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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略办军校，与湖南讲武堂迥然不同。一是官兵一致。当时国民党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即连以上军官不参加出操，生活有专门勤务兵伺候，吃饭开小灶，士兵们习以为常。但是，出操的第一天，他们惊奇地发现黄公略准时站在队列里，一起参加跑步和训练；吃饭时，又看见黄公略端着饭碗来到伙房。这种官兵一致的作风拉近了他与学员的距离。二是军政并重，除教授战术、地形、筑城、兵器等四大教程和操典、野外条例、内务条例、射击教范等四小教程外，特别重视政治课的教育。他经常讲授国民革命的任务、对象和前途，讲授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和农民运动的特点，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后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彭绍辉回忆道：
我记得公略同志有一次和我谈话时问我：“知道地主老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吗？”我说：“我做长工时，有个地主姓刘，外号叫刮皮佬。”公略问为什么叫刮皮佬。我答不上来。他就说：“意思是剥削厉害，剥削了你，你还不知道。”这话对我启发很大，至今记忆犹新。
像彭绍辉这样在黄公略熏陶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的党员还有很多。随营学校第一期招收的学员有近二百名，后来都参加了平江起义，不少人成为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开办随营学校为黄公略赢得了全师将士的尊重。1928年6月，独立第五师由南县移驻平江，第三团第三营营长因贪污引发士兵闹饷风波，周磐任命黄公略接任第三团第三营营长，由贺国中担任随营学校校长。
在独立第五师，第三团团长刘济仁政治态度最为反动，对全团控制最为严密。彭德怀派人到三团进行分化瓦解工作，都未能如愿。
黄公略来到毫无工作基础的第三营，面对的是怨声载道的烂摊子和刘济仁的百般刁难。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从士兵反映最激烈的兵饷问题入手。
兵饷是旧军队难以根治的痼疾。一方面，克扣军饷是军阀喝兵血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军阀混战，主要军费耗尽在争夺地盘和作战上面，根本无睱顾及士兵的死活。1928年上半年六个月，独立第五师欠饷达五个月。周磐除按时发给军官军饷外，只发给士兵基本伙食费，为数不多的伙食费又被反动军官层层盘剥，真正到士兵手上所剩无几。长期欠饷，使士兵的反抗情绪达到高潮，整个军营像一个发热发烫的火药库，差的只是点燃引信。
黄公略决心做引爆火药库的点火人。他到三营后第一个动作就是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交给营部，一是用来改善士兵的伙食，二是作救济金，借给有事急需用钱的士兵。士兵高兴地说：“我们打了几个月的仗，没有分文发给，新营长一到，便拿自己的钱给我们，这个营长真好。”
接着，黄公略抓住欠饷事件进行政治宣传，提出了一串问题：
各位兵友，你们过去来当兵是为了革命，想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现在既不革命又不发饷，减租减息更不讲，还要“剿共”打农会，这样做有什么价值？这样没有价值的事是谁要干的呢？是蒋介石！你们想想，当兵每月光洋六块半，除去伙食三块三，只剩下三块二，这三块二还不爽快地发给大家，一拖再拖，拖久了也就拖没了。手上分文没得，穿草鞋吸黄烟无法想，家里的父母妻子要吃饭怎么办？我们在外面当炮灰送命，家里的人忍饥挨饿等死，这样的日子还怎么过？
他的话在士兵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全营官兵都愿意服从他的指挥。他们说：“黄营长既有才能，又体恤下情，他不会带着我们跳火坑。”
就在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1928年7月18日，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在长沙被国民党破获，抄查出一张随营学校开给特委购买油印机的通行证。周磐当时正在长沙开会，一看通行证就认出是黄公略的笔迹，大叫“糟了”，立即给副师长李慧根拍发密电。电文大意是：
南华安共产党已破获，其负责人在长沙被捕，供出黄是共产党，立即逮捕公略、纯一、国中三人。
也是黄公略命大。周磐拍发密电时，他的马弁陈玉成在场。陈玉成为人文静，性格腼腆，有个外号叫“姑娘”。这个表面文弱的马弁却是中共安插在独立第五师的秘密情报员，他不动声色地给彭德怀拍发电报，告知此事。彭德怀大惊，立即前往平江电报局，扣留了周磐给李慧根的密电。为稳住周磐，他还以李慧根的名义回电给周磐：
“砥公师座，巧电奉悉。三人已遵示逮捕，随校已令开来平江，请勿念。”
第一部分 飞天骄将黄公略第4节 突发事变
7月20日，一团团党委与正在平江巡视的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滕代远经过紧急磋商，决定于22日发动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并派李光送信给黄公略，通知他在三团发动起义，将部队拉来平江城会合。
当时，独立第五师分驻在三个地点。第一团驻平江城，第三团驻在距离县城约六十余里的东乡，随营学校仍在南县。
接到通知后，黄公略立即部署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召集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开会，进行严密的分工；派人与当地中共平江第四区党组织取得联系；释放关押的农协骨干……释放农协会员的事情被刘济仁安插在三营当连长的一个侄儿获悉，通报给团部。面对突发事变，黄公略当机立断，于21日以哗变的形式，带领全营士兵杀死刘济仁的侄儿和另一名反动连长，收缴东乡地方挨户团的武装，开往平江县城。
21日，刘济仁气急败坏地打电报给彭德怀，威胁道：“黄公略是共产党，他以借闹饷为名，率队向南山逃跑了。他是你推荐的，他的叛逃你有责任，我要到师长那里告你！”彭德怀一听，知道黄公略已经提前起义，并取得了成功。22日，第一团三千余人在彭德怀的率领下宣布起义。
23日下午，三路起义部队会聚平江县城。中饭过后，贺国中带领随营学校先行进城。下午四点多钟，黄公略率领三营一千余人来到距县城五里外的烟舟田小镇。为了防止大队人马入城造成误会，黄公略命部队在小镇休息，自己策马入城，向彭德怀、滕代远汇报。三人说得正兴奋时，李光闯进指挥部。
“你怎么回来了？”黄公略吃惊地问。
“部队跑了！”李光跑得满头大汗：“你走之后，九连长贺仲斌煽动大家，说受了你的骗，说你是共匪，他们带着部队向南开了。我是偷跑回来报信的。”
“哎呀，那还等什么，快追呀！可以喊回来的！”
黄公略拔脚往外冲，被彭德怀挡住：“你去三营还不到一个月，能把部队拉出来就不容易了，现在去追，未必追得上，也许还会有生命危险。三营得而复失给一团提了醒，对于起义部队要加强改造。”
当晚，在一团团党委会上，黄公略作了沉痛的发言：“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武装起义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在部队尚不够巩固的情况下，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切不可轻易脱离部队。”
他的这句话很快又得到验证。8月24日，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彭德怀、滕代远分任军长和党代表，黄公略任四团党代表。月底，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红五军向井冈山进发，行至江西万载时，由于一个副连长投敌告密，部队遭到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袭击，损失惨重，全军只剩下一千余人。彭德怀称这段时间为红五军最困难的时期。黄公略提出两条建议：对混进起义队伍的军官进行审查和清洗；吸取在战斗中经过考验的优秀分子入党，并安排他们担任基层干部。彭德怀也痛感军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提出建立政治部、加强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和从上到下建立健全党代表制。五军军委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对部队进行整编，取消团、营番号，建立五个大队和一个特务连。9月，红五军军委与湘鄂赣特委举行会议，决定将五军与各县游击队混编为五个纵队，任命黄公略为第二纵队纵队长。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提出到井冈山向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取经的建议。会后，红五军分兵两路，彭德怀、滕代远率军部直属队和四、五纵队向南冲破敌人包围，前往井冈山寻找红四军，留下来的一、二、三纵队由黄公略统一指挥，担负起保卫和发展湘鄂赣根据地的任务。
从1928年9月到1929年8月，在主力外出的一年时间内，黄公略成为湘鄂赣根据地最高军事首长。他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一改过去以集中为主的方式，采取化整为零、集零为整两种战略。当边区遭受敌军优势兵力集中进攻时，则将三个纵队共十一个中队的部队分散到广大乡村，一方面进行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帮助群众开展以“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为内容的五抗运动；当敌人由攻转守或军阀发生混战时，则将部队集中起来，利用有利时机，大举向外扩张。在实践中，他创造和总结了绕南进北、昼伏夜出、彼合我散、彼集我合、彼驻我扰、彼追我圈等游击战术，还将这些心得写为一本《游击战术》的小册子，在军中广为印发。据考证，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部研究和阐述游击战术的军事著作。
在黄公略的领导下，尽管留守根据地的总兵力锐减二分之一，但部队仍然取得了粉碎湖南、江西、湖北三省敌军“会剿”和七县反动武装联防的胜利，湘鄂赣根据地不仅渡过了危机，而且呈现出全面复兴的兴旺之势，留守部队扩编为湘鄂赣边境游击支队，人枪扩大一倍以上，增至二千余人。
中央巡视员潘心源在视察湘鄂赣边区后给中央报告中写道：
彭、黄兵变虽遭到了很大损失，但对于平浏的工农群众斗争，确有大的发展。浏阳自黄公略带两百枪来了以后，东乡造成全乡的赤色恐怖，南北乡受到很大影响，东乡并建立了两个区苏维埃。平浏游击队增加四倍以上的枪支，斗争的发展普遍到全县，建立了十几个区苏维埃组织。斗争的发展已波及到修水、铜鼓、万载、武宁各县。
根据地万象更新的面貌和群众日益高涨的革命热情，令重返湘鄂赣的红五军主力十分惊奇。彭德怀几十年后，还情绪激动地回忆道：
红军经过之处，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浏、平、万、铜、修根据地遭敌严重摧残，多数地区被白军烧得片瓦无存，人民对于红军尤爱之如亲人，残存的半升米和薯干，自己不吃，留给红军吃。
1929年8月，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境支队二千余人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四、五纵队一千余人在平江黄金洞、桐木桥会合。当晚，召开联席会议。彭德怀夸奖一年多来边区工作的进步，盛赞黄公略领导好。会后，两支部队合编，取消湘鄂赣边境游击支队建制，由彭德怀、黄公略任正副军长。此后，人们习惯地称红五军为“彭、黄”。
日益显赫的名声给黄公略和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的负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四处张贴布告，悬赏缉拿黄公略的首级，并不断提高赏格。黄公略每打一次胜仗，他的赏格就升一级。当“朱、毛、彭、黄”齐名时，黄公略首级的价格被提升到十万元。迷信风水的何键还两次派兵到湘乡挖黄公略的祖坟，将他的祖父、父亲的尸骸带到长沙，丢进湘江。
倾交如故，白发如新。英姿潇洒而又才华横溢的黄公略很快得到朱毛的赏识，视为“军中三骁将”。黄公略被国民党并称为“朱、毛、彭、黄”四大军事首脑之一。在富田事变中，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化解了党内危机，其后又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屡立奇功。他是毛泽东诗词中出现最多的将领。
黄公略与毛泽东首次见面是在1930年春。
这年年初，活动于赣西南地区的红二团和红四团扩编为红六军。中共中央指示两支老大哥部队——红四军和红五军派人帮助加强领导力量。赣西特委书记朱昌偕风尘仆仆，远行千里，来到湘鄂赣边区，找到红五军，要求支援一批军事干部。
“你们想要谁？可以点将。”彭德怀夸下海口。
“算了吧，你先要我点将，然后又说走不脱。”朱昌偕故意使出激将法。
“你什么时候见我老彭说话不算数了？”彭德怀果然急了，催促道：“点吧，点吧！”
“我要一个当军长的将才，想请黄公略屈就。”朱昌偕亮出底牌。
彭德怀倒抽一口冷气，话已经说出口，也不好反悔。红五军答应赣西南特委的请求，派黄公略带领李聚奎、王如痴、陈振亚等军事干部和训练大队前往赣西南中心区——东固。
与此同时，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也派出陈毅、宋裕和前去协助黄公略开展工作。
第一部分 飞天骄将黄公略第5节 克服危机
黄公略到达东固后，立即展开整训部队的工作。红六军成立之初，干部十分缺乏，成分也很复杂，全军虽然辖三个纵队共三千余人，但指战员中，眼光狭隘的农民意识、守土恋乡的地方观念、冲州撞府的游击习气非常浓厚，部队战斗力比较薄弱。他从思想建军和军事整训两个方面入手，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一支地方武装提升为正规红军，并在战斗中完成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移。当时担任红六军第二纵队纵队长的罗炳辉把“黄公略”列为他最佩服的两个红军将领之一。
1930年2月初，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由闽西来到赣西南。6日至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会议通过了《土地法》，决定通过开展分田运动掀起土地革命的狂澜，以此巩固和扩大苏区。为实行统一领导，会议决定组成红四、五、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的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曾三等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
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独特见解令黄公略心仪不已。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傍着发展的工作路线”。他解释说，所谓“傍着发展”，就是红军部队依靠原来根据地波浪式向外发展。黄公略从历次斗争中虽然认识到红军与根据地的密切关系，在实践中也做到了在巩固的基础上逐步向外扩张，但从来没有提升到工作路线和战略策略的高度去考虑，经毛泽东一点拨，思想豁然开朗。会议结束后，朱、毛率红四军再度进入闽西，黄公略则按照总前委“以三个月为期分路进行游击战争”的决定，以东固山为依托，傍着原来根据地，不断开辟新的红色区域，有力拱卫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仅仅三个月，黄公略就以其一流的业绩引起毛泽东的青睐。他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的词中写道：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如此热情洋溢地、不加保留地称颂红军将领并不多见，得到这样殊遇的只有黄公略和敢于横刀立马的彭德怀。
1930年6月，中央军委统一各战略区域的红军编制，红六军改编为红三军，与红四军、红十二军一起组成红一军团。当时担任这三个军军长的分别是林彪、黄公略和伍中豪。这三个人都有就读黄埔军校的经历，都非常年轻，都是才华横溢，党内称他们为朱毛麾下的“军中三骁将”。
在后来的中央苏区，“朱、毛、彭、黄”四位军事首长虽然齐名并称，但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毛泽东。他们这种介乎于平行与主从之间的关系曾经被别有用心的人当作突破口，掀起过一场轩然大波。富田事变将他们卷入旋流之中，推到分崩离合的十字路口。
富田事变缘起于“肃反”扩大化。1930年上半年，总前委为巩固后方，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以反对AB团（AB团是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国民党右派成立的一个反对共产党的组织，1927年4月已经解体。）为重点的内部肃反。这场斗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1930年12月，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前夕，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奉命来到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根据逼供信提供的线索，相继逮捕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赣西南特委书记段良弼、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牵连的范围越来越大。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见自己可能会被错定为AB团遭到逮捕，冲动地采取贸然行动，于12日带领部队包围富田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全部被