、萧（两湖巡阅使）、冯（陆军检阅使）而外，王承斌以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资格亦得参加。这个建议的目的，在于造成以多数压倒少数的局势，打破“大哥当家”的特权，让众家兄弟以平等资格共同管理“家务”。曹锟也赞成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来统一直系内部，并要亲身参加，主张这个会议改在北京召开。但是，吴佩孚借口反对召集类似“督军团”的会议，表示不愿参加，因此会议没有开成。
由于吴佩孚恃有曹锟的支持，直系内部的“三角同盟”扳他不倒，于是1924年5月间，王承斌、冯玉祥、齐燮元先后提出辞职，想用“同盟罢工”的手段来扳倒吴。吴看见风色不对，也一度表示辞职，以平众怒。急得曹锟搓手跺脚地说：“好，要不干咱们大家都不干！”以上情况，说明直系不待外力进攻，本身已有分崩离析之势了。
三津保两派因争内阁引起分化。吴景濂被逐出京。孙宝琦组阁案国会通过。孙内阁的“和平统一”计划无人理睬
曹锟手下的津、保两派本来是一家人。可是经常在他身边的，如公府军事处长陆锦、收支处长李彦青、秘书长王毓芝等都是保派。曹锟性情疏懒，不喜接见宾客，对于公私事务，都叫身边人代为处理。因此保派的势力逐步地压倒了津派，津派日见疏远，甚至曹锟的亲兄弟曹锐也被冷在一旁。曹锟对于找他见面的国会议员，由冷淡的心情转变为厌恶的心情，经常派秘书长代见，而王毓芝也搭架子，不大愿意和他们接触，甚至贿选有功的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三次入府也不得一见。国会议员对于曹锟过河拆桥的态度日益表示不满。
吴景濂是王承斌的老师和表兄。这两个奉天人，一文一武，在贿选总统时期都曾大卖气力。吴景濂的目的是想取得“宪法”公布后的第一任内阁总理。以曹锐为首的津派是支持吴景濂的。保派则支持高凌霨由代理总理转为正式总理，而外交派颜惠庆也来插上一手，因此内阁问题形成了三角斗争的局面，并且引起了国会内部的分化和斗争。
国会中有拥吴和反吴的两派，经常在议场中互相争吵，有时飞起墨盒互相投击，大闹一场而散。保派组织了一个宪政党，推王毓芝为理事长，高凌霨、吴毓麟、程克等都是理事，这个党是反吴派的后台老板。
众议院议员延长任期案公布后，反吴派认为议长任期已满，应当改选，拥吴派则认为议长任期应当和议员一样延长下去。1923年11月5日，吴景濂随带警卫员昂然入场，反吴派议员七手八脚地把他推下台来，当场和警卫员发生冲突，会场秩序大乱，吴景濂匆匆摇铃宣告散会。11月28日，议场中又有一场吵闹，议员一哄而散。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六章 “太上政府”吴佩孚（4）
保派一面采取停止发给国会经费的手段以困窘吴景濂，一面组织“公民护宪团”请愿驱吴。由于拥吴、反吴两派相持不下，高凌霨组阁不能提交国会，而新总统上台后又不能长期地没有正式内阁，在保派的同意下，曹锟找到年过六旬、前清做过督抚的孙宝琦组织内阁，据说这位“老成练达而又无政治色彩”的人物，是比较容易通过国会的。此时国会因议长问题吵闹不休，孙内阁的同意案也被搁置下来。
12月18日，国会的全武行打得更起劲，吴景濂的头部受了伤。这天讨论金法郎案，拥吴派利用这个题目进行倒阁运动，对于代理内阁总理高凌霨，攻讦备至，而现任财政总长王克敏，就是承认金法郎案的内幕主角，现任教育总长黄郛，就是一度签字承认金法郎案的前任外交总长，都是拥吴派的攻击对象。在此之前一日，国会要求全体阁员出席答复质问，除外交总长顾维钧出席否认承认金法郎案外，其余都拒不出席。这一天通过了对王克敏、黄郛两人的查办案。随后讨论孙内阁的同意案，拥吴派议员准备予以通过以促高凌霨下台，反吴派议员就飞起几十个墨盒来向议长席投去，其中四川籍议员黄翼的墨盒打中了吴景濂，打得头破血流，于是两派议员纷纷离开议席，大家扭做一团互相斗殴。吴景濂指挥警卫员逮捕黄翼，并解往地方检察厅，请其起诉处理，该厅因黄翼为政府议员，许其交保释出。20日，高凌霨根据反吴派议员的要求，竟以内务总长的身份下令警察厅，假口众议院警卫员经常闯入议场殴打议员，应予以调换，警卫长汤步瀛应予以撤职处分。当天警察厅派出一批新警卫员前往接替，新旧人员发生冲突，旧员被迫缴械，汤步瀛当场被捕。但是根据院法，议院警卫队应受议长的指挥，队长应由议长委派，高凌霨的这一措施显然是不合法的。吴景濂通电谴责高滥用行政职权，干涉立法机关。这个电报在北京被扣，改送天津发出。
21日，吴景濂听到了不利于他的风声，即于当晚携带院印逃往天津，并在天津发出通电声明本院职务在京不能行使，本人行动亦失自由，此后众议院一切活动皆属非法，本人不能承认。吴景濂准备仿照黎元洪的前例，在津行使议长职权，并力求与“反直同盟”打通声气，将贿选案内幕全盘揭露，以泄个人私忿。但是“反直同盟”对于这个翻云覆雨的小丑，并不加以重视。
关于国会与内阁的斗争，曹锟是站在内阁一边的。王承斌埋怨曹锟对吴景濂不应采取“兔死狗烹”的手段，昔日爱则加诸膝，今天恶则堕诸渊，今后还有何人愿意替你奔走卖力！冯玉祥在这场政争中自比为四五等角色，没有资格发表意见。吴佩孚则与保派政客嫌隙很深，认为“宵小弄权，非国之福”，“国会虽然劣迹多端，究竟关系法统问题，不应出以破坏手段”，“内务部用命令撤换院警是不合法的”。他还主张解散宪政党，并明白宣布否认金法郎案，以免反直各派引为口实。他颇属意于颜惠庆组织内阁，但也不反对孙宝琦组阁。
在国会演出全武行的前三天，还穿插着一出军人大闹财政部的短打武剧。12月15日，航空署督办赵玉珂率领卫队多人到财政部催讨欠饷，王克敏拒而不见。赵不待延引直接上楼，看见王正在安详地处理公事，不由得气愤起来，就用手杖在公事台上重重地扣了几下。王是个深度近视眼，看不清来人是谁，没有站起身来，赵更为愤怒，就恶狠狠地走拢来，一把揪着王的衣领，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把他拖下楼来，并且咆哮地说：“咱们见总统去！”这时，财政部总务厅长王祖训走出来调解，赵飞起一脚把他踢倒在数步以外，随后又把王克敏押上汽车，驶入公府，在怀仁堂下车，就有陆锦、吴毓麟、王毓芝、李彦青等出面来排解，王克敏才得脱身逃走。赵是直鲁豫巡阅使署的前任参谋长，王是现任阁员，他们两个都是曹锟身边的红人。事情发生后，王提出辞呈，曹锟却大为震怒，一定要下令严办这个恃强逞凶、目无法纪的军人。17日，北京军警长官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等纷纷到公府替赵说情，认为“罪有应得，情有可原”，结果惩办赵的命令未发表，王的辞呈也被退回。
1924年1月9日，众议院因讨论经费问题召开谈话会，由于到足法定人数，临时改开大会众议院自议长出走后，组织了行政委员会，推定行政委员25人轮流担任主席。这天担任主席的是万钧。投孙内阁的票，以250票顺利通过。原来，高凌霨久未发给国会的岁费，又在元旦日发布了改选众议院议员的命令。在投孙内阁同意票的时候，新派来的警卫队不服从主席指挥，不照章 封闭议场，却把票柜签筒封锁起来，并割断电线，以阻止投票的顺利进行。以上这些情形，激起了包括宪政党在内的全体议员的公忿，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孙内阁，以结束高代阁的命运。
孙宝琦事前并未想到自己会当内阁总理。他做税务督办，每月坐领纹银1200两，感到心满意足。当他乘车南行经过天津的时候，忽然有人把他追回来叫他组织内阁。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北京来，才知道这件好事是他的妹夫颜惠庆从中作成的。他满拟延揽几位知心朋友入阁，不料曹锟拿出一张名单来，上开：外交顾维钧、内务程克、财政王克敏、陆军陆锦、海军李鼎新、司法王宠惠、教育范源濂、农商颜惠庆、交通吴毓麟。孙宝琦看了这张名单，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责任内阁”的全体阁员都是由“总统”指派的。他吞吞吐吐地提出了一个意见，认为王克敏在国会中有查办案，不宜提出，请改提龚心湛为财政总长，曹锟就满脸不高兴地表示不能接受。孙觉得身为内阁总理，竟要照单全收，心中也不舒服，赌气到海甸承泽园去“避嚣”。但是，当他看见颜惠庆前来劝驾的时候，又觉得总理得来不易，便又不声不响地跟随颜回进城来。
孙宝琦上台前，国会方面有人准备向曹锟施放大炮，提出10件事情加以弹劾：（1）巡阅使、督军这些官职，在宪法上并无规定；（2）王克敏扣留国会岁费不发，总统知而不问；（3）高凌霨非法撤换国会的警卫队，总统明知故纵；（4）总统包办阁员名单，违反责任内阁制；（5）疆吏公然以鸦片为礼物，赠送元首；（6）李彦青貌如冠玉，独承赏识，分桃断袖，报纸喧传；（7）去年入京，高坐黄龙专车，到京时黄土铺地，俨如皇帝；（8）溥仪颁发“上谕”，仍用“宣统”年号，议会提出质问，总统置之不理；（9）辛亥革命时，北京兵变即属曹部第三师所为，以此人而为一国元首，何以表率全国军队；（10）强迫张弧签字金法郎案，张弧不肯听从，即逐张弧下台。这是曹锟对国会过河拆桥的反响。其实，这些事情都不是曹锟的主要罪行，甚至众目昭彰的贿选总统一事，也没有写上（他们当然不会写上）。后来这颗炮弹并未打出来，其中显有不可告人之隐。
“宪法”规定任命阁员无需征求国会的同意，所以1924年1月12日曹锟将上述阁员名单发表了。
孙宝琦于1月15日宣布就职。他标榜他的内阁是“宪法”告成后的第一届正式内阁，并且提出了“奉行宪法”、“和平统一”的施政方针。他决定“出巡”各省，交换“和平统一”的意见，打算首先到江浙一带，消弭齐、卢之争，然后到西南各省，规劝孙中山和各省“联治派”赞成“和平统一”。这个计划，当时被称为“游方总理的旅行统一计划”。当他向曹锟索取30万元旅费时，被曹一口拒绝。当时，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