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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还有自由新闻充当社会鸦片的更可怕的例证。美国人感到自豪的一大战后成就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政治解放。新闻媒体在这个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这些表面上解放的报道是否形成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基本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幻象？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非洲裔美国人已经最终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大门已经打开，他们必须要做的就是迈步进来。
著名的人权大游行举行30年之后，如果问一下一个普通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你们的生活是否比30年前好？”有多少人回答“是的”，又有多少人回答“不是”？罗德尼·金事件后所发生的大规模骚乱说明了什么？或许讨论关于非洲裔美国人问题的30年已经被行动的30年所取代，这在不存在多少行动的情况下构建了一个幻象。美国新闻界所说的“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了”是否够了？，或者他们是否该问“我们为这样的失败做了什么？”
世界上自由新闻产生的如此理念是否想像了这样的问题？
第二部第6节 自由新闻并不必然导致秩序井然的社会
西方的一个主要假定是好社会需要自由新闻以制止权力的滥用，新闻自由阻止了“坏政府”的形成，而缺乏新闻自由将导致更严重的权力滥用和“坏政府”的出现。
这些观点可能是非常正确的。自由新闻对好政府的出现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相反的结论可能也是不错的。新闻自由可能也会导致“坏政府”的出现。
这在东南亚就有令人遗憾的事例。迄今为止，在最漫长的时期里，在东南亚新闻最为自由的一个国家是菲律宾（马科斯实施军管法的时期除外）。但是，在促进现代化和经济进步方面，菲律宾同时也是东南亚最为困难的国家，这充分表明自由新闻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和成分条件。
在判断什么处方有助于一个社会的发展与繁荣这个问题上，印度和中国两国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实验。两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二的人口，也就是说，这个星球上每五个人中就有两个中国人或印度人。两国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政治道路。西方赞许印度的新闻自由，而对中国缺乏新闻自由感到不悦。但是，今天哪个国家发展得更快，哪个国家更可能首先实现现代化？
最近的阿育亚事件（Ayodhya incident）说明了全球所有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新尺度。通过限制破坏清真寺的录像带的播放和传播，印度媒体试图控制情绪化的反应。但是现在许多印度家庭能够从外国新闻机构看到影像资料（通过卫星和磁带传送），这些外国媒体感到毫无理由进行社会、政治或道德的约束。兴奋地传送影像资料的机构决不会承担相应的后果。这些家伙安逸地坐在亚特兰大、乔治亚或香港，由于它们的电视播送而随后发生在印度的骚乱绝对不会波及到它们身上。遗憾的是，这些媒体并未停下来思考一下，假如它们通过严格自律而没有参与传播，它们是否已经拯救了其他人的生命？
“异说”之五：在报道非西方的事件时，西方记者受到了西方偏见和西方利益的制约。所谓“客观”报道基本上是虚假的。
让我引证三个主要的事实。第一，关于伊斯兰的报道。爱德华·萨伊德在其著作《报道伊斯兰》（Covering Islam）中指出：
让大多数研究伊斯兰的学者承认的最困难的事情是，他们作为学者的言行受到了政治语境的深刻而令人生厌的影响。虽然当代西方关于伊斯兰研究的一切弥漫了政治的意义，但是并没有伊斯兰著作的作者，无论是专家还是将军，承认他们所说的事实。尽管历史悠久的政治、道德和宗教关系在所有社会——西方的或伊斯兰的，关于外国人的，陌生的和与众不同的——都会体验到，但是客观性都被设想为关于其他社会的学理话语的本质。比如在欧洲，东方主义传统上与殖民机构密切相关：我们刚开始了解到的学者与直接军事镇压之间密切协作的内容既具有启发性，又令人沮丧。但是，书籍文章继续蜂拥而出，赞美西方学者的非政治本质、东方学者知识的硕果以及“客观的”专业判断的价值。与此同时，很少有“伊斯兰”研究的学者不是政府、不同公司、媒体的顾问或（甚至）雇员。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合作必须得到认可和重视，这不仅仅是道德原因，而是基于学术原因。
第二，美国媒体关于越南战争的报道。在美国新闻史上，有些人将这一重大事件看作是一个辉煌的篇章。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期，当美国大兵的尸体从越南运抵美国时，美国公众的情绪开始转向反战。美国被迫撤离越南。美国媒体有助于一个正当理由的产生，那就是美国正在扶持一个“坏蛋”（不老实、不道德的西贡政权和金边政权），而反对一个“好人”（富有献身精神和廉洁的北越或柬埔寨丛林游击队）。像《湖中战火》（Fire in the Lake）这样的赞颂越南革命的书籍成了美国记者的圣经。当最后一个美国大兵离开越南之时，美国记者感到满足和自豪。
随后共产主义在越南和柬埔寨的胜利暴露了革命的真实本质。柬埔寨集体屠杀的故事妇孺皆知，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难民丧生于南中国海。人类的悲惨遭遇不断恶化，而不是得到缓解。但是，没有美国记者愿意承认引用《湖中战火》或呼吁放弃西贡和金边政权的行为是错误的。只要美国记者通过拯救美国人性命的方式来实现重要的国家利益，他们就不会感到有重视其针对非美国人（越南人或柬埔寨人）行为的道德后果的任何必要性。
“异说”之六：在符合其利益的情况下，西方政府会与进行过集团屠杀的统治者合作。
1942年8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时刻。丘吉尔悄悄飞抵莫斯科，给斯大林带来了一些坏消息：盟军还没有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斯大林做出了愤怒的反应。南希·索勒尔描述了那次会议：
意见不和在继续，但是昨天晚上丘吉尔前去告别时，斯大林的态度缓和了……丘吉尔打算推迟到七点告别。会谈和葡萄酒洋溢其间，在出现罕有的亲密气氛时，斯大林承认：即使战争的压力也难以与对农民强迫实行集体农庄政策的可怕斗争相比。数以百万计的富农被消灭。历史学家丘吉尔想起了柏克的格言：“如果我不能进行没有公正的变革，我就不会变革，”但是政治家丘吉尔总结道，战争需要统一，但最好不要公然从道德上进行解释。
这个故事引起了窃笑。丘吉尔是一个多么精明的恶棍！他的狡猾之处在于他不是用说教让斯大林生气。他与一个进行过集团屠杀的独裁者交往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玷污其名誉。现在，不一样的演员面临了同样的布景：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波尔布特。从历史的视角看，他们可能相遇了，但他们当然没有蒙面。现在，试图描述一下可能的会见并试图发出窃笑。不可能吗？为什么？
思考一下吧！认真思考一下，你会惊讶地发现：有思想和消息灵通的人民具有双重标准是完全可能的。如果避免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波尔布特之间可能会见的标准是“你不应该与集团屠杀的统治者进行会谈”，那么同样的标准也会禁止丘吉尔和斯大林进行会谈。正如英国哲学家R。 M。 赫尔已经强调的，道德标准内在地具有普遍性。如果我们同意丘吉尔和斯大林进行会谈（因为，直到上几周，还没有任何历史学家谴责过丘吉尔，这肯定是普遍的情绪），那么标准可以修改为：“你不应该与集团屠杀的统治者进行会谈，除非存在减轻罪行的行为。”
这不仅仅是细微差别的变化。我们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飞跃，下列故事包含的类比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一飞跃。一个男人遇见了一个女人，问她是否愿意为了100万美元而与他共度良宵。这个女人回答道：“100万美金，当然可以。”
男人又问：“5美金如何？”
女人愤怒地回答道：“你把我当啥？”
男人答道：“我已经确定了你是啥。我们只是在侃价。”
所有的那些原谅丘吉尔与斯大林会见但准备谴责任何人与波尔布特会见的人应归为女人的鞋子（逻辑上讲）。
在斯大林的例子上，英国的生存是利害攸关的大事，因此丘吉尔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在波尔布特的事例上，因为与他会见并不能服务西方任何可以设想的国家利益，也不会有减轻罪责的行为存在。因此，任何与波尔布特及其红色高棉奴才的接触都会遭到西方激烈的谴责。运用这个绝对的道德准则，其理由只是因为没有涵括西方的重大利益。柬埔寨人的悲剧是西方不会询问：如果西方在处理红色高棉问题时拥有丘吉尔应付斯大林时的灵活性，那么柬埔寨人民的苦难是否可以得到缓解？
整个20世纪80年代，当几个亚洲国家的政府试图达成一个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可行方案之时（这将难以避免地包括红色高棉），但他们因为与红色高棉进行直接交流而遭到诽谤。美国外交官得到绝对不与红色高棉的代表握手的指示。
在过去的12个月，卡拉季奇及其塞尔维亚追随者所犯下的暴行（美国媒体的完整观点）可以成为将其归为波尔布特或阿明一伙的充足正当化理由。但是，西方外交官没有拒绝与塞尔维亚代表握手。西方人还有单一的标准吗？对亚洲还有另一个标准吗？
第二部第7节 西方政府会愉快地牺牲第三世界社会的人权
在符合其利益的情况下，西方政府会愉快地牺牲第三世界社会的人权。
缅甸政权推翻了1990年该国民主选举的结果，并残忍地镇压了随后发生的抗议示威活动。缅甸因此遭到了西方的严厉制裁。亚洲国家的政府却因为没有积极配合西方的行动而受到指责。
阿尔及利亚政权推翻了1992年该国民主选举的结果，并残忍地镇压了随后发生的抗议示威活动。但该国却没有遭到了西方的严厉制裁。对于如此明显的双重标准，亚洲国家的政府从来没有得到一个解释。
但是，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西方担心对阿尔及利亚的制裁会触发更大的政治动荡，导致成千上万的难民跨越微小的地中海涌入欧洲，这种考虑使得欧盟国家的政府采取了审慎小心的政策。尽管如此，当它们对缅甸实施制裁时，它们会毫不犹豫地批评亚洲国家的政府因为同样的原因、采取了同样的审慎政策。从任何角度看，双重标准都是明显的不道德。有多少西方媒体突出了这一点？
“异说”之八：西方以践踏人权为借口抛弃了那些不再能够服务西方利益的第三世界盟友。
冷战期间巴尔（Barre，索马里）、蒙博托（扎伊尔）和莫伊（肯尼亚）的“罪过”就像现在一样路人皆知。冷战结束时，他们并没有实现从“善”到“恶”的转换。但是，西方认为这些人在冷战期间值得支持的行为在冷战后却是不可接受的。
冷战结束的今天，西方的政府、媒体和公众一直在竭力表达他们最终有追求“道德”政策目标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令人满意是值得注意的。但是，他们一直都不承认，冷战期间的西方推行的是不道德的政策。没有任何人说明了利用和抛弃盟友是否光彩这个问题。
“异说”之九：西方不会承认追求“道德的”人权政策可能具有不道德的后果。
1989年8月，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国际会议结束时，当时的越南外长阮基石坚持：会议宣言应该呼吁反对集团屠杀政策和红色高棉行为的回归。所有的与会者都知道，阮基石并不真正关注波尔布特的历史记录。（的确，阮基石曾经犯了一个错误，他在私下对索拉兹议员承认：即便是越南官方的宣传，越南侵占柬埔寨并不是为了拯救柬埔寨人民。）但是，阮基石知道，作为巴黎会议参与方的红色高棉不会接受这样的提法。会议因此就会失败，这是越南需要的失败，因为他们当时并不准备放弃对柬埔寨的占领。由于担心阮基石将向西方媒体泄露这些内容，因此西方官员不敢挑战阮基石。与此同时，虽然可能已经给柬埔寨带来和平的会议遭到了破坏，但是在西方媒体的眼里，阮基石似乎是一个好人，因为这个家伙对红色高棉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但实际上，在柬埔寨普通大众看来，西方反对红色高棉的强烈共识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伤害了柬埔寨人民。这是因为，这样就阻止了西方代表团揭露阮基石高调地破坏了和平会议的事实。从“善意”之中（西方媒体对波尔布特的谴责）迎来了“不幸”（和平会议的破坏）。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正如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论文中所指出的：“作为一个职业的政治，”“……善意仅仅得自善意，邪恶仅仅得自邪恶。这不真实，相反的结论通常是真实的。这么说的任何人在政治上的确幼稚。”
西方代表团在巴黎会议上所做的道义上勇敢的事情是，站在西方媒体面前解释如果需要结束柬埔寨人民苦难的和平协议，就有必要纳入红色高棉的理由。在反对红色高棉的情绪如此强烈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西方领导人梦想这样做。这对道德哲学家而言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矛盾，那就是，表面上的正确道德立场（比如，排除红色高棉）产生了一个不道德的结果：柬埔寨人民苦难的延续。
这决不是西方官方第一次面临的道德困境。马克斯·韦伯断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伦理能够逃避事实，在大量的例证上，达到‘善意’目的取决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人们必须愿意为使用道德上含糊的手段或至少是危险的手段而付出代价……”遗憾的是，在我们所生活的“政治正确性”的时代，现有的西方政治家都没有采取如此政策的勇气，这是因为西方媒体对这样的勇敢精神会大加抨击。道德至上之中已经诞生了道德懦夫。
“异说”之十：在许多社会之中，侵犯了一些人权的有缺点的政府要比无政府好得多。
自从冷战结束之后，至少有两个民族—国家支离破碎了，这就是南斯拉夫和索马里。两国都有在冷战时期被利用的共同特征。其政府的罪恶在当时都得到了宽恕。当这些独裁政权以不同的方式惨遭抛弃时，最终结果是人民不幸的加剧。功利主义的道德说教者轻而易举地认为，有缺点的政府过去的状况是一个更好的道德选择，因为它带来的不幸更少。
西方接受这个意向的无能将在其他国家导致同样的后果。以秘鲁为例。这个国家正在漂向骚乱和无政府状态。藤森总统实施了紧急状态以制止如此态势的恶化。他本应该得到称赞，因为他为防止无政府状态而勇敢地采取了决定性行动。但是，因为西方认为，他的行动方式、暂时放弃议会制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西方根本就没有理睬他的行动对秘鲁人民的有益影响。为了极力维护其意识形态纯洁的形式，西方准备牺牲秘鲁人民的利益。
如果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惩罚独裁政权的政策是有效的，那么中国台湾和韩国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就在西方迫使其执政者由不那么独裁的政权取代的时候，即已中断了。但是，西方允许独裁政权充分地进行经济发展贯穿了这个时期，西方导致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迁，这些变迁为中国台湾和韩国更开放、更具参与性的社会的形成铺平了道路。东亚的教训十分明显。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对于一个发展中社会而言，在实现西方社会所享有的社会政治自由之前首先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成功是必要的。
在人权和新闻自由方面，亚洲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这都是西方概念。亚洲人有责任对此做出回应。推测一下，肯定存在包括完全同意和完全拒绝这些概念的人的广泛反应。许多亚洲人感到至少有必要应酬一下西方价值观，这样的事实掩盖了对亚洲反应的理解。比如，虽然他们在以同样的语气讨论日本在二战中的罪恶时具有奇怪的无能，但是许多在明治维新时期还是孩子、坚信日本应该“脱亚入欧”的日本知识分子声称日本遵守西方的人权观。从新德里到马尼拉，仅仅列举了两个城市，就有许多强烈支持这些价值观的信徒。但是，大多数亚洲社会根本就不知道、更不用说理解这些概念。客观事实是面临更多紧迫挑战的亚洲大陆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讨论这些问题。
虽然我有理由相信大多数亚洲人不会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