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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意识形态崇拜西方理念）。在大多数时间里，这同样是激发新才智，同时避免旧式势力影响的功能性工具（旧势力是亚洲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每个亚洲社会允许最好的观念存在和发展，亚洲就会较好地起飞。但是，保守的社会政治力量拒绝变革。大量的亚洲天赋遭到浪费。
全球化可能会在保守力量衰败的地方取得成功。新兴的经济力量正在亚洲艰难前进，并激发出聪明才智。超过一半的美国50万外国留学生来自亚洲。美国大学教育系统是最先进的精英教育体系。亚洲人在这里的成功显示亚洲具有与世界分享的最大人才资源库。从表面上看，这对亚洲是有损失的。大多数亚裔学生毕业后不会立即返回亚洲。但是，最终他们会回来的。中国台湾的经济成功就得益于留学生。印度软件业的高速成长同样得益于“流失的智囊”的回归。从银行业、咨询公司到富有活力的信息技术新企业的跨国公司也在吸引并培养亚洲人才。这些人才是垂死的亚洲社会复兴的催化剂。
第二个原则是“和平”。当然，在欧洲成长期间，和平至少是重要的基础。欧洲发生了两次你死我活的战争，在这些愚蠢无知的战争中，许多最好的欧洲理念遭到遗弃，因此他们抛弃了几个对抗的世纪。两次大战的一个简单解释是精神与物质环境之间相关的时间间隔。20世纪上叶，即使战争工具对其权力的削弱越来越显著，将战争看作追逐权力的合法工具这样的封建理念残余在欧洲依然还大有市场。荒谬的是，核武器的出现可能最终打破了这个时间间隔。
包括许多主要政策制定者的理念在内的亚洲观念还是停留在封建时代。他们将国际关系看作是一场零和游戏。但是，他们必须吸取战后日本和德国已经吸取的教训：应该和平地追求权力和繁荣。如果其领导人认识到和平是现代世界追求增长和繁荣的根本条件，那么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的政治活力将更加如意。战争赶走了投资者，封杀了人才。和平却能取得相反的效果。在任何两个亚洲大国之间，仅仅一场大战就能使亚洲后退到19世纪。邓小平曾经指出，应该由未来的人们来解决今天的领土争端，亚洲的确应学习这位智者的至理名言。
第三个原则是“诚实”。这听起来有些陈腐可笑，但是这是关注亚洲最不体面的腐败的礼貌方式。成功的社会拥有一批发挥积极作用的精英。他们对社会的付出要大于他们的所得。失败的社会则有许多腐败的精英。即使像蛀虫一样苟且偷生，他们也是本性难移。亚洲的民主社会和非民主社会都存在腐败现象（其他社会同样如此）。为了有效地根除这一丑恶现象，法制就必须有力地嵌入到亚洲社会。因为很难证明它，像费迪南多·马科斯这样最惊人的案件例外，因此腐败的确是一个害处多多的问题。腐败在各个层面上繁衍，而其危害并不纯粹体现在经济方面。腐败的危害也体现在社会和精神方面。腐败现象孕育了玩世不恭和自我觉醒，这就导致了亚洲沉沦的恶性循环：什么时候才有变革的希望？为什么不试一试？
这里提出一点亚洲必须与之妥协的最可怕的事实。亚洲并未因为殖民主义而衰退。他们也没有因为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力量而衰落。外部原因只是外部的，通常也是良性的。在过去500年里，亚洲落后于欧洲的真正原因十分简单，那就是，亚洲人自己造成了亚洲的落后。
但是，我不想悲观地结束本文。亚洲还有变革的希望。全球化将在亚洲产生新兴的精英。这同样也会加速亚洲变革的速度。大量的亚洲人正在国内外接受各种教育。信息的全球传播扩展了亚洲人的视野。“无知的面纱”正在揭开。新的学习过程已经开始。所有的这些力量将为亚洲社会创造一个新机遇。但是，亚洲社会必须接受的一个教训是如何创建、贯彻并维持合适的“软件”：精英治理、和平以及诚实（即MPH，在急速变迁的时代，这也许是一个好的、能够记住的缩略语）。
第二部第2节 亚洲价值观
西方与其他世界
从1991年9月到1992年6月，在哈佛大学的这段时间在许多方面开拓了我的眼界。我得到的一个主要见识是生活在西方的那些人并未意识到他们对其他世界具有多大的影响，或者说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他世界是如何看待西方的。西方人坚信他们了解全世界，因为西方社会对所有的观念都是开放的，决不会拒绝任何观念。这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产生的荒谬结果是
：西方确实没有意识到其了解和理解存在的局限性。发表于1992年夏季《国家利益》杂志上的这篇论文就是要在这个西方观念中打开新的窗口。
在我发表的所有文章中，其中的两篇招致了最坏的名声。第一篇就是本文。第二篇是我对亨廷顿的“文明间的冲突”一文做出的反应。
8年后重读本文，我为我的一些长期预测如此迅速地得到应验而深感惊讶。在该文中，我指出：“在北非人看来，曾经作为划分文明标志的地中海已经变成了一个池塘。如果能够改善其生活状况，什么人不会跨越这个池塘？”
当我撰写本小序时，穿越地中海的非法移民还是细小的滴流。在2000年的今天，滴流已经变成了河流。欧洲报纸对这些偷渡事件不断地示警。但是，他们如何没有看到发展的趋势？2000年中期，19个躲藏在一个集装箱中试图偷渡进入英国的中国人的惨死，提供了远比我的论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8年之后，我曾经提出的论点还是有效的。二战时荷枪实弹的新加坡守卫者瞄准的方向是错误的，我的这个印象还是准确的：西方还存在构筑壁垒的强烈冲动。但是，西方政治权力的普世主义动力与西方技术推动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世界之间，还存在尖锐的矛盾。这个尖锐的矛盾爆发时，我希望有些人回顾一下本文的若干观点。
西方赢得了冷战。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不是根源于西方的军事优势，而是根源于西方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力量。因此，一个关于西方仅仅在冷战期间维持了稳定的共识很快出现了。这并不令人惊奇。弗朗西斯·福山抓住了这个历史时刻的本质，在极力欢呼西方价值观的胜利。其他世界如果要从历史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就必须适应并吸纳西方的各种方式。西方基本上是正确的，并且不会面临任何紧迫的威胁，因此没有必要对自身做出大的调整。
本文将对这些论点提出挑战。本文认为，对于西方而言，“稳固不变”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西方不会面临任何紧迫的军事威胁，与此同时，西方却会面临其他形式的越来越严重的危险；因为冷战结束了，因此西方不会为了拉拢第三世界而付出；在一个收缩的、越来越人满为患的世界上，西方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因此，它需要一个全方位的新型战略；强硬地向非西方世界输出西方价值观并不符合该战略，这只会恶化各种严重的问题。
由于长达数十年的冷战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性，即使在良好的环境下制定一个有效的战略将十分艰难。真正的危险是错误地决定和界定各种问题，如此这般，西方的战略视角将会指向错误的方向。对于具有我这种背景的人来说，这个危险性让我回想起了1941年12月新加坡的英军大炮。当日军以自行车和步行的方式悄悄登陆，并悠闲自得地占领新加坡时，自称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中的大炮却信心十足地瞄向大海。这种类比是完全合适的，因为：在新的时代，西方所要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同样也是以自行车和步行或类似的方式实现的：第三世界的大量移民导致的挑战。西方精良的军事技术在抵制这些“入侵部队”方面束手无策，因为这些移民是些手无寸铁的穷人和家庭，他们没有使命、没有秩序，通过千疮百孔的边界线而流动和渗透。
一旦这种局面成为事实，那就是一个多重危机的问题，是一个产生于两个因素之间相互结合的危机，即西方对第三世界基本态度的变化，以及一些众所周知的、但难以预测的世界趋势之间相互结合的危机。
西方的退却
在40年的冷战期间，对抗的两方赋予了第三世界以重要意义。并将其视作在全球争夺中最重要筹码，没有任何一方感到能够随心所欲地应对任何国家，但是小国、穷国或边缘国家则被视为无足轻重。任何事情都被算计；没有事情是无关的。即使西方脱离其殖民帝国时，第三世界继承国在战略层面上还是具有相关性，对美国而言尤其如此。由于其他每个国家都加入到了一个阵营或另一个阵营，这些国家就构成了竞争的主要舞台，以及冷战激烈争斗的领域。
虽然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至少名义上都属于“不结盟运动”的成员，但是这个组织并不能为其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因此，大多数国家感到，它们只有两个可行的选择：程度不一地倒向西方或苏联阵营。因此，庇护者和委托者相互分割的体系分布于全球，共同构成了对抗战略的战术系统网络。第三世界国家决不是这种安排下超级大国支配的被动目标，其中许多国家能够熟练地利用冷战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是，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要求精确的算计。介入其中的国家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像柬埔寨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发生的事情，这两个国家是20世纪悲剧的形象象征。它们同样注意到如果苏联在埃塞俄比亚维持门格斯图的统治，那么西方就要维护蒙博托在扎伊尔的权力。这是战略规则不允许敏锐地考虑道德问题的时候。
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态势不再适宜于新的形势了。苏联消失之后，其代理人要么垮台了，要么毫无保护或补偿地被遗弃了。西方同样重新安排了其优先选择。在国家安全的名堂下，它们不再有同样的义务去扶持令人厌烦的盟友。西方推行更为严厉的人权和民主公正的政策，没有遵照执行和难以适应这些更高标准被利用为西方毫无愧疚地抛弃这些盟友的正当理由。
无论利用和随后抛弃盟友的伦理价值是什么，苏联和西方突然舍弃从前的盟友的共同点向第三世界国家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了；的确，游戏本身也已经变化了。第三世界政府开始认识到它们以前的“利用价值”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西方在寻求任何现实利益时并未看到它们的价值。这样的结局并不完全糟糕。超级大国较量的结束为消除许多冲突创造了条件，这些遍布从萨尔瓦多到纳米比亚、阿富汗、柬埔寨的冲突因为冷战而持续紧张。许多独裁政府已经消失。这是值得欢呼的。但是，冷战压力的撤除同样意味着这些社会得到控制的力量现在能够释放能量。
要理解西方撤离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划时代的意义（比如，观察一下有多少西方关闭了驻非洲国家的使馆；近年来，英国关闭了其驻布隆迪、刚果、加蓬、利比里亚和索马里的使馆），那么就思考一下自从16世纪殖民时代开始以来，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一直在遭受西方大肆干预内政的事实吧。因此，现在西方从第三世界解脱出来的趋势不仅仅是40年、而是四个世纪干涉的结束。或者由于城市的压力，或者由于全球力量制约了他们，几个世纪被窒息和压迫的本土化进程终于能够浮出水面了。为了限制历史上被压抑的各种力量，西方世界在第三世界留下了一个国家主权概念、民族国家、有时有西方议会制度和一些国际法原则的稀薄面纱。
的确，这些力量在冷战期间并未完全得到控制。但是自从这场争斗结束之后，这些力量一直在加速和强化，直到发生质变。非洲的部落战争、巴基斯坦的种族冲突、印度的印度教与穆斯林间的纠纷以及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现在，所有的这些都能以更强的力量、无约束地表面化。10年之前，1991年索马里的分裂（非洲种族相对同质的国家之一）并未被冷漠地看待，一直也未被允许发生。冷战期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主要的政治争执因为其超级大国保护人而更加激烈。今天，它们的主要故障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国家内部。
收缩的全球
简言之，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过去若干世纪西方干涉第三世界进程的停止可能会导致动荡大锅炉的出现。在以前的几个世纪里，地理距离将西方与这个大锅炉隔离开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冷战期间，西方技术将世界压缩为一个“地球村”，摧毁了时间和距离构成的隔离性。
当海湾战争爆发时，使西方能够密切观察的全球通讯网络具有同样引人入胜的逆向效应。现在，中国、中亚和非洲中心的遥远村落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西方的普通公民正过着舒适富裕的生活。克劳塞维茨曾经指出：“一旦某种意义上可能存在的人类无知的各种障碍消失一空，它就不会轻易地重现。”在这个语境下，观念的意义就具有相当的价值。
其简单的实际影响是单独的精神领域和单独的全球社会正处于建构的进程之中。20世纪中前期，西方社会一直在为解决产生于工业化初期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而努力奋战。他们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现在，他们面临的是越来越多的无产者，西方的富饶和机会不可抗拒地吸引着这些人。
西欧开始了解到这个问题。如果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卷入动荡，那么就会对法国产生影响。在北非人看来，曾经作为划分文明标志的地中海已经变成了一个池塘。如果能够改善其生活状况，什么人不会跨越这个池塘？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男男女女纷纷跨越高山大海远走他乡，在这个过程中遭受了可怕的苦难。的确，只有这样的动力才能解释源于欧洲大陆的“西方”社会之外的宽泛地理跨度，这个跨度从北美通过南非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今天，更多的民众感觉到他们可以做类似的旅行。迄今为止，西欧仅仅只是这场规模运动的开始，它们已为此深感困扰。
1990年，欧洲与非洲的人口分别为4。98亿和6。42亿；按照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之前，这个数据将分别是4。86亿和22。65亿，这个比例接近于今天南非的白人和黑人的比例。当前人口规模相同的两个国家说明了这个趋势的意义。在过去几年里，虽然意大利涌入许多移民，但是其人口数量还在下降。而埃及则每八个月就增长100万人口。意大利对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偷渡者非常苛刻。但是，如果这些偷渡客还不是欧洲同胞，它将如何做出更激烈的反应？或者考虑一下：1960年，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人口总量只是法国的一半；但是今天已经相同了；在下一个三十年里，前者的人口总量将是法国的两倍。
简而言之，在若干世纪里，西欧的边界将会面临极为壮观的赤贫人群，其数量将与日俱增，并加入到已经成功抵达的大军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将会发现他们在本质上正在同样面临今日南非之战略困境，在南非，富有但人口数量远处劣势的白人处境尴尬。
即便美国与亚洲、非洲这两大人口增长的世界中心相距甚远，但它在人口流动的浪潮中也不能置身事外。正如伊万·赫德所观察的：“北美是所有民族人口增长最为迅速的地方之一。1950年墨西哥的人口为2500万，但是这个10年结束前，其人口数量将达到1亿。”虽然美国的大众文化具有强大的力量（甚至一度让法国人感觉到威胁），但是美国西南部的几个州稳步成成为双语社会，这反映了来自南方人口的大量涌入。美国社会和文化在什么方面将不可逆转地变迁？
“人口爆炸”这个词语是众所周知的陈词滥调。但是，像许多陈词滥调一样，它表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从1750年到1950年，五个主要大陆的人口以大约相同的速度增长。1950年之后，第三世界的人口引人注目地高速增长，其主要原因是西方卫生和基本的医疗保健的普及。欧洲北美与其他世界的人口平衡已经不可挽回地发生了改变。2000年全球共62。5亿人口，其中50亿属第三世界。世界人口增长的97％出现在第三世界。
人口数量是关系重大的。当人口构成存在极端的差异时，就会产生比如以色列、尼泊尔和南非白人面临的不同形式的安全困境。即使没有这样的常规安全威胁，因为生活水平的严重不平等而激化的人口失衡将是对西方世界的稳定构成新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