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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的革命随着金属加工的发达及青铜工具和武器（这是不幸的）的生产而完成。不论是新世界还是旧世界，铜是最早得到加工的金属，因为有时能在地表上找到纯铜，而且不必精炼和熔化，就能敲打成相当固定的形状，尽管它不能形成锐利刀刃而主要用于装饰。约公元前4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将铜与锡和铅按不同比例混合的持续试验，生产了较硬因而可形成并保持刀刃的青铜。但应该记住，是农业剩余产品使得这种劳动分工成为可能，使一些人得以从事非农耕的职业，有更多空闲时间进行试验和完善手工业技艺，包括金属的熔炼和加工。耕作农田，砍伐树木，建设城镇，都要求有更好的工具，这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进一步的刺激。
可能是通过贸易媒介，农业和灌溉技术从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西部向东传播，最晚到公元前3500年，这两类技术已经在伊朗东部、阿富汗、俾路支及印度河流域边缘的很多地方得到充分发展，尽管新近确定古代原始农业村落的年代约为公元前7500年。到公元前3000年或更早，灌溉农业已在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的洪泛区完全确立，那里出现了季风亚洲由新石器时代乡村和小镇发展而成的真正的城市。印度河流域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大概是从西南亚引进的经过栽培的品系而非野生原种。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历史将在第4章叙述，那里将从有记录的历史而非史前故事讲起，也就是从大约公元前3000年到约公元650年的历史。
第1章 史前的亚洲第3节 东南亚农业的发端
水稻几乎肯定原产于东南亚，它原本是孟加拉湾海滨或印度支那半岛几条大河流域的一种湿地植物。可能事出偶然，迄今在东南亚发掘的遗址表明，泰国北部和中部及越南北部是古农业丛集之处，后来的发掘表明农业发端于河谷边缘的高地，而在海滨及近海地区，则除了采集和最初的种植外，还补充以捕鱼和在固定水域捕捞甲壳类动物。有理由认为，这个有着无间断生长期和充足雨量、拥有野生原始水稻和多种热带块根作物及木本作物的地区，应该最早完成了从野外采集文化到田间种植管理文化的过渡。
东南亚古代农业的发展大概以容易种植的块根作物为主体，因为在热带气候条件下只需把切片埋入地下即可。芋头和山药至今仍以这种方式在整个东南亚种植，而且能用最少劳动获得丰厚产量。但迄今未能找到它们古代起源的有力证据，更不用说确定年代了。水稻大概也是在这个地区的某处最早获得人工培植，但证据同样不完整且令人困惑。一切有机物在湿热气候下迅速腐烂，在1000年的长时间里，除了石头、金属、也许还有些骨骼和火烧后偶尔留下的木炭碎屑，其他任何东西无法幸存。
现有的证据表明，大约到公元前8000年，或者可能与近东一样早，一个叫做和平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已经在现在的越南北部发展。这一文化留下的石制工具和其他遗存物说明，从野外采集到拥有永久性固定村落的原始农业的过渡已经完成，不过部分村落还要依靠甲壳类动物。对较晚的泰国北部遗址的了解较多，但同样由于潮湿地区有机物的腐败，年代确定仍极困难。目前对定居水稻农业的起始和首批青铜器估计的年代在公元前4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少数几样得以认证的食品遗物究竟代表着采集品种抑或栽培品种，对此仍有争论，这其中就有以压痕形态出现在从最古老地层发掘出来的已变硬的粘土罐中的稻米。鸡和猪、青铜工具和武器等的遗存物，还有在一个遗址上发现的大墓地，都肯定是农业支持了数量如此巨大、技术如此先进的人群。
东南亚其他地方的遗址和与其关系密切的中国南部的遗址，有可能提供更坚实的证据。水稻农业在中国南部很多地方可能与东南亚任何地方一样古老。爪哇岛和邻近的苏门答腊岛（两地今均属印度尼西亚）部分地区的极肥沃火山土壤，有力地支撑了古代农业的起步。猪（不是那些分布更广的野猪）和鸡（最初的原鸡）都是东南亚大陆区土生土长的动物，也几乎肯定是在东南亚首先驯养成功。它们与同为原产东南亚并首先在东南亚驯养成功的水牛一道，从东南亚向西传到印度、美索不达米亚和欧洲，向北传到中国、朝鲜和日本。
其他证据显示，小米可能是东南亚第一种实际栽培的谷类作物。稻米可从野外采集，以补充在热带生长较易且产量较高的块根作物。小米不是本地的，而是从中国西北部或中亚引进的，因而只能由人工种植。作为一种旱地作物或类似小麦的干草原禾草作物，小米更适于种在高原或地势较高的地块而非洪泛区。这可能有助于解释迄今发现的东南亚最早的农业遗址何以都在这类地方。显然，一直要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在可控灌溉技术获得发展、洪水受到防范以及水稻上升为最优势作物后，农民才开始越来越多地占据并日益集中在较低的河谷和三角洲。从那以后，这些地方已成为主要农业区。早先，水稻可能曾经侵入块根作物栽培地但被视为杂草，后来认识了它的潜力才加以栽培。而此前，块根作物芋头大概在整个农业中占优势，因为它是一种喜水作物，在那些每个雨季都形成积水浅坑洼的高地最先栽培成功。
有关性别在史前时代的作用的证据非常少。在季风亚洲，同其他地方一样，社会看来也是从母权制开始的，仅当物质福利比较普遍，肉体力量起重要作用的情况下，它才被父权制取代（东南亚除外）。妇女看来是农业劳动的先驱，播种和田间管理都靠她们，男人则出外狩猎和采集。在东南亚，原始母权制模式一直保留到今天。
第1章 史前的亚洲第4节 东南亚的居民和古代君主国
东南亚大多数现代居民最初来自今日中国的地域，主要是中国南部，也许还有西藏，后来又有少数来自印度。这些迁徙开始于可能比新石器时代更早的数千年前。迁徙者可能与更早的东南亚居民或其他种族通婚，其中甚至包括来自更遥远南方的矮黑人种和其他人种。但是，在人种渊源和文化特征上，在菲律宾及新几内亚以西的印度尼西亚与太平洋及澳大拉西亚澳大拉西亚，一个不甚明确的地理名词。狭义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其属岛；广义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译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后者包括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由此往东的南太平洋上众多小岛——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后者甚至曾经包括了夏威夷群岛（到美国人及其文化深入该地区为止）。因此，作为一个文化地区，东南亚中止于印度尼西亚最东端的摩鹿加群岛，尽管印度尼西亚于1950年代占领新几内亚西部作为其领土之一部。
虽然学者们尚未弄清准确的来龙去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与大陆相连的马来半岛，可能曾经有持续接踵而来的移民定居，它们被称为马来人，属于共同的文化及语言体系。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马来人的大多数操同一种但带有地方差异的语言，而菲律宾的多种语言也全都属于同一语系。从人种渊源及肉体特征来看，所有这些马来人总的说来都相似。马来人也可能曾经是整个东南亚大陆区古代占优势的居民，但在后来从中国南部及西南部迁入并成为缅甸、泰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主要居民的各类人群排挤下向南迁移。我们无法确定马来人的迁徙以及其后其他人群迁徙的年代，我们只知道两者都开始于书面历史记录前很久，也在中华帝国形成之前。
东南亚大陆区在很长时期内接受了来自北方的多批迁徙者，他们几乎成了缅甸、泰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惟一居民，他们的语言都与汉语和西藏语有关，却与马来语或印度各语种无涉，尽管缅甸语和泰语使用引自印度的书写符号。这些人的迁徙可能在公元前2500年之前就开始了，并以分批突发式的多民族移民群的形式持续到公元13世纪。
然而，也可能有些人在更早时期从东南亚大陆区向北移居到了中国。从文化和环境上讲，直到第一位中国皇帝在公元前221年把中国目前疆土的大部分统一为一个单一国家之前，中国南部与相邻东南亚的联系要比它与环境条件大不相同的中国北部的联系紧密得多。越南北部实际上曾经是一个包括中国东南部很大一片土地，而且在文化及语言上极不同于中国北部的古代君主国（见第5章）的一部分。鸡、猪、水稻和水牛，从它们的东南亚大陆区发源地向北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南部，这一切，直到相当晚的时期，都发生在一个单一文化区的内部。总之，缺少来自南方的这些基本要素中的任何一个，中国的传统农业是难以想像的；有些人和其他文化要素可能已经迁移到了北方。
越南北部与中国东南部的相互接触，通过河流和越过不高的山脉而容易实现。直到约公元3世纪时，这两个地区在居民、语言和文化上没有或很少区别。
缅甸和泰国逐步由来自多山的中国南部稍微不同的人群定居，但跨越目前行政边界的相互交往一直延续到不久前。前文已经指出，农业和青铜技术很早就在东南亚大陆区和毗邻的中国南部得到发展，这一技术传播到了整个目前成为印度尼西亚的地方，但我们没有这一时期是否修建过真正城市的证据。书写，这个我们所指文明的另一要素，也从约公元前2世纪开始，由印度传播到除越南北部外的整个东南亚，这是更大规模佛教和印度教及印度文化其他要素向外传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借助了贸易媒介（见第4章）。越南北部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保证了中国书写方式和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在那里占优势。到了真正有据可考的东南亚最早国家或王权时代，这些国家或王权已经彻底印度化，而越南北部则中国化了。但在基本社会文化方面，与文学、治国方略、上层阶级艺术及天启宗教天启宗教，以神的启示为信仰基础的宗教（区别于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宗教）。——译者的较高水平相比，东南亚却保留了远为古老而独特的地区特质，包括妇女的较高地位、村庄组织模式、财产继承方式、价值观念、大众艺术形式、民间宗教等等。
最早有记载的东南亚王国看来主要以贸易而非农业立国。东南亚实际上是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横跨亚洲内部主要海上贸易通道的一系列半岛和一串串岛屿（多岛海）。我们所知的本地区最古老国家大约于公元2世纪出现在今马来半岛狭窄腰部，即今泰国南部和马来西亚北部一带，正是东西方海上贸易需要通过地峡搬运货物的地方。（考古证据表明，一些更小的国家可能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经形成。）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大河流域、平原和三角洲更富庶的农业资源托出了更强大的国家，其中包括在河内附近入海的红河流域及三角洲建立的越南王国，及其他族群在今越南中部和南部的安南沿海平原及湄公河三角洲建立的扶南王国和占婆王国（中国称林邑）。
根据中国的记载，所有这三个王国到公元3世纪前已经稳固确立，尽管扶南王国据说是在一位印度婆罗门教徒领导下于公元1世纪成立的。扶南王国成了东南亚最伟大的国家，控制了大陆区的很大部分，直到4世纪中叶被国势日强的占婆王国取代。扶南和占婆都是印度化的印度教王国，都修建了有围墙的大城市，都要依赖所控制的海上贸易。占婆在南方一直居统治地位，并将它的控制向西扩张到今柬埔寨及泰国南部，直到15世纪占婆人才最终被长期向南推进的越南人所败。在此之前，他们曾因8世纪初高棉帝国的兴起而被迫迁移（见第6章）。
如前所述，来自中国南部一批又一批迁徙者已经定居缅甸，到公元前3世纪或更早，他们与毗邻的印度建立了紧密联系。这些迁居者采纳了高度发达的印度文化的很多东西，包括佛教、书写方式、法律体系和艺术形式，同时又与东南亚其他地方一样，保持了他们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最晚到公元4世纪前，印度化的王国已经出现在伊洛瓦底江流域，这是缅甸的主要核心地区。公元849年，第一个有详细资料可考的王国建立，定都蒲甘；它统一了今缅甸国的大部分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与缅甸古代诸王国一样，蒲甘是一个奉行佛教的君主制国家，也仿效古代王国修建了佛教塔式寺庙和城市，所有这一切的基础，都是伊洛瓦底江流域高效水稻农业提供的剩余产品。从中国南部不断南下的泰人不时给缅甸诸王国带来破坏性袭击，但泰人的主要攻击目标是高棉帝国，到15世纪前已将它基本打败。从13世纪起，泰王国在至今仍是泰国核心地带和农业经济中心的昭披耶河下游流域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