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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意见呢？”
“唔，我也打算结婚。”邓丽君的语气中仍然带着犹疑。和所有的事业女性一样，她在考虑婚姻时要比普通女性多许多烦恼，比一般人也更矛盾。
在这次具体谈到结婚之前，邓丽君就经常向西田提及“我想要个孩子”。但西田想到了另一方面，邓丽君在日本的发展很顺利，如果能把婚期延迟一些，对她的事业会更有好处。邓丽君大约也正为此苦恼吧。
“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你家里人……？”看着邓丽君不开心，西田问到。
“不，如果结婚，他说会照顾我的家人。”
“你家里人反对吗？”
“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邓丽君轻轻地说。
邓丽君告诉西田，他婚后会照顾邓丽君的家人，这方面也不存在任何经济问题。不过，他的家族并不喜欢他与娱乐圈的人结婚，他也希望邓丽君婚后专注于家庭，好好照顾孩子，也就是要她从此退出歌坛。
是结婚，还是唱歌呢？邓丽君矛盾重重、苦恼不已。
从那时起，邓丽君每次和西田见面，都谈起结婚。在她心目中，为了得到那份梦寐以求的幸福退出歌坛也没什么，但取而代之的婚姻，是不是真的就是最好的呢？在日本的那些日子里，邓丽君今天觉得“不要唱歌了”，明天却认为“还是欲罢不能”，西田看着每天竭力想在纷乱的思绪中理出头绪的邓丽君，却也无可奈何。然而，直到拿到签证飞往伦敦之前，邓丽君还是一直矛盾着。
这一天，邓丽君又独自出发了，送行的西田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成田机场的大厅里候机时，邓丽君说：“西田先生，我可能就这样结婚、隐退了。不管怎样，我会和您联络。如果不再唱了，也请您体谅。”
“我并不反对你结婚。自认识你以后，我一直都这样说。结婚也好，生孩子也好，但不要退出歌坛，唱歌是你绝对不应该放弃的。” 西田这时候还在强调自己的建议。邓丽君挥挥手和日本朋友作别了。
季节正是盛暑时分，东京的天气酷热难耐，演歌一类的民歌销售量此时也正处于淡季。邓丽君的歌也是如此。唱片公司正在等待着夏天过去，到了秋冬天，再次促销邓丽君的唱片。但为做好准备，邓丽君不在日本期间，他们仍继续踏踏实实地进行推广活动。
邓丽君到伦敦约三周后，8月中旬的一个早晨，西田突然接到邓丽君打来的电话。这时的伦敦是半夜12点半呀，西田有些奇怪。他接着电话后，更是觉得奇怪，因为邓丽君一言不发，只是在电话里哭。不管他怎么问，她只是抽抽答答地哭。过了好一会儿，邓丽君的情绪平缓了下来。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唔，发生了好多事。对不起，对不起。”邓丽君的终于开口了，她的声音却显得又脆弱又疲倦。
“现在几点？”
“半夜了。”
“发生什么事？”
“……我和他分手了。”
“不结婚了？”
“对。”邓丽君平静而清晰地回答。
一时之间，西田不知该说什么好。
“你在上学吗？”
“我还继续上学，不过改上短期班。”她的声音里带着伤感。
听邓丽君这么说，西田就有一种罪恶感。她不但断了结婚的念头，而且改读短期课程，开始为唱歌做准备了。她的愿望是“结婚”和“念书”，但为了唱歌，她把这两个愿望都放弃了。西田知道自己虽不想让她放弃，但结果仍是如此，他岂不成了罪魁祸首？
“是我不好。你想做的事情，都让我搞坏了。”
“与你无关，是我自己决定的。”邓丽君平静地说。
结婚还是唱歌？令邓丽君最苦恼的，便是这一次了。最痛的创伤也就这一次了。歌坛最终成了她的归宿。在事业和感情两者的重重矛盾中，邓丽君终于选择了自己能够把握的东西。
最后，邓丽君还是离不了唱歌，西田虽有负罪感，但心头的大石头总算放下了。不结婚的话，她便可以继续唱下去。但在她的一生里，普通人所拥有的结婚、生孩子的幸福和喜悦，她都不曾有过。西田不禁有点后悔，为什么要劝她“别退出歌坛”呢？
第六部分：十亿个掌声一起走过的日子（图）
接到邓丽君哭诉分手的电话一周后，西田匆匆飞到伦敦，来到了邓丽君的身边。时间是1984年的夏天。
西田这次到伦敦，一是因为挂念邓丽君，同时也是为录音做准备的。
邓丽君独自到西田住的酒店来看他。她像往常一样沉静，不过话更少了，精神也不大好。见此情形，西田不知该说什么好。
为方便上学，邓丽君在伦敦一个宁静的住宅区租了一间公寓独居。她的住处离市中心只有约十分钟的路程。西田很容易就找到了。
邓丽君住的虽然是公寓，但房子颇为宽敞。公寓里的客厅兼饭厅，容得下开一个小型会议。与此相连的是可以就地进食的厨房。步上几级楼梯，便是“阁楼”、书房和卧室。邓丽君在这里虽然居住不到四个月，但它却不像暂时的居所，而是颇有生活气息。窄小的厨房里，放着锅、平底锅、碗筷、调味品之类的东西。书房里横七竖八放着书籍、笔记本、字典和文具。客厅的窗前，插着橙和黄等暖色系列的花，花旁放了些橘子和柠檬。大约是她特别喜欢暖色的花朵和柑橘的果香，在她住的每一个家里都有着同样的陈设。这里和避暑山庄之类的酒店大不相同，这里独有一种暖暖的家的温馨。
邓丽君告诉西田，她每天早上在家里吃过早餐才上学，放学便回家，生活非常简朴。她个人对这种学生生活心满意足。实际上，她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白天离家上学，晚上在家预习、复习功课，星期天通常都是悠悠闲闲地待在家里，生活颇为惬意。
邓丽君身为歌手，职业上的自尊是很强的，但她几乎没有明星的傲气。明星常有的傲慢和任性，西田和他的同事在她身上都未发现过。站在摄影机前和舞台上的邓丽君，那种温文尔雅和可爱可亲的样子，和生活中的她本人是那么一致。
到了公寓后，西田随即向邓丽君打听分手的事。她为西田泡上茶，他们边品茗边谈心。
季节是九月初，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已没有夏日骄阳的灼热，室外的车声和人语偶尔传进来。
他们谈起了关于他的种种情况，邓丽君第一次沉静地在朋友面前谈起和他分手的事情。她表示，能成为他的妻子，成为孩子的母亲，自己会很幸福的。但抛弃了歌唱事业，她便不能欣然领略这种幸福。西田明白了，他即使能够接受作为普通女人的邓丽君，也不能接受她的歌唱生涯。
“我是到处奔波的，就像吉普赛人。”邓丽君很有感触地说。
在西田看来，邓丽君和他分手，不过是一次恋情的结束，只要像安慰其他失恋的朋友那样，说句“还有下次哩！”便可以了。但对邓丽君来说，这不只是“恋爱结束”那么简单的事情。他不能接受她既是普通女性又是歌手的双重身份的这个事实，让邓丽君感到深深悲哀和遗憾。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根深蒂固的思想，邓丽君终其一生都在逃避着，从小时候的艰难选择就开始了。然而，无论她付出多少，现实却不因她个人的努力而改变。她终究摆脱不了千年的宿命，悲哀和无奈以及再次的躲避就时刻伴随着她。当她终于明白，悲剧是无法避免的时候，她就开始了选择自己：自己能够把握的、自己喜欢的。
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那样的可亲，却又是那样的时时束缚着自己。邓丽君或许为了摆脱一直困扰着自己的“台湾因素”，才只身来到伦敦。在新的环境中，一切都可以重来，她已经决定从新的起点干一番事业。
邓丽君是个美食家，她喜欢吃，喜欢到外面进餐，甚至有时让人觉得她把吃放在了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但她在伦敦却甘于过普通的生活，几乎每天都自己做饭。“我现在是学生。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己，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我会做面条、做菜，花样可不少。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吃早饭，过的是普通学生的生活。”邓丽君不无得意地说。这天中午，邓丽君便为西田做了炒饭和台湾风味的面条。他们坐在长桌的两端共进午餐。餐具虽然并不齐全，但不由得使西田想起了他自己的学生时代。
邓丽君的歌声迷倒了包括西田在内的许多人，她的歌声美得让西田觉得，她生来就是为了让人欣赏她唱歌的。他很希望她继续唱下去，也只有邓丽君，才唱得出那样美的歌声。但他也知道，邓丽君如果不唱歌，她一定可以做个最出色的妻子、母亲。邓丽君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也正因为这，她才愈加烦恼。但她选择了唱歌，便只好放弃一个普通女性的生活方式了。
短短的三个月后，唱片公司开始在伦敦安排录音制作，邓丽君的惬意的学生生活也就结束了。
邓丽君在录音时，很希望能用与“披头四”有关的ＥＭＩ公司的亚比诺录音间。西田便到那里预约。录音间的工作人员笑容满面地连声说：“你真幸运，简直非常幸运！‘披头四’用过的这个录音间，因为重建关系，马上便要关闭。你们是在这里录最后一次音的人。”他还补充道：“而且，我们知道邓丽君。”
这次意外的收获让邓丽君和西田喜不自胜。这个录音间最后一次录的音，竟是邓丽君的歌。“披头四”的全盛时期，他们才十来岁。可是，他们都喜欢“披头四”。这次录音就是一次很好的纪念了。这次，邓丽君录的是《爱人》。
第七部分：漫步人生路情归何人（1）…（图）
邓丽君终其一身，始终在情海漂浮。
从登上舞台那一刻起，邓丽君就有绯闻谣言了。各种各样的莫衷一是。处在演艺圈的花花世界里，邓丽君也懒得辩解。别人怎么说，她从来不承认也不否认。
有人逼得急了，邓丽君就会随口说某某某是她的初恋，或说某某某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白马王子。时间一长，邓丽君就和媒体捉迷藏，她笑眯眯地要别人自己猜，不管猜得对或不对，也不否认。由于追求者众多，邓丽君也多次表示不排斥婚姻，那情归何处就是众人感兴趣和不断被谈论的话题了。
邓丽君自认的初恋是在18岁，初恋情人是林振发。
林振发是大马青年企业家，是马来西亚万字票王林水成的侄儿，比邓丽君大8岁。
当邓丽君接连在大马巡演，深受大马观众喜爱的时候，她生命中的重要男人大马华人企业家林振发就出现了。
1971年，迷恋邓丽君歌声的林振发从娱乐好友那里得知邓丽君将到马来西亚演唱时，他陷入了深深的激动和兴奋之中。他魂不守舍、坐立难安，满脑子都是邓丽君俏丽的倩影，满耳都是她清亮甜美的歌声。
1971年邓丽君依约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五月花大酒楼”登台演唱。
第一天唱完的时候，邓丽君觉得前三排座位上的观众特别专心致志，眼神中流露出对自己的尊敬和欣赏。她很开心，唱歌时精神和状态特别好。
第二天，邓丽君发觉有点奇怪，五月花大酒楼的前三排全部座位还是前一天的同批观众，而且依旧笑盈盈地看她演出。邓丽君很是高兴和感激。
第三天，前三排的观众和他们专注的神情依然没有变。
邓丽君一向好奇心很大，感动之余，她就找到五月花大酒楼的经理。“三天”，邓丽君见到经理的面就不可思议地伸出三个手指头，“怎么前三排座位的观众总是同一批人？”她微微仰起漂亮的娃娃脸，满目诧异和惊奇。邓丽君总是特别珍惜观众对她的赞赏，时时刻刻心存感激，在她刚出道才几年的时候，她也是如此。
“当然，他们把前三排包了。”经理告诉邓丽君。
“他们要包多久？”
“你在这里演唱多久？”
“四十五天。”
“那么，他们就包四十五天。”邓丽君眼睛瞪得圆圆的。
随后，邓丽君请五月花大酒楼的经理引荐，她和母亲就与林振发进行了一次“礼貌性”的见面。
林振发每天包下前三排座位，请亲友到场捧场，这种热烈追求方式，很快就赢得了邓丽君的芳心。
一个星期后，对邓丽君开始接受林振发的约会。晚上到五月花听她唱歌，然后带她去吃宵夜，白天则开着车子带她游玩、游泳、打球。林振发对她体贴入微，每天排满了各种各样的休闲活动，并且还亲自陪着她吃爱吃的福建面、怡保河粉和鸡脚。当时的邓丽君疯狂地迷上骑马，而林振发正好是不错的业余骑师，他们两人就经常一起去骑马。当邓丽君有应酬的时候，林振发也一定相伴左右。
邓丽君是那种需要真心呵护的女人，也是至情至性的女人。
林家虽是名门望族，但家人都很支持林振发与邓丽君交往，竭诚招待她。由于当时邓丽君还只有18岁，为了照顾她，每回到东南亚演出邓妈妈总是陪着爱女南飞。对邓丽君和林振发的交往，邓妈妈也不反对。并且时间稍久，邓妈妈也认为林振发老实、可靠，因此在邓丽君登台期间，林家就是邓丽君的休憩地。
“这一辈子，我非林振发不嫁。”邓丽君在当地公开讲了这么一句话后，便大大方方地和母亲搬到了林家。当时媒体也报道，两人的感情突飞猛进，一度达到论及婚嫁的阶段，而且“邓丽君可能在三年内嫁作林家媳妇”。
邓丽君和林振发的爱情绵绵地发展着，邓丽君心中无比喜悦，她的歌声也越发淳厚柔美。
1973年，日本宝丽多公司与邓丽君签约，邓丽君毅然将事业重心转往日本，而林振发则继续留在新加坡拓展业务，两人虽然保持联系，但苦于聚少离多。在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阻隔之下，所谓的婚事也就被搁下去了。
1978年，邓丽君正在高雄蓝宝石歌厅演唱，林振发却在新加坡的一次公务差旅中心脏病突发，英年猝逝。
林振发猝逝的消息，邓丽君很快就知道了，当时她无法立即抽身，他的最后一面就没见到。林振发的葬礼过后，邓丽君由密友陪同，两度前往位于吉隆坡附近的墓园祭拜，据说是“伤心地哭倒在墓碑前，久久不能自已”。
所有的日子都化成了又大又亮的泪珠，从邓丽君的双眼中悄然而落，在她苍白的面孔上留下了疼痛的痕迹。
邓丽君与林振发的深情曾经被许多友人和歌迷羡慕和祝福，然而，生命在命运之前是那样的脆弱，什么都会成为无法挽回的伤痛。看着伤心欲绝的邓丽君，友人和歌迷很为她鸣不平并发出无限的感慨。
对于这段无疾而终的佳缘，有人认为是因为邓丽君当时事业心太重而错过了，也有人认为是两人有缘无分，无法勉强。不论怎样，记忆中的五月花成了邓丽君心灵深处的怀念。
在认识林振发的同时，邓丽君和朱坚的两人的感情也不错。
朱坚是新加坡知名夜总会“繁华世界”的经理。当时年仅十八九岁的邓丽君只要到新加坡，一定要与好友朱坚碰面。不仅邓丽君与朱坚十分谈得来，星妈兼经纪人的邓妈妈通常会陪着女儿去看朱坚，而且邓妈妈对朱坚的印象也不错。母女俩经常出入朱家。只是当时邓丽君年纪还轻，两人似乎仍停留在友情阶段，双方并没有进一步的承诺。
第七部分：漫步人生路情归何人（2）…（图）
1972年6月15日，朱坚打电话告诉邓丽君，他因接洽业务第二天会到台湾，他那时要特地绕道香港探望在港演出的她，邓丽君高兴地回答他一定会去接机，还要一起吃饭。
然而，当邓丽君正在想象他们相逢的情景时，不幸却悄悄降临了。
朱坚当日搭乘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台北赶外香港与邓丽君相会，离香港很近时却由于发动机失灵同时加上其他技术故障而意外失事坠毁。原本高高兴兴在机场等候的邓丽君突然接获噩耗，整个人都呆住了，心里一片空白。
随后，邓丽君把自己关在富都大酒店的五楼套间里，整整哭了三天三夜，一个星期无法登台。她中断了与夜总会的演唱合同，谢绝了一切来访者，包括平日与她关系最好的女友徐小凤及从台北赶来看望伤心欲绝的女儿的邓妈妈。
一周后，邓丽君终于在朋友的劝慰下，走出房门，继续唱完香港珠城夜总会未完的档期。在如梦如烟的歌声里，邓丽君的心也被封存了起来。
两位与邓丽君相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